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的到来不可避免

 “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成为现实。”这句本书最后一章的话成为了整本书的缩影。
      亨廷顿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从未把经济当说成“根本因素”，只是认为是“全面、重要的关联”，甚至在第二章第五节说经济发展对民主“不是决定性的”，但仍不能否定他把经济当做最重要因素之一。他运用了西方广泛采用了的分析框架，即经济收入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除印度外，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收入水平在中等收入以上，除少数石油输出国以外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已经多数实现民主化了。
     他还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的作用在于这些方面：
     1.提高教育程度。
     2.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促进了融合和妥协。
     3.发展要求开放的经济。
     4.中产阶级的扩大。
     这种实证性的分析已经基本完整，而对于理论上的分析，在这里进一步引入梁木生的分析框架似乎就更完整了。
     梁木生采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把人类政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权政治、专制政治、民主专制，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游牧经济、小农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对于民主的影响在于其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了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人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赖，每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人只有在和别人交换才能获得利益的提升，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更多的利益摩擦，这样一来就会需要委托一个公平的仲裁者，这种经济委托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委托，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二是利益的共同体。小农经济的家庭式耕种互不联系，不可能产生广泛的利益联系，也就无法联合起来争取利益，而市场经济的分工合作、资源交换对社会公众进行整合，带来了利益共同体，他们既需要也有能力联合起来要求政治上的代表。
       这样一系列的分析结合起来也就明确了一点：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民主政治。
       而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状态，中国必然要进入民主政治，现在要关心的已经不是中国能不能，要不要民主了，而是中国怎么样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运作良好的民主？
       从第三波我们似乎可以借鉴一些经验。
       从第三波的民主化过程来看，有三种形态的转型过程：
       一.变革。即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政府内改革派比保守派派强大，而反动派实力不如政府。
       二.置换。即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政府内保守力量强大，而反动派力量大于政府。
       三.移转。即上下结合。政府两派平衡，政府与反动派实力相当。
       这几种模式对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有所影响。按暴力程度来说，置换>移转>变革。最好的是变革，但目前还看不到体制内积极因素的走向，我也没弄明白体制内改革派的形成原因，是利用新的经济因素可以获得政治资源的能力增强了，使得更多人成为了改革派，还是其他的。其次就是移转，而第三波的国家大多数都是移转。置换带来的暴力最多，而暴力的手段获得的政权，也只能以暴力来统治。所以，最有可能的形式还是移转。中产阶级形成，反对派呢？那就是政治领导了，政治组织的存在，先阶段的政治组织几乎不存在，所以需要先在社会结成各种团队，形成潜在的次级政治组织，同时锻炼了组织领导能力，才能在变革的时刻领导社会，形成更好的变革过程，这就是民间力量的作用。
      之后是转型之后的持久问题了。持久面临着许多难道，虐待者难题取决于力量，目前无法得知。市政官难题在共产主义国家容易得到解决。重大的情境问题，包括重大叛乱、极端贫困、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在中国问题都不大。只有国家过度加入经济、严重社会不平等、民族冲突是要解决的。现在能做的也只有民主政治文化的问题了，转型之后不可避免的要有一段对民主希望的幻灭，而关键在于公众对其的理解是针对制度本身的，还是执政者的？这就需要增强公众对民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要我们大家去培养、传播，依靠每一个人，还有互联网。
       总之，中国民主不可避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到来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