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案——《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读后
文/杜雅萍
20世纪以来，科技将人类生活彻底改变，媒体爆炸式的发展给文化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报刊上、镜头中、网络里，人们评论时政、阐发思想、贡献智慧，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生民的自由与理想，都是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心怀家国天下的读书人殚精竭虑，企盼用自己的学识照亮走出中世纪之路。梁由之先生主编的《道路与梦想：1911—2011百年文萃》选录百年来重要（思维力度与社会影响两方面而言）文章，为我们大体勾勒出百年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双重变奏。
上世纪前半叶，虽然国家动荡、政局不稳、外敌入侵，文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爆发期，当时的学人，不论议政、说理、交锋，精彩绝伦。天不佑我中华，宋教仁、蔡锷等人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民国范儿并非浪得虚名，当时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大多数都不到30岁，处士横议，有的不着四六，有的为权贵背书，也有一针见血的的论；那时候科学家们也能写好文章（丁文江、胡先骕、竺可桢等），连化外之人都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之争，百花齐放不是口号而是事实。
黄侃这个乌鸦嘴，说大乱能救中国，说痛快话容易，真的很容易，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各种蒙古大夫乱用虎狼药，上世纪50-80年代，赖有海峡对岸的努力，保存文明火种，继往开来，殷海光先生的文章真好，他的文章也像一杯香浓的咖啡，提神醒脑。
之后是牛逼闪闪的80年代，此时尚有遗老和新锐，进入90年代，文化界开始刮起怀旧风，相对启蒙，怀旧是安全和稳妥的。进入新世纪，互联网上的文章更让人着迷，相比报纸的拘谨，互联网上的文字活色生香，幸好有新媒体，否则，我怀疑被老人家们垄断的用来卖老或卖萌的文学离坟墓没几步路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章，虽然字数很多，内容却显得不够丰富，远不及上世纪20-40年代讨论得广泛，那时候人们真是什么都要吵，而且吵得还挺好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人致力于重建常识，旧传统已然断裂，新传统与普世价值相悖，这让人无所适从，人，终究要像个人一样的活着，所以，先把常识找回来。只要留意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问题，仍不出鲁迅那代人，温故如新，个中滋味，不是滋味。
近40年来，文章越写越长，论述越来越繁复，话却越说越糊涂。学术规范似乎走得过头了，一方面桎梏了思维，另一方面长句真不是汉语强项，余光中先生那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写字的都该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文章。
吾生也晚，错过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幸运的是赶上了bbs最热闹的一段。我们这一代要想长成正一点的人生，必须得在某个时刻遇到某人某书某文，开始思考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读完大学，仍然在权威与经典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从网络上读到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文章，不由有些害怕。然而正是这样的冲击，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子曰作君子儒勿作小人儒，我想第一步是不要成为精致的装睡的人。个人改良了社会土壤才能好点，民治气质养成不是一天可以完成，容忍异见同时不骑墙，才是自由主义的真义吧，读书人应有护道的自信与自觉。
古人将孔子尊为至圣先师，非常有道理。伦理秩序是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西方的革命把耶稣请出政坛，却没抛弃基督教的伦理，反观我们，把伦理秩序抛弃了，皇帝和特权阶层却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天下观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之前的文化优越感和使命感荡然无存，重建道统任重道远，幸好我们还有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做榜样。
新时期的文章里，我最喜欢历史学方面的，新时代学人，醉心于新理论、新范式，对方法的关注多于问题本身，往往得荃忘鱼，各种时髦话语，最能蛊惑青年，问题是泡泡吹得再大再美，依然是个泡泡。书中所选史学文章，当为近年来最扎实见功力的。
我想如果民国学人直接穿越到现在，看到近期言论悖谬之怪现状，一定会含泪忏悔的。其实也不能怪他们，热兵器时代，人心相背枪杆子说了算。政治文明的标准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应该是某个个人或集团的，李剑农分析北洋军阀和袁世凯非常到位，从袁世凯开始，金钱、枪炮成为政柄的后盾，知识分子论政有多大用？悲观者怨天尤人，然而就像足球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积极跑动才能寻求机会，才能扯开空档，才有射门机会。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林夕为潘玮柏写的那首歌写到：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
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林夕《我的麦克风》
梁由之主编：《梦想与路径》，商务印书馆，2012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