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氏物语》中看人性自由与女性文学
听了朱恒夫老师对《红楼梦》的解读后，才对高中时期看得一头雾水的这部经典文学作品有了些许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想要再重温一遍的冲动，将当初那般填鸭式的阅读换作为一种剖析式的赏读。
巧合之下却借了本纸张泛黄的《源氏物语》。这本一千年的文学巨作，堪称世界上第一部长篇记实小说，好奇心驱使自己开始阅读她的神秘之处。
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终于将上、中、下三部《源氏物语》读完，之后为更加深入地理解这本书的宗旨，还阅读了作者紫式部的《紫式部的日记》以及陶力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才能说终究对这部近百万字的巨作有了基础的理解，也由此延伸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源氏物语》成书于十一世纪初叶，约在公元1001-1014（也有说法是1001-1008）年间，而紫式部生于平安时代，随着她的成长，日本也逐渐由皇权至上的社会演变为外戚专政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摄政关白”时期。此期间的中国经历了唐朝的兴衰，恰好“摄关政治”达至顶峰随后出现转折相似。而紫式部于其看似繁华实质腐朽的阶段就已察觉到当时贵族阶层的糜烂不堪，她为之痛苦与焦虑，故撰写了《源氏物语》以记录当时宫廷的种种变节。
初读《源氏》，觉得其中故事内容怪诞又离谱，而紫式部对其中人物的悲叹仿佛是种主观的同情，我不敢苟同，不禁疑问此书到底旨在何处，难道仅仅是一幅寻芳猎艳图？还是我带入了太多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于千年之前的社会。关于这一切价值观的扭曲，我一开始仅当其为古今差异之巨大。直到了解到以上历史，才明白作者的言辞是如何悲哀与无奈，谓之为一种“物哀”笔法。
在查找其历史年代的过程中，了解到当时西方情况，中国的大唐盛世时期，西方还是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红衣教主等神学统治者利用宗教统治人民的思维，也禁锢着欧洲科学文化的发展，所以西方尚处于几近停滞的落后状态。我不禁联想到《源氏》中几乎处处可见的关于佛教的信仰，且从其中摘取一段供析：
“命里算来，今年是八亲王灾厄最多的一年。他很担心，诵经念佛比往常更勤了。他对俗世已无所留恋，专心为后世修福，故往生极乐世界，照理可保无忧······到了临命终时倘舍不得两个女儿，正念定会混乱，往生就被妨碍······这大概是宿世因缘了。”（出自《柯根》卷）
文中诸如此类近乎迷信的佛教崇拜比比皆是，可见当时专政统治者统治百姓的一个极为有力的工具就是类似神学的令人无法定夺的道教文化，处于中下阶层的人民安分守己只是因为讨得了“生前的作为将影响死后往生之道”这一说法，故处于上层阶级的人不论怎样奢靡和腐败都心安理得。这种迷信文化也大大地侵蚀了女性地位，女子从小被父母豢养在家室中，不得被任何男子窥见其面貌，虽说生活不辛苦，但女性实质上是无人权可言的。女性只是父亲升官进爵的武器，是
我想这与紫式部自身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关联。从《紫式部男人间权利斗争下的牺牲品。更加可笑的是，女子在被陌生男子临幸之后，还以“宿缘匪浅”来安慰自己并委身他人。正可谓：
“为雨为云皆漠漠，不知何处是芳魂。并自言自语道：去向杳杳了。”（《源氏物语》——《葵姬》卷）
既说到女性，在阅读其上、中部的时候还误将此书认为是一本描写纯上层贵族官僚阶层政治、婚姻、娱乐生活的小说，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那些精准的文字和繁盛绮丽的诗词。并且为其主人公之所以为主人公而对源氏持完全的正面评价态度，纵然其行为总有很多地方与内心所期盼背道而驰。直到进入最后一部《宇治十帖》的阅读，其悲伤哀叹的笔调几乎是弥漫似的铺陈开来，才了解到其真意。再回过头细看上、中部的某些细节，方知紫式部只是想写一部“地道的女性文学”，其用意“不在须眉而在裙衩”。的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了解到：紫式部之父，官居式部丞，被称为藤式部。紫式部虽然出身豪门，却因其祖上在同族的权势斗争中未曾得势，早已降为中等贵族。紫式部这样一个女子，她“敏感、多情、自尊自重却又倔强”，我想这是一个身为中等贵族的悲哀。
