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敌人
茨威格自己是个蹩脚的棋手，但这并不阻碍《象棋的故事》成为名篇。因为他想讲的，与棋局无关，而是一场心灵的博弈，对手，正是另一个自己。
1941年从纽约起航到里约的轮船上，茨威格阅读一本棋谱打发时间，他也不知道出发前怎么就把这本密密麻麻写满符号和文字的小册子揣进了口袋里。于是，就有了这位奥地利籍德语作家生前最后一个短篇。
故事继承茨威格作品鲜明的传统，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来叙述并推动情节的发展。一艘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客轮上，“我”通过朋友介绍，发现乘客中有一位名人，年轻的象棋世界冠军米尔柯 琴多维奇，并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乎二分之一的笔墨都花在了研究琴多维奇古怪的性格和传奇的发迹经历上，以至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故事的唯一主角，直到那位B博士出现为止。
借故事中“我”的口，茨威格也做了一次自我剖析：“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琴科维奇和B博士都是偏执狂的典型案例。前者是单项型发展的天才，除了象棋，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漠不关心。后者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通过自己创造的精神分裂法才得以生存。
对于他笔下的主角，茨威格几乎不做正面的评论。只是通过细节观察和侧面描写来体现自己的喜恶。比如对那位从贫民迅速晋升为贵族的世界冠军，“我”最初是报以同情的，一个丧父的不知世事的少年，除了每天旁观别人下棋，没有丝毫的人生乐趣而言。可是在他跻身于世界冠军之列后，这个曾经愚钝质朴的少年学会了掩藏自己的缺点，滴水不漏地旋转于媒体和仰慕者之间，已然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对于这个披着虚荣的外衣的，视金钱为目标的人，茨威格用“狡猾的农民”来称呼他。
至于“我”对B博士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我”倾听这位历经劫难的人回忆往事，并在他徘徊于再度崩溃的边缘之际，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把他拉了回来。理解茨威格这样的安排，需要探究写这本书时候作者的处境。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军队在欧洲疯狂的施虐，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逐出家门，像货物一样装箱运往纳粹集中营，迎接黑暗的命运。被称为“厄运的先知”的茨威格，作为犹太裔作家，先是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离开了祖国，却由于在避难的英国被认为是“敌侨”而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之后又因为妻子绿蒂的哮喘病，再次启程，来到南美巴西。有人责备茨威格是逃避主义者，殊不知，战争带给他的创伤一样噬心蚀骨。作家与他笔下的B博士同病相怜，都承受着纳粹的精神摧残。他的书在欧洲被禁，被搜集了聚众焚毁，虽然人在南美，却每天被关于亲人朋友失踪和死亡的新闻包围，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心中无比愧疚。借《象棋的故事》里B博士的讲述，茨威格狠狠地揭露了纳粹对无辜的人施下的罪行，作为他身为文人的战斗和反抗。
在被纳粹拘禁期间，B博士虽然有食物，不服劳役，却要接受比肉体苦痛更加残忍的折磨-精神的虚无。他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个洗脸盆，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钟表可以判断时间，没有笔可以写字，没有书可以看，只能每天面对同样纹路的糊墙纸。在这样的虚无中度过三四个月之后，他偶然偷到一本棋谱。从此，他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开始了自己与自己对弈，从痴迷到疯狂，直到最后意识混乱昏厥。
人在面对虚无的时候，往往需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假想敌。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派的对手老虎理查德 帕克，这个生于自我，根植于思维之中的敌人，帮助他在茫茫海上得以生存。B博士将自己的思维，分身成黑白两方的棋手，昼夜不休地下棋，用来保持意识的清醒，防止精神彻底的沦陷。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朋友。
恩斯特 费德，德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茨威格的好朋友，评价这位作家的时候说过“你（茨威格）将插叙法运用到了极致。”在《象棋的故事中》也是如此，一个故事包裹着另一个故事，两个并列的主角，每个人都由一段非凡的经历来塑造，然后让他们相遇，所谓棋逢对手。
