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
列夫·托洛茨基，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歷史中最受誣衊、最受歪曲的人物了。長期以來，由於極少能接觸到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及與其有關的可靠作品，因此，“超工業化”、“掠奪農民”、“世界革命的幻想家”等由史達林、布哈林強加在他頭上的荒唐罪名，便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我國讀者眼中的形象。
一九九九年初，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所著的托洛茨基傳記——《先知三部曲》。《先知三部曲》驅走了包圍著托洛茨基的種種奇談怪論，終於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清晰的、而不是被歪曲的托洛茨基了。
《讀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發表了鄭異凡先生的文章《由“先知”引起的話題》，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和布哈林進行了比較分析。鄭異凡先生一方面承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除了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以外，兩人的主張並無多大不同，因為“史達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欲速則不達”的“史達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史達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在農村實行集體”，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張的”；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一樣，“把整個希望都寄託在計劃經濟上，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爭論才是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爭論”。
果真如此的話，“超工業化”、“掠奪農民”等帽子戴在托洛茨基頭上倒是名符其實了，史達林實踐的後果也該由托洛茨基來承擔一部分責任了。托洛茨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鄭異凡先生“蓋棺論定”了。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托洛茨基與史達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共戴天的呢？
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鄭異凡先生竟是在讀了《先知三部曲》後來重複這種評價的，因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如果不是說誣衊的話。
歷史事實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代表了截然對立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在工業化、集體化、計劃經濟及其他們方面，他們是針鋒相對的，他們之間絕非大同小異，只有“不共戴天”。
下面，讓我不屈從偏見，不依靠臆測，打開托洛茨基的著作，回顧歷史，看一下托洛茨基是怎樣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
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布哈林所爭論的問題，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如何在一個孤立、落後的國家中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這也包括著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即工業化。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俄國經濟具有落後國家的基本特點——工業落後於農業。這一方面造成了工農業產品價格間的“剪刀差”，國營工業與私人農業的交換（即城鄉結合）的不穩固，加劇了農村的社會分化。另一方面，在內戰中耗盡了體力與精力的工人階級人數銳減、生活惡化、失業嚴重，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時期曾富有的政治主動性已所剩無幾。
從歷史上看，農業國要想工業化，首先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擺脫發達工業國廉價產品的競爭，同時，採取各種方式使工業品在與農產品的交換中保持更高的利潤來加速其發展，從而最終使本國工業能向農業提供廉價商品，並用新的技術裝備促使農業實現現代化。反之，農業若不願做出暫時的犧牲，只願與更便宜的外國貨進行交換，那麼本國工業將無法發展，農業也將缺乏進一步改造的基礎，從而使本國永遠依附于發達工業國。
美國可以算是後進轉先進的典型。獨立後的美國經濟仍屬半殖民地性質，資產階級主張貿易保護，發展本國工業，而南方種植園主，大商人等則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以棉花、煙草等交換廉價的英國貨。雙方鬥爭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後，才以北方戰勝南方、工業戰勝農業而告終。美國迅即崛起為世界頭號工業國，避免了成為美洲大陸北端的巴西的命運。
托洛茨基認為，單純地靠恢復戰前的工農業並不能使國家自動渡過危機時期。經濟初步恢復後，在對外貿易、工業、運輸、財政信貸等部門都由國家掌握的情況下，只要合理地分配國民收入，就能以較快地速度實現工業化，並同時解決以下任務：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消除失業並吸收農村的剩餘人口，從而提高工人階級的質量和數量；降低工業品的價格，縮小剪刀差；遏制農村的社會分化；提供現代技術裝備幫助農民組織集體農業。
在既無外部貸款、又無內部儲備的情況下，單靠工業自身的積累，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工業化的資金必須從其他部門，首先是農業當中獲取。但這一資金是有限度的，決不意味著農業的停滯甚至倒退，就像後來史達林時期那樣。這只是說農民的收入也是提高的，但不如在純粹市場作用下所能達到的那樣多。國家應通過各種稅收政策，使工業化資金的負擔，主要落在富家身上，而廣大的非剝削群眾——中農（農民的上層）、貧農將負擔較少，甚至不予負擔。
至於工業化的速度，也就是資金如何在積累與消費中分配，托洛茨基不象史達林那樣認為最快的增長率只取決於最大的積累率，還要取決於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是來自于工人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首先改善工人的勞動、生活條件，更應該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前提。過於壓低消費以加大積累，在初期可能帶來較高的速度，但生活水平長期停滯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不能達到應有的最佳效果。因此，最快的增長速度，不需要最大的積累率，而是需要能兼顧消費的最合適的積累率。這樣雖然在初期不能達到最高速度，長遠看來，卻能一直保持較快的速度，並同時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理論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其飽受詆毀的《新經濟學》一書中，早就向我們描述了在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工業積累增加、工資提高、物價下降這三者同時實現的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經濟學》，三聯書店，作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業的增長和物價的降低，使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逐漸縮小。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落後於農業的狀況將根本改變，勿需再從農業中取得積累資金，農民不必再為工業的發展作出犧牲，將進入工農業平衡發展的時期。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將能提供工業化的產物——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化肥等，來幫助貧農和農業工人組建集體化農業。建立在現代化技術基礎上的集體農業，無疑會擁有比個體農民更高的生產率，會向城市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糧食和原料。集體農業的示範作用將使個體農民認識到加入集體農業將會比自己單幹要划算得多。這樣在自願加入的基礎上集體農業更進一步擴大。最後富農因為無法與集體農業競爭，為避免破產而淪為貧農，也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列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這樣（即實現工業化——引者注），城市才能給落後而分散的農村以技術的和社會的根本幫助，並且在這種幫助下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打下物質基礎，從而用榜樣的力量促使小農為了自身的利益過渡到集體的、機械化的大農業上去。”（《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由此可見，鄭異凡先生說托洛茨基贊同以消滅富農開始全盤集體化，是毫無根據的。托洛茨基主張的是自願的、循序漸進的集體化，而非強迫的全盤集體化；托洛茨基僅僅只是要求加大富農的負擔，決沒有企圖消滅富農並以此為集體化的起點，富農是在因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的情況下而消亡的。
