人间山河笔墨中
本书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者随笔书系”之一种。所收文字大体以类相从，约为三辑。一曰“读书行路”，包括一些序文、游记和回忆故旧的文章；二曰“民间民风”，包括一些民间风俗及相关典故的考证文字；三曰“文史艺林”，包括一些读书笔记和杂谈民间艺术的文章。其二三两类标准未免模糊，区分似不尽合理。书中部分内容曾见于《史林杂识初编》，当时阅读亦曾作有笔记，三十多年过去，早已不知所往，今日重读，颇有温故知新之感。
顾先生著作等身，研究范围既广博，钻研又深入，无论是古史的考辨，还是民俗的调研，常能解人迷惑、启人心扉。而这些记叙其成果或探索过程的文字，又时时给人以治学方法的引导。因而此书自可使人开卷有益。
如写于1925年的《<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所说：
凡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都看上几眼，知道一点大概情形，这便是常识。凡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自己感受了趣味，要得到深切的了解而往前研究，从此搜集材料，加以整理及解释，这便是学问。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情，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正如演戏一般，只有角色，并无阶级，天神仙子与男盗女娼尽不妨由一人扮演。所以玉皇与龟奴，在常人眼光中是尊卑高下的两极端，但在优伶的扮演上是平等的，在学问的研究上也是平等的。
学问上的材料原是无穷无尽、纵横历乱的布满在各人的旁边，随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们只知道要它，却总不肯捋起了袖子去收拾它。鸟笼的门虽开，而大家依然麇集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这是何等的不勇啊！（页6）
这样的论述，对于打破对民俗文化研究的偏见，鼓励学者们走出书斋、放眼民间，是何等的中肯而恰切。八十多年过去了，当今民俗文化的研究进展如何呢？平心而论，远不能令人乐观。许多人为了功利的目的，闭门炮制的大量所谓“论文”，有多少是从社会生活中选材，言之有物且言之成理的呢！“大家依然麇集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不正是给他们的绝妙画像吗？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民俗的东西却迅速地白白流失了，岂不可惜！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郑重申明自己的治学态度说：
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借，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功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现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页14）
像这样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治学态度，不是很值得今天的学人们学习的么？
本书收入的《昆仑堂碑记》是为兰州大学昆仑堂（学校礼堂）奠基撰写的一篇碑文。本文洋洋洒洒数千言，以典雅文言出之，引经据典，气势磅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学养。
《<浪口村随笔>序》关于学术笔记的写作有极好的见解。他说：“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页42）
关于“公主”、“赘婿”、“造舟为梁”“吹牛、拍马”、“台”、“中霤”、“明堂”“被发、左衽”、“驱兽作战”、“乘龙”、“刍狗”、“二女在台”及尾生故事的考证，也都富有新意，大多可以释疑解惑，使人豁然开朗。
《古代兵刑无别》指出上古时期掌刑者兼掌兵。“兵、刑不分，古代之事也；兵、刑分而为二，秦汉以下之事也。周介其间，必有同乎古代而未全变者，亦必有开始蜕化而已略同乎秦汉以下者，言固不可以一端泥。况司寇主刑罚而厥名曰‘寇’，仍未脱兵戎之面目。”（页246）
《武士与文士之蜕化》指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页247）孔子门下不仅子路，有若、冉有、樊迟、公良儒等亦皆为武。至战国，发生分化，成为“儒”（文士）和“侠”两类，即韩非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页252）较之周非《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中“士至战国变为策士、至汉代变为谋士”之说，似更合乎历史实际。
《女子当兵与服徭役》，以充分证据说明，在西汉初年之前，军队里是一直有女兵的，但主要不是冲锋陷阵，而是从事“筑土、撤屋、纵火等等，凡不直接参加战斗而可用种种方法以阻碍敌人之进展者，皆壮女一军之所有事也。”（页254）此外尚有老弱之军，负责运送粮草。
《“左丘失明”》：认为左丘明并非盲人，“所以谓之‘失明’者，盖瞽与史其事常通，其文亦多印合，而‘瞽史’一名习熟人口，故沿而用之。流俗不察，乃若瞽人竟可以作史者。而左丘名明，遂缘瞽史之义，思其反对方面，谓之‘失明’，‘盲左’之称于以起，不亦诬哉！”（页259）
《司马谈作史》：通过《史记》中的内证，证明司马谈已先撰《史记》稿本，其对于《史记》成书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人们过去的认识。名篇如《荆轲传》、《郦生陆贾传》、《朱建传》、《樊哙传》等均出自其手。这一问题，方苞、王国维均曾涉及，顾先生又有推进。此文颇富创见，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庶几可为定论。治《史记》者不可不读。而明乎此，“《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页266）
