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黑客精神”赞
“黑客精神”赞
杨焕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大基因研究员
科学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发现。科学发现是人类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
在一些国家，科学的创新主要有赖于公办或私立研究机构的专业科研人员这一主力军。但也有那么一群对自然有着“天生”的好奇，对科学有着执着追求的非专业人士、业余发明家，正是这些“精力过剩”的年青人组成的“科学别动队”，他们也许史来即有，也许新近才有，不过现在人们称之为“黑客”。本书介绍的是就是其中的一支——“生物黑客”。我对此书的推荐，首先是基于此书对“科学黑客”精神的肯定。
科学“黑客”要鼓励
也许可以说，我们号召创新，呼吁创新，正是由于我们目前的创新不尽人意。即使在发达国家，人们也在抱怨专业的研究者们为体制、文化、经费及奖惩等非科学因素的压力而疲于奔命，以至于出现不少“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的尴尬现状，创新动力愈发变弱，创新灵感未见增长。然而此书中的一群“黑客”们，犹如空中的新星，为科学的发现与创新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些年青黑客的激情，也许是出自于他们的好奇或非意识的冲动，也许是代表一种人类天生的追求和执着，也许，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将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历史使命进行最佳结合。
这算不上是什么新奇的怪物。正如本书中所给出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例子：史蒂夫•乔布斯在车库捣鼓电脑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伯耶利与罗伯特•斯万森依靠重组DNA技术创立了基因泰克公司，对人类健康贡献巨大。他们都是不循规蹈矩，敢于大胆尝试非专业探索的先驱，是他们各自时代的“黑客”代表。
几个月前，应儿子的邀请，我“顺路”赶了几百公里去陪他看了一个国家的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Makers Fair”， 大概可译为“发明者大排档”吧。这是由志愿者们在网上发起的活动，“摆摊者”是那些来自“小公司”、“微公司”以及“个体户”的发明家，而“顾客”或“游客”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他们大多是大牌公司、中小企业的老总和工程师，专业人员、学生，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展销的产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我儿子的业余“创新公司” （每人收约相当于人民币300元的入会费），展出的是新一代的“脑电图”，能随人思考问题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讯号；还兜售一种叫做“电池寿命延长器”的小玩意，约50元人民币一个。不言而喻，“黑客”是这些活动的主力。而“武器黑客”居然展出全自动机枪瞄准器，紧随“目标”并自动跟踪；而“生物黑客”演示了在厨房里提取DNA的“试剂盒”，除了“裂解液”外，所有试剂都取自厨房。这样的活动，对于那个国家的创新机制和“软实力”，发明应用的转化机制，培养年青人的创新热情，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我儿子也告诉我，有人在中国尝试过，但不是那么成功。也许原因不只是没有这样的人群，而是我们类似这样的活动都是只是学校组织的，并没有政府权威机构颁发的、有利于升大学的奖项。
现在中国的家长很不容易——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着他们自己一生未遂的追求与理想。我想，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已不堪重负，几乎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许我们的孩子仍有过剩精力无处释放。君不见，多少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去赶时髦、追明星、穿名牌，玩网游！我们为什么不引导、不鼓励、不支持他们去做那样的“科学黑客”，让他们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去享受发现和创造的乐趣呢？
一个民族的希望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科学黑客”不需要纳税人掏钱，不需要“同行评议”。他们的研究过程完全自主，他们的创新结果由实践来检验，由市场来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此书所宣扬的“科学黑客”，至少其“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生物“黑客”要严谨
中国能不能接受和容许“黑客”，将决定于决策者的远见和胆略，或许是负责任的利弊权衡。
科学的目的是提高全人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本质是最伦理的。当然，不能否认的是，那些混迹于人群、不耻为人类的人干坏事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君不见，每一高技术的出现，在给我们带来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件件“高技术犯罪”。有人把它简单地归咎于科学的“双刃剑”性质。谁也不能保证，对“黑客”的开放，会不会带来“新技术犯罪”（也许可以保证：会）。正如有黑客（Hacker），就有骇客（Cracker），都掌握了高技术，但是骇客们对网络的干扰，已经给我们制造了天大的麻烦。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又使这一讨论更加复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与其他学科和技术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既是研究的主体（研究者），同时又是研究的客体（研究对象）。由于生命规律的统一性、生命物质的同一性、生命进化的连续性、生命活动的相似性、生物技术的通用性，今天对大肠杆菌的研究所建立的技术，明天就可以用于大象，后天就有可能累及大家。而生物材料、设备和试剂的获得，生物实验室的建立和隐蔽，实验的基础知识和操作，都比任何别的实验“车间”和研究项目容易得多。“能烧好菜的都能做好实验”，大概用于生物实验较为确切。“生物黑客”的推广，也许如燎原烈火，比任何其他行业的“黑客”容易得多。也许，“生物黑客”早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
