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错就错》札记若干
因为喜欢甘阳博客里那些谈儒学和大学通识教育的文章，买了他早期的的专栏文章集《将错就错》，岂知所谈多是西学掌故和时过境迁的外国时事。虽对此书内容不甚了了，但他专栏文字简洁犀利，体现着这位当年北大外国哲学所出身又入美国名校留学的青年才俊的睿智和幽默，故可读得进去，并借此零星增进一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以下聊录一些私觉能懂而若有所会心的片段（大意）：
“沉浸于文字生涯”的文人
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大多都有较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这种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不在于造就某一特殊领域的专门家（a specialist），而是在于所谓“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an amateur at as many points as possible）。欧洲19世纪所谓的文人（Manof letters）正是这种人文氛围下的产物，其历史虽然比我们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短得多，但在许多方面确是比较接近的。
参与创办《纽约书评》的哈得维克女士说，英国人就是写得比我们美国人好，他们远比我们美国的专家学者更沉浸于文字生涯。
《<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
按：悠久深沉的文化传统能造就这种读书非关功利而“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这是文化长期浸濡、陶冶的结果，其贤者镇定悠闲而气度非凡。在文化传统相对短、相对更现代的美国，此种状态难以企及。所以哈得维克女士才坦陈“英国人就是写得比我们美国人好”，而本书后文提到的真正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巴森更是把“一战”导致的欧洲的没落看作西方文化的没落，而“美国世纪”的兴起对他而言并不具有重振西方文化的意义。
美国文人不足道，而在将本国文化打翻在地万般蹂躏而后火速进入现代的中国，还有多少真正的文人呢？今日随经济崛起而官方自许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何曾具有重振东方文化的意义呢？
能够一定程度地从功利场中自我放逐的我们，可否让自己更从容地“沉浸于文字生涯”，敢于像我们有着深厚人文修养的先贤那样，求做“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读书人？
对西方启蒙运动的检讨
文化史大家巴森在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到现在》中指出，严格说来启蒙运动其实不应称为“理性”（Reason）的时代，而应该称为“知性”（Intellect）的时代，亦即把自然科学技术世界观无限制地扩张为全部人类生活的狭隘理性主义。事实上浪漫主义是要超越“知性”而走向更高的“理性”或所谓“有感情的知性”。
巴森强调卢梭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乃是在于自我解放与社会秩序的均衡，而绝非一味放纵自我。在巴森看来，近代西方的种种失序与黑暗面与其说来自卢梭和浪漫主义，不如说更多来自启蒙运动的狭隘理性主义世界观。
巴森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要强调，把西方现代性简单归结为“启蒙运动的后裔”乃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西方现代性同时更包含矫正和批判启蒙运动的强劲传统，即广义的浪漫主义——始于蒙田和帕斯卡，大成于卢梭，而畅行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一切文化领域。
最有意思的是，巴森指出，浪漫主义的真精神即“心智与心灵的统一”在中国文字中用一个单字就可以表达，即中文的“心”字。
甘阳：中文之所以会有“心”这样的概念，暗示了中国传统历来比较强调“心智”与“心灵”不可分割的独特文化取向。
《西方文化五百年史》
以守拙换自由
芝加哥大学名教授席尔斯告诫弟子甘阳：你现在看书好像还是我二十岁以前那样，似乎天下书都是看得完的，只要看到好书就都想看，这样是不行的。说到这里他颇认真地对“我”说，你如果只知道什么书应该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控制自己不再读，那会被书埋葬掉的。
——不考博，不当学者，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好书就都可以看，可以甘愿被书埋葬掉。“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席尔斯的图书馆》
大学之恋
金先生（耀基）和席先生（尔斯）在我看来都是有“大学之恋”的人。并非所有在大学工作的人都有这种恋情。有“大学之恋”的人不是把大学单纯当作谋生之所，也不是把大学作为从政经商的跳板，而是视大学为神圣殿堂，甚至对大学有某种近乎宗教感情的人。
——异哉我这个没正经上过大学的人，竟亦似略有此种“恋情”！大学这个神圣殿堂，大学者对它的情感，可能部分来自对纯粹学术的追求，而平庸如我，则更看重它能给读书人一个可以不太为稻粱谋，而能选择相对能从其所好的生活。吾友红岩女士感叹，“做知识分子容易，其他都难啊！”我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她，也许果然如此吧，我的雄心我的坚定，或许全来自学院生活的优裕，一旦离开这个堡垒，很快又会嗒然若失，失魂落魄。内心一点儿也没有真正变强大。
如果是这样，我更要分外感激——感谢上苍为疏懒书生在艰难的人世留了大学这种类似天堂的地方。
《大学大学》
（待续）