看似两个人的棋局，实则各有心思。世界冠军琴多维奇的敌人是那个他想极力伪装的笨拙卑微的多瑙河船夫的儿子，而B博士面对的，是曾经被纳粹酷刑所逼而癫狂的笼中之囚。后者弃局而退，看似是失败的结果，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1941年从纽约起航到里约的轮船上，茨威格阅读一本棋谱打发时间，他也不知道出发前怎么就把这本密密麻麻写满符号和文字的小册子揣进了口袋里。于是，就有了这位奥地利籍德语作家生前最后一个短篇。
故事继承茨威格作品鲜明的传统，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来叙述并推动情节的发展。一艘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客轮上，“我”通过朋友介绍，发现乘客中有一位名人，年轻的象棋世界冠军米尔柯 琴多维奇，并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乎二分之一的笔墨都花在了研究琴多维奇古怪的性格和传奇的发迹经历上，以至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故事的唯一主角，直到那位B博士出现为止。
借故事中“我”的口，茨威格也做了一次自我剖析：“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琴科维奇和B博士都是偏执狂的典型案例。前者是单项型发展的天才，除了象棋，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漠不关心。后者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通过自己创造的精神分裂法才得以生存。
对于他笔下的主角，茨威格几乎不做正面的评论。只是通过细节观察和侧面描写来体现自己的喜恶。比如对那位从贫民迅速晋升为贵族的世界冠军，“我”最初是报以同情的，一个丧父的不知世事的少年，除了每天旁观别人下棋，没有丝毫的人生乐趣而言。可是在他跻身于世界冠军之列后，这个曾经愚钝质朴的少年学会了掩藏自己的缺点，滴水不漏地旋转于媒体和仰慕者之间，已然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对于这个披着虚荣的外衣的，视金钱为目标的人，茨威格用“狡猾的农民”来称呼他。
至于“我”对B博士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我”倾听这位历经劫难的人回忆往事，并在他徘徊于再度崩溃的边缘之际，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把他拉了回来。理解茨威格这样的安排，需要探究写这本书时候作者的处境。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军队在欧洲疯狂的施虐，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逐出家门，像货物一样装箱运往纳粹集中营，迎接黑暗的命运。被称为“厄运的先知”的茨威格，作为犹太裔作家，先是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离开了祖国，却由于在避难的英国被认为是“敌侨”而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之后又因为妻子绿蒂的哮喘病，再次启程，来到南美巴西。有人责备茨威格是逃避主义者，殊不知，战争带给他的创伤一样噬心蚀骨。作家与他笔下的B博士同病相怜，都承受着纳粹的精神摧残。他的书在欧洲被禁，被搜集了聚众焚毁，虽然人在南美，却每天被关于亲人朋友失踪和死亡的新闻包围，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心中无比愧疚。借《象棋的故事》里B博士的讲述，茨威格狠狠地揭露了纳粹对无辜的人施下的罪行，作为他身为文人的战斗和反抗。
在被纳粹拘禁期间，B博士虽然有食物，不服劳役，却要接受比肉体苦痛更加残忍的折磨-精神的虚无。他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个洗脸盆，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钟表可以判断时间，没有笔可以写字，没有书可以看，只能每天面对同样纹路的糊墙纸。在这样的虚无中度过三四个月之后，他偶然偷到一本棋谱。从此，他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开始了自己与自己对弈，从痴迷到疯狂，直到最后意识混乱昏厥。
人在面对虚无的时候，往往需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假想敌。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派的对手老虎理查德 帕克，这个生于自我，根植于思维之中的敌人，帮助他在茫茫海上得以生存。B博士将自己的思维，分身成黑白两方的棋手，昼夜不休地下棋，用来保持意识的清醒，防止精神彻底的沦陷。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朋友。
恩斯特 费德，德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茨威格的好朋友，评价这位作家的时候说过“你（茨威格）将插叙法运用到了极致。”在《象棋的故事中》也是如此，一个故事包裹着另一个故事，两个并列的主角，每个人都由一段非凡的经历来塑造，然后让他们相遇，所谓棋逢对手。
看似两个人的棋局，实则各有心思。世界冠军琴多维奇的敌人是那个他想极力伪装的笨拙卑微的多瑙河船夫的儿子，而B博士面对的，是曾经被纳粹酷刑所逼而癫狂的笼中之囚。后者弃局而退，看似是失败的结果，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