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评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先生推出了《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众开讲中国史，这一册涵盖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国学大师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显然，作者是以此为讲史准绳的，而我也正是以这种标杆去拜读袁著的，但读完全书，不仅领悟不到他的温情与敬畏，扑面而来的却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一、考据学“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 袁著自序声称，“历史应该是论从史出，得出的每个结论应该有史实做依托的”；还说自己“至少让学生不要相信没有史实根据的事情”。我无缘亲聆其课，只能凭借他这本《玩意儿》来领教，看到的却是纷至沓来的史实出入。以下试从十个方面说明，限于篇幅，每类仅举一二例证。 其一，小说家言。除非运用陈寅恪那样的诗文证史法，一般情况下小说戏曲是不能当作史料的。而袁著说，商末“比干因为劝谏被挖掉七窍玲珑心，后来成了文财神”（原书页58），文财神之说纯属齐东野语，即便《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封比干为文曲星，也不是文财神。类似情况还有宋高宗把岳飞“十二块金牌召回风波亭干掉”（页177），风波亭也仅见于《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对岳飞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指出：“后世传说岳飞死于风波亭，宋代无此记载，故并不可信”。袁著却把这些小说或戏曲中的艺术创作当成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其二，子虚乌有。袁著有些叙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据，完全属于自产自销。例如，他说，“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只活了九年”（页75），页262他再次说：“诸葛亮在蜀汉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其卒于建兴十二年（234），至今尚无史料说他死于230年。袁著又说，厓山之战后，“张世杰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台风遇难。”（页184）有关记载只说张世杰“将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达”，从未见其“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的史料。倘是著者独家发现，切盼公诸学界同好。 其三，张冠李戴。袁著颇有将不相干的人事与言论派错主人的情况。例如，他论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却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为证（页63），这不是王充的主张，而是荀子的高论，语见《荀子·天论》。1004年澶渊之盟前夕，宋真宗御驾亲征，却不愿过黄河。袁著说“寇准特生气，但也没辙。太尉高俅拿着鞭子抽抬轿子那帮人，瞎了眼赶紧把皇上抬过去。”（页166）随从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挥使姓高，也确可称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琼，《宋史》有传。那时，估计高俅的爷爷还没有出世，而且两人虽然同姓，却非一族。作者张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达一个世纪，实在离谱。 其四，以偏概全。历史上的人、事、物丰富而复杂，决不可盲人摸象，固执一端，袁著却时有这类错误。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五种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木头棒子。”（页20）据《汉语大词典》，殳“以竹或木制成”，只说其“木头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顶端装有圆筒形金属，无刃。亦有装金属刺球，顶端带矛的”例如，他说，“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只活了九年”（页75），页262他再次说：“诸葛亮在蜀汉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其卒于建兴十二年（234），至今尚无史料说他死于230年。可见它有金属矛头，随县曾侯乙墓就出土过铜殳，将其说成是纯木头棒子显与现存文物有出入。作者还讲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这个是挺不容易的”（页152）。即便不说宋初枢密使与副使多由武将担任，即便杯酒释兵权完成后，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与岳飞两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玮。仁宗朝除了狄青，还有王德用，他们两人还都升任枢密使。钦宗朝名将种师道也担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枢密副使），与岳飞同时，高宗朝武将当上枢密使则有张俊与韩世忠。 其五，混为一谈。历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执行情况有时并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别，缠夹混淆。比如他说：“从秦朝开始则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所以中国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战功的，文官也一样，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立战功了才封爵。”（页47）。这是把秦的军功爵与其前后的一般封爵制误为一事。例如司马光，从《资治通鉴》第8卷起，就有“河内郡开国侯”的系衔，可他从来没有战功，类似情况秦汉以后可以找出很多。著者还说，“按照中国古代的礼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驾崩，不能生育的嫔妃一律殉葬，武则天也应该勒死殉葬的。”