她生长于上层贵族社会中，阅览无数宫廷官僚的荣华富贵，却始终无法融入进那种社会。她既身处其中又与其有着巨大的鸿沟、无法逾越。她也体察过身为下层百姓的辛酸与苦楚，却又凌驾于底层之上。处于如此一种尴尬的地位，可想紫式部的内心是何等愤世嫉俗。更甚于此的是，紫式部是一位女性。藤原氏“历代书香门第，有着极浓重的文学气氛和传统”。其父从小极力培养女儿的文学素养却又不让其才华显现于男人之中，毕竟“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后紫式部嫁于中等贵族藤原宣孝，丧夫后便过着寡妇生活。她有着男人的自尊却因这种自尊无法被满足而深感羞耻，于是她一直沉溺于内心世界的体验、思考和冥想中，看尽人间冷暖。在进宫担任女官后写下这本书。
所以说，这是一部位女性写的书，此意在本书下部中被作者毫无芥蒂地淋漓尽致地展开来。随处抽取下部中八亲王之大女公子所想：
“我一向以为：只有品格低劣的人中，才有这种口是心非的男人；身份高贵的男人就全然不同，他们要顾全世誉，言行必然谨慎小心······如今方知这估计是错误的了······我如果长生在世，恐怕也会遭逢同样的命运吧（指其妹二女公子被匂亲王背弃）······如今虽然嫁得一个身份高贵的皇子，但其人如此冷淡······今后叫她有何脸面立身于世······”（出自《总角》卷）
我想这些女性的左思所想中，必然大大地融入了紫式部自己的看法。写到最后，她已经完完全全地站出来，以一个女性的亲身经历和视角，为女性抱不平。其实若再回去看上、中两部，就已经于各种细微之处显露出这样的端倪。首先是壶桐更衣，壶桐帝不理朝政，只管成日为一名更衣痴迷，惹得后宫妒忌百官肆意。简直就是日本版的“玄宗与玉环”，结局也是女性成为替罪羔羊。其次是藤壶皇后，立后前竟与自己名义上的儿子源氏发生关系，终究出家赎罪。源氏第一任妻子葵姬为源氏外情妇所祸害，病死。还有末摘花、胧月夜、明石姬、花散里等人，要么出家，要么骨肉相离，一生苟且忍耐，虽锦衣玉食却不得幸福。
但我觉得此中最为不幸的要数紫姬，虽然得到最多的宠爱，却时刻在忍受丈夫的一次次背叛。可怜之处就在于她竟不觉错在源氏，反而怪罪于自己的嫉妒之心，何等荒唐。女性被窝藏于这样一个封闭而扭曲的观念中，自己早已无法分辨是非。这到底是一种无知的幸福还是悲哀。最终紫姬重病而死，晚年的源氏也并不是幸福而终。
这些女性，和紫式部一样，都有一种宿命观，她们置身于权贵的囚笼中，不幸福却也永远无法摆脱权贵带给自己的物质的奢华。我想这是人生而为人对于自由观最深刻的矛盾。壶桐帝、光源氏以及熏君也是一样，我想作者始终对政治叙述了了，女子身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她的主人公们，都少涉及政治，淡薄权势。“当一个社会的栋梁都开始腐朽烂掉，不再可能起到任何支撑作用，当一个阶级的当势者、既得利益者与理想人物都心灰意懒，不愿也不能为挽救阶级的命运稍作努力，那么这个阶级灭亡也就是注定的了。”陶力在书中这样说道。他们身处社会顶端，只顾着寻花问柳逍遥自在，却丧失了作为其中一员对这个圈子的责任感与义务感。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这个圈子最大的剥夺与依赖，他们渴望自由，却为物所累，最后只是落得寄生虫的下场。我想，这些也隐约透露出紫式部自己所悲痛的事实。
每次读完《源氏》，都深感烦闷，总觉得那种“物哀”的笔调太过死寂，却还在不停地喘息着，让人压抑，想要爆发却无处发泄。书中这样谈到：当时的东方封建社会（中国为首），即便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看上去似乎仍然架子依旧，内在的腐烂很难现于表面。它既不让人活得痛快又不逼得太凶狠，总给人留一点喘息之空。不像欧洲那样，逼发出一场催枯拉朽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想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曾经先进的东方骤然衰落不及的原因之一。