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生物黑客”时不得不与大家，也包括那些已差不多成为“黑客”和将来可能的“黑客”，认真地讨论的问题：生物防护（防范“坏人”蓄意干的坏事，如生物恐怖袭击）、生物安全（指“好人”无意做的坏事，对工作人员和大众、实验室和环境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和生命伦理（是指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还有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者的不端行为）等等。
当前社会，各个行业造假成风（与生物技术有关的药物、食物更甚，像近几年屡见报端的三聚氰胺、毒大米、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皮革奶等）。不端的科研行为盛行，科学界各种丑闻不断。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公立研究单位，尚且如此，“生物黑客”是不是也会产出一个让我们每天喷嚏不断的新病毒，或是大规模杀伤的生物武器呢？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鼓励、支持“黑客”精神的同时，也愿与他们一道来讨论生物防护、生物安全和生命伦理，还有科学道德、道德自律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现在和将来的“生物黑客”在与我们分享开放“黑客”好处的同时，也与我们一道来分担开放“生物黑客”的忧虑，使决策者和全社会为之放心。
我们也许有必要讨论有关是否需要和如何进行对“黑客”的“实验室资质认定”、 “实验室安全条例”、“实验室采购批准”、“生物资源收集许可”、“实验室操作规范”、“实验人员注册管理”等等进行审查，也有义务去组织相应的IRB（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相关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诸如此些内容都应是我们所需考虑的，但是显然不能照搬专业研究机构那一套。不然的话，“黑客”已不是“黑客”，更失去了“黑客精神”。我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一“新事物”问世之前，就危言耸听描述它的危险性，视之为洪水猛兽，可能会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是那些在大众还没有足够了解之前就有意无意进行的过分宣传，只能引发负面反应。科学并不是要锁住一切危险，而且是要驯服危险为人类所用。
科普“黑客”的普遍
我们需要科普──对大众的科学普及教育。
科普是提高国民科学水平的需要。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不应只由专家和专业研究人员来代表，大众对科学的正确理解与积极参与也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个道理，正如美国的法制程度，不仅取决于那些专业的立法者、律师的水平，也会在那些随机选自各行各业的“陪审团”成员的身上得到体现一样。
科普又是改善科技工作者与大众的关系的需要。如果说我们的科学创新正呈危机，那么我们社会对待科学的态度更受令人担忧。且其恶果已进步呈现：一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不再要科学”或“反科学”的潮流影响下，我们社会对新科学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已发现很大的趋于负面的改变；二是客观上一些科研人员的“不端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社会对科研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众对科研人员的印象已从社会“精英”转变为“另类”，从社会“贡献者”变成为“风险制造者”。
这一问题的出现，首先是缘于科技工作者与公众的交流越来越少。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干科普。一旦出现在科普讲坛上，不管是在报刊上还是屏幕上，就被自己的同行批评为“不务正业”、“不踏实工作”。热心于科普的科研工作者日渐减少，打着科学或科普招牌卖狗肉的东西到处泛滥，“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充斥大报小报，和大街小巷的屏幕。当然，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是由于疲于奔命而没有时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发挥“科普黑客”的积极性呢？
翻译“黑客”要精准
写文章难，写科普文章更难，要写又有科学、又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文章更是难上加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逼出来的。我赞成这一建议：不妨引进、翻译国外的优秀科普书籍。一方面，是因为总体说来引进量太少；另一方面，是由于粗糙的译著泛滥。如某个专业出版社所谓的那些专业人员所翻译出的一位科学巨匠的科学译著，竟把“germ plasma”(原意为育种的“种质”) 译成“细菌血浆”。这不仅是译者的不认真，更暴露了出版者的水平和责任心。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字句背后知识的准确传达。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科普译著问世，也正因为这样，在我们避免不负责任严重误导的译作的同时，更需鼓励那些对科学传播工作有热情热心的非专业人员的加入。译者往往是一本书的首个读者，非专业译者对书的特殊触觉也许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更为有效地向普通读者传达科学概念。
当然，从翻译的三大要求“信，雅，达”来衡量这本书译者的专业水平和翻译技巧，总体说来还是可圈可点的。译著的热情及求“信”求真的态度，也溢于全书。然而，翻译是无止境的，但愿译者们能将此项工作做得更好。毕竟，科普书翻译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也能促使大众科学水平的提高，这有赖于大家共同的努力。
在如今这个科普译作仍处于“小众”市场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更多的“翻译黑客”呢？
