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他者

研究生入学以前，我因成绩不济，被调剂到广西某学校的民族学院学习民族学。家人坚持学习无用，文凭有用的原则，认为如果出国也需要回来，什么也没说，就放心让我从记者转身变成一名民族学家。而我，虽然有大家都懂的崇洋媚外之心，但是想到本人对于中国文字有种狂热的痴迷，无非自己也愿意写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打发时间，想着如果能去学习民族学，说不定可以看到很多我不曾接触的东西，“那些可都是故事啊”！以这样的想法，我燃烧着青春牛逼闪闪的在民社学院登记报道，后潜心学习民族学。 在研究生的前两年，我主要去了两个地方做田野调查，后来论文定题以后，田野点就固定在一个防城港附近的京族世居的海边，每天河蟹鱼贝，打着做调查的旗号享受腐败。但是放心，我们做学生的都是自费调查，保证绝对不会贪食我国纳税人的一分钱财来骄奢淫逸。 为了方便理解，我最好先把人类学为什么需要展开田野调查聊点数笔。人类学总给人一种高深莫测感。曾经我第一次听到民族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心里不由升起一阵唏嘘，何为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骨骼？还是生理构造？当时我很狭隘，单纯的以为人类学只是研究人类生理构造，其实不然。人类学有多个分支，有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学。最初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对于自身的发展史，却显现出无知的空白，发达地区的学者不知道自己的是如何发展到现阶段（的社会）的，于是，就有学者提出研究落后民族，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自身的发展史这种呼声。 也就是说，最初，人类学是本着挖掘自身历史的想法去窥探其他落后地区的。起初，人类学也局限在史料研究，后来马琳诺夫斯基提出了田野调查法之后，才逐步改变了依托史料的局面，人类学家走出了温暖的图书馆，进入了全球各个落后地区。 《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的作者，是名在朋友的建议下，申请经费后进入非洲的多瓦悠人居住地，做了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他分别遇到了语言困难，难以融入群体的困境，生活质量堪忧，食物匮乏难以保存，又因车坠崖牙齿脱落，后来镶假牙的时候被针头感染了肝炎，几乎一命呜呼。凭着个人毅力与智慧，发现多瓦悠人的各种祭祀活动都与割礼有关。此外，在闲言碎语中，作者还概括了多瓦悠人的生存环境，婚姻制度，祭祀典礼，酋长制等等。总的来说，就是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发达国家人，突然很蛋疼的选择去一个鸟不拉屎的落后非洲国家，不出所料的经历各种坑爹的事情后，终于能够重返家乡的故事。最令人难过的却是回家以后，发现自己早就心系他处，行为举止难以融入文明国家。 从多瓦悠眼中的他者，到回英国以后的他者的自我评价，委实很真切的反应了人类学家的困窘。 从进入研究生课堂，我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很多东西。我听不懂老师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这种口音能让完全击垮我在课堂的注意力，我也无法适应新地方的生活环境，因为足够潮湿，我这金刚之躯居然也能因为不适而产生过敏，整个腿上长满了恐怖的痘痘。直到我第一次进入田野调查。那个时候我跟着一群从瑞士某大学来的本科人类学学生来到一个壮乡研究那文化，也就是水稻文化。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研究，几乎已经没有研究创新点。我在做田野的同时负责给一个瑞士姑娘做翻译。我们两个都是以研究水稻为主。 当天我们一群人坐车颠簸了好一阵子才到达壮乡。广西的少数民族也非常的多，壮族人口最多，而且经济条件相对优越——他们大多占领平原地区，而在山上居住的少数民族，如瑶族，生活条件可以达到令人咂舌。 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在壮乡呆了一个月。第一个星期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和村民一个时间起来，然后绕着村子走，跟村民打招呼。这听起来是件很离谱的事情，但却是事实。因为当地讲壮语，年轻一代还都会讲普通话，年轻超过40岁的就只能讲非常蹩脚的汉语，再大一些可能就听不懂普通话了。我比较幸运，房东家里有个高三毕业的女儿，正值假期，就带着我和瑞士姑娘一起围着村子转。