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其在我,成其在天

李泽厚老师在全书中非常强调儒家的乐感文化中包含的“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的底子。我觉得可以将其总结为“尽其在我,成其在天”这8个字。
所谓“尽其在我”,即所谓要“学而时习之”,“一日三省吾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儒家与佛,道两家最大区分处。佛,道讲究出世隐逸,绝情寡欲,清静无为,而儒家强调君子有为。君子有为,是因为君子有欲,而君子有欲,是因为君子有情。君子有情于人,君子有情于世,君子有情于道,所以有苦苦追求,有艰苦奋斗。林觉民《与妻书》中说:“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此即孔子之精神。
所谓“成其在天”,即所谓“五十知天命”,“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儒家与基督教最大区分处。儒家没有人格神,没有一位真善美化身的全能上帝,儒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归之于苍天。然则苍天似乎是无情的,君子所求,无论如何高尚正确,皆未必可成。孔子不是耶稣基督,一生主张不得行,如丧家狗,死后三天也没有复活,应许在末日审判再来拯救信仰者。因此与相信可以依靠上帝的基督徒不同,儒者精神上没有依靠可供慰藉,不能希冀于来世和超越,必须从自己对内在道德追求,顺事宁人的修养,或者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在无常的人生,无情的命运中来获得慰藉。王安石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是前者;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后者。
所以“尽其在我”是“仁”,“成其在天”是“命”。若只有“成其在天”,没有“尽其在我”,则变成一种逃避,消极的隐者文化。而若只是“尽其在我”,没有“成其在天”,则《论语》真如黑格尔所说沦为人生格言,心灵鸡汤而已。就是明知“成其在天”,也要“尽其在我”,甚至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知“尽其在我”之坚定执着,情深义重。就是因为“尽其在我”付出之多,所过之艰辛,才知“成其在天”之包含乐天知命,强颜欢笑,百倍悲情。此即体现孔子之学并非庸俗浅薄的廉价哲学糖果,而是“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的中国文化精神。
更重要的是,这种蕴含悲剧色彩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已经达到一种非常高的美学境界,形成了一种不逊色于宗教的感召力,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其献身。所以中国两千年来能立国于世,与教义严整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分庭抗礼,太半在此。中国人经常被说成是没有“信仰”的,可是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神”。每当境界危恶时,即有人挺身而出,不计成败得失,尽其一身,于荆棘中开出小径,于烈火中铺出道路。此即儒家之精神,也即中国之精神。
所谓“尽其在我”,即所谓要“学而时习之”,“一日三省吾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儒家与佛,道两家最大区分处。佛,道讲究出世隐逸,绝情寡欲,清静无为,而儒家强调君子有为。君子有为,是因为君子有欲,而君子有欲,是因为君子有情。君子有情于人,君子有情于世,君子有情于道,所以有苦苦追求,有艰苦奋斗。林觉民《与妻书》中说:“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此即孔子之精神。
所谓“成其在天”,即所谓“五十知天命”,“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儒家与基督教最大区分处。儒家没有人格神,没有一位真善美化身的全能上帝,儒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归之于苍天。然则苍天似乎是无情的,君子所求,无论如何高尚正确,皆未必可成。孔子不是耶稣基督,一生主张不得行,如丧家狗,死后三天也没有复活,应许在末日审判再来拯救信仰者。因此与相信可以依靠上帝的基督徒不同,儒者精神上没有依靠可供慰藉,不能希冀于来世和超越,必须从自己对内在道德追求,顺事宁人的修养,或者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在无常的人生,无情的命运中来获得慰藉。王安石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是前者;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后者。
所以“尽其在我”是“仁”,“成其在天”是“命”。若只有“成其在天”,没有“尽其在我”,则变成一种逃避,消极的隐者文化。而若只是“尽其在我”,没有“成其在天”,则《论语》真如黑格尔所说沦为人生格言,心灵鸡汤而已。就是明知“成其在天”,也要“尽其在我”,甚至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知“尽其在我”之坚定执着,情深义重。就是因为“尽其在我”付出之多,所过之艰辛,才知“成其在天”之包含乐天知命,强颜欢笑,百倍悲情。此即体现孔子之学并非庸俗浅薄的廉价哲学糖果,而是“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的中国文化精神。
更重要的是,这种蕴含悲剧色彩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已经达到一种非常高的美学境界,形成了一种不逊色于宗教的感召力,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其献身。所以中国两千年来能立国于世,与教义严整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分庭抗礼,太半在此。中国人经常被说成是没有“信仰”的,可是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神”。每当境界危恶时,即有人挺身而出,不计成败得失,尽其一身,于荆棘中开出小径,于烈火中铺出道路。此即儒家之精神,也即中国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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