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开端已注定败局
民国的开端已注定败局
知春客
读历史
2013年是政治家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新近推出，意在解读这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事件。
1911年的中国，随着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枪响，“永固”了264年大清江山土崩瓦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冉冉升起，这个新生的国家似乎充满着无限的活力和可能性，而不到二十个月之后，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另一声枪声，不仅夺走了刚在国会获胜，正踌躇满志准备组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31岁的生命，也彻底撕毁了数十年来方方面面之士绅精英所精心架构的民国宪政蓝图。自此， “二次革命”“洪宪复辟”次第发生，民国政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
宋教仁之生平事迹，两岸的近现代史大家如陈旭麓、吴相湘皆有的相关编、著刊行于世，但囿于时代所限制，皆未能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其人其事，实为不小的遗憾。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辛亥革命与清帝逊位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坊间关于此类主题的各家著述也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可有新意、有创见却极罕有。
张晓波所著之《民国的开端》虽然迟至今年才推出，但文辞雅洁，见识深邃而独到，实为同类书中的佼佼者。本书以宋教仁遇刺之事为切入点，再回溯宋教仁生平革命事迹，然后展开创制民国前后的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与博弈图景包括武昌起义、南北和谈等事件。
宋教仁之横死，是关系到民初政坛上翻转国运的大事件，作者充分利用现有所能网罗到的资料，既包括报章的新闻实况、亲友同志的追忆缅怀，也涵盖各类民国史事研究著作，经过推敲论证，得出了袁世凯是宋教仁案背后总黑手的结论。
宋教仁当年携选举大胜之声势，要求实行内阁负责制，即是削去袁世凯大总统之实权，以袁之性格，完全不能接受，于是政治危机只能用子弹最终解决，宋教仁之死也就难以避免。
据作者考证，在惨案发生后，袁世凯之外的疑凶或如武士英瘐死牢狱，或如赵秉钧暴毙家中，或直接如应夔丞、洪述祖那样直接被杀，无一幸免，其灭口的目的昭然若揭。而宋威胁到袁的权力也为其杀机顿起的主因，袁也确是宋案的最大而直接的受益者，丧失权力的警报立即解除，也无任何力量可以挑战。在《民国的开端》之后，证袁为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与真凶，可以盖棺而论定，再无疑义了。
在笔者看来，《民国的开端》的最大贡献是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转换成相对清晰的政治局势分析。特别对于民初政治政局的归纳、梳理最见史料处理的功力。一般读者也得以在了解宋案来龙去脉，前后因果之外，明白当时之微妙情势下，宋氏不得不死，即使侥幸活命，其组阁理政的宏愿也绝难达成。这不仅是因为袁的优势过于绝对，更重要的是，虽有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的表象，国民党仍旧不是现代政党，只是一个人心涣散、毫无凝聚力的、形式上的联盟。另一个值得指出的创见是作者用“惰性军事集团”这一概念指代袁世凯及身后执掌中国十几年之久的组织集团。虽也曾有史家将其简化为“武夫当国”，但仔细琢磨下会发现简单化不够恰切。而“惰性军事集团”神来之笔，准确指出了北洋军阀毫无进取之心，因循守旧的心理状态，也点出了其逐鹿中原所依仗的完全是军队武力而已。
读完《民国的开端》，会发现作者其实已经提示我们，民国政治败局早已在革命爆发前已决定，它败在目标不明确，组织不完备，力量不统一，军事太软弱，更没有召唤、产生出新的政治主体。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是1927年的国民党和1949年的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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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政治家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新近推出，意在解读这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事件。
1911年的中国，随着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枪响，“永固”了264年大清江山土崩瓦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冉冉升起，这个新生的国家似乎充满着无限的活力和可能性，而不到二十个月之后，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另一声枪声，不仅夺走了刚在国会获胜，正踌躇满志准备组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31岁的生命，也彻底撕毁了数十年来方方面面之士绅精英所精心架构的民国宪政蓝图。自此， “二次革命”“洪宪复辟”次第发生，民国政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
宋教仁之生平事迹，两岸的近现代史大家如陈旭麓、吴相湘皆有的相关编、著刊行于世，但囿于时代所限制，皆未能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其人其事，实为不小的遗憾。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辛亥革命与清帝逊位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应接不暇，坊间关于此类主题的各家著述也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可有新意、有创见却极罕有。
张晓波所著之《民国的开端》虽然迟至今年才推出，但文辞雅洁，见识深邃而独到，实为同类书中的佼佼者。本书以宋教仁遇刺之事为切入点，再回溯宋教仁生平革命事迹，然后展开创制民国前后的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与博弈图景包括武昌起义、南北和谈等事件。
宋教仁之横死，是关系到民初政坛上翻转国运的大事件，作者充分利用现有所能网罗到的资料，既包括报章的新闻实况、亲友同志的追忆缅怀，也涵盖各类民国史事研究著作，经过推敲论证，得出了袁世凯是宋教仁案背后总黑手的结论。
宋教仁当年携选举大胜之声势，要求实行内阁负责制，即是削去袁世凯大总统之实权，以袁之性格，完全不能接受，于是政治危机只能用子弹最终解决，宋教仁之死也就难以避免。
据作者考证，在惨案发生后，袁世凯之外的疑凶或如武士英瘐死牢狱，或如赵秉钧暴毙家中，或直接如应夔丞、洪述祖那样直接被杀，无一幸免，其灭口的目的昭然若揭。而宋威胁到袁的权力也为其杀机顿起的主因，袁也确是宋案的最大而直接的受益者，丧失权力的警报立即解除，也无任何力量可以挑战。在《民国的开端》之后，证袁为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与真凶，可以盖棺而论定，再无疑义了。
在笔者看来，《民国的开端》的最大贡献是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细节转换成相对清晰的政治局势分析。特别对于民初政治政局的归纳、梳理最见史料处理的功力。一般读者也得以在了解宋案来龙去脉，前后因果之外，明白当时之微妙情势下，宋氏不得不死，即使侥幸活命，其组阁理政的宏愿也绝难达成。这不仅是因为袁的优势过于绝对，更重要的是，虽有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的表象，国民党仍旧不是现代政党，只是一个人心涣散、毫无凝聚力的、形式上的联盟。另一个值得指出的创见是作者用“惰性军事集团”这一概念指代袁世凯及身后执掌中国十几年之久的组织集团。虽也曾有史家将其简化为“武夫当国”，但仔细琢磨下会发现简单化不够恰切。而“惰性军事集团”神来之笔，准确指出了北洋军阀毫无进取之心，因循守旧的心理状态，也点出了其逐鹿中原所依仗的完全是军队武力而已。
读完《民国的开端》，会发现作者其实已经提示我们，民国政治败局早已在革命爆发前已决定，它败在目标不明确，组织不完备，力量不统一，军事太软弱，更没有召唤、产生出新的政治主体。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是1927年的国民党和1949年的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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