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莫忘张之洞
近读张之洞《劝学篇》，颇有感触。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十八岁中举人，为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中进士，为该科探花。点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后升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他任督抚期间，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一度赢得“天下之望”；而他主持的“湖北新政”的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曾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他是最后的殿军。
他饱读诗书，精通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
他视野开阔，对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有广泛了解。
他，绝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食古不化、顽固守旧者——他吸取了大量的西艺和西政知识，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他，也绝非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大言无当、没有官场历练的书生——他历任督抚，扬厉中外，颇有政绩和人望。
他，更不是袁世凯那样的野心家、乱世奸雄，尽管清室积重难返、难以为继，他却绝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这一切，都可以从这薄薄的一册《劝学篇》里找到证明。
一本探讨社会改革之书，何以名之为《劝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且他发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序》）。针对历来科举制度的弊端，他殷切告诫学子，无论治何学问，均应以致用为目的，不可流于浮泛，亦不可专意词章：“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守约》）。
他深知国家民族危机深重，原因出在内部：“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周之内矣。”（《序》）危机面前，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指出“苟欲弭兵，必先练兵”（《非弭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会通》）。“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序》）。他反对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不知通”；也反对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指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序》）。他超越了早期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不再把西学仅限于“西艺”，把西学的范围扩展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以及交通、传媒等各个方面，除了议会选举制度以外，几乎要“全盘西化”了。
以传统的标准评价，他无愧 于忠君爱国的贤臣良相。
就顺应时势、与时俱进而言，他也尽了极大的努力。
他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但他也很明确，必须“明纲”、“宗经”，决不走动摇纲常、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成了他的底线。
但是，他最终没有能挽狂澜于既倒。他死后两年，在他长期经营的重镇武昌，由他训练的新军下层官兵率先发难，引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改旗易帜的路是正是邪，姑且不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好像也是天意。
不知他临终之前对此是否有强烈的预感。好在他先走了一步，避免了出席满清皇室逊位的难堪仪式。否则，不知他将怎样应对，发出何等感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逢末世运偏消”，是《红楼梦》里咏叹贾探春的诗句。用于形容张之洞，愚以为也颇贴切。
看来，历史的局限，有时要突破，也很难。
近来见到有的论者说：如果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改良派当时能执中国牛耳，中国极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后来的许多混乱和灾难就都可以避免了，中国发展到现在应该是很先进、很强大的了。
也许是吧？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没有“如果”。
但无论怎样，张之洞一干人为探索中国的前进之路，曾经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也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人们不该忘记他们。
而这本当时印数达200万册、曾风靡一时的《劝学篇》呢？尽管其中不少的论点论据都已过时，但它所开启的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从这个意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戊戌变法110周年（2008）之际重新出版此书，显然不无意义。
2012年11月25日读后记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咸丰二年（1852）十八岁中举人，为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中进士，为该科探花。点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后升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他任督抚期间，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一度赢得“天下之望”；而他主持的“湖北新政”的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曾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他是最后的殿军。
他饱读诗书，精通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
他视野开阔，对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势有广泛了解。
他，绝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食古不化、顽固守旧者——他吸取了大量的西艺和西政知识，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他，也绝非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大言无当、没有官场历练的书生——他历任督抚，扬厉中外，颇有政绩和人望。
他，更不是袁世凯那样的野心家、乱世奸雄，尽管清室积重难返、难以为继，他却绝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这一切，都可以从这薄薄的一册《劝学篇》里找到证明。
一本探讨社会改革之书，何以名之为《劝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且他发现“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序》）。针对历来科举制度的弊端，他殷切告诫学子，无论治何学问，均应以致用为目的，不可流于浮泛，亦不可专意词章：“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守约》）。
他深知国家民族危机深重，原因出在内部：“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周之内矣。”（《序》）危机面前，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指出“苟欲弭兵，必先练兵”（《非弭兵》）。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会通》）。“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序》）。他反对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不知通”；也反对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指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序》）。他超越了早期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不再把西学仅限于“西艺”，把西学的范围扩展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以及交通、传媒等各个方面，除了议会选举制度以外，几乎要“全盘西化”了。
以传统的标准评价，他无愧 于忠君爱国的贤臣良相。
就顺应时势、与时俱进而言，他也尽了极大的努力。
他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但他也很明确，必须“明纲”、“宗经”，决不走动摇纲常、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成了他的底线。
但是，他最终没有能挽狂澜于既倒。他死后两年，在他长期经营的重镇武昌，由他训练的新军下层官兵率先发难，引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改旗易帜的路是正是邪，姑且不论，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好像也是天意。
不知他临终之前对此是否有强烈的预感。好在他先走了一步，避免了出席满清皇室逊位的难堪仪式。否则，不知他将怎样应对，发出何等感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逢末世运偏消”，是《红楼梦》里咏叹贾探春的诗句。用于形容张之洞，愚以为也颇贴切。
看来，历史的局限，有时要突破，也很难。
近来见到有的论者说：如果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改良派当时能执中国牛耳，中国极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后来的许多混乱和灾难就都可以避免了，中国发展到现在应该是很先进、很强大的了。
也许是吧？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没有“如果”。
但无论怎样，张之洞一干人为探索中国的前进之路，曾经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也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并且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人们不该忘记他们。
而这本当时印数达200万册、曾风靡一时的《劝学篇》呢？尽管其中不少的论点论据都已过时，但它所开启的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从这个意义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戊戌变法110周年（2008）之际重新出版此书，显然不无意义。
2012年11月25日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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