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突厥铁勒史探微 绝不是坊间流传的哗众取宠之作
白玉冬
世界范围内，分布有众多突厥语族人口。其中，我国包括维吾尔、哈萨克等8个突厥语族民族。这些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都可上溯到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即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丁零（赤勒﹑敕勒），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铁勒。
作为政治集团名称，在中国的官方资料中，突厥名号的出现晚于铁勒。虽有关突厥人起源的史料，有多种不同版本，但其先世亦通常被认为是出自铁勒，或与铁勒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疑，铁勒突厥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突厥语鲁尼文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开创了内亚游牧民族文字文明之先河。突厥文字语言，亦是世界民族语言史上的一份瑰宝。
笔者不才，亦不曾专攻突厥语族民族历史。只是在探讨蒙古族先民—汉文史料的室韦，突厥鲁尼文史料的Tatar“达靼”时，作为必要的条件，研读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出于对铁勒突厥史的了解之肤浅，笔者不敢对陈恳先生的大作《突厥铁勒史探微》妄加评论，亦不敢对每一章节作出细致入微的讨论，在此只谈自己的读后之感。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
陈先生的大作，共由十篇组成（详见目录）。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突厥鲁尼文史料，以及敦煌出土P.T1283文书的研究成果等，对回纥（回鹘）史以及后突厥汗国（682-744）史研究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向来未被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释。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对比，发现问题之所在，进而挖掘整理，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之结论。比如，第1篇《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阿史德、舍利与阿史那之关系的论证，以及第9篇《两姓阿跌考》，均反映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能力。而第5篇《默啜诸婿考》，对后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的第2代可汗默啜诸婿进行了系统归纳，折射出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大局观，为学界关于后突厥汗国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材料。第7篇《三十姓突厥考》与第10篇《突厥十二姓考》，在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利用作者掌握的丰富的史料，以及语音学知识，对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难点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笔者看来，最能体现陈先生研究功底的部分，当是第8篇《暾欲谷家世钩沉》。该篇是在充分掌握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种文献史料，进行的考证性文章。其中，《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阙利啜碑》与暾欲谷》，《“阿史那革命”与回纥药罗葛之二次建国》，《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等部分的论证，言简意赅，很具说服力。该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未能单独刊出，深感遗憾。陈先生大作的问世，亦使笔者打消了撰文的念头。
当然，金无足赤。拜读完陈先生的大作，觉得尚有有待改进之处。比如，对部分先行研究的掌握，稍有欠缺。有关先行研究的归纳，若与第8篇相同，能都提到每一篇引言处，或许效果更好。另，笔者以为，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舍利吐利”与“Shari-Tölis”，“薛”（Sir）与“钦察”（Qïbčaq/Qibchaq），马卫集著《动物的自然性质》中的“Shari”与“鲜卑”／“室韦”的“särbi/sirbi/sirvi间关系的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纵观陈先生的大作，多处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即突厥鲁尼文碑文中的sir。关于sir，国内学者倾向于将其比定为汉文史料的“薛”部，亦有学者将其与突厥的冶铁联系起来，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在陈先生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若能够对sir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无疑，对学术界而言，这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据我了解，陈先生大学与硕士研究生时，均主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多年从事字体技术、数码印刷及电子出版领域的技术研究和软件开发。其历史研究，主要是业余兴趣。笔者不是恭维之词，作为业余爱好者，能写出如此有力度的文章，实属不易。笔者了解到的部分国内高校历史专业研究生，未必能够达此水准。
总之，陈先生的大作，绝不是坊间流传的哗众取宠之作，是专业外研究人员亦能搞好历史学研究的极好例证，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历史学底蕴。不论对专业研究人员，抑或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
白玉冬简介
日本大阪大学历史学博士，受教于当代日本内陆欧亚史研究巨擘森安孝夫等著名学者，目前任教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是国内极少数能直接考释古代突厥鲁尼文的学者之一，史学及语言学素养均极高，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中青年学者。
发表论文目录如下：
2007，《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靼驻地buhathum考》，《西域文史》第二辑
2009a，《北周烏六渾氏墓誌銘から見た室韋と鮮卑族の関係》，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のお知らせ，第36回
2009b，《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达靼(Toquz tatar)》，《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
2010，《8～10世紀における三十姓タタル＝室韋史研究――モンゴル民族勃興前史として――》，博士論文
2011a，《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culgl(culgil)》，《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b，《10世纪から11世纪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国｣》，《东洋学报》第93卷第1号
汉文版《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鞑靼》，“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
2011c，《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交易》，《史学雑誌》第120編第10号
2012a，《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2012b，《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 張鐵山 茨默著 白玉冬譯
2012c，《契丹与回鹘的族源传说》，第二届契丹文字及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会
