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莞生涯
我因在东莞住过一段时间，每当别人问起这段经历来时，总会咧嘴坏笑，让我介绍介绍。我也咧嘴坏笑，说起偶耳听来的传闻：东莞每位出租车司机都与几家酒店或桑拿中心保持业务往来，载客消费一次，可兑换积分。积分可以兑成钱，也可以存够额度自己消费。对方往往追问然后呢？——没有了，我对东莞服务业的了解仅限于此。听者会露出嗔怪神态，表示对我太失望，说我算白住东莞。
我确实不了解这个曾居住过的城市——怎么才算了解一个城市呢？翻开华裔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这本讲述东莞打工妹生活的非虚构书籍，让东莞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我眼前，不再是我生活其中的那处地方。作者2004年第一次达到东莞，结识打工妹吕清敏和伍春明。2008年，她将这两位女工在东莞的生活与工作写成《打工女孩》。
为什么是东莞？——张彤禾用一系列词语回答：“这个地方似乎卯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的一切表现出现，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那为什么是女孩呢？——作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张彤禾生活在东莞时住在雀巢咖啡工厂的对面，我住在雀巢咖啡工厂的右边。我们都在能日暮时分，端着一杯白开水站着阳台上，闻着烟囱里飘出的浓郁咖啡尘雾，喝着白水感受咖啡的味道。东莞是个没有生活的城市。白天，过于宽阔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这里的公路是修给载货汽车使用的。永远在翻修的公交站台上添着招工广告——永远在招人。公交路牌上的站名是从一个工厂到下一个工厂。这不是一座待人亲切的城市。
它有32个镇街（相当于县），每一个镇街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做电子原件；大朗出产毛衣；厚街上挤满了麻密的皮鞋制造厂。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需要大量工人，张彤禾的女主角吕清敏和伍春明就这些工厂里上班。流水线上的生活有何新意可言？不过就是从低级的体力劳动开始，设法升职，积累钱财。这是无数工人在东莞的生活路径。似乎东莞可以等同称谓工厂。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车间。
但张彤禾没有写到，在雀巢咖啡工厂的右边，也就是我所住小区之前，有一篇废弃的芭蕉林。这块地原本归果农所有，但被某个开发商买下，不知要修什么建筑。虽然已被出售，但工队还未动工，芭蕉树不知其主已易，将被砍伐，仍然结出了一串串累累果实。我曾在一个晚上拖着麻袋和菜刀到林子里偷芭蕉。那串重达20多斤的芭蕉被我捂在塑料布下，熟了之后吃了很久。
某次，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位专门拍摄中国题材导演问我，在中国，你们（意指媒体人和知识阶层）与农民工的交流存在障碍吗？我想了一会，回答说：我不认识农民工。我真的不认识农民工，除了送快递的小哥（他算农民工吗？）。我要上哪去认识农民工呢？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白住东莞，我与打工妹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不在同一个世界。
但我们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作者张彤禾毕业于哈佛大学，担任《华尔街日报》的驻中国记者。她和我，还有打工女孩们一样，离开家乡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都在巨大的中国孤独漂泊。吕清敏和伍春明为了更好的前途，她们学习白话，又练英语，在上化妆培训班学习使用最适合亚洲女孩的紫色眼影——“难道你甘于平庸吗？难道你不想改变命运吗？”她们在日记本上鞭策自己努力上进。
在诸多《打工女孩》的评论中，评论者会赞誉这本书中的平等视角。可我觉得平等不值一提，我们本身无甚差别，只有横隔在两个阶级之间的疏离和陌生才令人警惕。我们不了解，也无暇了解打工者。
张彤禾在东莞居住时，尽量不说英文，她不愿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只有一次她用英语骂脏话。某晚在回东莞城区的大巴上，司机看乘客少，将他们转卖给另一趟车。张彤禾不愿下车，向司机讨回25元车费，司机只肯退她两块。她坚持自己付了车费到东莞，既然现在没到东莞就得把钱要回来。那男人吼到：“那你付一百，我就要给你一百吗？那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是一个比张彤禾高的多的男人，她感生理性的恐惧——身为女人，你是打不过这个男人的——她骂了一句Fuck you。而那个男人见她是外国人，对她肃然起敬。这就是张彤禾最终选择女性作为主角的原因——她们是弱者，在东莞浩荡的打工群体中，她们是弱者中的弱者。
在离开东莞之前，我曾打车经过厚街，这里不仅有最密集的皮鞋制造厂，也有最繁华的红灯区。入夜后，一排排灯火通明的工厂正在加班，另一边遍布桑拿洗浴中心的街道亮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我见到一些衣影飘飘的女孩坐在人力三轮车里，她们要去上班了。我打开车窗，夜风拂过我的面孔也她们的裙角，就在那一刻，我和她们交错而过，就在我们生活的同一个中国。
