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白风清好过河——《边城》杂感

标题“月白风清好过河”出自《边城》第八章里一首巫师迎神的民歌，全部的歌词是这样的：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 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 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 你大神，你大仙，排驾前来站两边。 关夫子身跨赤兔马， 尉迟公手拿大铁鞭！ 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 张果老驴得坐稳，/铁拐李脚下要小心！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阵， 肥猪肥羊火上烹！ 洪秀全，李鸿章， 你们在生是霸王， 杀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 今来坐席又何妨！ 慢慢吃，慢慢喝， 月白风清好过河。 醉时携手同归去， 我当为你再唱歌！ 应该说这首民歌正是《边城》这部小说内在气质的一种外化，暗示了作品的隐含意旨。在歌词所描绘的意境里，所有人都承受着自己“分上派定的”那份爱憎以及生死，就算是神仙也可以被归结到一种月白风清的平和里面，这就是沈从文在创作里一直试图构建的一种纯粹、明净、接近于生命本初形态的甚至有点蛮野的乡土文明。 另外，单把“月白风清好过河”这句用作标题，是因为其中的两个意象，月亮跟河水。应该说《边城》的整个故事就是因为水而生发构建起来的，所以水的气质也就渗透融入进了小说的底色里面，给予了小说平静、诗意的叙述语言，隐忍、内敛的情节推进。从中国古典诗词甚至是历法上面，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文化里一种尚月的本性，这可能是因为月亮那种灵动而又略带点惆怅的美很容易跟中国传统的欲说还休式的审美情趣产生共鸣。不过城市的灯光越来越亮了以后，这种对于月亮的崇敬也就慢慢变得很淡了。所以沈从文的小说选择了一种平和随意的外在形式，田园牧歌式的内在气质，就是企图在这种指向内心的建构里重新回忆起人和世事之间的那种两相观照的安静，静到又可以闻到属于甲虫类的气味，静到月光又可以明晃晃地积到地上，引得那些心绪烦乱的人又多了一种小小的孤独，在这孤独里胡思乱想一些人世的“变”与“不变”，以及两相乘除之间的自我与运命。 在《美的历程》这本书里，李泽厚谈到从唐诗到宋词的演变时，认为唐诗的意境浑厚开阔，把自己的想象指向外部的世界，而宋词的意境细致新巧，把思索指向回忆和自己的内心。这种区别跟分别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两个创作倾向有某些类似的地方。鲁迅的创作往往在一种热血沸腾的锋芒里把尖锐的职责和思索指向时事里的丑恶。而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却故意淡化行文里的矛盾冲突，故事和人物往往同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在一种彼此交融的境里展现人物的内心。在一种总体观照的细致描绘里蕴含自己的文学理想。举两个例子便可以发现其中的区别。鲁迅的《狂人日记》以一个疯子的话语来直接拷问吃人的礼教。沈从文的《柏子》开始只是一句看似平淡随意的闲谈：“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由这样的环境描写开始，把之后的人物纳入到一个整体的心境里，从一个水手和一个妓女的心绪来诠释一种自在本真的生存状态。 其实这种淡化故事和矛盾的叙事手法是我喜欢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不必要的牵制抛开以后，文字便可以更直接地触及到内在的平静，在不同的心绪、不同的境遇里也就能读出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质感来。 另外，沈从文的家里民族成分复杂，他的血液里有汉族、苗族、土家族的成分。这对他个人及文学创作的气质产生了很大影响。同老舍相比，沈从文的文字有一种同民歌类似的内在气质。从《骆驼祥子》来看，不管是外貌、动作还是对话的描写，老舍受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深得精髓。而沈从文的小说则更近似于山野间的民歌，以物起兴，毫不雕琢，却又能够极其精当地表现出内中的情感，《边城》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莫言曾经好几次提到沈从文的一句话：“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一点在他的《丰乳肥臀》里可以得到印证。小说选择了人物作为叙事的中心，以人物带出故事，母亲，八个姐姐，我，以及姐姐们的儿女，庞大的人物体系牵扯着近代中国几乎所有无法回避的派系以及暗流。小说由此支撑起大跨度的史诗厚度。此外，还有余华的《活着》，有庆死在了大跃进时期，凤霞死在了文革时期，用人物来带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但这些似乎都比不上沈从文对这条标准实践得彻底。