雅到极致，亦俗到极致。读这样的书，真是大有味道。
2012年12月6日读毕
顾先生著作等身，研究范围既广博，钻研又深入，无论是古史的考辨，还是民俗的调研，常能解人迷惑、启人心扉。而这些记叙其成果或探索过程的文字，又时时给人以治学方法的引导。因而此书自可使人开卷有益。
如写于1925年的《<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所说：
凡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都看上几眼，知道一点大概情形，这便是常识。凡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自己感受了趣味，要得到深切的了解而往前研究，从此搜集材料，加以整理及解释，这便是学问。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情，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正如演戏一般，只有角色，并无阶级，天神仙子与男盗女娼尽不妨由一人扮演。所以玉皇与龟奴，在常人眼光中是尊卑高下的两极端，但在优伶的扮演上是平等的，在学问的研究上也是平等的。
学问上的材料原是无穷无尽、纵横历乱的布满在各人的旁边，随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们只知道要它，却总不肯捋起了袖子去收拾它。鸟笼的门虽开，而大家依然麇集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这是何等的不勇啊！（页6）
这样的论述，对于打破对民俗文化研究的偏见，鼓励学者们走出书斋、放眼民间，是何等的中肯而恰切。八十多年过去了，当今民俗文化的研究进展如何呢？平心而论，远不能令人乐观。许多人为了功利的目的，闭门炮制的大量所谓“论文”，有多少是从社会生活中选材，言之有物且言之成理的呢！“大家依然麇集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不正是给他们的绝妙画像吗？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民俗的东西却迅速地白白流失了，岂不可惜！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郑重申明自己的治学态度说：
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借，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功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现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页14）
像这样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治学态度，不是很值得今天的学人们学习的么？
本书收入的《昆仑堂碑记》是为兰州大学昆仑堂（学校礼堂）奠基撰写的一篇碑文。本文洋洋洒洒数千言，以典雅文言出之，引经据典，气势磅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学养。
《<浪口村随笔>序》关于学术笔记的写作有极好的见解。他说：“笔记者，或长或短，悉如其分，不多衍一字，有简洁之美。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文也。”（页42）
关于“公主”、“赘婿”、“造舟为梁”“吹牛、拍马”、“台”、“中霤”、“明堂”“被发、左衽”、“驱兽作战”、“乘龙”、“刍狗”、“二女在台”及尾生故事的考证，也都富有新意，大多可以释疑解惑，使人豁然开朗。
《古代兵刑无别》指出上古时期掌刑者兼掌兵。“兵、刑不分，古代之事也；兵、刑分而为二，秦汉以下之事也。周介其间，必有同乎古代而未全变者，亦必有开始蜕化而已略同乎秦汉以下者，言固不可以一端泥。况司寇主刑罚而厥名曰‘寇’，仍未脱兵戎之面目。”（页246）
《武士与文士之蜕化》指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页247）孔子门下不仅子路，有若、冉有、樊迟、公良儒等亦皆为武。至战国，发生分化，成为“儒”（文士）和“侠”两类，即韩非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页252）较之周非《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中“士至战国变为策士、至汉代变为谋士”之说，似更合乎历史实际。
《女子当兵与服徭役》，以充分证据说明，在西汉初年之前，军队里是一直有女兵的，但主要不是冲锋陷阵，而是从事“筑土、撤屋、纵火等等，凡不直接参加战斗而可用种种方法以阻碍敌人之进展者，皆壮女一军之所有事也。”（页254）此外尚有老弱之军，负责运送粮草。
《“左丘失明”》：认为左丘明并非盲人，“所以谓之‘失明’者，盖瞽与史其事常通，其文亦多印合，而‘瞽史’一名习熟人口，故沿而用之。流俗不察，乃若瞽人竟可以作史者。而左丘名明，遂缘瞽史之义，思其反对方面，谓之‘失明’，‘盲左’之称于以起，不亦诬哉！”（页259）
《司马谈作史》：通过《史记》中的内证，证明司马谈已先撰《史记》稿本，其对于《史记》成书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人们过去的认识。名篇如《荆轲传》、《郦生陆贾传》、《朱建传》、《樊哙传》等均出自其手。这一问题，方苞、王国维均曾涉及，顾先生又有推进。此文颇富创见，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庶几可为定论。治《史记》者不可不读。而明乎此，“《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页266）
雅到极致，亦俗到极致。读这样的书，真是大有味道。
2012年12月6日读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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