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我们从书中抬起眼来
本书的“新版后记”里，作者张新颖说起这本小书十年来的辗转生长，像个孩子兜兜转转，交朋友，开眼界，最后还是回到了最亲的地方：作者长期学习和任教的母校复旦大学的出版社。
“书里书外，这么好的事。”我们或许还能从作者的感慨中读出这样一层意思：一本书的好，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在于它背后有那么一段和它一起成长的记忆和生活；这段生活里，有那个写书的人，也有如你如我每一个读书的人。而此次新收入的几篇“关于书的书”的文章，便都是在书的内容之外，与读者聊起了“对书的感情”以及“时代和记忆”。
既然说到了记忆和生活，不如再说一点作者没交代的“书外”的事。小书上一回出版时，作者的一个学生icancu在豆瓣上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水就是水的形状》，写当年上课的情景，历历如画，教人动容又想念；一时引来好些新旧同学，聚众版聊我们的张老师。而彼时这位在“沈从文精读”课上发言并把大家和张老师都感动得不行的icancu同学，现在已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手边有三本做得很好看的书都要感谢她：去年夏天再版的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今年夏天张老师的两本文集，《有情》和《此生》。
《水就是水的形状》中这样回忆张老师，“他上课喜欢读原文，像这本书里大段的引用文字一样，一段一段地，不厌其烦地，一字一句地读书。他的普通话并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他读书的感觉很特别，从他嘴里出来的文字，都像是成了某种‘张新颖气息’包裹起来的文字，朴实、深情、静穆、深远。”
这或许也是很多学生对张老师课的印象，是很多读者对其文字的印象。在他读诗讲诗的时候，你会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们常能听到那些激情的、热烈的甚至拿腔拿调的读诗讲诗的方式，可是张老师念诗，和他平日讲话没什么两样；他上课，和与你聊天的时候不会有太大不同；读他的文章，即便是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和论文，也依然是平实的语言。从他一贯的问题意识里你或许可以窥到鲜活的理论养分，但这些从不会构成观念上的偏见或文字上的障碍，相反的，他每每能够贴着文本，在常情常理间予人一份对书的温情和敬意，教人感到历史的“有情”。如果说，张老师读书是“朴实、深情、静穆、深远”的，那么这恰恰是因为生活本来有这样的朴实、深情、静穆、深远——尽管生活并不需要这些词语。他读诗的方式就是生活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就是用生活本身来理解诗歌的。
这说来很平易，但和惯常对文学的定义是多么格格不入啊。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文学理解或误解为一种与普通生活相对立的、“拿腔拿调”的事——我们或者向往这种幻象，以为可以“躲”到文学里，从而拒绝现实中那些平庸的甚至丑的、脏的东西；或者在世故之后，看清幻象的脆弱和空洞，甚而识破那些对爱、正义和善的诗意言说的虚伪，然后放弃文学，学会犬儒地悦受那些平庸、丑和脏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误解了文学，也误读了生活。
而在这本书里，张老师却说每个人都要学会做一个“普通读者”。词语固然来自伍尔夫，张老师也自有他的解读，但我想，真正的“普通读者”是怎样的呢？他不该向书要求名声、钱财，也不必向书要求学识、智慧甚至信仰——即使书最终可以予你这些。换句话说，普通读者不该向书要求那些超出书本身的东西，更不能向它要求超离生活的意义；相反的，他们应该是那些能够从书中获取单纯的快乐与安慰的人，是懂得在普通的生活里，用一颗平常心与书交朋友的人。
关于书和我们的生活，我还记得张老师曾在另一处引用雷蒙德•卡佛的话：“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印象中，在其略而未引的段落里，卡佛似乎还说到：至于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并不能知道。
