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卷二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生于扬州(1746),二十一岁入县学,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六岁进士及第,殿试二甲第三名,科场得意。仕途经历:翰林院编修、詹事府詹事、山东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浙江巡抚(两次抚浙长达十年)、浙江巡抚任上丁父忧去职,服满再任浙江巡抚因科场弊案庇护同年,事发褫职(唯一的挫折)启用为工部侍郎再放江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调云贵总督、召回京拜体仁阁大学士、掌刑、兵部,临致仕加太子太保,晋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终,年八十六,谥文达,仕途得志。
阮元出身簪缨世家,祖上自元末起以武功显,扬州城内有阮千户巷,祖父曾官湖南参将。阮父自幼教其习骑射,言“此儒者事,亦吾家事”。阮元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始终受倚重,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学术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左右学风,被奉为山斗。长寿,86岁得善终,继室为曲阜孔家嫡女,子女众多。乾隆曾对阿桂说“阮元人明白老实,像个有福的,不意朕八旬之外又得一人。”在福气这方面可以说只比“十全老人”乾隆差那么一点。
谥文达,这个谥号如果跟清末权臣们比起来等级并不高。横向比较的话,约同时期还有位文达公,纪昀纪文达(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语)。两位文达公,我感觉,纪昀偏重于为学,阮元重于为政。
这本年谱分为八卷,是由阮的门生张鉴挑头写的。卷一卷二张鉴撰写,卷三到卷七由阮元诸子分撰,卷八是其致仕后十二年的事由小门生柳生撰写。中华书局出的小开本,竖版繁体,从点校说明到附录不满三百面,断断续续的读了一年,我觉得卷一是最有价值的部分,特别是详细记录了阮第一次抚浙的大小事务。“吾师年甫强仕,以久历中外,虽立朝行政,来者方兹,而教学、救荒、靖寇数大事,昭然在浙”(卷首张鉴语)
平定海疆是阮元在浙的一大事功,当时浙江海贼势重,不亚于明中期的倭寇,海贼主要有三个部分,一当地渔民百姓被逼组成大小帮派抢劫商旅,二是越南阮光缵派出的军队,三是台湾蔡牵。阮元三十六岁开始署理浙江巡抚,任上严号令、警废弛与李长庚(这个人也很值得研究)通力协作,基本剿灭了各类帮派,擒杀了越南的进俸侯伦贵利,打击了蔡牵,形成了海患渐弥的局面。这个过程证明了他并不是只会寻章择句的腐儒,而是具有实践能力的干才。繁忙的政务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一直关心学术,奖掖人才,指导门生编纂文献,只要有空闲他还会亲力亲为。比如在丁忧期间,完成了对十三经的校点。“先是,先生弱冠时,以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多讹谬,曾以《释文》、唐石经等书手自校改。督学以后,始以宋十行本为主,参以开成石经及元明旧刻、叶林宗影宋钞本、陆氏《释文》等书,属友人、门弟子分编,而自下铅黄,定其同异,得《易》十卷、《书》二十二卷、《诗》十卷、《礼记》七十一卷、《仪礼》十八卷、《周礼》十四卷、《左传》四十二卷、《公羊》十二卷、《谷梁》十三卷、《尔雅》五卷、《论语》十一卷、《孝经》四《孟子》十五卷,至是刊版始成。”
阮元的生日与白居易相同,而且他应该内心很在意这一事实。比如,他在四十岁生日时避客,用白居易四十岁白发韵赋诗;在杭州为白居易单独立祠;像白居易那样关注民生不分巨细,消除当地人不活女婴的陋习。
阮元是一名有品格的士大夫,走的是儒家格致修身的路,曾国藩走的也是这条路。中国古代社会以德治国,不存在过多细碎的章法约束,万法以德为先,实行执政者的自由心证。结合嘉庆对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的诫勉来看,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嘉庆四年,初署浙江巡抚“勿忘训言,切防引诱,立定脚跟去做,庶可有成。处顺境时切毋肆志,若不顺亦莫灰心,知此道理,庶乎可希古大臣之风矣,勉之,钦此。”嘉庆五年“闻卿在浙,颇能整饬,守正才优,朕心甚慰。果能长守此志,不因贵显更易素心,长忆寒窗灯下辛苦,到此地位,应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不亦美欤,勉守朕言,毋懈”
可以看到清统治者也以“古大臣”这一道德标准来要求封疆大吏。但是,有几人能达到这一标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都称得上是一代名臣了。清一朝吏治以腐败著称,可以说清朝的大小官僚将如何利用制度利用手中权力满足个人私欲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孔子说春秋始,纲常解钮,现在看起来春秋时期人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道德水准远高于后世,春秋无义战却多义人。如果让孔子在两千年后的清朝复生,恐怕他会疯掉吧。物质基础越丰富,人的私欲就越旺盛,儒家文化所谓的德治就越行不通。当然,如果大小官员都信仰儒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好像今天,有几个官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哈哈。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很危险,清朝不是亡于误国庸才而是亡于落后的政治制度,统治者用于训导整个官僚集团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新一届的party center已经很少提什么共产主义了 ,而转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变化还是有意义的,慢慢来吧。另一个方面现在的中国政治似乎跟儒教分道扬镳了,很少有官员具有最基本的儒学学养。那么,中国官僚的信仰该是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没人来理清楚,我们的出路就永远是黑的。