这些对于人的自由的双重矛盾，对于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领导，关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我想放置于当今社会依然受用。这就是人们苦心钻研历史的原因吧。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特近日发表文章谈到“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且不说其言论是否过于片面和极端，但这个社会与教育所弥漫着的一些沉闷与无奈，每个国人都有责任去深究和试着去做一些变革吧。这类问题就我去谈论未免稚嫩。
以上基本分析的是《源氏》中的主旨与思想内核，还有一个值得花尽心思去推敲研究的，就莫过于其中缜密而精美的文字描写了。初读完本部巨作，感叹其用语之精准、简练而饶有意味之外，也略了解了紫式部对中国文化的熟稔程度之深。书中处处可见其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引用，在此略举一二：
“······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四座且勿饮，听我歌两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秦中吟》十首之一《议婚》（出自《帚木》卷）
“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病一身”——《冬至宿杨梅馆》（出自《须磨》卷）
其中对于中国古诗词的引用还有很多，鉴于阅读深度有限，在此还无法深入赏析。因为《红楼梦》而了解到《源氏物语》，只因很多学者说二者十分相像，我想对于这两部经典文学的比对和研究是漫长而充满趣味的。
最后借用陶力对于《源氏》我认为是最深刻的一句剖析来结尾：人的本能欲望为了寻求自身的满足，必定拼命去突破束缚，而一旦这种反抗在巨大的社会良知之网中四处碰壁时，便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盲目性，千方百计试图通过适应社会规范的途径间接地寻求满足。此间，社会规范便会乘虚而入，内化为另一种自我——道德、良心、理性、责任感等等。于是，冲突的形式便由社会与个人的外在对抗，变现为直接发生于人的心灵的两个自我的拼搏。
人，要么死去，要么走向彻底的禁欲，否则便无法中断这种无休止的斗争。
巧合之下却借了本纸张泛黄的《源氏物语》。这本一千年的文学巨作，堪称世界上第一部长篇记实小说，好奇心驱使自己开始阅读她的神秘之处。
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终于将上、中、下三部《源氏物语》读完，之后为更加深入地理解这本书的宗旨，还阅读了作者紫式部的《紫式部的日记》以及陶力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才能说终究对这部近百万字的巨作有了基础的理解，也由此延伸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源氏物语》成书于十一世纪初叶，约在公元1001-1014（也有说法是1001-1008）年间，而紫式部生于平安时代，随着她的成长，日本也逐渐由皇权至上的社会演变为外戚专政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摄政关白”时期。此期间的中国经历了唐朝的兴衰，恰好“摄关政治”达至顶峰随后出现转折相似。而紫式部于其看似繁华实质腐朽的阶段就已察觉到当时贵族阶层的糜烂不堪，她为之痛苦与焦虑，故撰写了《源氏物语》以记录当时宫廷的种种变节。
初读《源氏》，觉得其中故事内容怪诞又离谱，而紫式部对其中人物的悲叹仿佛是种主观的同情，我不敢苟同，不禁疑问此书到底旨在何处，难道仅仅是一幅寻芳猎艳图？还是我带入了太多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于千年之前的社会。关于这一切价值观的扭曲，我一开始仅当其为古今差异之巨大。直到了解到以上历史，才明白作者的言辞是如何悲哀与无奈，谓之为一种“物哀”笔法。
在查找其历史年代的过程中，了解到当时西方情况，中国的大唐盛世时期，西方还是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红衣教主等神学统治者利用宗教统治人民的思维，也禁锢着欧洲科学文化的发展，所以西方尚处于几近停滞的落后状态。我不禁联想到《源氏》中几乎处处可见的关于佛教的信仰，且从其中摘取一段供析：
