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是一种偶然
莫言获“炸药奖”,这个消息公开前后的日子都堆满了中国网民的口沫,有人甚至为此痛失大量宝贵的粉丝。很多声音用“良心”的标准来衡量莫言,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著名前辈良心被不断地拿出来说事,像“索尔仁尼琴因为《古拉格群岛》获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谬种又在流传。实际上,1970年的索氏还只是写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癌症楼》等少量作品,《古拉格群岛》是很多年以后的事。索氏的这些作品有现实主义的史诗气质,不脱19世纪俄国的叙事传统,将其称为托尔斯泰传人,十分贴切。
索尔仁尼琴有一些常常被人引用的名篇,例如《不要靠谎言过日子》,还有他在受奖演说里引用的那条俄谚“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解冻”,加上老作家巴金的《随想录》的陆续发表,让“真话”或“真相”变成了一个极有魅力的词,没穿衣服的国王及说出真相的孩子则变成了一组特别有用的比喻。学者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时,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名字常常被人相提并论,因为哈维尔也有一句名言叫“生活在真实之中”,而李的文章里通篇的大白话就被看作是“真实”应该具备的模样,是“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的表征。不过,如许纪霖所指出的,和哈维尔关于说真话的理解——“公民的普遍行动”——不同,李慎之所谓的说真话建基于“相信精英人物的表率作用”。李慎之喜欢自称“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说明他渴望承担士大夫精神传统里的表率角色,并伤感于儒家理想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衰落。
读景凯旋写巴金的文章,他说,我们常常说及鲁迅,却很少想到巴金。此言甚是,好像鲁迅早就描写过中国人的根本处境和劣根性,乃至预言了其宿命的未来,巴金的价值就好像在于那一声“说真话”而已。他前半生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那几份感伤而微贱的文学记录不再重要,他希望用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终结儒家等级秩序,也不再被视为什么了不得的思想。我们谈论现状,谈论官场的虚伪,谈论公德沦丧,谈论教育的溃败,谈论遍及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媚权,总有一个悬浮窗会跳出来,里面写着“诚如鲁迅所言……”
“真话”在鲁迅那个时候不突出,可能是因为中国民众尚处于启智时期,鲁迅的意义在于督促他们觉醒;不像后来,“装睡的人”的比例大幅增加,巴金认为自己身为知识分子之重要一员,不可带头沉默。鲁迅和巴金两人所面对的困境也是有些差异的。鲁迅当然不是只满足于被人树为榜样,1923年的名文“娜拉走后怎样?”用焦虑感延续了之前的“觉醒者”叙事:唤醒他人后又当如何?结论也十分悲怆:“假使寻不到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巴金的情况却是,所谓“真话”、“真相”的真实意涵,因为几代人持续放弃反思而变得模糊不明了,他作为清醒的人,其实并不清楚“真话”指的到底是什么。景凯旋评价说,“他为读者提供的史实和评价都太拘谨、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确”,这三个评语对应什么样的文本,不必读《随想录》就可以联想得到。
中国文人与东欧文人之间的这种比较,最后得出的总是类似的结论。在“文化大革命”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沉默是一个普遍现象,与哈维尔或索尔仁尼琴相比,巴金一面担心彻底地说真话会冒犯一个过大范围内的人群,从而有违传统的做人之德,另一面,他又不像我们熟悉的捷克、匈牙利知识分子们那样,有一种把诉万事于荒诞的雅兴。无论是在热情上还是在技术上,他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无力揭示一个无所不在的压迫者,或一个压迫性的环境,因为这样做太累心,也未必有利于劫后的生存。