是为序。
杨焕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大基因研究员
科学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发现。科学发现是人类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
在一些国家，科学的创新主要有赖于公办或私立研究机构的专业科研人员这一主力军。但也有那么一群对自然有着“天生”的好奇，对科学有着执着追求的非专业人士、业余发明家，正是这些“精力过剩”的年青人组成的“科学别动队”，他们也许史来即有，也许新近才有，不过现在人们称之为“黑客”。本书介绍的是就是其中的一支——“生物黑客”。我对此书的推荐，首先是基于此书对“科学黑客”精神的肯定。
科学“黑客”要鼓励
也许可以说，我们号召创新，呼吁创新，正是由于我们目前的创新不尽人意。即使在发达国家，人们也在抱怨专业的研究者们为体制、文化、经费及奖惩等非科学因素的压力而疲于奔命，以至于出现不少“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的尴尬现状，创新动力愈发变弱，创新灵感未见增长。然而此书中的一群“黑客”们，犹如空中的新星，为科学的发现与创新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些年青黑客的激情，也许是出自于他们的好奇或非意识的冲动，也许是代表一种人类天生的追求和执着，也许，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将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历史使命进行最佳结合。
这算不上是什么新奇的怪物。正如本书中所给出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例子：史蒂夫•乔布斯在车库捣鼓电脑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伯耶利与罗伯特•斯万森依靠重组DNA技术创立了基因泰克公司，对人类健康贡献巨大。他们都是不循规蹈矩，敢于大胆尝试非专业探索的先驱，是他们各自时代的“黑客”代表。
几个月前，应儿子的邀请，我“顺路”赶了几百公里去陪他看了一个国家的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Makers Fair”， 大概可译为“发明者大排档”吧。这是由志愿者们在网上发起的活动，“摆摊者”是那些来自“小公司”、“微公司”以及“个体户”的发明家，而“顾客”或“游客”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他们大多是大牌公司、中小企业的老总和工程师，专业人员、学生，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展销的产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我儿子的业余“创新公司” （每人收约相当于人民币300元的入会费），展出的是新一代的“脑电图”，能随人思考问题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讯号；还兜售一种叫做“电池寿命延长器”的小玩意，约50元人民币一个。不言而喻，“黑客”是这些活动的主力。而“武器黑客”居然展出全自动机枪瞄准器，紧随“目标”并自动跟踪；而“生物黑客”演示了在厨房里提取DNA的“试剂盒”，除了“裂解液”外，所有试剂都取自厨房。这样的活动，对于那个国家的创新机制和“软实力”，发明应用的转化机制，培养年青人的创新热情，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我儿子也告诉我，有人在中国尝试过，但不是那么成功。也许原因不只是没有这样的人群，而是我们类似这样的活动都是只是学校组织的，并没有政府权威机构颁发的、有利于升大学的奖项。
现在中国的家长很不容易——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着他们自己一生未遂的追求与理想。我想，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已不堪重负，几乎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许我们的孩子仍有过剩精力无处释放。君不见，多少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去赶时髦、追明星、穿名牌，玩网游！我们为什么不引导、不鼓励、不支持他们去做那样的“科学黑客”，让他们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去享受发现和创造的乐趣呢？
一个民族的希望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科学黑客”不需要纳税人掏钱，不需要“同行评议”。他们的研究过程完全自主，他们的创新结果由实践来检验，由市场来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此书所宣扬的“科学黑客”，至少其“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生物“黑客”要严谨
中国能不能接受和容许“黑客”，将决定于决策者的远见和胆略，或许是负责任的利弊权衡。
科学的目的是提高全人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本质是最伦理的。当然，不能否认的是，那些混迹于人群、不耻为人类的人干坏事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君不见，每一高技术的出现，在给我们带来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件件“高技术犯罪”。有人把它简单地归咎于科学的“双刃剑”性质。谁也不能保证，对“黑客”的开放，会不会带来“新技术犯罪”（也许可以保证：会）。正如有黑客（Hacker），就有骇客（Cracker），都掌握了高技术，但是骇客们对网络的干扰，已经给我们制造了天大的麻烦。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又使这一讨论更加复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与其他学科和技术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既是研究的主体（研究者），同时又是研究的客体（研究对象）。由于生命规律的统一性、生命物质的同一性、生命进化的连续性、生命活动的相似性、生物技术的通用性，今天对大肠杆菌的研究所建立的技术，明天就可以用于大象，后天就有可能累及大家。而生物材料、设备和试剂的获得，生物实验室的建立和隐蔽，实验的基础知识和操作，都比任何别的实验“车间”和研究项目容易得多。“能烧好菜的都能做好实验”，大概用于生物实验较为确切。“生物黑客”的推广，也许如燎原烈火，比任何其他行业的“黑客”容易得多。也许，“生物黑客”早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
