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缤纷，霞散成绮
落叶缤纷，霞散成绮
——读胡文辉《拟管锥编》
不得不说，胡文辉兄很取巧地“偷”来一个书名，《拟管锥编》，戏仿钱锺书的《管锥编》。虽然乃是戏仿，但骨子里不乏作者向《管锥编》的致敬之意吧。毕竟按作者所云：“堆砌了若干条文献，有那么一点《管锥编》的作风。”或许其他人认为有僭越之意，我却觉得十分妥帖。话又说回来，即便僭越，那又如何呢。我自己是喜欢读一点书的，对于学术随笔有所偏好。盖因既说学术，厚重扎实；又有随笔闲谈之味，不枯燥。那些高头讲章的纯学术，反而不被我所喜好。胡文辉在自己的另一本书《书边恩仇录》上如是介绍自己：“学问比作家要好，文章比学者要好。”这简直就是学术随笔的幽默自道。
《拟管锥编》取材甚富，谈人、谈事、谈书、谈风俗、谈历史、谈饮食男女，“杂糅今古，牵涉是非”。其实世间写此类文字者不少，然胡文辉尤为特出，无它，书读得多耳，且能贯通。在他的每篇文章，必定穷最猛打地深挖下去，把意思说到底，意犹未尽之时，还有“补记”。古人笔记，一般着眼于文史资料的梳理。《拟管锥编》的作者于文史资料的引用之外，不脱现代人的生活气息。譬如《古代殉情考》谈到张国荣与梅艳芳主演的电影《胭脂扣》，《盲妓》里，说及章子怡主演的《十面埋伏》，《女人·女人·八》提起香港汪明荃、郑裕玲等的“至八会”，这样写来，没有老学究之气，反见出活泼泼的闲情逸致。
文章之道，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拟管锥编》剑走偏锋，关注点繁杂多变，各种材料皆在作者的视野，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譬如说挽联的《中国特色的讣告》，说语言演变的《饮食男女之间》，说吃货的《美食残酷物语》，说殉情的《古代殉情考》，说床上事的《性史》，无不呈现出人文学的想象力，流荡着一种学术规范圈不住的激情和野气。
所谓的“激情和野气”其实就是好看好玩，但好看好玩，却并非道听途说，而是下了大工夫博览众书细心梳理的结果。又或者说，乃是有趣有料的掌故之谈。目光聚焦于近代，但能缩能伸，可以溯及古代、现代，也可以旁涉西洋乃至世界。针对列举的材料，既有博览之上的考订，又有见解通达的议论，仿佛落叶缤纷，霞散成绮。《中国特色的讣告》一文，作者先拈出英美社会的讣告说事，引出中国讣告文学的高峰——挽联。其中有云：“吴恭亨《对联话》‘曾文正挽人联特沈雄，虽小小题目，咸具龙跳虎掷之观。’”此句里，沈雄当是古语，并不常用，窃以为改用沉雄，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在《传记与日记》里，由钱锺书那句“自传就是别传”及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传记就像贝壳”引申出来，论及传记、年谱、日记皆有不可靠之处。最后写道：“对于历史，我们固然要尽可能接近真相，但殊不必陷于追求绝对真实的偏执之中。认识历史固难，但理解历史中的人，其实更难。对历史的认识之难，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理解之难。人比历史更难。”确实如此，故尔有人心难测之语。
《曲学阿世》一文，胡文辉写到：“吴晗1946年《论反内战运动》里说到：正统是不存在的，假如有，也只有一些道统论者一厢情愿的虚构，用以伺候新主人，曲学阿世。”当年的吴晗写下这些话时，内心一定充满激情，贯注着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神圣信奉。谁曾想解放之后的吴晗也开始“伺候新主人，曲学阿世”，对早期所著的《朱元璋传》一改再改，仅为讨领袖欢心而已。历史如此吊诡，让后来者触目心惊。
我们都熟悉清末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历史教科书上说他乃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但在胡文辉的《杀降》，倒是让我看到另一个戈登。苏州杀降，历史确有其事。电影《投名状》取材的便是这一段史实。面对杀降行为，洋人戈登“最为激愤”，甚至与杀降的清军将领程学启（太平军降将）绝交而去。或许，洋人戈登对于弃信杀降，也是深感耻辱吧。这里面有中西文明的冲突，大概亦有人性的冲突吧。
昔年，胡文辉兄撰有《最是文人》，对自由与民主等话题多有阐发，血气淋漓。《拟管锥编》表面上考订文史，参勘故实，但作者内心深处，依旧流淌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血脉。如《盲妓》一文的最后结语：“呜呼，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又如《外人眼中的长城》的结语：“中国人自己将长城视作民族荣耀的纪念碑，但别人只觉得它事历史失败的耻辱柱罢了。”皆沉痛剀切，并非仅是闲谈。
《拟管锥编》（胡文辉著·中华书局2012年8月第一版）
——读胡文辉《拟管锥编》