奇怪的是，鄭異凡先生曾參予了《托洛茨基言論》一書的編寫，其中收錄的《反對派政綱》及其文章已將托洛茨基的觀點說的清清楚楚了，但不知為何，鄭先生卻視而不見、仍舊在重複消滅富農等無稽之談。
我們再來看一下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所作所為。
新經濟政策本來是通過“退卻”再轉入“進攻”。但史達林、布哈林集團卻將“退卻”當成了目的，只知道“面向農村”而“背對工業”，想依靠從農業這一端來解開落後的死結。布哈林宣稱，只要有對外貿易壟斷，既便是工業跟在農業後面用“烏龜速度”也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社會主義。而史達林則嘲笑反對派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就象一個農民不買牛卻買了一個留聲機一樣。反對派的倡議被諷刺為“超工業化”、“掠奪農民”而置之不理。工業只限於恢復戰前設備而不建立新的部門，以避免打擾農村的自發發展。農村的自發發展迅速導致了農民的分化，農村的餘糧，即向城市提供糧食，集中在了富農手中。而為了討好富農，並未實行累進稅，稅收負擔大都壓在了貧農身上。但是，僅僅向農民讓步是不夠的，提高糧價、減少稅賦並不能滿足其另一要求——廉價、豐富的工業品。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政策的荒唐之處就在於：既實行最極端的貿易保護——對外貿易壟斷制，又不大力發展工業；既不允許農民買外國貨，又不能向其提供本國貨。隨著工業靠戰前舊設備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的結束，矛盾也就必然公開化了。
1928年春天，在剛剛將反對派送到西伯利亞後，一場糧食收購危機（這是反對派所事先警告的）將史達林和布哈林嚇呆了。為了抗議工業品的匱乏，富農帶領中農向城市攤牌，拒絕出售糧食。長期的讓步竟得到了這種結果。如果繼續讓步，只有取消對外貿易壟斷，讓富農直接向國外出口糧食，從國外進口工業品，從而建立富農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繫，俄國也將變為半殖民地國家。
這無疑威脅到了統治集團的生存，統治集團發生了分裂，史達林派戰勝了主張繼續讓步的布哈林派。官僚的盲目的狹隘的經驗主義，由其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迅速轉變為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大轉變的一年”開始了。
在農村，採取了徵收富農甚至中農的餘糧的非常措施。而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糧食問題，暫時的非常措施又逐漸地變成了消滅富農階級和全盤集體化。官僚們昨天還對富農的存在加以否認，今天卻突然又要去消滅富農了。不僅富農被消滅了，由於政府、農民都無任何準備，對中農、貧農的集體化也變成強迫的了。而此時才剛剛開始的工業化並不能向集體農莊提供大規模農業所必需的技術裝備，這樣集體化便成了一場既無心理準備也無物質準備的經濟冒險。“掠奪農村”曾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諷刺，現在他毫不猶豫的付諸行動了，企圖通過向集體農莊榨取“貢稅”以獲得工業化的資金，但由於農業的長期停滯，並未完全達到其目的。
工業方面，在拋棄了“烏龜速度”的無為而治後，史達林又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開始“縱馬疾馳”了，企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並超過”發達國家。由於過遲地進行工業化，本來由托洛茨基反對派所建議從1923年起用10—12年完成的任務，被壓縮到5—7年來完成，同時由於農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預計從農業中得到的大量“貢稅”也大部分成了泡影，於是史達林便極力壓低消費資金、增大積累資金，以圖實現工業的最快速增長。但事與願違，既不給牛吃草，又要牛朵拉犁是不可能的。過度壓制工人的生活水平，使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下降，這就大大抵消了投資的預期收益。最大的積累率並沒有自動地帶來最高的增長速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諸多指標，就因為工人低下的生產率而沒有完成（厄奈斯特·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下，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十五章）。這又產生了另一惡果。為了加強勞動紀律，克服工人對生產的抵制，就需要擴大官吏、員警、監工等部門的隊伍，這些部門吞噬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而這本來是可以投入到生產中去的。壓制消費、強化工人的體力與精力的投入，擴大“監工”們的隊伍，這一切不僅沒有讓工人階級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再次恢復其政治主動性，而是讓工人階級陷入了更加消極的狀態。史達林的工業化“不是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而是使無產階級農民化了”。
史達林的實踐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工業化開始的晚了，而農業集體化則在沒有具備技術基礎和社會基礎之前就過早地進行了。
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史達林的實踐可為有天壤之別了。他們之間為何有如此區別呢？“問題不在於正在做的是什麼事，還在於誰在做這些事。”（《史達林評傳》，作者：托洛茨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頁）問題不在於工業化的速度和集體化的速度，問題在於這一切是由官僚在不讓工人階級參予決定的情況下自上而下的強制推行呢，還是由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意願去完成。也就是說，政權是被官僚們獨佔了呢，還是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這才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根本原因，這才是理解蘇聯歷史的關鍵。而對這一切鄭異凡先生卻避而不談。
托洛茨基反對派代表著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堅持“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而不能由哪一個政黨、集團或領袖來代替他們完成。他們捍衛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反對政權的官僚蛻化。而史達林則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和代表人物，則極力剝奪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以將政權全部抓在自己手中。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就是說一切權力歸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更概括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工人階級正是通過蘇維埃這一最貼近自己的民主組織中才獲得了（對資產階級）行使專政的權利。布爾什維克正因為是蘇維埃的最忠實的捍衛者，才在其中獲得了領導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史達林統治，在當時根本無人能想像出來。
由於未能及時得到歐洲工人階級的支援，內戰中又遭受了極大損失，再加上物質生存條件的惡化，俄國工人階級在內戰後陷入了極端的被動狀態，工人階級能使蘇維埃充滿活力的政治主動性已幾乎不復存在。
為了避免資產階級利用蘇維埃民主權利威脅革命，布爾什維克便決定暫時取消其他政黨，進而又禁止黨內派別存在，等渡過難關後，再恢復蘇維埃內和黨內的民主。
意想不到的是，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官僚階層，利用這一非常措施迅速崛起，企圖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暫時局面加以永久化、制度化。這樣，手段就變成了目的，外人又變成了主人。（托洛茨基後來在對這一措施進行自我批評時，指出不可過分的指責布爾什維克，假如德國革命勝利了，這一措施就根本不會執行。否則就會將史達林主義當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當然繼承者了。）