他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名字做标题的可以举出很多，如《萧萧》《会明》《贵生》等等，如果说前面两部作品还能看到人物设置受情节牵制的痕迹，那么沈从文小说的故事情节完全是从主人公身上生发出来的，把这些主人公换掉以后，所有的故事也就毫无立足点了。 小说《边城》共分有二十一节，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总体交代了两组主要的人物序列。第一节开头写道：“······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如果把黄狗也算作一个人物的话，，渡口这边有爷爷、翠翠和狗三个。第二节从小山城茶峒开始，写码头上的场景与物事，继而写到了船总顺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如果仔细对比前面这两节的话，可以发现在关于翠翠的描写里，总是有意无意的着重自然对于她的长养和熏陶。在关于天保和傩送的描写里，着重的是生活、人事对于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从这一个小的细节里可以看出隐藏在故事背后矛盾冲突的端倪，这些留待人物关系捋顺清楚了之后再加以分析。 在渡口这边，翠翠不仅是所有人物的中心，而且是整部小说内在意旨的附着点，而爷爷和黄狗各据一端，以不同的方式对照投射脆翠翠的性格和命运。并且，第一节里暗含了翠翠父母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作为翠翠本身悲剧的一次预演引导着之后整个故事的发展。 翠翠是沈从文所理想的一个“人性”典范。她完全不受世俗的沾染，而是“在风日里长养着”“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而翠翠又是多情的，对于这种朦胧的爱意在翠翠单纯的内心里滋长的过程，沈从文的描写极其到位。小说里翠翠第一次进小城看端午节赛龙舟的时候，初识了船总的儿子傩送二老，却因为误会骂了傩送一句。到晚上翠翠才知道自己骂错了人。小说中写，“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爱情在翠翠心里有了一个看不见的影子。第二年的端午节，二老傩送去了下游的青浪滩，晚上翠翠在听爷爷唱歌时，无意间问了一句：“爷爷，你的船是不是在下青浪滩呢？”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句子翠翠性格的不断饱满。然而翠翠对于自己的爱情却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是最后导致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爷爷充当了翠翠人生方面的一个引领者。在翠翠的内心被爱情扰乱，因为不知所措而偷偷哭的时候，爷爷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这是爷爷的人生哲学，也可以从中窥见沈从文的智慧。另外，爷爷这个人物的设置也是出于整体故事的考虑。爷爷经历了自己女儿因为同军人的爱情而自杀的伤痛之后，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外孙身上。但爷爷总是害怕自己会不久于人世，所以在翠翠的婚事上，爷爷极力顾及翠翠的想法又急于尽快看到一个结果，这就加深了爷爷同船总顺顺以及大老、二老的矛盾，并在担忧和冷落里离开了人世。爷爷在某种程度上是翠翠悲剧的一个促成者。此外爷爷还代表了当地纯朴的民风。因为自己已经有了公家的薪酬，过渡便坚持不收取路人的铜板，即使有人扔到了船板上面，爷爷也只是用来买一些茶同烟叶，免费送给来往的行人。 其实黄狗这个角色的设置也不是完全出于随意，它除了给小说增添了一些喜剧气氛之外，还作为了翠翠心情的一种外化。比如在第三节里，黄狗因为听到端午节赛龙舟的鼓声之后便“汪汪吠叫，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过东岸去，且跑到小山城的城里一方吠叫。”而翠翠也站在小山头听那点迷人的鼓声。狗的行为正好表现翠翠内心的期待和小小的兴奋。 码头这边主要就是天保傩送兄弟两个。首先从名字上面便可以看到两个人的特别之处，天保佑的和傩神送的。小说里第二节这样写：“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从中可见作者对于傩送的偏重，而且文中提到，“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傩送所具有的柔和、聪慧、富于感情的性格也是沈从文乡土世界里的一个理想所在。 在第一二节之后，小说把立脚点放在当下，回忆了前年和去年的两次端午节。又从当下出发，采用了一种线性的顺应时间流向的叙述形式。 接下来再回到之前提及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对照之中所产生的矛盾。应该说翠翠完全出于自然的天性和天保傩送一边性格中受过人事教育的这种差异也是造成翠翠悲剧的原因之一。兄弟两个没能明白翠翠对于爱情捉摸不定的朦胧心绪，从而生发出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还可以发现作品其它的相对立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天保大老所走的车路与傩送所走的马路。