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圣与俗——《文化と民俗》读书札记
白川静眼中的上古中国，是一个圣化的社会。他观察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元素，非要追溯到它们的原理不可。在他的解读下，这些原理都是古人在神的关照下的生活方式。
讲中国古代的文化，首先便谈“文”。我们只道“文，错画也”，也就是交错的线条——许慎的说法早已先入为主。白川静先生解释说，“文”最初其实是指文身（现在写作纹身）。在商代，在给死人下葬前，要给他们的心口画上一个“x”形或“v”形的符号，这是为了抓住他们的心脏、召唤他们的魂灵。用文身的方式给死者涂上这样的装饰，尸体便经过圣化了。金文里的“文父”、“文母”，都是指已故的父与母，冠以“文”字以表明这些离世而去的人经历过精致的仪式，加入神圣的行列了。“文”由此具有圣与美的含义。到周代的时候，这样的文身仪式大概已经不再举行了，反倒是流传到一些周边地区。华夏人鄙夷蛮夷“披发文身”，其实文身只是退化于华夏、而后起于蛮夷的信仰行为。
又谈到盟誓。盟的形式，简而言之，是在人们认为神会降临的地方，歃血结约。誓是一种自我诅盟，对着神许下诺言，若未果则受神惩罚。盟与誓，都是与神的约束行为。人在神的关照与监视之下恪守约束，因而对神的信仰构成了秩序的原理。但这种绝对的、神性的约束仅停留在商代，秩序的原理到后代逐渐失落于人间。拿盟来说：盟的权力最初只掌握在商王手中，到西周就变质了，再下溯到春秋时期，盟已经退化为一种形式，虽时有复古性的严密仪式，却已无法保证人们守信。到战国以降，社会纽带取决于私人关系，人与神的约束完全变质到人与人的约束。
再来看《诗经》中的民俗。白川静使用的“民俗”这一语汇，与通常理解的不同。他说的民俗，都是以信仰为里、习惯为表的行为。《诗经》中有许多摘草之歌，这些歌曲都有招魂引魄的信仰支撑。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芒。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许多草都是有药性的。如《载驰》中的芒又称贝母草，可治人的郁结之气；芣苢原与“胚胎”同音，又称车前草，据说可助妊娠。大概因为草作为天然的植物，竟能与人的灵气相连，颇为不可思议，草药采摘逐渐被赋予神性的意味，采草思人也具有了招魂引魄的功能。白川静先生说，招魂引魄就是中国民俗的本质。到后来，民俗的实践不再严格，如《桑中》提到的麦呀葑呀，并不具有药性，只是为了押韵而作，但采草行为本身与招魂引魄的关联却固化下来。随着都市的繁荣，神的姿态不再明晰，民俗的原理不可避免地模糊化了。民俗原本有一个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从最初对草药通灵的发现、到与神灵关怀的联系、到普遍祈祷的形成，文明成果总有个渐次形成的成长过程，而现在，采草、鱼水、思怀，相关的元素笼统地形成一个平面的习俗。原理丢失了，对神的信仰越趋遥远，这是草药信仰的退化，转而成为习俗。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比如草药与招魂引魄的关系，可以有其他见仁见智的解释。白川静先生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对混沌的文化元素进行谱系学上的追溯，直叩其最初的原理：对神的信仰依赖，构成了上古的圣化社会的秩序原理。商代以后，这一秩序原理被破坏得厉害，一面退化为具有娱乐倾向的习俗，一面变质为私人之间的契约。神的意味在人间中，成为了一层单薄的存在。
只是我仍然困惑于一个问题：圣与俗，孰先孰后？在白川静眼中，后世里俗的行为，大多是圣的信仰之残留。然而圣的原理是否都应当起源于某种俗的现实？神的形象，如何由第一个人造出来？达观的回答是，上古的太多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风尘中，无从知晓了。如果不太计较真，给想象多一些自由，能获得善与美也是很享受的。
讲中国古代的文化，首先便谈“文”。我们只道“文，错画也”，也就是交错的线条——许慎的说法早已先入为主。白川静先生解释说，“文”最初其实是指文身（现在写作纹身）。在商代，在给死人下葬前，要给他们的心口画上一个“x”形或“v”形的符号，这是为了抓住他们的心脏、召唤他们的魂灵。用文身的方式给死者涂上这样的装饰，尸体便经过圣化了。金文里的“文父”、“文母”，都是指已故的父与母，冠以“文”字以表明这些离世而去的人经历过精致的仪式，加入神圣的行列了。“文”由此具有圣与美的含义。到周代的时候，这样的文身仪式大概已经不再举行了，反倒是流传到一些周边地区。华夏人鄙夷蛮夷“披发文身”，其实文身只是退化于华夏、而后起于蛮夷的信仰行为。
又谈到盟誓。盟的形式，简而言之，是在人们认为神会降临的地方，歃血结约。誓是一种自我诅盟，对着神许下诺言，若未果则受神惩罚。盟与誓，都是与神的约束行为。人在神的关照与监视之下恪守约束，因而对神的信仰构成了秩序的原理。但这种绝对的、神性的约束仅停留在商代，秩序的原理到后代逐渐失落于人间。拿盟来说：盟的权力最初只掌握在商王手中，到西周就变质了，再下溯到春秋时期，盟已经退化为一种形式，虽时有复古性的严密仪式，却已无法保证人们守信。到战国以降，社会纽带取决于私人关系，人与神的约束完全变质到人与人的约束。
再来看《诗经》中的民俗。白川静使用的“民俗”这一语汇，与通常理解的不同。他说的民俗，都是以信仰为里、习惯为表的行为。《诗经》中有许多摘草之歌，这些歌曲都有招魂引魄的信仰支撑。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芒。女子善怀，亦各有行。”
《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许多草都是有药性的。如《载驰》中的芒又称贝母草，可治人的郁结之气；芣苢原与“胚胎”同音，又称车前草，据说可助妊娠。大概因为草作为天然的植物，竟能与人的灵气相连，颇为不可思议，草药采摘逐渐被赋予神性的意味，采草思人也具有了招魂引魄的功能。白川静先生说，招魂引魄就是中国民俗的本质。到后来，民俗的实践不再严格，如《桑中》提到的麦呀葑呀，并不具有药性，只是为了押韵而作，但采草行为本身与招魂引魄的关联却固化下来。随着都市的繁荣，神的姿态不再明晰，民俗的原理不可避免地模糊化了。民俗原本有一个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从最初对草药通灵的发现、到与神灵关怀的联系、到普遍祈祷的形成，文明成果总有个渐次形成的成长过程，而现在，采草、鱼水、思怀，相关的元素笼统地形成一个平面的习俗。原理丢失了，对神的信仰越趋遥远，这是草药信仰的退化，转而成为习俗。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比如草药与招魂引魄的关系，可以有其他见仁见智的解释。白川静先生给人最大的启发在于，对混沌的文化元素进行谱系学上的追溯，直叩其最初的原理：对神的信仰依赖，构成了上古的圣化社会的秩序原理。商代以后，这一秩序原理被破坏得厉害，一面退化为具有娱乐倾向的习俗，一面变质为私人之间的契约。神的意味在人间中，成为了一层单薄的存在。
只是我仍然困惑于一个问题：圣与俗，孰先孰后？在白川静眼中，后世里俗的行为，大多是圣的信仰之残留。然而圣的原理是否都应当起源于某种俗的现实？神的形象，如何由第一个人造出来？达观的回答是，上古的太多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风尘中，无从知晓了。如果不太计较真，给想象多一些自由，能获得善与美也是很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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