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学术写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能吗？
看了一篇导言和第一、二章，作为一个用英文学习并写作视觉研究和传播后回来用中文写学术文章的作者，言语处理得清晰，提出的问题尖锐不乏深度和现世意义。但是我有一些疑问，也是自己在写论文时跨不过的坎，便是如何处理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关系。
作者此书意在由视觉文化研究为出发点探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她在导言中做了一下一段解释：
“何为文化现代性，文化理论给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答案。一种坚持‘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规范性地将现代意识定义为世俗化、理性和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进步的线性历史观、相信法律与现代制度、认可人类对外在和内在自然的统治能力；而与其相对的，可以被称为‘美学现代主义’，受到浪漫主义、心理分析、批判理论，乃至后现代理论影响的理论思潮，将现代性的主观经验描绘为转瞬即逝的、偶然的和神秘的。这种现代主义对现代进程的主要判断是悲观的，认为技术的发展造成统治、对自然的控制导致灾难、个人主义造成社会的冷漠和人的孤独、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对人和自然的剥削等等，并且由此延展出对传统社会和群体主义的怀旧情绪。”
且不说这两个理论群体的归类方法，但无论是启蒙运动导致的科学主义、资产阶级崛起后的浪漫主义、心理分析、以及后现代思潮，都是西方文化史一路发展的自然产物，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互相之间充满默契的推搡和交流，再在时间中择优进化之后的种种成果。由这些运动和思潮塑造成的文化现代性、现代性主观以及身份认同是西方的。既然是关乎文化的，那么是谁的文化必须分清楚。我们的当代文化是经受西方殖民的，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自己文化的延承。殖民的和西方的这两者有区别。在这篇讨论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导言中，用这些名词来定义文化现代性这个关键名词，而没有一点牵线搭桥式的论述（诸如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现代性可参考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则完全偏了题。
用一个更加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导言的最后一段有一句话：“这样的思路是建立在新文化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之上，关注‘小写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被现代性写入的程度。”什么叫作“小写的文化”？在英语学术写作中，名词的大写和小写如被强调，是有宏观的和被语境化之后的微观概念的区别。我知道这个由语言差异导致的学术习惯，于是我明白作者吴靖在这里想说什么，是因为我接触过英语学术写作。但有我想多少读者接触过呢？或者此书写作和出版的最初假象读者群就是有英语学术背景的，这样就能解释很多感觉别扭的地方。
这个问题在之后的章节愈发暴露了。作者在第一章里建起了理论的脚手架，思路清晰地将从本雅明到麦克卢恩到福柯到波德里亚的西方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的理论梳理了一遍，解释了很多关键的名词，其中的承上启下也颇具说服力。这对于不熟悉西方该领域学术发展的读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课堂。但是每个大段的最末部分，也就是这些理论对于作者的研究对象——中国视觉文化与文化现代性——的关联和价值，却只草率几笔，马上又回到新一轮的理论解构。
第一章毕竟是“理论构建”，那来到第二章名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历程与视觉公共领域的发展”，作者基于现成资料简略地、但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有些跳跃地整理了纪实摄影的历史之后，并没有充分展开她标题中“视觉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话题。第一章里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它的转变所作的精彩的理论阐释止于第一章，到具体话题时，读者得自己填补理论与运用这个空缺。最后一段作者关于我预想中的她的结论，也就是纪实摄影在视觉公共领域中是怎样的地位，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市民社会的崛起”，但还没等到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和所指进行解释，几句话后，整篇文章就结束了。
如何处理好理论框架和讨论对象的关系对衡量学术写作的价值很关键，而这一点在跨文化学术写作，也就是当方法论是西方的，讨论对象是东方的时候，尤为关键。方法论本来就是个西洋货，处处渗透着西方文化的结晶，包括批判性思维这个在西方学术中被顶顶看重之事。该不该在对象是东方的写作中用到西方方法论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然而通常我们优秀的学术作者们都是海归而写，用方法论包围中国学术看来是个必然的趋势，今后大概不仅研究对象（譬如当代文化史）是被殖民的，连研究媒介都是。往后，在殖民主义学术写作中创作有出所价值的观点，如此看来，才是对学术写作评价中的重点。这本书的确是在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向靠近，但是“用”是个还值得好好琢磨探索的技术活。
方法论和其历史与研究对象的脱节这个问题，这在我的领域是相似的。对摄影史论有整体和深入理解的学者在写书时只是做引进西方理论之贡献，并无太多如何将理论语境化、如何不完全用西方的方法论和名字来探讨我们自家事的创新观点。而那些把东西方连接起来的，更偏重于评论角度的作者，则对西方文化史并无深层的学习和理解，于是结论或粗暴或肤浅。所以这件事道阻且长，在这里提出，只是希望自己和别的作者引起重视。