诚然我们不知道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幻想、重塑生活，但通过卡佛，我们至少会明白，文学的本务乃是让我们拒绝幻象，从而在匮乏甚至苦难面前，始终坚持生活本身。世上有那么多事情让我们忘乎所以，革命的自我欲望和大众文化的虚拟幻觉，它们不停地让我们背离常态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情境下，坚持生活本身或许反倒成了文学“改变”生活的最高可能性——用张老师在书中所引艾伦•布鲁姆的话说就是，“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这些学者并没有陷入文化的绝望，他们纵情于自然的欢乐恰恰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生存能力，证明了人独立于命运的驱使，不屈从于环境的胁迫。”
当一个人通过阅读，清醒地懂得自身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并深切地感受其身处的文学经验与传统，乃至与一切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关系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普通的生活里即蕴藏着最大的反抗力量。
不过，张老师或许并不会说出我这些难免显得过于乐观的话：大概就是近些年吧，张老师越来越多地强调文学的“实感”、“经验”，其回应的，固然是新文学以降对革命、名教、观念的狂热和屈从，但这种狂热与屈从背后的深层心理，却正是人自以为能够超离生活、主宰历史。在这些“无所不能”的幻觉下，历史实在经过了太多可笑可怕的事。所以再往下，张老师难免说到了“无能”。
但与此同时，说沈从文，他说“无能的背后是有情”；说卞之琳，他说“用情即是践道”。这思想一步一步向上地生长，像是张老师爱看的树一样，根在最切身的普通生活里，可是向上却能联接起大地与天空。而这，正是作者张新颖“无能文学的力量”。
这些，你从他二十年前自己还在做学生时候写的那篇《平常心与非常心》中就能读出缘起，也或许能在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背后看到一贯的诉求；即使在手头这本与读者闲聊读书的小书中，你也能体会到相似的用心。
所以，本书虽不无劝勉读书之意，但说到最后，却是“阅读者从书中抬起眼来”。是什么让我们从书中抬起眼来？是鲁迅讲的“实人生”，也是沈从文爱说的“实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的依赖、欲望、爱和责任。
但更重要的，是如里尔克诗中所说：“我从书中抬起眼来，/一切都已变得伟大”，实生活因为书籍和思想的烛照，显出它自有的庄严，“于是大地超越自身，/继续生长，/仿佛将包容整个天空：/大地上的最后一所房子/就像是天空中的/第一颗星星。”
2012.11
“书里书外，这么好的事。”我们或许还能从作者的感慨中读出这样一层意思：一本书的好，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在于它背后有那么一段和它一起成长的记忆和生活；这段生活里，有那个写书的人，也有如你如我每一个读书的人。而此次新收入的几篇“关于书的书”的文章，便都是在书的内容之外，与读者聊起了“对书的感情”以及“时代和记忆”。
既然说到了记忆和生活，不如再说一点作者没交代的“书外”的事。小书上一回出版时，作者的一个学生icancu在豆瓣上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水就是水的形状》，写当年上课的情景，历历如画，教人动容又想念；一时引来好些新旧同学，聚众版聊我们的张老师。而彼时这位在“沈从文精读”课上发言并把大家和张老师都感动得不行的icancu同学，现在已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手边有三本做得很好看的书都要感谢她：去年夏天再版的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今年夏天张老师的两本文集，《有情》和《此生》。
《水就是水的形状》中这样回忆张老师，“他上课喜欢读原文，像这本书里大段的引用文字一样，一段一段地，不厌其烦地，一字一句地读书。他的普通话并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他读书的感觉很特别，从他嘴里出来的文字，都像是成了某种‘张新颖气息’包裹起来的文字，朴实、深情、静穆、深远。”
这或许也是很多学生对张老师课的印象，是很多读者对其文字的印象。在他读诗讲诗的时候，你会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们常能听到那些激情的、热烈的甚至拿腔拿调的读诗讲诗的方式，可是张老师念诗，和他平日讲话没什么两样；他上课，和与你聊天的时候不会有太大不同；读他的文章，即便是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和论文，也依然是平实的语言。从他一贯的问题意识里你或许可以窥到鲜活的理论养分，但这些从不会构成观念上的偏见或文字上的障碍，相反的，他每每能够贴着文本，在常情常理间予人一份对书的温情和敬意，教人感到历史的“有情”。如果说，张老师读书是“朴实、深情、静穆、深远”的，那么这恰恰是因为生活本来有这样的朴实、深情、静穆、深远——尽管生活并不需要这些词语。他读诗的方式就是生活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就是用生活本身来理解诗歌的。
