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

       1776年，托马斯•潘恩出版了鼓励北美独立的小册子《常识》，他用激昂铿锵、清晰睿智的语言嘲弄了君主制的昏庸、抨击了世袭制的荒诞，并为人们描述了理想中的共和政体，在那里，人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你同样可以在这个小册子里读到某党最爱念叨的依法治国和今天的养老系统的雏形。
       于此同时，当北美人民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奋战之时，中国的老百姓还活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中国的文人们还在“文字狱”的震慑下瑟瑟发抖。
       从经济到政治的鸿沟，在那时已经初具规模。

       潘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符合中国人对桀骜不驯的全部幻想。李白叫高力士脱靴？那不叫桀骜，充其量就是个“行为艺术”。说到底，在唐玄宗的眼里，李白不过是个文采不错的弄臣。
       拿破仑是潘恩的粉丝，他告诉潘恩自己枕下总放着一本潘恩的《人权》，说潘恩是“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后来拿破仑背弃共和，潘恩说，拿破仑是“前所未有的江湖骗子”。
       两者对比，一些中国文人的蔑视权贵、隐居山林更像是一种对当政者扭捏作态的撒娇。
       由于宣扬人权思想，潘恩在英法两国相继遭到驱逐和逮捕，后被美国收留。到了美国，他又因为在《理性的时代》里反对宗教而受尽侮辱和攻击。
       1809年，托马斯•潘恩去世，葬礼只有六个人。
       你当然有权指责忘恩负义的美国人，在潘恩为他们的独立事业贡献如此巨大之后却对此人百般羞辱，你当然也可以质问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的民主事业难道没有潘恩的功劳？但你又何必这样，人类的孤陋寡闻、苟且偷生、随波逐流、忘恩负义，现在不仍在大行其道么？
       也许一切都是潘恩的错，他跑得太快，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以至于200多年的我们奋力追赶，仍气喘吁吁，遍寻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