托洛茨基反對派則繼承著十月革命的傳統，從1923年起就開始奮起反抗官僚集團的篡權，要求恢復黨內民主，進而恢復蘇維埃內的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通過民主權利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恢復民主和加速工業化是一個統一政策的兩個方面，只有將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才會進行合理的工業化，也只有加速工業化，才能使工人階級獲得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起碼的物質基礎。而官僚集團則在農村資產階級的支持下鎮壓了反對派的抵抗，此後又完成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鬥爭，建立了較為穩固的統治。俄國革命就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蛻化成“幹部決定一切”了。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集團和農村資本主義勢力“在打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鬥爭中並肩作戰。這一任務完成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殘酷的鬥爭。……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即勞動者自己統治的條件下，反對富農的鬥爭本來不應採取那樣震動的、驚擾的和野蠻的方式，本來可以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導致群眾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對富農的鬥爭，是踩在勞動者背上進行的以一對一的決鬥。因為角鬥的雙方沒有一方相信群眾，因為它們都怕群眾，所以鬥爭有著極其令人震驚的血腥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支持，鬥爭才以官僚的勝利而告終。可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所特有的重量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托洛茨基：《史達林評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72頁）
蘇聯歷史的實質就在於：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後，因孤立而難以實行自我統治，官僚集團就趁機竊取了政權，剝奪了工人階級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的權利。官僚集團，不像資產階級那樣直接佔有生產資料，而是靠政治上的壟斷以獲得物質特權來佔有社會剩餘產品。官僚的統治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它要麼被工人階級推翻，要麼因孤立狀態的持續而蛻化直至垮臺。
對史達林和布哈林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制，而托洛茨基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僅僅國有制是不夠的，重要的是由工人階級來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由此也產生了對計劃經濟的不同理解。
計劃經濟基於一種最樸素的認識，即人類應該且能夠預先確定自己的各種需求的重點或優先順序，然後將資源按此順序來分配。問題的關鍵就是，這一優先順序是為了什麼人的利益。用什麼方式來確定的。
史達林的“計劃經濟”是專制的計劃經濟，工人階級被剝削了參予制定計劃的權力。一方面是群眾的基本需求在計畫中受到忽視，而官僚們的需求，以豪華別墅到魚子醬則一項也不被忘掉，另一方面則以按勞分配為藉口來按官價和職位分配產品。從車間到中央，都是“幹部決定一切”，這無非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工廠或一家壟斷公司擴展到了全國的規模，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了福特或蓋茨們的理想而已。
托洛茨基主張的是民主的計劃經濟，由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其需求的順序和資源的分配。
計畫本身意味著集中，但集中並非只能是少數人的專制的意志，也可由多數人民主地決定。只有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計畫，才會獲得必需的充分資訊，才會符合廣大勞動者需求，才會在計畫的執行中獲得動力——勞動者的積極性。而官僚們專制的、自上而下的集中——計畫必定破產。通過前邊對蘇聯工業化的比較，可以肯定由工人階級自己決定工業化的進程，將會產生與官僚的獨斷專行完全不同的結果。
馮·哈耶克們稱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實，蘇聯早在計劃經濟實行前的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時，官僚專制就已確立了。而最早提倡計劃經濟的托洛茨基卻是要求恢復民主的。而主張市場經濟的史達林和布哈林則是專制的捍衛者，後來又將其專制從政治領域擴展到了計劃經濟中。歷史證明，不是計畫，而是在市場的條件下蘇聯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鄭異凡先生稱只有借助價值規律——即市場作用，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以“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其實不然。
市場經濟是通過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獲取最大的利潤，那麼資源自然首先被配置用來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誰的支付能力多，簡單地說，誰的錢多，誰被配置給他以滿足需求的資源就多；誰的錢少，自然被配置得少。這只有對富人來說，才是資源的最佳配置，對“廣大勞動者”來說決不是最佳配置，決不會“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馮·哈耶克們聲稱市場保證了個人選擇的自由權力，但只有對充分具備選擇的前提——金錢的人來說，才具有選擇的自由。而對不充分具備這一前提的人類多數而言，能自由選擇的範圍則大大減少，僅僅具有選擇願望而沒有選擇的能力。市場自由無非就是金錢的自由，對於窮人來說則是金錢專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此而已。不是別的，正是市場才是“通向奴役之路”。
民主的計劃經濟則與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資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來配置，而是由勞動者共同決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資源首先被配置到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中，讓每一個人都能免費地分配到這些產品或服務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即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實現“按需分配”，以保證每個人享有起碼的合理的生活條件。只有在免費分配的領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餘的資源再被分配到次級需求及奢侈需求等並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這樣金錢所能起作用的範圍就減少了，不平等在基本需求方面不再存在了，只保留在金錢能起作用的領域。人類也逐漸開始擺脫對生存的恐懼和由此產生的積累的必要。隨著生產的發展，免費分配的產品逐漸增多，“按勞分配”的範圍更趨縮小，最終將完全排擠掉市場和金錢的作用。這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這才是更為人道的資源配置方式。馮·哈耶克們會說這是對需求的專制。是的，象蒂托先生花幾千萬美元到天上玩了一遭，這樣的自由肯定不會存在了。但是千百萬人的基本需求不是比少數人的奢侈需求更重要嗎？難道這樣會使他們失去自由嗎？（未完）
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2)
杜建國
鄭異凡先生承認“列寧聯合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是不爭的事實”，又認為布哈林與列寧晚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與史達林一起反對托洛茨基的卻正是布哈林，他怎麼又會成為列寧思想的捍衛者呢？
事實上，布哈林這時也“開始欣賞鞭子了”，他已成為列寧所憎恨的“傑爾席摩爾達（果戈涅喜劇《欽差大臣》中的一個員警，動輒打人，列寧以此諷刺史達林集團）”當中的一員了。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與史達林不同，除了官僚式的強辭奪理外，他還更擅長繁瑣哲學式的詭辯，那些官僚們用於剝奪工人階級民主的理論大都出自他的創造。
史達林是毫無理論創造力的，在反對托洛茨基時，他倚仗布哈林；在與布哈林分道揚鑣後，他又不得不剽竊托洛茨基以反對布哈林。但這決不能說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主張相同。不僅史達林剽竊托洛茨基，這時面臨著自己也將被剝奪發言權的布哈林，也象反對派那樣要求恢復民主了。而史達林則以禁止派別、維護黨的統一為藉口，就象布哈林當初對待托洛茨基那樣，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布哈林，並對其發出了恐嚇：“你這些話是從哪兒來的？從托洛茨基那兒抄來的！”（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傳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頁）
史達林與布哈林的分歧是官僚內部的分歧，他們之間是能互相原諒的，而不會不共戴天的。布哈林被擊敗後，很快就變成了史達林的吹鼓手了。隨著史達林模式遭到了人們的反對，布哈林又被抬了出來，被推崇為一種不同於史達林的選擇。但事實是，恰恰是布哈林幫助了史達林的崛起。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新思維”後，樹起了布哈林這面大旗，但不幸，這面大旗沒有引導著蘇聯走向光明，而是走向了毀滅，走向了黑暗。繼1928年其思想破產後，布哈林又經歷了一次思想破產，想必九泉之下，他也不會欣賞這種推崇的。
