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底层》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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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P2，个体苦难与世界之间互动关系]
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P3]
透过对基层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访谈……布迪厄称为“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的，也不想知道左手在做什么（Bourdieu，1999，PP421-426）[p24]
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掩盖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遮盖的痕迹不仅可以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Scott 1985、1990）。[P36]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杜赞奇,1994: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权利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理论[P44]黄宗智,1998表达性建构对现实的歪曲建构[P49]
在诉苦、翻身、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P72]
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利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仪式作用的综述：基本生存技术（Edmund Ronald Leach）生存意义（Geertz）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Abner Cohen：two-dimensional man. Geert: theatre state）[P81-84]
从运动的角度解释国家的仪式与象征：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将仪式与象征作为复合的文化模式，认为其提供并支配着形成大众行为的社会和心理过程。[P106]
结论：在社会制度建立后的现代社会中，仪式并非不复存在，只是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被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所替代，而此替代发生在标榜以革命性的、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取代封建的、落后的、传统的、迷信的旗号之下。[P107]
P119结论详述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深度访谈相较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的优势：无法参与到一些事件之中，观察有时无法理解其内涵[P128]
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P147]
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P148]
在集体化的建构过程中，女性的集体认同较之男性更为突出。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对妇女而言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同时意味着自身“解放”的过程。[P149]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symbolic power）符号权力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化为自然属性，通过建立在共谋基础上的“误识”实现。[P153]郭于华认为并不存在误识，在中国农村，更表现为符号权力与人们常理常识的契合。[P154]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在代际和性别两个层面都已发生了转变，作为长辈的老人因这一转变随着自然生理的衰败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非正式的亲缘群体如宗族组织已经不复存在，相应的道德约束和社会评价力量趋于消解，对于失范者的制约和处罚力量业已丧失。而属于国家政权系统的正式机构和正式规则对这一领域的条件较少，调节系统的干预仍使用传统代际交换的公正原则进行说合，法庭依条文做出的判决常常无法对农民实在的生活世界产生实质影响。这些都说明传统代际交换关系的维系力量和存在基础已经完全改变，这是致使传统交换逻辑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P290]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弱者的武器”在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变成强者的工具。一个遭受了极端不公正、走投无路的弱者最终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却完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欺压他的强者报复，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或处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时强者会以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无损，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与正当性。[379]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P215]（未来硕士论文重要参考文献）
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P3]
透过对基层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访谈……布迪厄称为“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的，也不想知道左手在做什么（Bourdieu，1999，PP421-426）[p24]
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掩盖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遮盖的痕迹不仅可以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Scott 1985、1990）。[P36]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杜赞奇,1994: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权利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理论[P44]黄宗智,1998表达性建构对现实的歪曲建构[P49]
在诉苦、翻身、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P72]
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利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仪式作用的综述：基本生存技术（Edmund Ronald Leach）生存意义（Geertz）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Abner Cohen：two-dimensional man. Geert: theatre state）[P81-84]
从运动的角度解释国家的仪式与象征：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将仪式与象征作为复合的文化模式，认为其提供并支配着形成大众行为的社会和心理过程。[P106]
结论：在社会制度建立后的现代社会中，仪式并非不复存在，只是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被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所替代，而此替代发生在标榜以革命性的、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取代封建的、落后的、传统的、迷信的旗号之下。[P107]
P119结论详述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深度访谈相较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的优势：无法参与到一些事件之中，观察有时无法理解其内涵[P128]
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P147]
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P148]
在集体化的建构过程中，女性的集体认同较之男性更为突出。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对妇女而言从单干到集体的转变同时意味着自身“解放”的过程。[P149]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symbolic power）符号权力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化为自然属性，通过建立在共谋基础上的“误识”实现。[P153]郭于华认为并不存在误识，在中国农村，更表现为符号权力与人们常理常识的契合。[P154]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在代际和性别两个层面都已发生了转变，作为长辈的老人因这一转变随着自然生理的衰败退到家庭生活的边缘甚至外面。非正式的亲缘群体如宗族组织已经不复存在，相应的道德约束和社会评价力量趋于消解，对于失范者的制约和处罚力量业已丧失。而属于国家政权系统的正式机构和正式规则对这一领域的条件较少，调节系统的干预仍使用传统代际交换的公正原则进行说合，法庭依条文做出的判决常常无法对农民实在的生活世界产生实质影响。这些都说明传统代际交换关系的维系力量和存在基础已经完全改变，这是致使传统交换逻辑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P290]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弱者的武器”在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变成强者的工具。一个遭受了极端不公正、走投无路的弱者最终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却完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欺压他的强者报复，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或处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时强者会以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无损，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与正当性。[379]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P215]（未来硕士论文重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