当地来了一群学生本来就是新鲜事，再加上还有很多外国人，已经相当轰动了。在我们到村子当晚，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几位外国学生。这也使我沾了不少便宜，中国人向来对于外国人充满热情。究其原因我一直分析不出来。所以在头几天我们出去逛村子的时候，还会有人主动来搭讪。问我们吃饭了没有，来这里做什么。 当我说来这里调查当地的水稻文化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一副“你就瞎说吧”的表情。我就进一步解释水稻与当地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吃，穿，用，住，行等等。一般对方还是觉得很没有头绪，就用壮语和给我们做翻译的小姑娘聊天了。后来小姑娘给我翻译说，他们觉得种水稻根本没有可以研究的。你们还煞有介事的跑这么远。电视上也有种水稻的啊，有什么好的？ 没有人理解所谓的人类学家为什么吃饱了撑得来到这种乡下地方研究整个村里家家都种的水稻。这就是我研究的开始。 此后的时间，我们乐于观察别人，同时也不断的被观察。这是件颇为奇怪的事儿，当你觉得别人新鲜的时候，你想拼命的从别人身上挖掘出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对方也拼命想要挖掘你身上不一样的东西。这种互动让彼此隔了一扇看不见的门，表面大家和和气气，但没能有谁真正走进对方的心里去。 研究生的田野调查要有充足的时间才可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时间去挖掘出更深度的东西。如果被访者人数固定还好，一旦要涉及到整个民族层面，那研究者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没有人会想把整个白天都用在和陌生人打招呼，在拼命找话题之中度过。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刚好在七月份，新的秧苗已经培养好，这一季的水稻马上要收割。这期间每家每户都要操持这些东西，加上每一家种的水稻品种也不同，由大米制作的食物也各不相同，每种祭祀中需要使用什么大米，多少米，也有不同。加上本科以后我性格有点儿别扭，不喜欢和不熟的人讲话，深信如果你是路人甲，那我根本不用大费周折的为难自己来拼命和你找话说。所以最初的时候，我虽然心情极度烦躁，但也需要主动和人讲话。每天就是绕着村里走，熟悉村里的每条路，哪里通向田边，哪里又是水库，哪里指向另一个村子，哪里是土地庙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户主的女儿是个热心的姑娘，我的搭档阿琳也不害羞，所以最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活动。 但是每到晚上到来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 办法睡着。户主让我和阿琳睡在一楼的两个房间。阿琳挑了一张有蚊帐的床，而我的房间似乎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灯，还有一张草席。恩，就是一张草席，盛夏七月的天气，在广西那种闷热的地方，没有电扇，没有蚊帐，也没有床垫，最初的几天我根本就无力睡着。不是被蚊子那不间断的声音吵醒，就是自己在翻身的时候被自己的胯骨咯醒。最让人崩溃的是好不容易睡着了，旁边一户人家的牛叫了，池塘里的鱼扑腾了，窗外有人走过了，这都能把我吵醒。然后就必须进入人、蚊大战之后，才能在浑身乏力的状态下再次睡下去。 我没受过罪。是真的。我家条件虽然算不上特别优越，但从小我也没见过这种阵势。当时我路过户主房间的时候，发现他们房间里也没有床垫，单是一张草席，我就觉得奇怪。当时和我一起来做调查的十几个人中，有的分到了有床垫的人家里，有的没有。我那时就羡慕那些有床垫的人，起码能睡个安稳的好觉。 第一周结束以后，我开始觉得吃不消了。首先是因为睡眠的关系，我睡觉很轻，加上那阵子和当时的男朋友因为一些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一到晚上就拿着电话各执其词，喋喋不休的讲，心力憔悴的很，当然自己心境很糟糕，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日子，觉得委屈的要命，跟家人讲他们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其次，是因为伙食实在很凄凉。不要说第一周，整个月我都在吃长豆角，空心菜，家里的饭都是户主的女儿做，她很照顾我们，隔几天会给我们做个柠檬鸭和香菇鸡，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适应苛刻的伙食。面如烂菜叶的颜色，真正的被我演绎了。