（页103）这一说法大有问题。秦始皇死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其后，尽管有个别妃嫔自发殉死的例子，但后宫殉葬即不见于各朝典制。唯有明朝，从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复妃嫔殉葬，明英宗临死前明确废止这种倒行逆施。袁著根据明朝前期相关情况，便判定其前各朝礼法历来如此，未免太想当然。 其六，顾此失彼。中国历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现象，年代跨度很长，叙述其起讫兴灭自应前后照应。在这一问题上，袁著颇多顾此失彼的疏误。例如，他讲到法家法治时，以贵族有“免死金牌”相对照，只说“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贵族犯罪有八议”（页34）。作为一种法制规定，八议源自《周礼·小司寇》的“八辟”，秦国商鞅变法废止，汉初承秦制，八议未列入律法，但魏晋南北朝与隋朝，八议都见诸于律文。现存中华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议·名例律》就有《八议》专篇。袁著只拿清律说事，便给人迟至清朝才有八议的错觉。 其七，大胆臆测。对自己不甚了解的历史情况，袁著有时所下结论之大胆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可能是国家刚刚建立，开辟新纪元，它不是年号，否则的话开元通宝就成了唐玄宗的钱了。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说整个唐朝，它的钱都叫开元通宝”（页115）。“开元通宝”诚然不是唐玄宗的开元年号钱，但他的其他推论却大错特错。首先，说“以年号铸钱是北宋开始的”，就是想当然。现知最早年号钱是十六国时成汉主李寿在汉兴年间（338－343）铸造的汉兴钱，币面铸有“汉兴”二字。其次，说唐代的钱“都叫开元通宝”，又是想当然。唐代也有年号钱，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宝”，唐代宗大历年间的“大历元宝”，唐德宗建中年间的“建中通宝”，连叛将史思明年号顺天（759－760），也曾铸“顺天元宝”钱。以上唐代年号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都有拓本，至于其书所载五代十国年号钱更是不遑列举。 其八，强作解人。这是袁著面对自己拿不准的史实时，自以为是的做法。例如，他讲授时历，“郭守敬算出来一年是365.2425天，跟现在的实际运行时间差13秒。今天拿电脑，当年连算盘都没有，可能是地下摆棍算的，厉害。”（页189）且不说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图》卷末“赵太丞家”药铺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盘，但元初画家王振鹏在《乾坤一担图》里所画货郎担上确有算盘出售，可见至迟宋元之际算盘已经流行。故而袁著说郭守敬可能摆棍算，即仍用筹算，连算盘都没有的结论，就太过武断。袁著还说，“所以今天郑和下西洋到底路线怎么走的，不知道。”（页253）马欢曾随同郑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胜览》，费信也四次随郑和远航，著有《星槎胜览》，两书都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认为二书还不具体，不妨查阅中西交通史大家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收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就不会贸然得出“不知道”的结论。 其九，懒于查核。袁著有些常识性错误简直难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页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国历史大辞典》权威释文曰：“南宋初相传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于寝殿之夹室，称为誓碑。誓词三行，内容大略为：一，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要求子孙遵守。传说誓词文句虽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训第三条如其所说，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赋”的说法，从未见诸于两宋史料（对此说所出王夫之《宋论》，张荫麟早有驳正）。袁著还说，“成祖的帝位来得不正，他是抢建文帝，抢朱棣，所以他总是心中有愧。成祖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朱棣的大谋士方孝孺给抓起来。”（页251）这里错得骇人听闻。显然，袁著认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个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为建文帝殉节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给朱棣做了大谋士，恐怕真要气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于考证。袁著对史实考订颇为不屑，往往开口就错。他说，李善长是“太子朱标的老师，要上法场开刀。马皇后就不干啊，因为那个马皇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贤后嘛，她就不干。不干她就不吃饭，绝食。哭”（页198）。当太子朱标老师的是宋濂，《明史》本传说他“傅太子先后十余年”，晚年因长孙“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马皇后传》说：“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并未绝食，而是预设斋饭。《明史·李善长传》没说善长担任过太子师，其株连被杀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据《明史》本传，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倘据袁著，八年后她还为李善长绝食求情，岂非白日见鬼。 讲史或著史，史实偶有舛误，即便司马光也在所避免。问题出在袁著对史实考证的轻蔑态度：“考什么你考？这个就属于文字狱遗风，要我说就是被吓傻了，干点有用的学问，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页224）他批评乾嘉考据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流于繁琐，固然不错，却因噎废食，把史料考证从史学研究中彻底驱逐出去。