“命里算来，今年是八亲王灾厄最多的一年。他很担心，诵经念佛比往常更勤了。他对俗世已无所留恋，专心为后世修福，故往生极乐世界，照理可保无忧······到了临命终时倘舍不得两个女儿，正念定会混乱，往生就被妨碍······这大概是宿世因缘了。”（出自《柯根》卷）
文中诸如此类近乎迷信的佛教崇拜比比皆是，可见当时专政统治者统治百姓的一个极为有力的工具就是类似神学的令人无法定夺的道教文化，处于中下阶层的人民安分守己只是因为讨得了“生前的作为将影响死后往生之道”这一说法，故处于上层阶级的人不论怎样奢靡和腐败都心安理得。这种迷信文化也大大地侵蚀了女性地位，女子从小被父母豢养在家室中，不得被任何男子窥见其面貌，虽说生活不辛苦，但女性实质上是无人权可言的。女性只是父亲升官进爵的武器，是
我想这与紫式部自身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关联。从《紫式部男人间权利斗争下的牺牲品。更加可笑的是，女子在被陌生男子临幸之后，还以“宿缘匪浅”来安慰自己并委身他人。正可谓：
“为雨为云皆漠漠，不知何处是芳魂。并自言自语道：去向杳杳了。”（《源氏物语》——《葵姬》卷）
既说到女性，在阅读其上、中部的时候还误将此书认为是一本描写纯上层贵族官僚阶层政治、婚姻、娱乐生活的小说，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那些精准的文字和繁盛绮丽的诗词。并且为其主人公之所以为主人公而对源氏持完全的正面评价态度，纵然其行为总有很多地方与内心所期盼背道而驰。直到进入最后一部《宇治十帖》的阅读，其悲伤哀叹的笔调几乎是弥漫似的铺陈开来，才了解到其真意。再回过头细看上、中部的某些细节，方知紫式部只是想写一部“地道的女性文学”，其用意“不在须眉而在裙衩”。的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了解到：紫式部之父，官居式部丞，被称为藤式部。紫式部虽然出身豪门，却因其祖上在同族的权势斗争中未曾得势，早已降为中等贵族。紫式部这样一个女子，她“敏感、多情、自尊自重却又倔强”，我想这是一个身为中等贵族的悲哀。
她生长于上层贵族社会中，阅览无数宫廷官僚的荣华富贵，却始终无法融入进那种社会。她既身处其中又与其有着巨大的鸿沟、无法逾越。她也体察过身为下层百姓的辛酸与苦楚，却又凌驾于底层之上。处于如此一种尴尬的地位，可想紫式部的内心是何等愤世嫉俗。更甚于此的是，紫式部是一位女性。藤原氏“历代书香门第，有着极浓重的文学气氛和传统”。其父从小极力培养女儿的文学素养却又不让其才华显现于男人之中，毕竟“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后紫式部嫁于中等贵族藤原宣孝，丧夫后便过着寡妇生活。她有着男人的自尊却因这种自尊无法被满足而深感羞耻，于是她一直沉溺于内心世界的体验、思考和冥想中，看尽人间冷暖。在进宫担任女官后写下这本书。
所以说，这是一部位女性写的书，此意在本书下部中被作者毫无芥蒂地淋漓尽致地展开来。随处抽取下部中八亲王之大女公子所想：
“我一向以为：只有品格低劣的人中，才有这种口是心非的男人；身份高贵的男人就全然不同，他们要顾全世誉，言行必然谨慎小心······如今方知这估计是错误的了······我如果长生在世，恐怕也会遭逢同样的命运吧（指其妹二女公子被匂亲王背弃）······如今虽然嫁得一个身份高贵的皇子，但其人如此冷淡······今后叫她有何脸面立身于世······”（出自《总角》卷）
我想这些女性的左思所想中，必然大大地融入了紫式部自己的看法。写到最后，她已经完完全全地站出来，以一个女性的亲身经历和视角，为女性抱不平。其实若再回去看上、中两部，就已经于各种细微之处显露出这样的端倪。首先是壶桐更衣，壶桐帝不理朝政，只管成日为一名更衣痴迷，惹得后宫妒忌百官肆意。简直就是日本版的“玄宗与玉环”，结局也是女性成为替罪羔羊。其次是藤壶皇后，立后前竟与自己名义上的儿子源氏发生关系，终究出家赎罪。源氏第一任妻子葵姬为源氏外情妇所祸害，病死。还有末摘花、胧月夜、明石姬、花散里等人，要么出家，要么骨肉相离，一生苟且忍耐，虽锦衣玉食却不得幸福。
但我觉得此中最为不幸的要数紫姬，虽然得到最多的宠爱，却时刻在忍受丈夫的一次次背叛。可怜之处就在于她竟不觉错在源氏，反而怪罪于自己的嫉妒之心，何等荒唐。女性被窝藏于这样一个封闭而扭曲的观念中，自己早已无法分辨是非。这到底是一种无知的幸福还是悲哀。最终紫姬重病而死，晚年的源氏也并不是幸福而终。