鄭異凡先生稱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因為他認為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必將與農民階級發生衝突，因而必須依賴西方工人階級的援助。但是，只要我們打開鄭異凡先生編寫的《“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爭論資料》一書，看一下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就會發現工農衝突論其實是史達林與布哈林抓住他在1906年所說的一句話加以誇大歪曲罷了。托洛茨基駁斥了這種指責，並指出一國社會主義論是不顧生產力的世界性質——各國服從生產力的國際分工及其之間有機地相互依賴的烏托邦，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再來一次長期繁榮的壓力下，蘇聯必將垮臺。一國社會主義與剝奪工人民主權利一樣都是蛻化的官僚集團的理想。看來，同史達林、布哈林一樣，不依照對方的本來面貌，而按自己所希望的樣子來描述，成為鄭異凡先生進行歷史研究的原則了。
鄭異凡先生認為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能夠進行“自我調解”，沒有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也就不會滅亡，因此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現實的。
好一個自我調解，就象一個人疲倦後，美美地睡上一覺，又重新變得精神煥發了一樣。就象布哈林等人曾認為資本主義將自動崩潰而註定滅亡一樣，今天鄭異凡先生又認為資本主義因自我調解而註定不會滅亡了。庸俗的唯生產力論（也可以稱作機械唯物論、宿命論或自動論等）就這樣走向其反面了。
資本主義是一種生產關係。是沒有進行自我條件的能力的，它只能通過構成這一關係的雙方或幾方的鬥爭來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只能通過組成這一生產關係的具體的社會力量，首先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來決定。
托洛茨基其實比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來回顧二十世紀的鄭異凡先生要“現實的”多，他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準確地預見到具備了一定條件，資本主義世界是能夠渡過其自1914年開始的長期危機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取得勝利。
1921年，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這一報告中，托洛茨基指出，資本主義世界並沒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歐洲革命的失敗而解決其矛盾，只是暫時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新的更嚴重的危機將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危機中既不會自動崩潰，也不會自動地再恢復到長期的繁榮。危機的結局，取決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誰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假如共產國際作為工人階級的新生的領導力量，能夠採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假如歐洲工人階級能夠具備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階級的勇氣，將本階級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從而將革命危機變成革命現實，那麼等待著資本主義的將是滅亡。但是假如資產階級打垮了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抵抗，強行恢復資本積累的國內條件，再同各國之間的鬥爭以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秩序（或這兩種鬥爭同時進行），“假如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容忍資本主義為恢復國內的正常秩序而進行種種實驗，那麼不出20年或30年，歐洲就要犧牲工人2000萬到3000萬……只有犧牲一代工人，以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為首的新的世界資本主義平衡才能恢復。到那時，歐洲與美國的關係就如同過去西班牙與英國的關係。歐洲文明也將受到這個剛剛復興的資本主義的束縛而只能苟且偷生”。（這一預言與實現相比，不須做任何改動）（《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頁）
兩種可能性是都存在的，兩種可能性將通過鬥爭來決定誰最終會成為現實性。就象十月革命前夕，俄國資產階級的思想領袖米留科夫所說的“不是科爾尼洛夫，就是列寧”一樣，歐洲此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不是蘇維埃的歐洲，就是法西斯的歐洲”。
1922年，墨索里尼剛剛上臺，托洛茨基就警告“一個德國的墨索里尼”可能出現，這將決定歐洲的命運從而也決定蘇聯的命運。象魏瑪時期，資產階級對強大的工人運動無可奈何，而工人階級又不能奪取政權，這樣的局面是不會長期存在下去的。要麼是工人運動被摧毀，要麼是資產階級被推翻。不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到處是魏瑪時期。
遺憾的是，歐洲工人階級援助的遲緩，導致了俄國革命的蛻化，俄國的蛻化又引起了共產國際的蛻化。面對著日益臨近的災難，社會黨在不能改良的時代卻又不願進行抵抗，成為對危險視而不見的駝鳥，而共產國際則是忽左忽右，自吹自擂，僅僅起到了一個社會黨的激進變種的作用。歐洲工人階級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鮑威爾、阿德勒、勃魯姆、史達林、台爾曼、加香、多列士、狄亞斯之流的領導下，走向了自我毀滅，被希特勒、陶爾富斯、佛郎哥、貝當們踩在了腳下。革命在西班牙曾經變成了現實；但由於社會黨、共產黨盲目執行人民陣線政策——也就是十月革命中孟什維克的政策，從而為佛郎哥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危機——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的成熟，而工人階級主觀領導的不成熟，這一矛盾決定了二十世紀人類的命運。面對著危機形勢，托洛茨基不停地向工人階級發出警告，並向其指出了避開危險走向勝利的道路，但這一切都被工人“領袖”們置之不理。“他的雷鳴電閃都虛擲了。”托洛茨基目睹著工人運動的毀滅，就像“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肯定能把一個心愛的人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它藥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附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頁）
在擊潰了歐洲工人運動後，資本主義世界又創造了奧斯維辛的毒氣室，德累斯頓的轟炸，廣島的核子試驗等最新型的人類文明成果，踩在數千萬具屍體上，開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新一輪繁榮（史達林在大戰中替資產階級火中取粟，也為此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能將這一切稱為自我調解嗎？
鄭異凡先生說列寧認識到歐洲革命無望後，轉向了東方。列寧在什麼時候說過歐洲革命無望呢？鄭先生能夠拿出一點可靠的證據來嗎？在此我們就不拿大量的引言來反駁鄭先生了，以免讀者們厭煩。至於說起東方，那麼中國人民更不應該忘記托洛茨基。當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布哈林的“英明指導”下去充當國民黨的“苦力”時，不是別人，只有托洛茨基堅決反對，並指出了軍閥們即將開始揮舞屠刀。（“苦力”政策最終）使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共產黨員付出了血的代價。
由於持庸俗的唯生產力論，鄭異凡先生既便是表示同意不斷革命論符合俄國革命的實際時，也表現出與托洛茨基的思想實質格格不入。鄭異凡先生認為由於大戰期間“生產力的破壞，民不聊生，才出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拯救俄國的客觀需要”。托洛茨基則多次嘲諷了這種十月革命是由於生產力的破壞等因素所造成的“理論”。早在1904年，這時既無大戰，又是無生產力的破壞，托洛茨基就預言，俄國工人階級將在資產階級還未充分行使其統治職能之前，率先奪取政權，而這僅僅取決於俄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果真如鄭異凡先生所說的那樣，1922年大蕭條後，德國的生產力也遭到了極大破壞，那麼上臺的不會是希特勒，而必定是德國工人階級。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托洛茨基既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死敵，也是欲與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妥協的史達林官僚集團的死敵。史達林將其驅逐出境後，各“自由”、“民主”的國家也紛紛落井下石將其拒之門外，整個世界對於他成了個“沒有鑒證的星球”，甚至托洛茨基的腦袋被史達林的刺客打碎後，最自由的美國也不許其骨灰入境安葬。
鄭異凡先生稱史達林將托洛茨基與布哈林捏在一起審判是個罕見的鬧劇。其實，鄭異凡先生將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捏在一起，才是個罕見的鬧劇。
二十世紀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比托洛茨基更“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但是資產階級和官僚或是對其進行肆意的歪曲，或是故意對其保持惡意的沈默，使托洛茨基變為最不被理解的人了。