注：腾讯大家约稿
我确实不了解这个曾居住过的城市——怎么才算了解一个城市呢？翻开华裔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这本讲述东莞打工妹生活的非虚构书籍，让东莞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我眼前，不再是我生活其中的那处地方。作者2004年第一次达到东莞，结识打工妹吕清敏和伍春明。2008年，她将这两位女工在东莞的生活与工作写成《打工女孩》。
为什么是东莞？——张彤禾用一系列词语回答：“这个地方似乎卯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的一切表现出现，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那为什么是女孩呢？——作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张彤禾生活在东莞时住在雀巢咖啡工厂的对面，我住在雀巢咖啡工厂的右边。我们都在能日暮时分，端着一杯白开水站着阳台上，闻着烟囱里飘出的浓郁咖啡尘雾，喝着白水感受咖啡的味道。东莞是个没有生活的城市。白天，过于宽阔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这里的公路是修给载货汽车使用的。永远在翻修的公交站台上添着招工广告——永远在招人。公交路牌上的站名是从一个工厂到下一个工厂。这不是一座待人亲切的城市。
它有32个镇街（相当于县），每一个镇街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做电子原件；大朗出产毛衣；厚街上挤满了麻密的皮鞋制造厂。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需要大量工人，张彤禾的女主角吕清敏和伍春明就这些工厂里上班。流水线上的生活有何新意可言？不过就是从低级的体力劳动开始，设法升职，积累钱财。这是无数工人在东莞的生活路径。似乎东莞可以等同称谓工厂。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车间。
但张彤禾没有写到，在雀巢咖啡工厂的右边，也就是我所住小区之前，有一篇废弃的芭蕉林。这块地原本归果农所有，但被某个开发商买下，不知要修什么建筑。虽然已被出售，但工队还未动工，芭蕉树不知其主已易，将被砍伐，仍然结出了一串串累累果实。我曾在一个晚上拖着麻袋和菜刀到林子里偷芭蕉。那串重达20多斤的芭蕉被我捂在塑料布下，熟了之后吃了很久。
某次，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位专门拍摄中国题材导演问我，在中国，你们（意指媒体人和知识阶层）与农民工的交流存在障碍吗？我想了一会，回答说：我不认识农民工。我真的不认识农民工，除了送快递的小哥（他算农民工吗？）。我要上哪去认识农民工呢？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白住东莞，我与打工妹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不在同一个世界。
但我们真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作者张彤禾毕业于哈佛大学，担任《华尔街日报》的驻中国记者。她和我，还有打工女孩们一样，离开家乡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都在巨大的中国孤独漂泊。吕清敏和伍春明为了更好的前途，她们学习白话，又练英语，在上化妆培训班学习使用最适合亚洲女孩的紫色眼影——“难道你甘于平庸吗？难道你不想改变命运吗？”她们在日记本上鞭策自己努力上进。
在诸多《打工女孩》的评论中，评论者会赞誉这本书中的平等视角。可我觉得平等不值一提，我们本身无甚差别，只有横隔在两个阶级之间的疏离和陌生才令人警惕。我们不了解，也无暇了解打工者。
张彤禾在东莞居住时，尽量不说英文，她不愿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只有一次她用英语骂脏话。某晚在回东莞城区的大巴上，司机看乘客少，将他们转卖给另一趟车。张彤禾不愿下车，向司机讨回25元车费，司机只肯退她两块。她坚持自己付了车费到东莞，既然现在没到东莞就得把钱要回来。那男人吼到：“那你付一百，我就要给你一百吗？那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是一个比张彤禾高的多的男人，她感生理性的恐惧——身为女人，你是打不过这个男人的——她骂了一句Fuck you。而那个男人见她是外国人，对她肃然起敬。这就是张彤禾最终选择女性作为主角的原因——她们是弱者，在东莞浩荡的打工群体中，她们是弱者中的弱者。
在离开东莞之前，我曾打车经过厚街，这里不仅有最密集的皮鞋制造厂，也有最繁华的红灯区。入夜后，一排排灯火通明的工厂正在加班，另一边遍布桑拿洗浴中心的街道亮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我见到一些衣影飘飘的女孩坐在人力三轮车里，她们要去上班了。我打开车窗，夜风拂过我的面孔也她们的裙角，就在那一刻，我和她们交错而过，就在我们生活的同一个中国。
注：腾讯大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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