http://hi.baidu.com/haiyujuanke/item/5c8adba8129f2d248819d35d
http://hi.baidu.com/haiyujuanke/item/d95a918619a5375c850fab47
“沉浸于文字生涯”的文人
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大多都有较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这种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不在于造就某一特殊领域的专门家（a specialist），而是在于所谓“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an amateur at as many points as possible）。欧洲19世纪所谓的文人（Manof letters）正是这种人文氛围下的产物，其历史虽然比我们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短得多，但在许多方面确是比较接近的。
参与创办《纽约书评》的哈得维克女士说，英国人就是写得比我们美国人好，他们远比我们美国的专家学者更沉浸于文字生涯。
《<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
按：悠久深沉的文化传统能造就这种读书非关功利而“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这是文化长期浸濡、陶冶的结果，其贤者镇定悠闲而气度非凡。在文化传统相对短、相对更现代的美国，此种状态难以企及。所以哈得维克女士才坦陈“英国人就是写得比我们美国人好”，而本书后文提到的真正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巴森更是把“一战”导致的欧洲的没落看作西方文化的没落，而“美国世纪”的兴起对他而言并不具有重振西方文化的意义。
美国文人不足道，而在将本国文化打翻在地万般蹂躏而后火速进入现代的中国，还有多少真正的文人呢？今日随经济崛起而官方自许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何曾具有重振东方文化的意义呢？
能够一定程度地从功利场中自我放逐的我们，可否让自己更从容地“沉浸于文字生涯”，敢于像我们有着深厚人文修养的先贤那样，求做“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读书人？
对西方启蒙运动的检讨
文化史大家巴森在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到现在》中指出，严格说来启蒙运动其实不应称为“理性”（Reason）的时代，而应该称为“知性”（Intellect）的时代，亦即把自然科学技术世界观无限制地扩张为全部人类生活的狭隘理性主义。事实上浪漫主义是要超越“知性”而走向更高的“理性”或所谓“有感情的知性”。
巴森强调卢梭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乃是在于自我解放与社会秩序的均衡，而绝非一味放纵自我。在巴森看来，近代西方的种种失序与黑暗面与其说来自卢梭和浪漫主义，不如说更多来自启蒙运动的狭隘理性主义世界观。
巴森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要强调，把西方现代性简单归结为“启蒙运动的后裔”乃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西方现代性同时更包含矫正和批判启蒙运动的强劲传统，即广义的浪漫主义——始于蒙田和帕斯卡，大成于卢梭，而畅行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一切文化领域。
最有意思的是，巴森指出，浪漫主义的真精神即“心智与心灵的统一”在中国文字中用一个单字就可以表达，即中文的“心”字。
甘阳：中文之所以会有“心”这样的概念，暗示了中国传统历来比较强调“心智”与“心灵”不可分割的独特文化取向。
《西方文化五百年史》
以守拙换自由
芝加哥大学名教授席尔斯告诫弟子甘阳：你现在看书好像还是我二十岁以前那样，似乎天下书都是看得完的，只要看到好书就都想看，这样是不行的。说到这里他颇认真地对“我”说，你如果只知道什么书应该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控制自己不再读，那会被书埋葬掉的。
——不考博，不当学者，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好书就都可以看，可以甘愿被书埋葬掉。“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席尔斯的图书馆》
大学之恋
金先生（耀基）和席先生（尔斯）在我看来都是有“大学之恋”的人。并非所有在大学工作的人都有这种恋情。有“大学之恋”的人不是把大学单纯当作谋生之所，也不是把大学作为从政经商的跳板，而是视大学为神圣殿堂，甚至对大学有某种近乎宗教感情的人。
——异哉我这个没正经上过大学的人，竟亦似略有此种“恋情”！大学这个神圣殿堂，大学者对它的情感，可能部分来自对纯粹学术的追求，而平庸如我，则更看重它能给读书人一个可以不太为稻粱谋，而能选择相对能从其所好的生活。吾友红岩女士感叹，“做知识分子容易，其他都难啊！”我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她，也许果然如此吧，我的雄心我的坚定，或许全来自学院生活的优裕，一旦离开这个堡垒，很快又会嗒然若失，失魂落魄。内心一点儿也没有真正变强大。
如果是这样，我更要分外感激——感谢上苍为疏懒书生在艰难的人世留了大学这种类似天堂的地方。
《大学大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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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