后来在去瑶寨做调查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我在壮乡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在瑶寨调查的时候，我每天的伙食就是鸡蛋面，顿顿如此，日日不变。当我从瑶寨回来的时候，几乎看到任何食物都想要扑上去。 然后我迎来了第二周。第一周多少大家都打着精神进行采访的，第二周开始，大家便有了些娱乐。比如在赶集的那天去镇上买些东西，或者改善一下伙食，而我的伙食也局限在一家看起来无比破旧的生榨米粉店。此外，去镇上还能让我补充一下粮食，买一些可以屯起来的食物，比如沙琪玛，这是我几次田野救命的东西。当然，还有生活必需品，和为村里的小朋友准备的糖果。去镇上就能喝到可口可乐，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以算是最美好的时光了吧。 第二周开始，我们的工作就必须要展开了。关于种水稻的各个环节，怎么育苗，怎么种，怎么施肥，怎么插秧，怎么收割，收成怎样等问题，每个环节都必须要询问到。不同品种有什么不一样的播种原则，时间上如何分配等等，都需要找人问。这时候我已经和户主算是比较熟了，每晚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不懂的东西，可以问她。 我的户主是个长的很甜美的村妇，笑起来有笑窝，普通话说得不好，但是能听懂我说什么。男主人在外面打工，给人割棕油。听说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割棕榈一期需要一个月，也就是说，每期结束以后就可以回家呆几天。之前户主是不出去打工的，因为去年户主女儿只考上了个三本学校，学费实在无力承受，所以今年我们的小户主其实是复读高三的。我们的男主人害怕女儿今年又只能考上三本，拼命的赚钱，他觉得怎么也得让女儿有学上。 田野的间隙我与户主的女儿就教育问题进行了交流。她告诉我，很多村民看她的父母是很奇怪的。没有人肯花那么多钱让孩子去镇上读书，“特别是我只有假期才回家，又不会干农活，很多事情无法帮我爸妈干，所以闲言碎语特别多。我爸的压力也很大。”她还跟我讲过一个朋友的事情，说有个中学同学，学习特别好，后来考高中的时候没有发挥好，她的父母就跟她说，要么你就不要上高中，要么就读个中专，你自己选吧。当时她那个朋友选了读中专，毕业以后也没有再继续考试，毕业以后她就回到了村里，嫁给了一个村民。 我去的瑶寨也一样，17岁的小姑娘已经结婚一年。山里的年轻人还好，有机会外出打工，老一些的妇女可能一辈子没有出过山。当问起我们的年龄，并得知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们把眼睛睁的滚圆。仿若觉得我们是一群逆天的存在。我国的教育问题虽然口号喊得好，但是终究还是普及不善。初级教育只普及到初中，高等教育又因为学费高，让很多贫困地区的学生望而却步。喊着人人生来平等其实才是最大的欺骗。没有谁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社会，连财富都是可以传递的。官二代，富二代依然能生出来官三代富三代，但是穷人的孩子似乎被死死的贴上了标签，想要翻身必须要有撼动江河的能力。 晚些的时候村里有葬礼，同期的几个校友去参加了。壮族很注重葬礼，去世的人要实行大葬。届时会请道公（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法师一类的，会算命，看风水等）做法，保佑死者的灵魂能够顺利转世。因为当时死者家属要求我们的学生不能去的太多，人数上就有了限制，我想着既然跟我的研究干系不大，还是老实的呆在村里好了。后来才知道，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最本真的文化，就应该参与当地的祭祀。宗教不是虚名，任何宗教都是在当地人民的信仰上建立起来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祭典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含盖在里面。后来回来的同学告诉我，道公在做法的时候会在地上洒三次大米，好像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闻到自己家的大米的味道，找到回家的路之类的。如果这个祭祀放在北方，说不定用的就不是大米而是其他东西，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人类学家要竭尽所能的挖掘各种细节来填充研究结论。而且一旦有了任何苗头，都应该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来阐述它，我的意思是，其实和巴利后期的重返多瓦悠想要窥探另一个民族没有乳头是不是与还有割乳习俗。有时候我们的猜想可以得到印证，有些时候这些想象可能跟巴利一样是异想天开，但是只要一日在田野，我觉得调查者就必须有双“发现细节”的眼睛。 