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突厥铁勒史探微 绝不是坊间流传的哗众取宠之作
白玉冬
世界范围内,分布有众多突厥语族人口。其中,我国包括维吾尔、哈萨克等8个突厥语族民族。这些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都可上溯到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即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丁零(赤勒﹑敕勒),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铁勒。
作为政治集团名称,在中国的官方资料中,突厥名号的出现晚于铁勒。虽有关突厥人起源的史料,有多种不同版本,但其先世亦通常被认为是出自铁勒,或与铁勒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疑,铁勒突厥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突厥语鲁尼文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开创了内亚游牧民族文字文明之先河。突厥文字语言,亦是世界民族语言史上的一份瑰宝。
笔者不才,亦不曾专攻突厥语族民族历史。只是在探讨蒙古族先民—汉文史料的室韦,突厥鲁尼文史料的Tatar“达靼”时,作为必要的条件,研读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出于对铁勒突厥史的了解之肤浅,笔者不敢对陈恳先生的大作《突厥铁勒史探微》妄加评论,亦不敢对每一章节作出细致入微的讨论,在此只谈自己的读后之感。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
陈先生的大作,共由十篇组成(详见目录)。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突厥鲁尼文史料,以及敦煌出土P.T1283文书的研究成果等,对回纥(回鹘)史以及后突厥汗国(682-744)史研究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向来未被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释。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对比,发现问题之所在,进而挖掘整理,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之结论。比如,第1篇《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阿史德、舍利与阿史那之关系的论证,以及第9篇《两姓阿跌考》,均反映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能力。而第5篇《默啜诸婿考》,对后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的第2代可汗默啜诸婿进行了系统归纳,折射出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大局观,为学界关于后突厥汗国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材料。第7篇《三十姓突厥考》与第10篇《突厥十二姓考》,在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利用作者掌握的丰富的史料,以及语音学知识,对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难点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笔者看来,最能体现陈先生研究功底的部分,当是第8篇《暾欲谷家世钩沉》。该篇是在充分掌握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种文献史料,进行的考证性文章。其中,《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阙利啜碑》与暾欲谷》,《“阿史那革命”与回纥药罗葛之二次建国》,《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等部分的论证,言简意赅,很具说服力。该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未能单独刊出,深感遗憾。陈先生大作的问世,亦使笔者打消了撰文的念头。
当然,金无足赤。拜读完陈先生的大作,觉得尚有有待改进之处。比如,对部分先行研究的掌握,稍有欠缺。有关先行研究的归纳,若与第8篇相同,能都提到每一篇引言处,或许效果更好。另,笔者以为,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舍利吐利”与“Shari-Tölis”,“薛”(Sir)与“钦察”(Qïbčaq/Qibchaq),马卫集著《动物的自然性质》中的“Shari”与“鲜卑”/“室韦”的“särbi/sirbi/sirvi间关系的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纵观陈先生的大作,多处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即突厥鲁尼文碑文中的sir。关于sir,国内学者倾向于将其比定为汉文史料的“薛”部,亦有学者将其与突厥的冶铁联系起来,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在陈先生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若能够对sir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无疑,对学术界而言,这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据我了解,陈先生大学与硕士研究生时,均主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多年从事字体技术、数码印刷及电子出版领域的技术研究和软件开发。其历史研究,主要是业余兴趣。笔者不是恭维之词,作为业余爱好者,能写出如此有力度的文章,实属不易。笔者了解到的部分国内高校历史专业研究生,未必能够达此水准。
总之,陈先生的大作,绝不是坊间流传的哗众取宠之作,是专业外研究人员亦能搞好历史学研究的极好例证,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历史学底蕴。不论对专业研究人员,抑或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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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冬简介
日本大阪大学历史学博士,受教于当代日本内陆欧亚史研究巨擘森安孝夫等著名学者,目前任教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是国内极少数能直接考释古代突厥鲁尼文的学者之一,史学及语言学素养均极高,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中青年学者。
发表论文目录如下:
2007,《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靼驻地buhathum考》,《西域文史》第二辑
2009a,《北周烏六渾氏墓誌銘から見た室韋と鮮卑族の関係》,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のお知らせ,第36回
2009b,《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达靼(Toquz tatar)》,《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
2010,《8~10世紀における三十姓タタル=室韋史研究――モンゴル民族勃興前史として――》,博士論文
2011a,《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culgl(culgil)》,《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b,《10世纪から11世纪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国」》,《东洋学报》第93卷第1号
汉文版《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鞑靼》,“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
2011c,《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交易》,《史学雑誌》第120編第10号
2012a,《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2012b,《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 張鐵山 茨默著 白玉冬譯
2012c,《契丹与回鹘的族源传说》,第二届契丹文字及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会