景凯旋还在相当多的文章谈到苏联时代的“萨米亚特”文学,也就是地下文学。“萨米亚特”作家是这么一群人,简而言之,“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这些文化现象进一步镀亮了东欧知识分子的丰碑。然而,还有另一类作家,比如近年来屡获殊荣的伊斯玛伊尔•卡达莱,他在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当政时是“地上”人士,甚至写过歌颂霍查的诗作,但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他把自己之前的所有作品都称为一种艺术性的“良心抵抗”,或者干脆躲进“反讽”这一掩体之下。他的情况同莫言略有相似:在这两个个案里,策略和技术的含量都大过良心。读《古拉格群岛》,个人的渺小、良善与独裁的强大、冷酷之间的对抗,从头至尾都在撼人至怆然泪下,但这并不表示“真话”就只有这一种说法,上升一个层级,“真话”的发生也不以此为唯一的环境。任何作家都不会同意,为了说“真话”,就要把环境描绘成《古拉格群岛》的样子。
卡达莱投机与否是个会被人一直议论下去的话题。罗马尼亚的流亡作家诺曼•马尼亚在《论小丑》一书里,也分析了艺术家与独裁者既对抗又共谋的关系,他用暧昧的语句丛林指出一个事实:你不论对独裁采取哪一种态度,都会受到来自内心和外在的压力的两面夹攻,让你怀疑自己本该选择相反的态度。尽管独立于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单凭与权力的关系来给一个知识分子打分,因为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确有大片的灰色地带,而服从与不服从的对象也因人而异,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之类,面对的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敌人,它自己都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强权的滑稽的附庸。荒诞剧作家哈维尔非常清醒,自己所以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良心正确就能横扫一切,而是因为与他角逐国家未来的,刚好是一个早已威名扫地的对手。
《被贬低的思想》讨论的是那些被后人的抉择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其实书名就含有一个假定:因其正确,故曾被贬低、压制、禁锢、迫害。与景凯旋先生一样,我也认为“真实”是必须在西方语境里才能得到精确阐释的价值信仰,而巴金,他的“讲真话”总是与现实之间存在紧张。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是,即使为真相和自由服务的写作能铭记于后世,我们却不能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为真相与自由服务。在《随想录》言不尽意、语焉不详的背后,可能有对两种互相冲突的价值的权衡,我们可以批评他沉默,却无法指责他的权衡;又或者,他个人都未必明白这“真实”何在,以及如何用语言去表达。文本及其背后的真实态度之间,会存在旁人无法揣摩的关系。不论是对言说者,还是对听者和读者来说,所谓“真话”,常常就是一种偶然。
书评人:云也退
索尔仁尼琴有一些常常被人引用的名篇,例如《不要靠谎言过日子》,还有他在受奖演说里引用的那条俄谚“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解冻”,加上老作家巴金的《随想录》的陆续发表,让“真话”或“真相”变成了一个极有魅力的词,没穿衣服的国王及说出真相的孩子则变成了一组特别有用的比喻。学者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时,他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名字常常被人相提并论,因为哈维尔也有一句名言叫“生活在真实之中”,而李的文章里通篇的大白话就被看作是“真实”应该具备的模样,是“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的表征。不过,如许纪霖所指出的,和哈维尔关于说真话的理解——“公民的普遍行动”——不同,李慎之所谓的说真话建基于“相信精英人物的表率作用”。李慎之喜欢自称“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说明他渴望承担士大夫精神传统里的表率角色,并伤感于儒家理想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衰落。
读景凯旋写巴金的文章,他说,我们常常说及鲁迅,却很少想到巴金。此言甚是,好像鲁迅早就描写过中国人的根本处境和劣根性,乃至预言了其宿命的未来,巴金的价值就好像在于那一声“说真话”而已。他前半生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那几份感伤而微贱的文学记录不再重要,他希望用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终结儒家等级秩序,也不再被视为什么了不得的思想。我们谈论现状,谈论官场的虚伪,谈论公德沦丧,谈论教育的溃败,谈论遍及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媚权,总有一个悬浮窗会跳出来,里面写着“诚如鲁迅所言……”