光是发现是不行的，还需要问，要和不同的人交流，特别是老年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让这些最本真的东西逐渐消融，我们时常觉得这叫做汉化。其实可能也不尽然。汉化是依照汉族的文化来发展自身文化。但是我们知道，汉族人开口在我国那么多，又发展的是最好的，其他少数民族可能只是希望经济能够像城市一样繁荣，生活质量能达到城市的标准，这种希冀不是依托在汉族，而是依托在经济，谁有钱谁就是老大。单纯的说是汉化也是有失偏颇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大家都很了解。但是有时候说错话，也是件让大家都很尴尬的事情。少数民族比起我们，有很多禁忌。门上贴的做法贴在搬家多久后不能撕掉，参加葬礼后回家要跳火盆，孕妇不能参与什么样的活动等等。壮族流行二次葬，我们后来去村里主要种植荔枝的山上看到的一个祭祀用的天然溶洞旁，置放了很多的类似于酒罐的东西。我指着那些罐子问村民，这都是什么？搞得当时别人的脸色煞白。这是禁忌，用手指是绝对不可以的。二次葬就是把人埋了以后，过几年再挖出来，人的皮肤什么已经腐蚀了，只有骨头，把人的骨头再装到一个罐子里就是。巴利做调查的时候也是，时常说一些让多瓦悠人很崩溃的事情。但是要知道，做调查的我们就是个海绵，什么都不懂，我们必须吸收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询问。 天然溶洞在山腰，我们爬上去的时候都是藤蔓。要用镰刀把这些非常有杀伤力的植物砍断才能前进。对于村民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但是这些植物很可能一个不小心就把我们的腿划出一道口子。溶洞很小，村民告诉我们这一般是新婚夫妻结婚以前来这里参拜。我看了看，想到生殖崇拜的东西。这冻口的山岩像男性的生殖器，往里参拜的洞就像女性生殖器。这大概是个颇为有趣的发现，因为我时常听学者讲生殖崇拜，但没有一次真正看到过。 后来当我得知道公做法需要用大米的时候，我四处打听村里有没有道公（去世的人的家人是把附近村的道公都请过来了。做法需要好几个道公）。幸运的是，刚好我住的附近就有一个道公。他是在越战中入伍，腿上受伤，后来子弹取出来以后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回到家乡，失去双腿的他相当于完全丧失了劳动力，只能学偏门做道公为人卜卦算命，才能稍微维持生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扯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总是要想方设法的让他把话题回到我想要了解的内容上来——怎么样的祭祀需要用刀大米。语言本是交流的利器，却转眼变成了屏障。也就是从田野调查开始，我深深的意识到，通天塔的存在，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也多少改变了看法，语言，其实也是一切误会的来源。相对而坐的两个人却不知道如何交流，自说自话。不过还好，我后来知道，给新生儿做满月酒的时候要用到糯米，盖新房之前道公要做法也需要在新房撒米，说是为了稳固地基，让居住在这里的人食粮不断，祭死者的时候也需要用到大米……后来我还问他借了几本道公自己誊写的书，他说很多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偷偷烧了，还有的在他搬家的时候丢了，留下的不多，如果有帮助让我尽可能的读一读，只要还回去就好了。 除了这个人，我还拜访了另外一位道公，但实在是问不出来任何东西，也就无需再提。但是他们家门口有一只巨大的狼狗，每次我经过他家的时候不是虎视眈眈的看着我，就是把身体窝成匍匐前进的姿态，汪汪汪的对着我叫。我被吓的胆战心惊，心里还庆幸，还好这个道公给我的信息量不大，否则我要来的多，非得被狗吓死不可。 户主家有三层，还有个楼顶，晚上睡前我跟阿琳还有户主的女儿会拿着草席到楼上去。扑上草席，躺在楼顶看星星。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中国的天上能有那么多的星星。我们就躺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楼下的别家的狗可能会突然听到某个动静大叫几声。晚上的风是很舒服的。我们在楼顶都不愿意再聊任何调查的事情，一般都是分享一些八卦。问问自己的，对方的，一起做调查的等等。这就是我们的八卦小站。 村里也有自己的八卦站。后期的时候我们帮着去割水稻，插秧，收玉米等等，第二天就有人知道。有一天我们户主要收玉米，我们就着一起帮忙去了。但是因为天气太热，我很不幸的中暑差点儿晕过去，第二天出门的时候有人问我，你们来做调查的学生里昨天有人收玉米的时候晕过去了？是谁？ 我看他一脸兴奋，就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那人反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笑就走了。