2012d,《关于元代地税征收的一篇蒙古文文献——释黑城出土F61:W6文书》,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世界范围内,分布有众多突厥语族人口。其中,我国包括维吾尔、哈萨克等8个突厥语族民族。这些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都可上溯到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即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丁零(赤勒﹑敕勒),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铁勒。
作为政治集团名称,在中国的官方资料中,突厥名号的出现晚于铁勒。虽有关突厥人起源的史料,有多种不同版本,但其先世亦通常被认为是出自铁勒,或与铁勒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疑,铁勒突厥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突厥语鲁尼文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开创了内亚游牧民族文字文明之先河。突厥文字语言,亦是世界民族语言史上的一份瑰宝。
笔者不才,亦不曾专攻突厥语族民族历史。只是在探讨蒙古族先民—汉文史料的室韦,突厥鲁尼文史料的Tatar“达靼”时,作为必要的条件,研读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出于对铁勒突厥史的了解之肤浅,笔者不敢对陈恳先生的大作《突厥铁勒史探微》妄加评论,亦不敢对每一章节作出细致入微的讨论,在此只谈自己的读后之感。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批评。
陈先生的大作,共由十篇组成(详见目录)。主要利用汉文史料、突厥鲁尼文史料,以及敦煌出土P.T1283文书的研究成果等,对回纥(回鹘)史以及后突厥汗国(682-744)史研究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向来未被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释。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对比,发现问题之所在,进而挖掘整理,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之结论。比如,第1篇《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阿史德、舍利与阿史那之关系的论证,以及第9篇《两姓阿跌考》,均反映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能力。而第5篇《默啜诸婿考》,对后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的第2代可汗默啜诸婿进行了系统归纳,折射出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大局观,为学界关于后突厥汗国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材料。第7篇《三十姓突厥考》与第10篇《突厥十二姓考》,在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同时,利用作者掌握的丰富的史料,以及语音学知识,对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难点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笔者看来,最能体现陈先生研究功底的部分,当是第8篇《暾欲谷家世钩沉》。该篇是在充分掌握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种文献史料,进行的考证性文章。其中,《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阙利啜碑》与暾欲谷》,《“阿史那革命”与回纥药罗葛之二次建国》,《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等部分的论证,言简意赅,很具说服力。该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未能单独刊出,深感遗憾。陈先生大作的问世,亦使笔者打消了撰文的念头。
当然,金无足赤。拜读完陈先生的大作,觉得尚有有待改进之处。比如,对部分先行研究的掌握,稍有欠缺。有关先行研究的归纳,若与第8篇相同,能都提到每一篇引言处,或许效果更好。另,笔者以为,第3篇《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中,关于“舍利吐利”与“Shari-Tölis”,“薛”(Sir)与“钦察”(Qïbčaq/Qibchaq),马卫集著《动物的自然性质》中的“Shari”与“鲜卑”/“室韦”的“särbi/sirbi/sirvi间关系的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纵观陈先生的大作,多处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即突厥鲁尼文碑文中的sir。关于sir,国内学者倾向于将其比定为汉文史料的“薛”部,亦有学者将其与突厥的冶铁联系起来,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在陈先生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若能够对sir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无疑,对学术界而言,这将是一个重大贡献。
据我了解,陈先生大学与硕士研究生时,均主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多年从事字体技术、数码印刷及电子出版领域的技术研究和软件开发。其历史研究,主要是业余兴趣。笔者不是恭维之词,作为业余爱好者,能写出如此有力度的文章,实属不易。笔者了解到的部分国内高校历史专业研究生,未必能够达此水准。
总之,陈先生的大作,绝不是坊间流传的哗众取宠之作,是专业外研究人员亦能搞好历史学研究的极好例证,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历史学底蕴。不论对专业研究人员,抑或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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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冬简介
日本大阪大学历史学博士,受教于当代日本内陆欧亚史研究巨擘森安孝夫等著名学者,目前任教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是国内极少数能直接考释古代突厥鲁尼文的学者之一,史学及语言学素养均极高,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中青年学者。
发表论文目录如下:
2007,《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靼驻地buhathum考》,《西域文史》第二辑
2009a,《北周烏六渾氏墓誌銘から見た室韋と鮮卑族の関係》,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のお知らせ,第36回
2009b,《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达靼(Toquz tatar)》,《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
2010,《8~10世紀における三十姓タタル=室韋史研究――モンゴル民族勃興前史として――》,博士論文
2011a,《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culgl(culgil)》,《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b,《10世纪から11世纪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国」》,《东洋学报》第93卷第1号
汉文版《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鞑靼》,“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
2011c,《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交易》,《史学雑誌》第120編第10号
2012a,《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2012b,《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 張鐵山 茨默著 白玉冬譯
2012c,《契丹与回鹘的族源传说》,第二届契丹文字及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会
2012d,《关于元代地税征收的一篇蒙古文文献——释黑城出土F61:W6文书》,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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