这些女性，和紫式部一样，都有一种宿命观，她们置身于权贵的囚笼中，不幸福却也永远无法摆脱权贵带给自己的物质的奢华。我想这是人生而为人对于自由观最深刻的矛盾。壶桐帝、光源氏以及熏君也是一样，我想作者始终对政治叙述了了，女子身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她的主人公们，都少涉及政治，淡薄权势。“当一个社会的栋梁都开始腐朽烂掉，不再可能起到任何支撑作用，当一个阶级的当势者、既得利益者与理想人物都心灰意懒，不愿也不能为挽救阶级的命运稍作努力，那么这个阶级灭亡也就是注定的了。”陶力在书中这样说道。他们身处社会顶端，只顾着寻花问柳逍遥自在，却丧失了作为其中一员对这个圈子的责任感与义务感。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这个圈子最大的剥夺与依赖，他们渴望自由，却为物所累，最后只是落得寄生虫的下场。我想，这些也隐约透露出紫式部自己所悲痛的事实。
每次读完《源氏》，都深感烦闷，总觉得那种“物哀”的笔调太过死寂，却还在不停地喘息着，让人压抑，想要爆发却无处发泄。书中这样谈到：当时的东方封建社会（中国为首），即便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看上去似乎仍然架子依旧，内在的腐烂很难现于表面。它既不让人活得痛快又不逼得太凶狠，总给人留一点喘息之空。不像欧洲那样，逼发出一场催枯拉朽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想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曾经先进的东方骤然衰落不及的原因之一。
这些对于人的自由的双重矛盾，对于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领导，关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我想放置于当今社会依然受用。这就是人们苦心钻研历史的原因吧。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特近日发表文章谈到“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且不说其言论是否过于片面和极端，但这个社会与教育所弥漫着的一些沉闷与无奈，每个国人都有责任去深究和试着去做一些变革吧。这类问题就我去谈论未免稚嫩。
以上基本分析的是《源氏》中的主旨与思想内核，还有一个值得花尽心思去推敲研究的，就莫过于其中缜密而精美的文字描写了。初读完本部巨作，感叹其用语之精准、简练而饶有意味之外，也略了解了紫式部对中国文化的熟稔程度之深。书中处处可见其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引用，在此略举一二：
“······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四座且勿饮，听我歌两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秦中吟》十首之一《议婚》（出自《帚木》卷）
“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病一身”——《冬至宿杨梅馆》（出自《须磨》卷）
其中对于中国古诗词的引用还有很多，鉴于阅读深度有限，在此还无法深入赏析。因为《红楼梦》而了解到《源氏物语》，只因很多学者说二者十分相像，我想对于这两部经典文学的比对和研究是漫长而充满趣味的。
最后借用陶力对于《源氏》我认为是最深刻的一句剖析来结尾：人的本能欲望为了寻求自身的满足，必定拼命去突破束缚，而一旦这种反抗在巨大的社会良知之网中四处碰壁时，便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盲目性，千方百计试图通过适应社会规范的途径间接地寻求满足。此间，社会规范便会乘虚而入，内化为另一种自我——道德、良心、理性、责任感等等。于是，冲突的形式便由社会与个人的外在对抗，变现为直接发生于人的心灵的两个自我的拼搏。
人，要么死去，要么走向彻底的禁欲，否则便无法中断这种无休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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