这说来很平易，但和惯常对文学的定义是多么格格不入啊。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文学理解或误解为一种与普通生活相对立的、“拿腔拿调”的事——我们或者向往这种幻象，以为可以“躲”到文学里，从而拒绝现实中那些平庸的甚至丑的、脏的东西；或者在世故之后，看清幻象的脆弱和空洞，甚而识破那些对爱、正义和善的诗意言说的虚伪，然后放弃文学，学会犬儒地悦受那些平庸、丑和脏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误解了文学，也误读了生活。
而在这本书里，张老师却说每个人都要学会做一个“普通读者”。词语固然来自伍尔夫，张老师也自有他的解读，但我想，真正的“普通读者”是怎样的呢？他不该向书要求名声、钱财，也不必向书要求学识、智慧甚至信仰——即使书最终可以予你这些。换句话说，普通读者不该向书要求那些超出书本身的东西，更不能向它要求超离生活的意义；相反的，他们应该是那些能够从书中获取单纯的快乐与安慰的人，是懂得在普通的生活里，用一颗平常心与书交朋友的人。
关于书和我们的生活，我还记得张老师曾在另一处引用雷蒙德•卡佛的话：“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印象中，在其略而未引的段落里，卡佛似乎还说到：至于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并不能知道。
诚然我们不知道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幻想、重塑生活，但通过卡佛，我们至少会明白，文学的本务乃是让我们拒绝幻象，从而在匮乏甚至苦难面前，始终坚持生活本身。世上有那么多事情让我们忘乎所以，革命的自我欲望和大众文化的虚拟幻觉，它们不停地让我们背离常态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情境下，坚持生活本身或许反倒成了文学“改变”生活的最高可能性——用张老师在书中所引艾伦•布鲁姆的话说就是，“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这些学者并没有陷入文化的绝望，他们纵情于自然的欢乐恰恰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生存能力，证明了人独立于命运的驱使，不屈从于环境的胁迫。”
当一个人通过阅读，清醒地懂得自身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并深切地感受其身处的文学经验与传统，乃至与一切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关系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普通的生活里即蕴藏着最大的反抗力量。
不过，张老师或许并不会说出我这些难免显得过于乐观的话：大概就是近些年吧，张老师越来越多地强调文学的“实感”、“经验”，其回应的，固然是新文学以降对革命、名教、观念的狂热和屈从，但这种狂热与屈从背后的深层心理，却正是人自以为能够超离生活、主宰历史。在这些“无所不能”的幻觉下，历史实在经过了太多可笑可怕的事。所以再往下，张老师难免说到了“无能”。
但与此同时，说沈从文，他说“无能的背后是有情”；说卞之琳，他说“用情即是践道”。这思想一步一步向上地生长，像是张老师爱看的树一样，根在最切身的普通生活里，可是向上却能联接起大地与天空。而这，正是作者张新颖“无能文学的力量”。
这些，你从他二十年前自己还在做学生时候写的那篇《平常心与非常心》中就能读出缘起，也或许能在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背后看到一贯的诉求；即使在手头这本与读者闲聊读书的小书中，你也能体会到相似的用心。
所以，本书虽不无劝勉读书之意，但说到最后，却是“阅读者从书中抬起眼来”。是什么让我们从书中抬起眼来？是鲁迅讲的“实人生”，也是沈从文爱说的“实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的依赖、欲望、爱和责任。
但更重要的，是如里尔克诗中所说：“我从书中抬起眼来，/一切都已变得伟大”，实生活因为书籍和思想的烛照，显出它自有的庄严，“于是大地超越自身，/继续生长，/仿佛将包容整个天空：/大地上的最后一所房子/就像是天空中的/第一颗星星。”
2012.11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