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译诗

引 博尔赫斯：就个人而言，我不相信民主，因为它不过是对统计学的滥用。但是我相信惠特曼的诗。 威廉·福克纳：我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也许小说家一开始都想写诗，但后来发现写不好，才尝试短篇小说。 阿多尼斯：用诗歌阅读世界，而不是用世界阅读诗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诗歌评论。 一 在阅读过程中，情绪常常被北岛武断的结论所带动，以至于我认为这本书应该取一个副标题叫“我为什么译得这么好”。正如弗罗斯特指出，诗歌就是那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歌翻译本来就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很难有什么标准和定论。但是北岛在不同译本的比较过程中，总是给人一种“这个就应该这样译”的独断论气息，委实令人扼腕。 但是，北岛的这种做法确实引发了我对个人阅读方向调整的思考，那就是：还要读译诗吗？ 二 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译诗的，期间也有过几次动摇，在想是不是继续读下去。但是由于 1）偶尔还是能在译作中读到一些秒来之笔，如“我既是园丁，又是花朵/在尘世的牢狱中我并不孤独”（曼德尔施坦姆《我禀有这肉体》，汪剑钊译），又如“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阿多尼斯，薛庆国译），又如“对于那些把幸福当成太阳的人来说/黑夜已经降临”（佩索阿，扬子译）。 2）自己又太懒散，不愿意下功夫去读英文诗或英译本。 3）被W.H.奧登的一席话所鼓舞：“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写的很多诗就会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写不出来。然而我不懂现代希腊语，因此我唯有通过英译和法译接触卡瓦菲斯的诗。这使我感到窘困，同时使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想所有写诗的人都会有这种看法，即散文和诗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散文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诗歌不可以……可是一旦某个只能阅读译作的人在诗艺上受该译作的影响成为可能，则上述的看法就得重新界定。”（详见黄灿然译《卡瓦菲斯诗集》P305） 所以最后我还是在不间断地读着译本，并且（刚数了一遍）竟陆续购买了七十多本译诗。 三 北岛在此书中指出：如今，眼见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翻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其实更令人汗颜的是，在国内的书店里很少能找到诗集，“一本本诗集立在书架上”的场景其实是很难见到的，套用北岛在本书中频频使用的一句话“由于篇幅所限，就说到这里了”。）错误百出，我才疏学浅，不敢说什么；但是诘曲聱牙确实是我这些年读译诗的亲身体会。一本诗集读下来，竟连一首诗都记不下来，甚至连一点印象都没有。如黄灿然译的《巴列霍诗选》；郭宏安译的《恶之花》。而另一些著名的诗人的诗集，读完之后最多也只对其中的少数名篇有所感触，如里尔克的《秋日》，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曲》。 这其中固然有我自己天资有限的缘故，但我想这与翻译中流失的东西有关，在此，我不能认同北岛说中文是最适合诗歌翻译的语言的说法，我觉得，拼音文字中的韵律和节奏以及借助语法传达出来的感情在象形文字中是很难再现的。 另一方面，与译作的质量也是有关的。正如柏桦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如此粗暴而缺乏耐心的时代，许多译者是见谁译谁，对翻译的责任完全无知，当然更谈不上心怀虔敬了。”在我看来，郭宏安先生就是这样是一个译者，他译了波德莱尔、加缪、米兰·昆德拉、司汤达、博纳富瓦、夏布里昂多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人的作品又是多么的迥异，郭宏安先生真的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所有这些人的作品吗，如果只是为了生存，为翻译而翻译，粗制滥造也许是在所难免的。 四 综上所述，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读译诗的这些年里，我是得不偿失的，为此，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从此不再读译诗。当然，作为一个是个诗歌的爱好者，诗歌我还是得读的，不过只读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现当代诗人的诗集和英文诗。 附录 1.关于柏桦 其实柏桦开头的序言总体而言给人的感觉是东拼西凑不知所云。在这里重提他，倒不是想评论这个，而是想起了一段往事。 当年我在一家图书公司做攒书的工作。辞职时，老板问我原因，当时我年少轻狂，不畏直言， 我说：“因为我喜欢严肃的纯文学，目前的这种纯商业的写作对我是一种伤害。” 老板说：“你都写过些什么？” 我说：“几篇小说和一些诗歌。” “诗歌？……有一个叫柏桦的诗人，你知道吗？” “听说过。” “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不知道。” “也是攒书。” 2.关于郭宏安 在此无意冒犯郭老前辈，更何况他前不久好像还得了一个“傅雷翻译奖”。但是我在读附在波德莱尔《恶之花》之后的《论<恶之花>》时确实被惊吓到了，尤其是当他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观点来分析波德莱尔的诗句时。最后我毅然决然地讲占那本书一半厚度的《论<恶之花>》给撕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