他决绝表示：“现在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考据学，反正我就忌讳这个。别人问我这个，烦的不得了，所谓考据学，……吃力不讨好，和现在的八卦新闻效果没什么区别。”把史料考证与当下八卦新闻等量齐观，充分表明他对历史学缺乏起码的常识。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的每个结论都是“有史实做依托的”。 二、“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 传媒为袁著设计的广告词很夺人眼球：“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拜读下来，略加归纳，他把历史说成相声的手段主要有两招。 第一招，轻薄的嘲讽与低级的谩骂。比如，说管仲“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页22），却举不出过硬的事例。讥刺武则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页125），纯然一种轻佻的口吻。至于说完颜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页170），则抹杀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贵族压迫的正当性。骂李自成为“造反专业户”（页210），更是无视农民逼上梁山的客观史实。 这些还算客气的，再进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谩骂。袁著大骂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页101），“明朝因为是贼王八建立的王朝”（页202）。至于朱元璋，“你看那厮长得那模样，哪有一点帝王福相啊。……这家伙是贼王八出身嘛，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这种王八蛋一当政，必然是采用暴政。”（页196）他还说，“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家伙，把他比成什么都不算是对那东西的侮辱。”（页199）讲述历史，对前代与古人表达褒贬，势所难免。但这种价值判断，除了史料依据，还必须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仅仅是情绪性的宣泄。 不仅如此，袁著先骂明武宗“整一个傻叉”（页207），再骂嘉靖帝与万历帝“又两个傻叉”（页208），最后骂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页209）。寻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谓“傻叉”，即是“傻Χ”，即国骂后省略的那个脏字，连这种不堪入耳的字在讲课与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确实无愧史上最牛。但历史学是合乎逻辑的思考，充满理性的产物，即便你有历史的激情，也绝对不能泼妇骂街。 第二招，夸诞的比拟与无聊的搞笑。在普及历史的过程中，确有必要进行通俗化的尝试与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却为了追求趣味而丧失了品味，为了强调通俗而自甘于恶俗。他为了说明华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夸张地说，“孔子说的都可能是闽南话。”（页54）为了强调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说：“刘邦在前朝好歹还是街道居委会治保主任，还是奥运志愿者，领一帮老太太还能干这个干那个呢。”（页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国，享受的是“五星级宾馆，美女服务员”（页56）。也许觉得这样趣味化还不过瘾，袁著就说皇帝“到三世这帮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整天与阉竖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没有了’的笑话还能了解什么东西”（页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来也没有其他的高招。 为了追求噱头与出新，袁著对历史的比拟，往往不伦不类。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说成是“党指挥枪，要文斗不要武斗”（页150），借喻的内容与比喻的对象之间缺少共通点。这种插科打诨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当时中华文化圈内的主导性影响说成是“以文化扩张”（页167），在表述上既不严谨，也不科学。 这种喻指失当，除了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还常常让对历史真相并不了解的人对他的借喻究竟确有其事，还只是一种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难分。例如，袁著说清代图里琛“走遍了每一户蒙古牧民的帐篷，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页238），你因为知道那时还没有“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断这只是比喻。但是，当他说秦律的“特点就是轻罪重刑。你随地吐痰，吊起来打”（页41），你若没有研读过秦律，就无法断定“随地吐痰，吊起来打”，究竟是秦律的条文规定，还是他的设譬比喻。惟其如此，这种不恰当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会造成新错。比如，袁著说秦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节是10月1日，应该过国庆，它过元旦”（页61），说秦朝春节是十月一日不错，但它与现在的国庆节却是两回事，因为两者有着中西历的差异。 借古讽今是袁著讲课时的最爱，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关键在于他运用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拟李斯讨论郡县制时的辩辞：“你恶毒攻击郡县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吗？”（页43）至于他说，明初的胡惟庸案，“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将军蓝玉谋反，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页198），其初衷也许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这种不伦不类的借喻，只会把人们对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为一种浅薄的搞笑。 