當我們拋棄這一切歪曲和沈默，重新打開他的著作後，就會發現這其中蘊藏著二十世紀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九九九年初，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所著的托洛茨基傳記——《先知三部曲》。《先知三部曲》驅走了包圍著托洛茨基的種種奇談怪論，終於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清晰的、而不是被歪曲的托洛茨基了。
《讀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發表了鄭異凡先生的文章《由“先知”引起的話題》，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和布哈林進行了比較分析。鄭異凡先生一方面承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除了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以外，兩人的主張並無多大不同，因為“史達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欲速則不達”的“史達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史達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在農村實行集體”，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張的”；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一樣，“把整個希望都寄託在計劃經濟上，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爭論才是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爭論”。
果真如此的話，“超工業化”、“掠奪農民”等帽子戴在托洛茨基頭上倒是名符其實了，史達林實踐的後果也該由托洛茨基來承擔一部分責任了。托洛茨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鄭異凡先生“蓋棺論定”了。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托洛茨基與史達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共戴天的呢？
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鄭異凡先生竟是在讀了《先知三部曲》後來重複這種評價的，因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如果不是說誣衊的話。
歷史事實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代表了截然對立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在工業化、集體化、計劃經濟及其他們方面，他們是針鋒相對的，他們之間絕非大同小異，只有“不共戴天”。
下面，讓我不屈從偏見，不依靠臆測，打開托洛茨基的著作，回顧歷史，看一下托洛茨基是怎樣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
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布哈林所爭論的問題，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如何在一個孤立、落後的國家中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這也包括著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即工業化。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俄國經濟具有落後國家的基本特點——工業落後於農業。這一方面造成了工農業產品價格間的“剪刀差”，國營工業與私人農業的交換（即城鄉結合）的不穩固，加劇了農村的社會分化。另一方面，在內戰中耗盡了體力與精力的工人階級人數銳減、生活惡化、失業嚴重，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時期曾富有的政治主動性已所剩無幾。
從歷史上看，農業國要想工業化，首先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擺脫發達工業國廉價產品的競爭，同時，採取各種方式使工業品在與農產品的交換中保持更高的利潤來加速其發展，從而最終使本國工業能向農業提供廉價商品，並用新的技術裝備促使農業實現現代化。反之，農業若不願做出暫時的犧牲，只願與更便宜的外國貨進行交換，那麼本國工業將無法發展，農業也將缺乏進一步改造的基礎，從而使本國永遠依附于發達工業國。
美國可以算是後進轉先進的典型。獨立後的美國經濟仍屬半殖民地性質，資產階級主張貿易保護，發展本國工業，而南方種植園主，大商人等則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以棉花、煙草等交換廉價的英國貨。雙方鬥爭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後，才以北方戰勝南方、工業戰勝農業而告終。美國迅即崛起為世界頭號工業國，避免了成為美洲大陸北端的巴西的命運。
托洛茨基認為，單純地靠恢復戰前的工農業並不能使國家自動渡過危機時期。經濟初步恢復後，在對外貿易、工業、運輸、財政信貸等部門都由國家掌握的情況下，只要合理地分配國民收入，就能以較快地速度實現工業化，並同時解決以下任務：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消除失業並吸收農村的剩餘人口，從而提高工人階級的質量和數量；降低工業品的價格，縮小剪刀差；遏制農村的社會分化；提供現代技術裝備幫助農民組織集體農業。
在既無外部貸款、又無內部儲備的情況下，單靠工業自身的積累，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工業化的資金必須從其他部門，首先是農業當中獲取。但這一資金是有限度的，決不意味著農業的停滯甚至倒退，就像後來史達林時期那樣。這只是說農民的收入也是提高的，但不如在純粹市場作用下所能達到的那樣多。國家應通過各種稅收政策，使工業化資金的負擔，主要落在富家身上，而廣大的非剝削群眾——中農（農民的上層）、貧農將負擔較少，甚至不予負擔。
至於工業化的速度，也就是資金如何在積累與消費中分配，托洛茨基不象史達林那樣認為最快的增長率只取決於最大的積累率，還要取決於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是來自于工人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首先改善工人的勞動、生活條件，更應該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前提。過於壓低消費以加大積累，在初期可能帶來較高的速度，但生活水平長期停滯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不能達到應有的最佳效果。因此，最快的增長速度，不需要最大的積累率，而是需要能兼顧消費的最合適的積累率。這樣雖然在初期不能達到最高速度，長遠看來，卻能一直保持較快的速度，並同時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理論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其飽受詆毀的《新經濟學》一書中，早就向我們描述了在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工業積累增加、工資提高、物價下降這三者同時實現的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經濟學》，三聯書店，作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業的增長和物價的降低，使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逐漸縮小。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落後於農業的狀況將根本改變，勿需再從農業中取得積累資金，農民不必再為工業的發展作出犧牲，將進入工農業平衡發展的時期。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將能提供工業化的產物——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化肥等，來幫助貧農和農業工人組建集體化農業。建立在現代化技術基礎上的集體農業，無疑會擁有比個體農民更高的生產率，會向城市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糧食和原料。集體農業的示範作用將使個體農民認識到加入集體農業將會比自己單幹要划算得多。這樣在自願加入的基礎上集體農業更進一步擴大。最後富農因為無法與集體農業競爭，為避免破產而淪為貧農，也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列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這樣（即實現工業化——引者注），城市才能給落後而分散的農村以技術的和社會的根本幫助，並且在這種幫助下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打下物質基礎，從而用榜樣的力量促使小農為了自身的利益過渡到集體的、機械化的大農業上去。”（《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由此可見，鄭異凡先生說托洛茨基贊同以消滅富農開始全盤集體化，是毫無根據的。托洛茨基主張的是自願的、循序漸進的集體化，而非強迫的全盤集體化；托洛茨基僅僅只是要求加大富農的負擔，決沒有企圖消滅富農並以此為集體化的起點，富農是在因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的情況下而消亡的。