村里的消息传播让人咂舌。当地比较普遍的是电视，大概一个村子可能有两家人能有网络，但也不长用。这样快速的传播方式是以区域为主的。整个村子分成好几个队。大概每一到三个队里就会有一个凉亭一类的聚集地。这种凉亭必须要空间足够大，阴凉，大部分是紧挨着小卖部门口，这样大家画里家常的时候就能买些烟，小零食等东西。在凉亭，大家可以纯聊天，也可以打牌，什么活动都有。一个城市的治安可以很乱，但是一个村里的治安一定是很好的，因为没有人会有私人空间。任何消息都能穿过墙壁不胫而走，单是舆论的力量就足以把一个人杀死。所以在村里，没有人会明目张胆的做坏事，除非他真的能顶住舆论的压力。 再后来我跟着参与了收割插秧的各个环节，还去很多老人家询问如何使用大米做食物。当地的大米几乎与每个节日息息相关。就像我们元宵节要吃汤圆一样，当地会吃粽子，我们清明节要扫墓，他们就要做五色糯米饭……米饭在北方不过用来蒸，炒，煮汤，其他无任何花样。而在当地却截然不同，人们拿米磨成面粉，做馍馍，跟我们这边的汤圆一样，但是很大，能和一个一般女生的拳头一样大，会做米粉，会炸成米花糖，做粽子，米酒，糯米饭…… 但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是，我的研究逐渐变得很慢，每天收获相当于零。最初的两周因为每天都能获取知识，虽然生活上很不顺心，但起码心情是愉快的。后来就有点儿像是在熬日子，每天心心念着能回家，期间也跟阿琳闹过别扭。觉得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帮他做翻译，我又不懂很多专业术语，觉得很麻烦，有些信息我就自己过滤掉不给她了。她看我跟别人说很久的话，转头给她翻译就一两句，心里很不高兴。然后某日就摔门而去。我当时也很不开心，想到我已经很悲催了，举目四望起码还都是跟我长的很像的黄种人，她来到这里，只会讲很简单的你好再见，比我听不懂的东西还多，心里顿时觉得很抱歉。走到她房间跟她道歉，她一开始很不爽，后来就哭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和好如初。我时常觉得外国人这样的跟你置气，然后你如果很坦诚的给她解释或者道歉，她就能真心的接受，中国人有时候就很难做到，可能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真的就闹的多少年的情分就没有了。 我是个他者，不仅是用他者的眼光在看这个村庄，也被村民视为他者。当我们躺在楼上看星星的时候，我时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平行过渡到了以外一个世界。女户主曾经问我，你们北方都吃什么？我说我们吃米饭并不多，更多的是面条，馒头等。而且也不怎么吃鸭子，北方水不多，没有池塘养鸭子。从她的表情看，我的回答总能让她大吃一惊，她也总能让我额头出现三道杠。她跟我说她们农村条件不好，我答，也不能全这么说，你们这里的空气、景色绝对比我们那里好很多。“我家，”我指着天，“从来看不到星星的。污染太严重。你们还能看到，挺好的。”她没说什么，嘴上的笑窝凹进皮肤，脸上露出笑容，“干活太累了，哪里有心情看风景。” 因为接触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她说的没错。南方的女人比男人更辛苦，不仅要干农活，回家还要料理家务。除非田里有体力活的时候家里的男人才会去劳动（比如犁地等），男人平时只料理做饭，去凉亭打牌聊天，其他家务都不怎么过问。 三周还没有结束前，与我一起来的朋友皮肤过敏，身上出现大片化脓，就回了学校。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身上不知道是被虫子咬了还是过敏了，胳膊，大腿上起先是痒，后来就变成化脓，能挤出来黄色的脓水，感觉起来像是烂掉了。我带的有防蚊虫的药，也不敢抹，想着马上调查就结束了，暂时也就让它自行痊愈吧。后来我看伤口有点儿扩大的趋势，就去问户主的女儿这是什么回事，她说我可能被什么昆虫咬到了，让我放心，没有大碍。阿琳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终究也是这里一个疤，那里一块脓的。 村里没有医院，只有村委会旁边一个很小的医疗服务中心之类的，我们每天经过村委会，没怎么见过它开门。到最后一周的时候，我的身体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样的生活，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每天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窝在床上，等到下午三点以后到一家老奶奶那里听她唱山歌。她不会说普通话，会讲桂柳话和壮语。我连猜带蒙能听懂一点点桂柳话，没事的时候就去她那里请她唱山歌给我听。