不得不说，胡文辉兄很取巧地“偷”来一个书名，《拟管锥编》，戏仿钱锺书的《管锥编》。虽然乃是戏仿，但骨子里不乏作者向《管锥编》的致敬之意吧。毕竟按作者所云：“堆砌了若干条文献，有那么一点《管锥编》的作风。”或许其他人认为有僭越之意，我却觉得十分妥帖。话又说回来，即便僭越，那又如何呢。我自己是喜欢读一点书的，对于学术随笔有所偏好。盖因既说学术，厚重扎实；又有随笔闲谈之味，不枯燥。那些高头讲章的纯学术，反而不被我所喜好。胡文辉在自己的另一本书《书边恩仇录》上如是介绍自己：“学问比作家要好，文章比学者要好。”这简直就是学术随笔的幽默自道。
《拟管锥编》取材甚富，谈人、谈事、谈书、谈风俗、谈历史、谈饮食男女，“杂糅今古，牵涉是非”。其实世间写此类文字者不少，然胡文辉尤为特出，无它，书读得多耳，且能贯通。在他的每篇文章，必定穷最猛打地深挖下去，把意思说到底，意犹未尽之时，还有“补记”。古人笔记，一般着眼于文史资料的梳理。《拟管锥编》的作者于文史资料的引用之外，不脱现代人的生活气息。譬如《古代殉情考》谈到张国荣与梅艳芳主演的电影《胭脂扣》，《盲妓》里，说及章子怡主演的《十面埋伏》，《女人·女人·八》提起香港汪明荃、郑裕玲等的“至八会”，这样写来，没有老学究之气，反见出活泼泼的闲情逸致。
文章之道，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拟管锥编》剑走偏锋，关注点繁杂多变，各种材料皆在作者的视野，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譬如说挽联的《中国特色的讣告》，说语言演变的《饮食男女之间》，说吃货的《美食残酷物语》，说殉情的《古代殉情考》，说床上事的《性史》，无不呈现出人文学的想象力，流荡着一种学术规范圈不住的激情和野气。
所谓的“激情和野气”其实就是好看好玩，但好看好玩，却并非道听途说，而是下了大工夫博览众书细心梳理的结果。又或者说，乃是有趣有料的掌故之谈。目光聚焦于近代，但能缩能伸，可以溯及古代、现代，也可以旁涉西洋乃至世界。针对列举的材料，既有博览之上的考订，又有见解通达的议论，仿佛落叶缤纷，霞散成绮。《中国特色的讣告》一文，作者先拈出英美社会的讣告说事，引出中国讣告文学的高峰——挽联。其中有云：“吴恭亨《对联话》‘曾文正挽人联特沈雄，虽小小题目，咸具龙跳虎掷之观。’”此句里，沈雄当是古语，并不常用，窃以为改用沉雄，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在《传记与日记》里，由钱锺书那句“自传就是别传”及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传记就像贝壳”引申出来，论及传记、年谱、日记皆有不可靠之处。最后写道：“对于历史，我们固然要尽可能接近真相，但殊不必陷于追求绝对真实的偏执之中。认识历史固难，但理解历史中的人，其实更难。对历史的认识之难，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理解之难。人比历史更难。”确实如此，故尔有人心难测之语。
《曲学阿世》一文，胡文辉写到：“吴晗1946年《论反内战运动》里说到：正统是不存在的，假如有，也只有一些道统论者一厢情愿的虚构，用以伺候新主人，曲学阿世。”当年的吴晗写下这些话时，内心一定充满激情，贯注着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神圣信奉。谁曾想解放之后的吴晗也开始“伺候新主人，曲学阿世”，对早期所著的《朱元璋传》一改再改，仅为讨领袖欢心而已。历史如此吊诡，让后来者触目心惊。
我们都熟悉清末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历史教科书上说他乃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但在胡文辉的《杀降》，倒是让我看到另一个戈登。苏州杀降，历史确有其事。电影《投名状》取材的便是这一段史实。面对杀降行为，洋人戈登“最为激愤”，甚至与杀降的清军将领程学启（太平军降将）绝交而去。或许，洋人戈登对于弃信杀降，也是深感耻辱吧。这里面有中西文明的冲突，大概亦有人性的冲突吧。
昔年，胡文辉兄撰有《最是文人》，对自由与民主等话题多有阐发，血气淋漓。《拟管锥编》表面上考订文史，参勘故实，但作者内心深处，依旧流淌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血脉。如《盲妓》一文的最后结语：“呜呼，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又如《外人眼中的长城》的结语：“中国人自己将长城视作民族荣耀的纪念碑，但别人只觉得它事历史失败的耻辱柱罢了。”皆沉痛剀切，并非仅是闲谈。
《拟管锥编》（胡文辉著·中华书局2012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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