奇怪的是，鄭異凡先生曾參予了《托洛茨基言論》一書的編寫，其中收錄的《反對派政綱》及其文章已將托洛茨基的觀點說的清清楚楚了，但不知為何，鄭先生卻視而不見、仍舊在重複消滅富農等無稽之談。
我們再來看一下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所作所為。
新經濟政策本來是通過“退卻”再轉入“進攻”。但史達林、布哈林集團卻將“退卻”當成了目的，只知道“面向農村”而“背對工業”，想依靠從農業這一端來解開落後的死結。布哈林宣稱，只要有對外貿易壟斷，既便是工業跟在農業後面用“烏龜速度”也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社會主義。而史達林則嘲笑反對派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就象一個農民不買牛卻買了一個留聲機一樣。反對派的倡議被諷刺為“超工業化”、“掠奪農民”而置之不理。工業只限於恢復戰前設備而不建立新的部門，以避免打擾農村的自發發展。農村的自發發展迅速導致了農民的分化，農村的餘糧，即向城市提供糧食，集中在了富農手中。而為了討好富農，並未實行累進稅，稅收負擔大都壓在了貧農身上。但是，僅僅向農民讓步是不夠的，提高糧價、減少稅賦並不能滿足其另一要求——廉價、豐富的工業品。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政策的荒唐之處就在於：既實行最極端的貿易保護——對外貿易壟斷制，又不大力發展工業；既不允許農民買外國貨，又不能向其提供本國貨。隨著工業靠戰前舊設備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的結束，矛盾也就必然公開化了。
1928年春天，在剛剛將反對派送到西伯利亞後，一場糧食收購危機（這是反對派所事先警告的）將史達林和布哈林嚇呆了。為了抗議工業品的匱乏，富農帶領中農向城市攤牌，拒絕出售糧食。長期的讓步竟得到了這種結果。如果繼續讓步，只有取消對外貿易壟斷，讓富農直接向國外出口糧食，從國外進口工業品，從而建立富農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繫，俄國也將變為半殖民地國家。
這無疑威脅到了統治集團的生存，統治集團發生了分裂，史達林派戰勝了主張繼續讓步的布哈林派。官僚的盲目的狹隘的經驗主義，由其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迅速轉變為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大轉變的一年”開始了。
在農村，採取了徵收富農甚至中農的餘糧的非常措施。而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糧食問題，暫時的非常措施又逐漸地變成了消滅富農階級和全盤集體化。官僚們昨天還對富農的存在加以否認，今天卻突然又要去消滅富農了。不僅富農被消滅了，由於政府、農民都無任何準備，對中農、貧農的集體化也變成強迫的了。而此時才剛剛開始的工業化並不能向集體農莊提供大規模農業所必需的技術裝備，這樣集體化便成了一場既無心理準備也無物質準備的經濟冒險。“掠奪農村”曾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諷刺，現在他毫不猶豫的付諸行動了，企圖通過向集體農莊榨取“貢稅”以獲得工業化的資金，但由於農業的長期停滯，並未完全達到其目的。
工業方面，在拋棄了“烏龜速度”的無為而治後，史達林又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開始“縱馬疾馳”了，企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並超過”發達國家。由於過遲地進行工業化，本來由托洛茨基反對派所建議從1923年起用10—12年完成的任務，被壓縮到5—7年來完成，同時由於農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預計從農業中得到的大量“貢稅”也大部分成了泡影，於是史達林便極力壓低消費資金、增大積累資金，以圖實現工業的最快速增長。但事與願違，既不給牛吃草，又要牛朵拉犁是不可能的。過度壓制工人的生活水平，使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下降，這就大大抵消了投資的預期收益。最大的積累率並沒有自動地帶來最高的增長速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諸多指標，就因為工人低下的生產率而沒有完成（厄奈斯特·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下，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十五章）。這又產生了另一惡果。為了加強勞動紀律，克服工人對生產的抵制，就需要擴大官吏、員警、監工等部門的隊伍，這些部門吞噬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而這本來是可以投入到生產中去的。壓制消費、強化工人的體力與精力的投入，擴大“監工”們的隊伍，這一切不僅沒有讓工人階級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再次恢復其政治主動性，而是讓工人階級陷入了更加消極的狀態。史達林的工業化“不是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而是使無產階級農民化了”。
史達林的實踐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工業化開始的晚了，而農業集體化則在沒有具備技術基礎和社會基礎之前就過早地進行了。
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史達林的實踐可為有天壤之別了。他們之間為何有如此區別呢？“問題不在於正在做的是什麼事，還在於誰在做這些事。”（《史達林評傳》，作者：托洛茨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頁）問題不在於工業化的速度和集體化的速度，問題在於這一切是由官僚在不讓工人階級參予決定的情況下自上而下的強制推行呢，還是由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意願去完成。也就是說，政權是被官僚們獨佔了呢，還是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這才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根本原因，這才是理解蘇聯歷史的關鍵。而對這一切鄭異凡先生卻避而不談。
托洛茨基反對派代表著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堅持“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而不能由哪一個政黨、集團或領袖來代替他們完成。他們捍衛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反對政權的官僚蛻化。而史達林則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和代表人物，則極力剝奪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以將政權全部抓在自己手中。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就是說一切權力歸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更概括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工人階級正是通過蘇維埃這一最貼近自己的民主組織中才獲得了（對資產階級）行使專政的權利。布爾什維克正因為是蘇維埃的最忠實的捍衛者，才在其中獲得了領導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史達林統治，在當時根本無人能想像出來。
由於未能及時得到歐洲工人階級的支援，內戰中又遭受了極大損失，再加上物質生存條件的惡化，俄國工人階級在內戰後陷入了極端的被動狀態，工人階級能使蘇維埃充滿活力的政治主動性已幾乎不復存在。
為了避免資產階級利用蘇維埃民主權利威脅革命，布爾什維克便決定暫時取消其他政黨，進而又禁止黨內派別存在，等渡過難關後，再恢復蘇維埃內和黨內的民主。
意想不到的是，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官僚階層，利用這一非常措施迅速崛起，企圖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暫時局面加以永久化、制度化。這樣，手段就變成了目的，外人又變成了主人。（托洛茨基後來在對這一措施進行自我批評時，指出不可過分的指責布爾什維克，假如德國革命勝利了，這一措施就根本不會執行。否則就會將史達林主義當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當然繼承者了。）
托洛茨基反對派則繼承著十月革命的傳統，從1923年起就開始奮起反抗官僚集團的篡權，要求恢復黨內民主，進而恢復蘇維埃內的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通過民主權利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恢復民主和加速工業化是一個統一政策的兩個方面，只有將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才會進行合理的工業化，也只有加速工業化，才能使工人階級獲得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起碼的物質基礎。而官僚集團則在農村資產階級的支持下鎮壓了反對派的抵抗，此後又完成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鬥爭，建立了較為穩固的統治。俄國革命就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蛻化成“幹部決定一切”了。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集團和農村資本主義勢力“在打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鬥爭中並肩作戰。這一任務完成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殘酷的鬥爭。……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即勞動者自己統治的條件下，反對富農的鬥爭本來不應採取那樣震動的、驚擾的和野蠻的方式，本來可以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導致群眾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對富農的鬥爭，是踩在勞動者背上進行的以一對一的決鬥。因為角鬥的雙方沒有一方相信群眾，因為它們都怕群眾，所以鬥爭有著極其令人震驚的血腥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支持，鬥爭才以官僚的勝利而告終。可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所特有的重量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托洛茨基：《史達林評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72頁）