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生物黑客”时不得不与大家，也包括那些已差不多成为“黑客”和将来可能的“黑客”，认真地讨论的问题：生物防护（防范“坏人”蓄意干的坏事，如生物恐怖袭击）、生物安全（指“好人”无意做的坏事，对工作人员和大众、实验室和环境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和生命伦理（是指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还有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者的不端行为）等等。
当前社会，各个行业造假成风（与生物技术有关的药物、食物更甚，像近几年屡见报端的三聚氰胺、毒大米、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皮革奶等）。不端的科研行为盛行，科学界各种丑闻不断。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公立研究单位，尚且如此，“生物黑客”是不是也会产出一个让我们每天喷嚏不断的新病毒，或是大规模杀伤的生物武器呢？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鼓励、支持“黑客”精神的同时，也愿与他们一道来讨论生物防护、生物安全和生命伦理，还有科学道德、道德自律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现在和将来的“生物黑客”在与我们分享开放“黑客”好处的同时，也与我们一道来分担开放“生物黑客”的忧虑，使决策者和全社会为之放心。
我们也许有必要讨论有关是否需要和如何进行对“黑客”的“实验室资质认定”、 “实验室安全条例”、“实验室采购批准”、“生物资源收集许可”、“实验室操作规范”、“实验人员注册管理”等等进行审查，也有义务去组织相应的IRB（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相关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诸如此些内容都应是我们所需考虑的，但是显然不能照搬专业研究机构那一套。不然的话，“黑客”已不是“黑客”，更失去了“黑客精神”。我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一“新事物”问世之前，就危言耸听描述它的危险性，视之为洪水猛兽，可能会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是那些在大众还没有足够了解之前就有意无意进行的过分宣传，只能引发负面反应。科学并不是要锁住一切危险，而且是要驯服危险为人类所用。
科普“黑客”的普遍
我们需要科普──对大众的科学普及教育。
科普是提高国民科学水平的需要。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不应只由专家和专业研究人员来代表，大众对科学的正确理解与积极参与也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个道理，正如美国的法制程度，不仅取决于那些专业的立法者、律师的水平，也会在那些随机选自各行各业的“陪审团”成员的身上得到体现一样。
科普又是改善科技工作者与大众的关系的需要。如果说我们的科学创新正呈危机，那么我们社会对待科学的态度更受令人担忧。且其恶果已进步呈现：一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不再要科学”或“反科学”的潮流影响下，我们社会对新科学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已发现很大的趋于负面的改变；二是客观上一些科研人员的“不端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社会对科研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众对科研人员的印象已从社会“精英”转变为“另类”，从社会“贡献者”变成为“风险制造者”。
这一问题的出现，首先是缘于科技工作者与公众的交流越来越少。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干科普。一旦出现在科普讲坛上，不管是在报刊上还是屏幕上，就被自己的同行批评为“不务正业”、“不踏实工作”。热心于科普的科研工作者日渐减少，打着科学或科普招牌卖狗肉的东西到处泛滥，“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充斥大报小报，和大街小巷的屏幕。当然，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是由于疲于奔命而没有时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发挥“科普黑客”的积极性呢？
翻译“黑客”要精准
写文章难，写科普文章更难，要写又有科学、又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文章更是难上加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逼出来的。我赞成这一建议：不妨引进、翻译国外的优秀科普书籍。一方面，是因为总体说来引进量太少；另一方面，是由于粗糙的译著泛滥。如某个专业出版社所谓的那些专业人员所翻译出的一位科学巨匠的科学译著，竟把“germ plasma”(原意为育种的“种质”) 译成“细菌血浆”。这不仅是译者的不认真，更暴露了出版者的水平和责任心。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字句背后知识的准确传达。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科普译著问世，也正因为这样，在我们避免不负责任严重误导的译作的同时，更需鼓励那些对科学传播工作有热情热心的非专业人员的加入。译者往往是一本书的首个读者，非专业译者对书的特殊触觉也许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更为有效地向普通读者传达科学概念。
当然，从翻译的三大要求“信，雅，达”来衡量这本书译者的专业水平和翻译技巧，总体说来还是可圈可点的。译著的热情及求“信”求真的态度，也溢于全书。然而，翻译是无止境的，但愿译者们能将此项工作做得更好。毕竟，科普书翻译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也能促使大众科学水平的提高，这有赖于大家共同的努力。
在如今这个科普译作仍处于“小众”市场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更多的“翻译黑客”呢？
是为序。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