车路就是请媒人，按照礼节来向家长提亲，马路却是站在月光下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情歌，直到把听歌人的心唱开。大老所走的车路代表的还是一种被礼法约束的生存状态，二老走的马路确实完全出于自然的，用出本性的歌声来唤起强烈而又纯真的爱情。 再有就是团总向傩送求婚答应陪嫁的磨坊同渡口一家拥有的那条渡船。从开始贯通下来的这对矛盾到了这里达到了最明显的时候。以模仿为代表的象征金钱的物质文明，以渡船为代表的，象征自然、本分、接近真实生命的乡土文明。沈从文很显然是倾向于后者的。其实就连小说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对立，“边城”，边远的小山城，这种边远不仅仅是地域上的，也同时代表了与城市文明的某种对峙。所以，整部小说的隐含主题也就由此浮现出来了。 沈从文企图构建一个不被“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所沾染，仍然保留这属于乡土的“正直、朴素、人情美”的理想世界，以此同城市工业文明的丑恶堕落形成对照，通过建造那座“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使人性重新得到供奉。 这些意图也都渗透进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些物象里面。 虎耳草，象征翠翠逐渐明晰却又捕捉不到的朦胧爱情。小说第十四节，入睡之前爷爷给翠翠讲了那已经死去的父母的故事，文中写道：“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把翠翠灵魂浮起来的歌声就出自二老傩送之口，虎耳草把没有形迹的爱情外化了出来。之后虎耳草有几次出现，直到从梦里来到现实，“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的鞭竹外，只是一大堆虎耳草。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两颊绯红跑了。”爱情已经变得十分清晰了。 白塔，象征乡土文明的原始与纯真。白塔出现时基本上都是作为一种背景，看似不经意的提到一句，但是白塔又总是在那里，俯视着这一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接近结尾的时候，白塔被那场大雨冲毁了，最后一节写道：“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塔圮坍了，不重新作一个自然不成。”但是那份自然、纯真既然已经倒掉了，重新修成的也不能算是从前那个了。 渡船，象征山城外爷孙两个命运。在渡口这边，渡船是爷爷和翠翠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爷爷从二十岁起便做着渡人的活计，用这只渡船连接城里城外两面的生活。而直到最后爷爷离开了人世，渡船便成了翠翠不得不直面的命运。但是翠翠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默默地等时间流逝，默默地肩负起了属于自己的运命。 另外，再比如竹子，象征了一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乡野本性，而翠翠的名字恰好就是从这竹子上面来的。 除了以上这些东西之外，沈从文的文字也有属于他自己的风格。首先，沈从文的语言是文言，典范白话和地域方言的一种有机复合。《边城》第一节有这样一句：“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很明显可以看到文言与白话的的相互糅合。而对于方言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了对话里面。比如翠翠误会傩送二老时骂的那句“悖时砍脑壳的！”当然，沈从文最出色的地方还是在于把人物融入进所渲染的意境里，又由环境生发出人物内里涌动的心绪。虽然这种抒情的叙事风格在废名那里就已经形成了，但他还是不如沈从文这样能做到浑然天成。在《柏子集》前面的一篇谈话录里，沈从文说过，“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得这种人事在一定的背景中发生。” 最后，再回到小说的整体意旨上来。前面已经说过，沈从文的小说就是要把自己回忆中那个理想化了的乡土世界再现出来，从而同周围的丑恶堕落形成对照，以此来给这个民族一种方向，给那些关心这个民族的人一点希望。 苏雪林的《沈从文论》里认为，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这一点在他写军人兵士的小说，如《虎雏》《会明》《灯》里表现的比较明显。但这种蛮野人的血液不仅仅是指乡土文明中的野蛮，也包括沈从文反复提到的希腊小庙里所供奉的人性。 提到人性就又要把老舍拿来同沈从文比较。在老舍笔下，不管是《骆驼祥子》里的祥子，还是《月牙儿》里的月蓉，善良正直的本性往往加重了他们悲剧的伤痛。沈从文的人性超越了一般的善恶的讨论，并且跳出了政治的范畴，得以从文明与生命的高度来诠释人性的永恒，所以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即便放到现在也不会显得特别过时。 关于人性，想到了李扬“盲”系列的两部电影。《盲井》和《盲山》。两部电影最突出的恰恰是人性之恶。