蘇聯歷史的實質就在於：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後，因孤立而難以實行自我統治，官僚集團就趁機竊取了政權，剝奪了工人階級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的權利。官僚集團，不像資產階級那樣直接佔有生產資料，而是靠政治上的壟斷以獲得物質特權來佔有社會剩餘產品。官僚的統治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它要麼被工人階級推翻，要麼因孤立狀態的持續而蛻化直至垮臺。
對史達林和布哈林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制，而托洛茨基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僅僅國有制是不夠的，重要的是由工人階級來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由此也產生了對計劃經濟的不同理解。
計劃經濟基於一種最樸素的認識，即人類應該且能夠預先確定自己的各種需求的重點或優先順序，然後將資源按此順序來分配。問題的關鍵就是，這一優先順序是為了什麼人的利益。用什麼方式來確定的。
史達林的“計劃經濟”是專制的計劃經濟，工人階級被剝削了參予制定計劃的權力。一方面是群眾的基本需求在計畫中受到忽視，而官僚們的需求，以豪華別墅到魚子醬則一項也不被忘掉，另一方面則以按勞分配為藉口來按官價和職位分配產品。從車間到中央，都是“幹部決定一切”，這無非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工廠或一家壟斷公司擴展到了全國的規模，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了福特或蓋茨們的理想而已。
托洛茨基主張的是民主的計劃經濟，由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其需求的順序和資源的分配。
計畫本身意味著集中，但集中並非只能是少數人的專制的意志，也可由多數人民主地決定。只有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計畫，才會獲得必需的充分資訊，才會符合廣大勞動者需求，才會在計畫的執行中獲得動力——勞動者的積極性。而官僚們專制的、自上而下的集中——計畫必定破產。通過前邊對蘇聯工業化的比較，可以肯定由工人階級自己決定工業化的進程，將會產生與官僚的獨斷專行完全不同的結果。
馮·哈耶克們稱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實，蘇聯早在計劃經濟實行前的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時，官僚專制就已確立了。而最早提倡計劃經濟的托洛茨基卻是要求恢復民主的。而主張市場經濟的史達林和布哈林則是專制的捍衛者，後來又將其專制從政治領域擴展到了計劃經濟中。歷史證明，不是計畫，而是在市場的條件下蘇聯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鄭異凡先生稱只有借助價值規律——即市場作用，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以“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其實不然。
市場經濟是通過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獲取最大的利潤，那麼資源自然首先被配置用來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誰的支付能力多，簡單地說，誰的錢多，誰被配置給他以滿足需求的資源就多；誰的錢少，自然被配置得少。這只有對富人來說，才是資源的最佳配置，對“廣大勞動者”來說決不是最佳配置，決不會“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馮·哈耶克們聲稱市場保證了個人選擇的自由權力，但只有對充分具備選擇的前提——金錢的人來說，才具有選擇的自由。而對不充分具備這一前提的人類多數而言，能自由選擇的範圍則大大減少，僅僅具有選擇願望而沒有選擇的能力。市場自由無非就是金錢的自由，對於窮人來說則是金錢專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此而已。不是別的，正是市場才是“通向奴役之路”。
民主的計劃經濟則與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資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來配置，而是由勞動者共同決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資源首先被配置到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中，讓每一個人都能免費地分配到這些產品或服務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即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實現“按需分配”，以保證每個人享有起碼的合理的生活條件。只有在免費分配的領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餘的資源再被分配到次級需求及奢侈需求等並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這樣金錢所能起作用的範圍就減少了，不平等在基本需求方面不再存在了，只保留在金錢能起作用的領域。人類也逐漸開始擺脫對生存的恐懼和由此產生的積累的必要。隨著生產的發展，免費分配的產品逐漸增多，“按勞分配”的範圍更趨縮小，最終將完全排擠掉市場和金錢的作用。這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這才是更為人道的資源配置方式。馮·哈耶克們會說這是對需求的專制。是的，象蒂托先生花幾千萬美元到天上玩了一遭，這樣的自由肯定不會存在了。但是千百萬人的基本需求不是比少數人的奢侈需求更重要嗎？難道這樣會使他們失去自由嗎？（未完）
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2)
杜建國
鄭異凡先生承認“列寧聯合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是不爭的事實”，又認為布哈林與列寧晚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與史達林一起反對托洛茨基的卻正是布哈林，他怎麼又會成為列寧思想的捍衛者呢？
事實上，布哈林這時也“開始欣賞鞭子了”，他已成為列寧所憎恨的“傑爾席摩爾達（果戈涅喜劇《欽差大臣》中的一個員警，動輒打人，列寧以此諷刺史達林集團）”當中的一員了。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與史達林不同，除了官僚式的強辭奪理外，他還更擅長繁瑣哲學式的詭辯，那些官僚們用於剝奪工人階級民主的理論大都出自他的創造。
史達林是毫無理論創造力的，在反對托洛茨基時，他倚仗布哈林；在與布哈林分道揚鑣後，他又不得不剽竊托洛茨基以反對布哈林。但這決不能說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主張相同。不僅史達林剽竊托洛茨基，這時面臨著自己也將被剝奪發言權的布哈林，也象反對派那樣要求恢復民主了。而史達林則以禁止派別、維護黨的統一為藉口，就象布哈林當初對待托洛茨基那樣，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布哈林，並對其發出了恐嚇：“你這些話是從哪兒來的？從托洛茨基那兒抄來的！”（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傳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頁）
史達林與布哈林的分歧是官僚內部的分歧，他們之間是能互相原諒的，而不會不共戴天的。布哈林被擊敗後，很快就變成了史達林的吹鼓手了。隨著史達林模式遭到了人們的反對，布哈林又被抬了出來，被推崇為一種不同於史達林的選擇。但事實是，恰恰是布哈林幫助了史達林的崛起。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新思維”後，樹起了布哈林這面大旗，但不幸，這面大旗沒有引導著蘇聯走向光明，而是走向了毀滅，走向了黑暗。繼1928年其思想破產後，布哈林又經歷了一次思想破產，想必九泉之下，他也不會欣賞這種推崇的。