袁著曾说：“评书讲的那个东西，距离历史的真相其实很远，……我小时候听，现在不听了，一听就笑，太搞笑了。”（页192）然而，读完《玩意儿》，你得到的就是这种感觉，也难怪广告说他“历史说得比相声还好”。不过，这一包装似乎应该换个词序，改成“相声说得比历史还好”才更名副其实。 三、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作为百家讲坛的当红主讲，虽有报道说袁著《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错误成堆，还涉嫌抄袭，我倒很赞同他在该书后记里引用戴维·麦克卡罗的话：“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历史是什么？后人通过历史应该获取哪些教益？这是每一个著史者或讲史者必须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在。那么，作为一本讲史教材，袁著试图传达一种怎样的史学观念呢？ 其一，混乱虚无的历史观。袁著的史识既相当混乱，又极端虚无。他先在自序里说，“我们自己写的历史书把明清时期写得一塌糊涂”，发问“为什么我们自己这么妄自菲薄？”其后在讲课时却说，“明朝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96）教人不知道该采纳其序言里的说法，还是相信他讲课时的论点。不过，你若同意他对明朝的结论，也会踌躇犯难，他上一节课刚说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页186）。两个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还会对王朝传世年数作出流俗迷信的说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历经168年而亡，这个数还挺吉利。”（页174）倘若如此，元朝从1271年到1368年，历经98年，“98”者，“就发”也，比北宋还吉利呢！这样讲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图》。 至于袁著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更令人吃惊。他说：“虽然中国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页180）显然要把成吉思汗与他的历史从中国史中划出去，且不论这种主张有违于当前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即便在历史观上也十分荒谬，明修《元史》还把成吉思汗列为《太祖纪》，袁著的史观竟比被他痛骂的明朝还要虚无与落后。 其二，圣主权臣的政治观。袁著对明朝深恶痛绝，对清朝却独多好评。他评论成吉思汗时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页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诘问他：清朝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亡国灭种，有什么可夸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对清朝有好评也不妨，但用语却折射出其政治观大成问题。他说：“其实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个赛一个混蛋。清朝虽然也杀过一些人，也干过剃发令这样的蠢事，但却是最圣明的王朝。顺、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圣主。”（页222）总之，王朝“最圣明”，圣主“不世出”，真的还想早活三百年，做圣主治下的臣民。 至于介于“圣主”与臣民之间最佳吏治，他也有独到之见：“你看中国历史上凡是作出成绩的官没有清官，包拯、海瑞这些人绝对做不出成绩来。一般都是那种介乎清官与赃官之间的那种权臣。”（页261）在他看来，对于老百姓，公正廉洁的清官反不及有点贪赃的权臣，堂而皇之地倡导专权，容忍赃贿。崇拜圣主，推崇权臣，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观。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观。著者缺乏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常识，断然认定：“中国的僧人只要化缘就全是骗子。”（页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传》及其所有续作，完全找不到曾经化缘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绝对的结论。这里，不妨请他重读其自序中的声明：“不能先拿出一个结论，然后把对我有利的史实拿来，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样是很可怕的。” 尽管对佛教没有研究，袁著却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开出了救世药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贫富分化比中国严重，但是人家没见砸垃圾桶，也没见偷井盖的，没见把公园护栏给掰走的，就因为笃信宗教。虽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义很多是从它那儿吸收来的。所以多宣传点儿这个，对于和谐社会多有好处。”（页88）当局提倡的“和谐社会”，只能乞灵于佛教教义，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学至上的教育观。在教育观上，袁著仍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水平上。他说：“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你连大学都没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你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禾妞、棒子面、自行车。”（页157）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超市扛货工与柴禾妞的轻鄙，完全缺少那种工作不同而尊严平等的观念，这种“大学至上”的教育观与人才观，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鲜廉寡耻的家国观。在家国观上，袁著毫无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他先是断言：“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形【邦】打过来了，我躲着。”