导演李杨说，之所以用“盲”这个字，是取其视而不见之意，对于人性的视而不见，是当下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似乎是同沈从文的人性理想相违背，其实两者却是来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沈从文从小便列身行伍，看惯了杀人的场景，人性中的丑恶自然了解很多。然而只有在明白了这个世界的丑恶之后才会更相信那些美好的东西，也才能从平凡的事物上看出不平凡的美丽来。沈从文已经超越了人性善恶的讨论，形成了自己向善向美的形上追求。 把《边城》里零零碎碎的话语拼凑起来，也可以窥视一下沈从文一直向往的“人性”的样子。首先，爱情是“人性”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边城》里的爱情热烈而又不着一丝尘俗，它完全出于生命的本意，可以支撑着整个人性不至于倒塌。在《八骏图》等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小说里面，沈从文提到了一种只有病态情欲的“阉寺性”状态，这种性的变态与扭曲同《边城》里的爱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就是沈从文多次提到的一个词，“份定”“分上派定的”。这并不是消极的听天由命，而是类似于道家的平和状态。不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非分之想，对于生命的苦难以最平常的心态去默默承受。从这里也就衍生出了纯朴的民风，就像守渡船的老人和船总顺顺。再有就是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对于美的感受。《湘西》的题记里写到：“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情、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 有一次在电影《暖》的条目里看到一条这样的评论：“每个农村都有一个清秀聪慧的少女遇人不淑，在苦苦的等待里终其一生。这种《边城》式的等待模式，做作而且了无新意。”《暖》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背叛和等待的爱情故事。对于从沈从文到汪曾祺的抒情小说，也会有人十分挑剔，比如有人说，《边城》故事所发生的边远小城人口也不会少到哪里去，但兄弟俩同时就看上了翠翠一个人，这种事儿不科学。这种质疑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沈从文的独到之处还是在于把一个熟悉的故事模式放到相对陌生的故事环境和叙事方式里，这种熟悉和陌生之间的落差，造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学空白。 沈从文的小说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题材庞杂，写农人、军士、水手、妓女等的乡土故事，也有城市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但是如果非要找出其中的共通之处来，就是沈从文小说强烈的主体意识。他完全从自己的经验，也就是他的回忆和想象出发来观照和衡量整个世界。写乡土的小说是这种回忆和想象的外化，而写城市的小说则是站在这些回忆和想象的立场上来对此种文明进行批驳。刘震云之于河南延津，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文学体系的构建似乎更多的是出于生活环境的熟悉，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已经成为了他的思维方式，塑造了《边城》等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具体形态。 《边城》到结尾的时候，翠翠独自守着渡船等待傩送回来。这是她的命运与悲剧。沈从文在《边城》写完前面一部分后，回了一趟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这次行程让沈从文看到了城市文明对家乡的侵入和乡土文明的逐渐消解，这对于他的刺激是很大的，所以《边城》的悲剧结局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翠翠近于天然的秉性使得她不能清楚地感知自己的感情和命运，这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翠翠这种自身体认的缺失也相应地映射到了乡土文明里面，乡土文明对于自身的不能感知也将造成更高层面的一次悲剧。翠翠的性情同母亲相近，并且两人都以悲剧收场，这也暗示了一种命运的循环，一种不可逆转的宿命意识。同白塔相类似，翠翠的悲剧已经渗透进了她的生命，即使二老最后能回来，一切也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种无法逃脱的压抑赋予了小说深沉的悲剧感和厚重的悲悯情怀，但沈从文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外在形式隐藏了其中的悲剧感，这种隐忍和克制使小说在不同层次里有了多重的解读可能。 由此，《边城》具备了一部经典所应拥有的人文关怀和超越当下的艺术价值，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囊括了属于鸿篇巨制的大气与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