阮元出身簪缨世家,祖上自元末起以武功显,扬州城内有阮千户巷,祖父曾官湖南参将。阮父自幼教其习骑射,言“此儒者事,亦吾家事”。阮元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始终受倚重,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学术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左右学风,被奉为山斗。长寿,86岁得善终,继室为曲阜孔家嫡女,子女众多。乾隆曾对阿桂说“阮元人明白老实,像个有福的,不意朕八旬之外又得一人。”在福气这方面可以说只比“十全老人”乾隆差那么一点。
谥文达,这个谥号如果跟清末权臣们比起来等级并不高。横向比较的话,约同时期还有位文达公,纪昀纪文达(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语)。两位文达公,我感觉,纪昀偏重于为学,阮元重于为政。
这本年谱分为八卷,是由阮的门生张鉴挑头写的。卷一卷二张鉴撰写,卷三到卷七由阮元诸子分撰,卷八是其致仕后十二年的事由小门生柳生撰写。中华书局出的小开本,竖版繁体,从点校说明到附录不满三百面,断断续续的读了一年,我觉得卷一是最有价值的部分,特别是详细记录了阮第一次抚浙的大小事务。“吾师年甫强仕,以久历中外,虽立朝行政,来者方兹,而教学、救荒、靖寇数大事,昭然在浙”(卷首张鉴语)
平定海疆是阮元在浙的一大事功,当时浙江海贼势重,不亚于明中期的倭寇,海贼主要有三个部分,一当地渔民百姓被逼组成大小帮派抢劫商旅,二是越南阮光缵派出的军队,三是台湾蔡牵。阮元三十六岁开始署理浙江巡抚,任上严号令、警废弛与李长庚(这个人也很值得研究)通力协作,基本剿灭了各类帮派,擒杀了越南的进俸侯伦贵利,打击了蔡牵,形成了海患渐弥的局面。这个过程证明了他并不是只会寻章择句的腐儒,而是具有实践能力的干才。繁忙的政务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一直关心学术,奖掖人才,指导门生编纂文献,只要有空闲他还会亲力亲为。比如在丁忧期间,完成了对十三经的校点。“先是,先生弱冠时,以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多讹谬,曾以《释文》、唐石经等书手自校改。督学以后,始以宋十行本为主,参以开成石经及元明旧刻、叶林宗影宋钞本、陆氏《释文》等书,属友人、门弟子分编,而自下铅黄,定其同异,得《易》十卷、《书》二十二卷、《诗》十卷、《礼记》七十一卷、《仪礼》十八卷、《周礼》十四卷、《左传》四十二卷、《公羊》十二卷、《谷梁》十三卷、《尔雅》五卷、《论语》十一卷、《孝经》四《孟子》十五卷,至是刊版始成。”
阮元的生日与白居易相同,而且他应该内心很在意这一事实。比如,他在四十岁生日时避客,用白居易四十岁白发韵赋诗;在杭州为白居易单独立祠;像白居易那样关注民生不分巨细,消除当地人不活女婴的陋习。
阮元是一名有品格的士大夫,走的是儒家格致修身的路,曾国藩走的也是这条路。中国古代社会以德治国,不存在过多细碎的章法约束,万法以德为先,实行执政者的自由心证。结合嘉庆对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的诫勉来看,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嘉庆四年,初署浙江巡抚“勿忘训言,切防引诱,立定脚跟去做,庶可有成。处顺境时切毋肆志,若不顺亦莫灰心,知此道理,庶乎可希古大臣之风矣,勉之,钦此。”嘉庆五年“闻卿在浙,颇能整饬,守正才优,朕心甚慰。果能长守此志,不因贵显更易素心,长忆寒窗灯下辛苦,到此地位,应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不亦美欤,勉守朕言,毋懈”
可以看到清统治者也以“古大臣”这一道德标准来要求封疆大吏。但是,有几人能达到这一标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都称得上是一代名臣了。清一朝吏治以腐败著称,可以说清朝的大小官僚将如何利用制度利用手中权力满足个人私欲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孔子说春秋始,纲常解钮,现在看起来春秋时期人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道德水准远高于后世,春秋无义战却多义人。如果让孔子在两千年后的清朝复生,恐怕他会疯掉吧。物质基础越丰富,人的私欲就越旺盛,儒家文化所谓的德治就越行不通。当然,如果大小官员都信仰儒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好像今天,有几个官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哈哈。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很危险,清朝不是亡于误国庸才而是亡于落后的政治制度,统治者用于训导整个官僚集团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新一届的party center已经很少提什么共产主义了 ,而转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变化还是有意义的,慢慢来吧。另一个方面现在的中国政治似乎跟儒教分道扬镳了,很少有官员具有最基本的儒学学养。那么,中国官僚的信仰该是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没人来理清楚,我们的出路就永远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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