（页160）他讲这段话时，不知欲置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与现代中国八年抗战于何地？他还声称：“为什么农民拥护清朝，圣天子，太圣明了，同一个民族让我们没法活，还是异族让我们活的不错，那我们干什么不拥护异族？所以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页226）吹捧清朝不遗余力，却置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于不顾，匍匐山呼“圣天子，太圣明”，泯灭起码的民族大义，公然鼓吹“谁让我活下去，我就拥护谁”，鲜廉寡耻，一至于此！ 其六，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在民族问题上，袁著以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惮使用轻侮的用语。他说：“犬戎是野人。太野蛮了这帮人。我们中原这个民族叫华夏，名字特别好听，华是美丽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个又大又美丽的民族。……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页19）在讲到墨家尚贤时，他又拿犬戎开涮：“任用贤人，进行选举，最好国君都选举产生。这个不太现实，那是美国总统选举方法，万一选出的国君是个犬戎，肯定不让上。”（页33）在其内心深处，不仅鄙视犬戎，也传达出他把合法选举程序不当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对中华民族内部，流露出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认为“五十六个民族里面文明程度最高的当然是汉族，剩下和汉族有一拼的，其实就应该是藏族”（页123）。在世界民族中，则贬斥黑人，宣称“黑人也一样，他的民族这么落后，就因为他没有国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页146）。这种民族观比起孙中山与林肯来，倒退不可以道里计，哪里还有民族平等的现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国际观。在国际问题上，袁著更是荒谬狂妄而口无遮拦。在古代东亚，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虽具主导性的影响，但在国家关系上，从今天说来则是对等的。而他却说：“甚至至今，韩国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国要隆重，中国的儒生也从来都把它们当做中国的两个省，只不过不太听话而已。”（页27）而在钓鱼岛问题上，他竟为对手提供论据：清朝“东南是到台湾澎湖钓鱼岛。我们得特殊提一下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咱们的，咱们可能那会儿也没认真拿它当回事，现在就不好说了，现在你说是你的，你上面也没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韩国那个独岛，人家真来劲，咱也不能跟韩国人干那事儿，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页250）。袁著公然认为钓鱼岛归属“现在就不好说了”，还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为理由，主张将中国领土拱手相让。 另一方面，他在讲到郑和下西洋时，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伦布、达伽马，什么都没有，哥几个凑钱，弄一艘小破船，带回来一个拉丁美洲，充分体现了出海的价值，你郑和跟人家没法比。”（页253）在古今对外关系与国际关系上，袁著根本没有现代国家关系中平等、独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乱语。 袁著自序针对有的人说他颠覆了历史，自信满满道：“你了解的那个我颠覆之前的历史，是不是被颠覆过？如果是，那我只不过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在最基本的历史观念上，袁著确实把是非正误“又颠倒过来了”。 据说，每当高三学生毕业，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赠北宋张载的名言作为勉励。然而，倘若学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场与史观，还有可能实现他抄赠的话，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结语：如此学史新潮流“将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还征引了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奇怪的是，他对原文作了重大删节，歪曲了原意。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钱穆所谓对本国历史的敬意，具体地说，就是无论著史，还是讲史，必然会体现史学家或说史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判断中理应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对其中正面的东西给以肯定，表达敬意以启迪今人，对其中负面的东西给以否定，引为鉴戒以警示来者；然而是非褒贬的态度应该是严谨而理性的。 读完袁著，我们才领悟到被他有意删去的钱穆那几句话，犹如阿Q讳言头上的癞疤，正是对他的一种预警，而他所自诩的颠覆历史，就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自我感觉良好地“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儿”一词，无一不充满贬义。他将其冠诸于书名，画龙点睛地凸现了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对这样“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主流传媒或是请他上百家讲坛，或是为他的《玩意儿》首印20万册，还宣称由此“开启全民学史新潮流”。媒体赞同这种亵玩历史的做法，实际上与其有意无意地遮蔽某些历史的做法，乃一物之两面，是当前历史传承中最成问题的社会现象。类似《什么玩意儿》这样的东西占据了当下史学传播的主导地位，套用前引戴维?麦克卡罗的话，长此以往，中国人必会不知道“我们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 来自： 虞云国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