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靠女人来反腐

你们反个球啊，靠官德来反腐不靠谱，靠制度来反腐不靠谱，靠小偷来反腐败不靠谱。


东亚的儒家传统，其核心价值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男性在家、国政治中都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价值观念，鼓励女性“主内”、“相夫教子”、生育后代，在家事上配合、辅助男性、甚至依附男性而获得成功、得到认可。父权制传统的政治基础，需要建立君对臣民的权威等级，封建纲常就是其法律、伦理。父权制传统广泛的社会基础，则来自于男性对女性的权威建立，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
经过近代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一场场革命，父权制传统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已被动摇，但男性政治的架构却仍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女性是否能实现从“主家事”到“主国是”的转变，是考量东亚国家是否真正步上现代政治体系的指标。而密切相关的议题，就是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或政党，如何处理与女人的关系。
近期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因女人而倒下的官员，薄熙来、雷政富、单增德，一系列事件再次激起人们对女人与中国政治的关注，“情妇反腐”、“小三反腐”等若干反腐模式层出不穷。然而，惊愕、调侃之余，还应看到国家、政党或公众在处理、看待这些事件时，往往把这些事件看成是官员的“私人问题”，是官员个人与女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才祸及仕途，把官员与女人的关系当成官员的“家事”。实际上，这些看似“私人问题”的男女关系，也是国家或政党与女人关系的一部分。这些事件，恰恰反映出当今中国女性与国家或政党之间的一种“病态”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基于女性在反抗压迫、追求平等、谋求解放基础上，与共产党达成的政治共识，故而有无数女性在血雨腥风中投身于革命，从红军长征到奔向延安，或者作为普通的母亲、妻子，送子打东洋、送郎上战场。过去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的成就，与其说是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中得到的红利，还不如说是从女性的生育中得到的红利，其基础是女性与国家或政党达成的发展共识。
然而，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因财富不均衡产生的社会分化，不同利益群体难以在改革和发展方面达成共识而处于分裂中。在社会分裂中，女性与社会的分裂，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诸如《新婚姻法》之类的国家法律政策，过于让收入微薄的女性的利益受损，造成的结果就是难以在结婚的当事人之间达成共识，增加了结婚的难度，伤害了民众的情感。
同样的，在一个生育旺盛的社会，女性的生育价值被长期贬值。过于贬损女性的生育价值，或者女性的利益过于受损，也难以达成全社会的发展共识，即便国家启动开放二胎的生育政策，政府要面对的是女性还愿不愿意生育的问题。当然，在高科技和互联网时代，女性的价值早已不只是生育，女性贡献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中等增长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进步了，女性的政治诉求也得到了增长。然而，国家和政党仍然不愿真正来面对女性对“主国是”等在内的政治诉求，至少中共十八大表现出的是在男性高官的政治角逐，首先被驱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是女性。这正如郑永年分析指出，中共党内竞争中存在性别政治。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中，女性的政治诉求不会再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是国家或政党必须来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