广西那边的山歌很出名，我听不懂，但是老人的声音总能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已经不跟阿琳一起出去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有了不同的侧重点。能找到翻译的时候，我就让老奶奶唱，别人给我翻译，顺便我再问一下有没有山歌里是说水稻的。没有人翻译，我就拿录音笔把老奶奶唱的录下来，找到人能帮我的时候再放给其他人听。王奶奶喜欢唱，但是因为年龄大，不能长时间跟我说话，我时常听一会儿就找借口离开。王奶奶的小儿子，我叫他王哥，后来跟我开玩笑说，你来了这么久，听我妈唱的歌比我这辈子听得都多。 年轻人，早就不觉得新奇了。大家忘记了，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找的，就是快要丢失的东西。 原来我一直觉得民族学是个让人各种想吐槽的专业。在国内，这样的专业就业率很低，学的东西也没有一个量化的测量标准，说是做田野，的确是能从中得到不少知识，但是田野调查根本不需要一个受过民族学教育的人去，任何一个人，只要本着求知的心态，都可以去做调查。正因为这样，在研究生初期，慢性的无力感时常侵蚀我。后来在这样一次田野调查以后，我觉得我曾经对人类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虽然力量绵薄，但是起码，我是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我想要研究的东西注定会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但是总要有一个记录者，来为这些存在过的事物立传。 第三周的时候天气阴晴多变起来。那年缺水，一直不下雨，水稻也就一直没有大规模收割。雨天以后，联合收割机到了当地，大家开始收割水稻。收好的水稻要放在房顶或者院门口晒，晒干了才能存起来。因为南方湿润的不像话，晚上水汽重，还要把水稻再收到袋子里。这一来一去其实非常折腾人。天气一变，我们就得急匆匆的跑回家帮忙收稻谷，生怕雨打到稻谷上，一受潮，稻谷就没有办法放了。 最后一周的时候，我的心不怎么放在调查上。每天混混日子。前男友计算着我调查结束的时间，在我田野调查完以后提前几天来这里陪我呆了两日，这心一旦安逸下来，也就不乐意做调查了。他曾今问我，你喜欢这里吗？我说我不喜欢。如果不是因为需要，我才不想来这里。我觉得可辛苦，又听不懂，又吃不好，连个睡个觉都难。 他知道我说的都是什么，也摆出一副我同情你的苦瓜脸。走之前我们给户主买了几十块钱的猪肉塞到冰箱里了。呆了一个月，户主只收了300块，多少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临走之前，我拿相机帮户主一家三口拍了张照片，我让男主人和女主人离的近些，阿姨就有些不好意思，叔叔倒是很给面子把手搭在了阿姨的肩膀上，两个人都笑的很羞涩。户主给我准备了一瓶自己腌的红辣椒，又塞给我一袋用糯米磨成的面粉，一定让我带走，还要给我花生，我说家里也有很多，就没收。一样还有阿琳的。 临走那天，我的同学都打包了各种特产，户主们看我们上车的时候都在擦流出来的眼泪。阿琳坚持不再看阿姨和叔叔，我知道她不乐意哭。我见不得这样的感伤，但终究也哭不出来，我想着，离开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吧。大巴慢慢的往前走，我们的户主们变成一个个模糊的小圆点。我不再回头望，但想到他们的泪水，我还会为我的寡情而难过。 后来我又去瑶寨，广西的瑶族因为世世代代居住在深山，所以一般经济条件跟平原地区的壮民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听说瑶族当年是为了逃避徭役和战乱，是被逼上深山的，所以一直以来生活的很封闭，传统文化保留的就相对完整。 瑶族分为很多不同的分支，我去的瑶寨主要是白裤瑶。当地很有特色的是他们的服饰，妇女从小就要学习织布绣花，从种染色用的植物，到种棉花收棉花，用棉花做成线，然后再拿最老式的织布机把线织成布料，然后染色，最后再绣花，整个流程都是亲力亲为，全手工，一身衣服大概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小孩子上学需要翻座山，到另外一个村子里上学，他们水资源急缺，一般饮用水是水库里通过降雨存下的雨水。村民要去水库挑水回家才行。每家门口都会放一口大缸，小朋友玩儿的渴了，直接拿瓢舀一碗水就喝下去了。食物就吃一些自己种的类似白菜的东西，吃肉主要还是以肥肉为主，因为上下山非常不方便，道路没有铺好，依然是那种很泥泞的山路，很容易出危险。村民骑摩托下山就需要半个钟头才行。所以一般下山去买肉就买很多的肥肉，因为肥肉比油要便宜，吃起来也能使食物显得更香。 整个瑶寨依然保留着十分传统的服饰，只有很小的孩子才会穿我们平时那种休闲的衣服。剩下的人都以白裤瑶自己的服饰为主。白裤瑶的女人常年穿裙子，男人裤子及膝或者更长一点，类似我们的七分裤，一年四季也只有一种样式。续发（一生不剪头发）习俗依然保留。