“真话”在鲁迅那个时候不突出,可能是因为中国民众尚处于启智时期,鲁迅的意义在于督促他们觉醒;不像后来,“装睡的人”的比例大幅增加,巴金认为自己身为知识分子之重要一员,不可带头沉默。鲁迅和巴金两人所面对的困境也是有些差异的。鲁迅当然不是只满足于被人树为榜样,1923年的名文“娜拉走后怎样?”用焦虑感延续了之前的“觉醒者”叙事:唤醒他人后又当如何?结论也十分悲怆:“假使寻不到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巴金的情况却是,所谓“真话”、“真相”的真实意涵,因为几代人持续放弃反思而变得模糊不明了,他作为清醒的人,其实并不清楚“真话”指的到底是什么。景凯旋评价说,“他为读者提供的史实和评价都太拘谨、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确”,这三个评语对应什么样的文本,不必读《随想录》就可以联想得到。
中国文人与东欧文人之间的这种比较,最后得出的总是类似的结论。在“文化大革命”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沉默是一个普遍现象,与哈维尔或索尔仁尼琴相比,巴金一面担心彻底地说真话会冒犯一个过大范围内的人群,从而有违传统的做人之德,另一面,他又不像我们熟悉的捷克、匈牙利知识分子们那样,有一种把诉万事于荒诞的雅兴。无论是在热情上还是在技术上,他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无力揭示一个无所不在的压迫者,或一个压迫性的环境,因为这样做太累心,也未必有利于劫后的生存。
景凯旋还在相当多的文章谈到苏联时代的“萨米亚特”文学,也就是地下文学。“萨米亚特”作家是这么一群人,简而言之,“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这些文化现象进一步镀亮了东欧知识分子的丰碑。然而,还有另一类作家,比如近年来屡获殊荣的伊斯玛伊尔•卡达莱,他在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当政时是“地上”人士,甚至写过歌颂霍查的诗作,但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他把自己之前的所有作品都称为一种艺术性的“良心抵抗”,或者干脆躲进“反讽”这一掩体之下。他的情况同莫言略有相似:在这两个个案里,策略和技术的含量都大过良心。读《古拉格群岛》,个人的渺小、良善与独裁的强大、冷酷之间的对抗,从头至尾都在撼人至怆然泪下,但这并不表示“真话”就只有这一种说法,上升一个层级,“真话”的发生也不以此为唯一的环境。任何作家都不会同意,为了说“真话”,就要把环境描绘成《古拉格群岛》的样子。
卡达莱投机与否是个会被人一直议论下去的话题。罗马尼亚的流亡作家诺曼•马尼亚在《论小丑》一书里,也分析了艺术家与独裁者既对抗又共谋的关系,他用暧昧的语句丛林指出一个事实:你不论对独裁采取哪一种态度,都会受到来自内心和外在的压力的两面夹攻,让你怀疑自己本该选择相反的态度。尽管独立于权力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单凭与权力的关系来给一个知识分子打分,因为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确有大片的灰色地带,而服从与不服从的对象也因人而异,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之类,面对的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敌人,它自己都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强权的滑稽的附庸。荒诞剧作家哈维尔非常清醒,自己所以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良心正确就能横扫一切,而是因为与他角逐国家未来的,刚好是一个早已威名扫地的对手。
《被贬低的思想》讨论的是那些被后人的抉择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其实书名就含有一个假定:因其正确,故曾被贬低、压制、禁锢、迫害。与景凯旋先生一样,我也认为“真实”是必须在西方语境里才能得到精确阐释的价值信仰,而巴金,他的“讲真话”总是与现实之间存在紧张。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是,即使为真相和自由服务的写作能铭记于后世,我们却不能要求,所有的写作者都为真相与自由服务。在《随想录》言不尽意、语焉不详的背后,可能有对两种互相冲突的价值的权衡,我们可以批评他沉默,却无法指责他的权衡;又或者,他个人都未必明白这“真实”何在,以及如何用语言去表达。文本及其背后的真实态度之间,会存在旁人无法揣摩的关系。不论是对言说者,还是对听者和读者来说,所谓“真话”,常常就是一种偶然。
书评人:云也退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