2012d，《关于元代地税征收的一篇蒙古文文献——释黑城出土F61：W6文书》，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世界范围内，分布有众多突厥语族人口。其中，我国包括维吾尔、哈萨克等8个突厥语族民族。这些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都可上溯到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即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丁零（赤勒﹑敕勒），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铁勒。
作为政治集团名称，在中国的官方资料中，突厥名号的出现晚于铁勒。虽有关突厥人起源的史料，有多种不同版本，但其先世亦通常被认为是出自铁勒，或与铁勒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疑，铁勒突厥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突厥语鲁尼文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开创了内亚游牧民族文字文明之先河。突厥文字语言，亦是世界民族语言史上的一份瑰宝。
笔者不才，亦不曾专攻突厥语族民族历史。只是在探讨蒙古族先民—汉文史料的室韦，突厥鲁尼文史料的Tatar“达靼”时，作为必要的条件，研读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出于对铁勒突厥史的了解之肤浅，笔者不敢对陈恳先生的大作《突厥铁勒史探微》妄加评论，亦不敢对每一章节作出细致入微的讨论，在此只谈自己的读后之感。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
陈先生的大作，共由十篇组成（详见目录）。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突厥鲁尼文史料，以及敦煌出土P.T1283文书的研究成果等，对回纥（回鹘）史以及后突厥汗国（682-744）史研究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向来未被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释。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对比，发现问题之所在，进而挖掘整理，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之结论。比如，第1篇《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阿史德、舍利与阿史那之关系的论证，以及第9篇《两姓阿跌考》，均反映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能力。而第5篇《默啜诸婿考》，对后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的第2代可汗默啜诸婿进行了系统归纳，折射出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大局观，为学界关于后突厥汗国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材料。第7篇《三十姓突厥考》与第10篇《突厥十二姓考》，在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利用作者掌握的丰富的史料，以及语音学知识，对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难点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笔者看来，最能体现陈先生研究功底的部分，当是第8篇《暾欲谷家世钩沉》。该篇是在充分掌握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种文献史料，进行的考证性文章。其中，《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阙利啜碑》与暾欲谷》，《“阿史那革命”与回纥药罗葛之二次建国》，《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等部分的论证，言简意赅，很具说服力。该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未能单独刊出，深感遗憾。陈先生大作的问世，亦使笔者打消了撰文的念头。
当然，金无足赤。拜读完陈先生的大作，觉得尚有有待改进之处。比如，对部分先行研究的掌握，稍有欠缺。有关先行研究的归纳，若与第8篇相同，能都提到每一篇引言处，或许效果更好。另，笔者以为，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舍利吐利”与“Shari-Tölis”，“薛”（Sir）与“钦察”（Qïbčaq/Qibchaq），马卫集著《动物的自然性质》中的“Shari”与“鲜卑”／“室韦”的“särbi/sirbi/sirvi间关系的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纵观陈先生的大作，多处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即突厥鲁尼文碑文中的sir。关于sir，国内学者倾向于将其比定为汉文史料的“薛”部，亦有学者将其与突厥的冶铁联系起来，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在陈先生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若能够对sir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无疑，对学术界而言，这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据我了解，陈先生大学与硕士研究生时，均主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多年从事字体技术、数码印刷及电子出版领域的技术研究和软件开发。其历史研究，主要是业余兴趣。笔者不是恭维之词，作为业余爱好者，能写出如此有力度的文章，实属不易。笔者了解到的部分国内高校历史专业研究生，未必能够达此水准。
总之，陈先生的大作，绝不是坊间流传的哗众取宠之作，是专业外研究人员亦能搞好历史学研究的极好例证，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历史学底蕴。不论对专业研究人员，抑或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
白玉冬简介
日本大阪大学历史学博士，受教于当代日本内陆欧亚史研究巨擘森安孝夫等著名学者，目前任教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是国内极少数能直接考释古代突厥鲁尼文的学者之一，史学及语言学素养均极高，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中青年学者。
发表论文目录如下：
2007，《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靼驻地buhathum考》，《西域文史》第二辑
2009a，《北周烏六渾氏墓誌銘から見た室韋と鮮卑族の関係》，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のお知らせ，第36回
2009b，《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达靼(Toquz tatar)》，《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
2010，《8～10世紀における三十姓タタル＝室韋史研究――モンゴル民族勃興前史として――》，博士論文
2011a，《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culgl(culgil)》，《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b，《10世纪から11世纪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国｣》，《东洋学报》第93卷第1号
汉文版《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鞑靼》，“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
2011c，《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交易》，《史学雑誌》第120編第10号
2012a，《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2012b，《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 張鐵山 茨默著 白玉冬譯
2012c，《契丹与回鹘的族源传说》，第二届契丹文字及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会
2012d，《关于元代地税征收的一篇蒙古文文献——释黑城出土F61：W6文书》，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