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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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读以前以为该书是人力车夫的研究专著。单从名字上看，还只是写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车夫，第一个疑问就是这能写成一本书吗？读完以后才知道，该书是写城市政治的专著，人力车夫只是一个引子。在12章的正文里，车夫只占2、3两章以及11章的一部分。引用前言里作者原话，该书的核心主题是城市面对社会、政治变动所产生的“折衷”反映。“折衷”，作者使用的是eclectic一词，韦氏词典解释为1: selecting what appears to be best in various doctrines, methods, or styles; 2: composed of elements drawn from various sources。本书探讨北京城新旧混杂的政治体制和不同阶层、利益团体在这种变化里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使用“折衷”一词，似乎应该是第二种意思。

那么，人力车夫为什么会是这本书的标题以及切入点？按笔者的理解，人力车夫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在当时的北京城里算是社会中下层人群。打开城市政治的入口是阶层。人力车夫本身处于中下，有自己特定的职业习惯、雇佣关系、生活方式，在大众文化的渲染之下已经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他们是“特征鲜明”的普通人。了解这一个偏下的人群，作者能连带介绍他们的顾客是什么人，他们租车的老板是什么人，他们在街上会与警察发生什么故事。人力车夫的存在，暗示社会体制的高低贵贱之别。同时，人力车夫自然构成城内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之一。人力车夫处于特定的利益关系里，他们安排营生，与车厂老板、顾客、警察打交道的方式，会形成一种“团体”感，构成区别于警察、商会的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在城市政治里占有一席之地。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会参与到城市政治活动中。

人力车夫能揭示社会阶层状况，那么警察和商会则构成城市政治的主要秩序维护者。其中警察和商会又各有不同。警察内部的关系一直不太受关注。本书也是如此，主要是写警察如何在城市公共领域内维持秩序。作者在书中不仅写到了强势镇压的一面，更多的写了警察如何调解城市日常矛盾纠纷的活动。作者认为警察能够在城市内部众多的利益团体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在于他们“调解人”的角色。警察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产物，也同时将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发挥在日常生活当中。商会也是一个城市政治的秩序维护者，这主要是因为商会是城市的财源。每当举办公共事务，商会就成为募集钱款的渠道。商会能不能良好配合市政设计，就成为公共事务能否圆满完成的最终保证。这可能也是20年代的特点，因为自清末新政以来到1920年代，政府相对处于弱势的时段，不像继起的国民党或共产党政府，拥有自己控制的财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裁决、执行能力也更强。商会因此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又加之商会内部的选举、筹款过程需要各种协商和认可，看上去似乎带有市民自治的感觉，也使得20年代的城市生活有更多市民主动参与的活跃感。当然，商会跟警察的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商会内部的纷争很频繁很公开。这种现象在警察圈子里可能也有，不过完全不可能像商会这种风格。商会内关于会长人选、筹款方式的争论、纠纷，本身就构成城市政治的重要内容。予人的感觉仿佛内部平静祥和的商会似乎功能不健全，完全是摆设。

接下来的两章是关于电车公司与同业公会。从这两章开始，作者不再只是单纯介绍单个的社会群体，而是开始写多个利益群体之间关于某一问题之间的对峙。电车作为人力车夫的对立面，从20年代出现伊始便受到人力车夫群体的强力抵制。我想这个现象可能是作者写人力车夫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力车夫在城市公共政治环境中的主要动作，恐怕就要数长期抵制电车了。而在抵制电车发展的过程中，商会又是人力车夫的重要支持者，他们替车夫在媒体和警察、市政机构面前活动，使得电车在北京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如果套用现代化的叙述模式来看，这样的情节很难想象。一种代表速度与效率的现代交通方式，居然被某种落伍的人力运输方式所阻碍。人力车夫的抵制能发挥效果，得益于更高一层的利益团体的支持。他们在城市政治中的能量在这个事情上得到充分展示。另外，北京20年代尚未出现发达的工业，对电车的消费能力也有限，也是电车发展不畅的原因。