因为服饰都偏向夏装，山上又海拔很高，一到冬天气温就特别低，所以白裤瑶的人喜欢自己酿酒，冬天没有什么农活，人就喜欢聚在家里烤上一根木头取暖。这里没有供暖设施，煮饭没有灶台，依然是靠烧树枝，木头，玉米棒来取火做饭。当地酒文化非常盛行，一到冬天，特别是快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喝的脸红扑扑的在路上走。此外，为了排湿，当地人还善吃辣，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红色的尖椒。 我在山上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承受当地的雨水，寨子里少有的小卖部也很难能找到一瓶矿泉水。当时我去的时候临近冬天，我要穿上很厚的毛衣很棉外套才不觉得冷的骨头疼。我大概在瑶寨呆了一周左右就快要疯了，我每天只能吃面条煮鸡蛋，再加上一些菜叶。雨水有股说不上来的腥味，即使煮开了也依然让我很难接受。当时我和璞姐在一家小卖部看到一瓶矿泉水时，眼睛都要冒金光了。当地的人非常节省水，洗完菜的水要拿去喂牲口，人也尽可能的节约用水。当时我们来做调查的三个人不懂，在洗菜的时候非常浪费，我们户主的孩子就跟我们说不要这样，打水很不方便的，水还是节约好，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挑水喝的。当时很冷，我们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就住在当地寨子里的村委会办公楼，那楼有两层，白天关不上门，晚上只有我和璞姐两个姑娘锁上一把小锁，甚是吓人。当时我们看到住的地方整个人就不行了，那房间玻璃有两个大洞，风就直接从洞里吹到房间，本来就觉得湿冷的我们不住的打着寒颤，很奇怪的是房间里有个床垫，是木头那种，没有被褥，村委会的人就从另一个房间给我们找了几张被子。那被子有点儿不堪入目，有的落满了灰，碰一下你就能感觉周围的空气顿时变得各种浑浊，还有的被子带着血迹。因为楼下就是村委会计生办的一个医疗室，里面很空，大概有张桌子和手术床。我猜这被子大概原来给某个流产的病人用过，心里毛毛的，很不舒服，但环境就是这样，我们没得挑剔。寨老觉得我们也很不容易，从家里拿了两条新被子给我们，我们当时非常感激，但新被子掉色非常严重，然我们白色的衣服两天还是三天就染成了粉色。当地生活条件恶劣，经济又很落后，一眼便可以看出。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了第一次的田野经验，带上了床单，我和璞姐把两张很脏的被子铺在木床板上当做褥子，又扑上我带的床单，盖着寨老送来的两床红被子，虽然我们拿书页把烂掉的玻璃挡住，让风尽可能的少吹进来，晚上依然冷的牙齿打颤。 我们这次主要是做服饰方面的田野调查。当地整个做衣服的流程有很多禁忌。比如天气好的时候，就有女人从家里出来，聚在一起做针线，你去找他们说话，通常的反应是，一，不理你。二，对你笑笑，表示听不懂你讲话。三，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跟你讲，你快走吧。总之，十个人五个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三个人和善的对你笑笑，两个人会很生气的瞪着你。后来我们听一个当地一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说，这做衣服的各个环节都有禁忌，人家不理你说不定就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不能讲话…… 说道大学生，整个寨子只有两个大学生，都是女孩。这两个学生的家人都要求孩子读完书再回村子。必须嫁给本族的男人。这样两个女学生异常窘迫。她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有个姑娘跟我聊起这个的时候，都快哭出来了。她说，“你说我可以婚姻自由，但是又限定我只能在本族找，那跟干涉我恋爱有什么区别？” 当地的葬礼也非常有特色。人死要敲铜鼓，宰牛，然后摆长席。铜鼓的声音很奇怪，就是一个鼓，一个人敲，另外一个人在鼓后面拿一个木桶，随着敲鼓的声音来摆动木桶，使鼓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发音时间和声调高低。每个男人都要学习敲铜鼓。铜鼓是一个寨子的象征，一般有很多张鼓，寄放在不同的老人家里，在祭祀，丧葬时使用。葬礼的一个环节就是宰牛，要把牛绑在一根木桩上，然后拿刀连刺三刀，把牛砍倒，让它流血致死，然后把牛肉风干，分给亲朋…… 出寨子的时候，我想，这山这么大，可终究也只是个牢笼。有些人，特别是女人，可能一辈子也出不了山。 田野图片链接：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8491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