鄭異凡先生稱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因為他認為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必將與農民階級發生衝突，因而必須依賴西方工人階級的援助。但是，只要我們打開鄭異凡先生編寫的《“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爭論資料》一書，看一下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就會發現工農衝突論其實是史達林與布哈林抓住他在1906年所說的一句話加以誇大歪曲罷了。托洛茨基駁斥了這種指責，並指出一國社會主義論是不顧生產力的世界性質——各國服從生產力的國際分工及其之間有機地相互依賴的烏托邦，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再來一次長期繁榮的壓力下，蘇聯必將垮臺。一國社會主義與剝奪工人民主權利一樣都是蛻化的官僚集團的理想。看來，同史達林、布哈林一樣，不依照對方的本來面貌，而按自己所希望的樣子來描述，成為鄭異凡先生進行歷史研究的原則了。
鄭異凡先生認為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能夠進行“自我調解”，沒有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也就不會滅亡，因此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現實的。
好一個自我調解，就象一個人疲倦後，美美地睡上一覺，又重新變得精神煥發了一樣。就象布哈林等人曾認為資本主義將自動崩潰而註定滅亡一樣，今天鄭異凡先生又認為資本主義因自我調解而註定不會滅亡了。庸俗的唯生產力論（也可以稱作機械唯物論、宿命論或自動論等）就這樣走向其反面了。
資本主義是一種生產關係。是沒有進行自我條件的能力的，它只能通過構成這一關係的雙方或幾方的鬥爭來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只能通過組成這一生產關係的具體的社會力量，首先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來決定。
托洛茨基其實比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來回顧二十世紀的鄭異凡先生要“現實的”多，他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準確地預見到具備了一定條件，資本主義世界是能夠渡過其自1914年開始的長期危機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取得勝利。
1921年，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這一報告中，托洛茨基指出，資本主義世界並沒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歐洲革命的失敗而解決其矛盾，只是暫時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新的更嚴重的危機將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危機中既不會自動崩潰，也不會自動地再恢復到長期的繁榮。危機的結局，取決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誰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假如共產國際作為工人階級的新生的領導力量，能夠採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假如歐洲工人階級能夠具備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階級的勇氣，將本階級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從而將革命危機變成革命現實，那麼等待著資本主義的將是滅亡。但是假如資產階級打垮了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抵抗，強行恢復資本積累的國內條件，再同各國之間的鬥爭以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秩序（或這兩種鬥爭同時進行），“假如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容忍資本主義為恢復國內的正常秩序而進行種種實驗，那麼不出20年或30年，歐洲就要犧牲工人2000萬到3000萬……只有犧牲一代工人，以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為首的新的世界資本主義平衡才能恢復。到那時，歐洲與美國的關係就如同過去西班牙與英國的關係。歐洲文明也將受到這個剛剛復興的資本主義的束縛而只能苟且偷生”。（這一預言與實現相比，不須做任何改動）（《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頁）
兩種可能性是都存在的，兩種可能性將通過鬥爭來決定誰最終會成為現實性。就象十月革命前夕，俄國資產階級的思想領袖米留科夫所說的“不是科爾尼洛夫，就是列寧”一樣，歐洲此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不是蘇維埃的歐洲，就是法西斯的歐洲”。
1922年，墨索里尼剛剛上臺，托洛茨基就警告“一個德國的墨索里尼”可能出現，這將決定歐洲的命運從而也決定蘇聯的命運。象魏瑪時期，資產階級對強大的工人運動無可奈何，而工人階級又不能奪取政權，這樣的局面是不會長期存在下去的。要麼是工人運動被摧毀，要麼是資產階級被推翻。不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到處是魏瑪時期。
遺憾的是，歐洲工人階級援助的遲緩，導致了俄國革命的蛻化，俄國的蛻化又引起了共產國際的蛻化。面對著日益臨近的災難，社會黨在不能改良的時代卻又不願進行抵抗，成為對危險視而不見的駝鳥，而共產國際則是忽左忽右，自吹自擂，僅僅起到了一個社會黨的激進變種的作用。歐洲工人階級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鮑威爾、阿德勒、勃魯姆、史達林、台爾曼、加香、多列士、狄亞斯之流的領導下，走向了自我毀滅，被希特勒、陶爾富斯、佛郎哥、貝當們踩在了腳下。革命在西班牙曾經變成了現實；但由於社會黨、共產黨盲目執行人民陣線政策——也就是十月革命中孟什維克的政策，從而為佛郎哥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危機——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的成熟，而工人階級主觀領導的不成熟，這一矛盾決定了二十世紀人類的命運。面對著危機形勢，托洛茨基不停地向工人階級發出警告，並向其指出了避開危險走向勝利的道路，但這一切都被工人“領袖”們置之不理。“他的雷鳴電閃都虛擲了。”托洛茨基目睹著工人運動的毀滅，就像“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肯定能把一個心愛的人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它藥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附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頁）
在擊潰了歐洲工人運動後，資本主義世界又創造了奧斯維辛的毒氣室，德累斯頓的轟炸，廣島的核子試驗等最新型的人類文明成果，踩在數千萬具屍體上，開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新一輪繁榮（史達林在大戰中替資產階級火中取粟，也為此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能將這一切稱為自我調解嗎？
鄭異凡先生說列寧認識到歐洲革命無望後，轉向了東方。列寧在什麼時候說過歐洲革命無望呢？鄭先生能夠拿出一點可靠的證據來嗎？在此我們就不拿大量的引言來反駁鄭先生了，以免讀者們厭煩。至於說起東方，那麼中國人民更不應該忘記托洛茨基。當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布哈林的“英明指導”下去充當國民黨的“苦力”時，不是別人，只有托洛茨基堅決反對，並指出了軍閥們即將開始揮舞屠刀。（“苦力”政策最終）使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共產黨員付出了血的代價。
由於持庸俗的唯生產力論，鄭異凡先生既便是表示同意不斷革命論符合俄國革命的實際時，也表現出與托洛茨基的思想實質格格不入。鄭異凡先生認為由於大戰期間“生產力的破壞，民不聊生，才出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拯救俄國的客觀需要”。托洛茨基則多次嘲諷了這種十月革命是由於生產力的破壞等因素所造成的“理論”。早在1904年，這時既無大戰，又是無生產力的破壞，托洛茨基就預言，俄國工人階級將在資產階級還未充分行使其統治職能之前，率先奪取政權，而這僅僅取決於俄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果真如鄭異凡先生所說的那樣，1922年大蕭條後，德國的生產力也遭到了極大破壞，那麼上臺的不會是希特勒，而必定是德國工人階級。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托洛茨基既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死敵，也是欲與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妥協的史達林官僚集團的死敵。史達林將其驅逐出境後，各“自由”、“民主”的國家也紛紛落井下石將其拒之門外，整個世界對於他成了個“沒有鑒證的星球”，甚至托洛茨基的腦袋被史達林的刺客打碎後，最自由的美國也不許其骨灰入境安葬。
鄭異凡先生稱史達林將托洛茨基與布哈林捏在一起審判是個罕見的鬧劇。其實，鄭異凡先生將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捏在一起，才是個罕見的鬧劇。
二十世紀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比托洛茨基更“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但是資產階級和官僚或是對其進行肆意的歪曲，或是故意對其保持惡意的沈默，使托洛茨基變為最不被理解的人了。
當我們拋棄這一切歪曲和沈默，重新打開他的著作後，就會發現這其中蘊藏著二十世紀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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