同业公会与商会不同。作者写同业公会，更多想把它与现代工会相比较。同业公会与工会同是劳资纠纷的协调场所。在北京，同业公会似乎更起作用。而工会则只在大型市政机构如电车、电灯、自来水等行业中才有。而这些行业里的工人，又是所谓“贵族工人”。他们的工作、待遇与同业公会里的工匠学徒差别极大。另外，工会是工人组织，雇主是不参与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手工、服务行业组成自己的同业公会，在这些公会内部，工匠学徒与工头顾客形成垂直的联系。同业公会将工匠学徒与雇主放在一个组织里进行协商。作者进而指出，同业公会内部的对抗性也可能是地缘、帮派等因素派生的。一旦公会内部出现尖锐纠纷，诉诸公共舆论，外间势力容易被邀请介入进行调解。因而公会内部的纠纷也可以构成城市政治的议题。

第八章讲五四运动以后市民参与城市政治的积极性，表现在街头游行、集会等。这些在五四、五卅运动研究中已有较多体现。第九章是军阀混战时期北京城市秩序的维护。军阀个人的政治主张当然对城市有影响，但作者比较重视闭城期间维持会的作用，而维持会又是旧官僚、商会闻人的集合体，仍然是城市旧有的组织机构在发挥作用。军阀可以参与进来，而同时原来的那些利益团体仍然在发挥作用。作者认为这体现了20年代城市政治的包容性。

最后两章是国民党政权进入北京以后的情况。作者尤其关注总工会组织在城市中的活动。以往研究多认为，大革命结束后，工农运动进入低潮。但以本书而论，北京的情况似乎是相反的。即在192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总工会组织调动起来的劳资纠纷变多了。总工会进入北京原有的各种利益团体之间，将原有的矛盾再次挑起，掀起高潮，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29年10月22日的电车暴乱。电车暴乱是车夫攻击电车的事件，但它的重要起因是车夫与电车工人各自加入了支持与反对总工会的对立阵营。这次事件直接导致总工会大改组，部分领导人甚至被处决。作者没有继续往下探讨30年代的情况，不知道总工会组织在30年代是否仍然活跃。就20年代末期的高潮事件来看，能掀起波澜的原因在于城市内部原有的利益群体和矛盾纠纷。它们在总工会活跃的特殊背景下集体发作。

因此在结论章，作者讨论了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基础。以往的两种观点，一是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是它代表自己，是悬置于一切利益团体之上的特殊组织。作者从总工会的两章里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正是总工会这样的组织能够动员起来的普通大众。作者在前八章，描述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的活动，构成城市政治活动的基本动力。虽然当时是军阀时期，但是在作者看来，军阀如果想干预市政，仍离不开这些团体的配合。更不用说，市政也不是军阀的主要关注对象。争夺政权和地盘，使得军阀的注意力总是飘到城外去。城内的事务，是由城内人自己完成的。正是在北洋时期这种浓郁的地方自治的背景之下，国民革命才有突然兴起的条件。因为积极参加到国民政府工会活动里的团体，早就熟谙北京城市政治。在一个号召人民大众积极参与政治的背景下，市民运动兴起。电车暴乱正是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国民政府施政过程的一个表现。

这一结论不同于之前的观点，但在出版之后的20多年间默默无闻。是不是因为说服力有限？毕竟，日后裴宜理写作《上海罢工》时，倾向于相信国民党政府抑制罢工，操纵工会的观点。对于国民党治下工会居然还有如此活跃的时期，论者寥寥。20-30年代之交，国民党政府对工人运动、劳资纠纷的态度更多地掩盖在国共斗争的思路里。总之，这本书并非对单一社会群体的细小研究，而是着眼整个城市政治的面貌。基本上可以视作教科书式的通观概览著作，适合当城市政治学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