作者此书意在由视觉文化研究为出发点探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她在导言中做了一下一段解释：
“何为文化现代性，文化理论给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答案。一种坚持‘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规范性地将现代意识定义为世俗化、理性和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进步的线性历史观、相信法律与现代制度、认可人类对外在和内在自然的统治能力；而与其相对的，可以被称为‘美学现代主义’，受到浪漫主义、心理分析、批判理论，乃至后现代理论影响的理论思潮，将现代性的主观经验描绘为转瞬即逝的、偶然的和神秘的。这种现代主义对现代进程的主要判断是悲观的，认为技术的发展造成统治、对自然的控制导致灾难、个人主义造成社会的冷漠和人的孤独、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对人和自然的剥削等等，并且由此延展出对传统社会和群体主义的怀旧情绪。”
且不说这两个理论群体的归类方法，但无论是启蒙运动导致的科学主义、资产阶级崛起后的浪漫主义、心理分析、以及后现代思潮，都是西方文化史一路发展的自然产物，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互相之间充满默契的推搡和交流，再在时间中择优进化之后的种种成果。由这些运动和思潮塑造成的文化现代性、现代性主观以及身份认同是西方的。既然是关乎文化的，那么是谁的文化必须分清楚。我们的当代文化是经受西方殖民的，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自己文化的延承。殖民的和西方的这两者有区别。在这篇讨论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导言中，用这些名词来定义文化现代性这个关键名词，而没有一点牵线搭桥式的论述（诸如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现代性可参考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则完全偏了题。
用一个更加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导言的最后一段有一句话：“这样的思路是建立在新文化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之上，关注‘小写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被现代性写入的程度。”什么叫作“小写的文化”？在英语学术写作中，名词的大写和小写如被强调，是有宏观的和被语境化之后的微观概念的区别。我知道这个由语言差异导致的学术习惯，于是我明白作者吴靖在这里想说什么，是因为我接触过英语学术写作。但有我想多少读者接触过呢？或者此书写作和出版的最初假象读者群就是有英语学术背景的，这样就能解释很多感觉别扭的地方。
这个问题在之后的章节愈发暴露了。作者在第一章里建起了理论的脚手架，思路清晰地将从本雅明到麦克卢恩到福柯到波德里亚的西方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的理论梳理了一遍，解释了很多关键的名词，其中的承上启下也颇具说服力。这对于不熟悉西方该领域学术发展的读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课堂。但是每个大段的最末部分，也就是这些理论对于作者的研究对象——中国视觉文化与文化现代性——的关联和价值，却只草率几笔，马上又回到新一轮的理论解构。
第一章毕竟是“理论构建”，那来到第二章名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历程与视觉公共领域的发展”，作者基于现成资料简略地、但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来说有些跳跃地整理了纪实摄影的历史之后，并没有充分展开她标题中“视觉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话题。第一章里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它的转变所作的精彩的理论阐释止于第一章，到具体话题时，读者得自己填补理论与运用这个空缺。最后一段作者关于我预想中的她的结论，也就是纪实摄影在视觉公共领域中是怎样的地位，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市民社会的崛起”，但还没等到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和所指进行解释，几句话后，整篇文章就结束了。
如何处理好理论框架和讨论对象的关系对衡量学术写作的价值很关键，而这一点在跨文化学术写作，也就是当方法论是西方的，讨论对象是东方的时候，尤为关键。方法论本来就是个西洋货，处处渗透着西方文化的结晶，包括批判性思维这个在西方学术中被顶顶看重之事。该不该在对象是东方的写作中用到西方方法论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然而通常我们优秀的学术作者们都是海归而写，用方法论包围中国学术看来是个必然的趋势，今后大概不仅研究对象（譬如当代文化史）是被殖民的，连研究媒介都是。往后，在殖民主义学术写作中创作有出所价值的观点，如此看来，才是对学术写作评价中的重点。这本书的确是在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向靠近，但是“用”是个还值得好好琢磨探索的技术活。
方法论和其历史与研究对象的脱节这个问题，这在我的领域是相似的。对摄影史论有整体和深入理解的学者在写书时只是做引进西方理论之贡献，并无太多如何将理论语境化、如何不完全用西方的方法论和名字来探讨我们自家事的创新观点。而那些把东西方连接起来的，更偏重于评论角度的作者，则对西方文化史并无深层的学习和理解，于是结论或粗暴或肤浅。所以这件事道阻且长，在这里提出，只是希望自己和别的作者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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