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当个消遣

作为一本在牢里完成的书，本来不应该对它太苛刻。 但作为一部史书（即便是史纲，这不是借口），它还是不合格。 不光因为个人倾向在书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更因为编写历史多有失实，且公然践踏他人文学作品。不仅文品低劣，人品更是失格。所以不仅是作为青少年启蒙读物决计不合适，对正史认知较少的人也不合适。 记录历史，就是摆事实，掺了太多个人倾向在内的只能叫评论或感想。 这样也就算了，再往下看，又见作者对他人作品轻贱、洋洋自得溢于言表，同时又大放厥词，说与其看正史倒不如看某某小说。十分恶劣。 举二例： 一、基本全盘否定封神榜一书。封神榜固然算不上什么阳春白雪，但不可如此否定它的价值，还捎带上了封神榜的作者也被连累。 二、认为三国演义可代替正史。书中说：“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它发行的数量远超过司马迁的《史记》，更把这个时代的大小事件，传播的连儿童们都知道。我们要想了解这个时代，与其阅读正式史籍，不如去看那部小说。不过要特别小心的是，在作者笔下，曹操被歪曲为奸恶人物，诸葛亮被歪曲为会呼风唤雨，能够占卜算卦的巫师。“ 难堪卒读。 能够想象作者柏杨治学态度不端、眼光狭隘、自以为是、傲慢不知礼。 对历史本身，也缺乏客观严谨的态度。对王莽篡权和东汉开国的描写简直一派胡言，对春秋时楚国的描写基本是谬论。 例一、该书认可并赞扬王莽 王莽摄政西汉最后两朝，权倾天下，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是为私欲驱逐幼帝篡权，无须为其正名。况且东汉初年饿殍遍野，正是因为王莽的新朝苛政，导致各地民反，无壮丁务农。柏杨一边大肆宣贯王莽是个大儒家，一边为王莽的杀戮开脱。说辞竟然是，王莽认为杀了事情就结束了，他是大儒家，只不过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已。 这是不对的。汉代著名儒家代表贾谊有一篇《过秦论》不知道柏杨有没有看过，其论述的重点是秦举兵事、不施仁政、失势，必败。放到任何封建朝代都一样，这种思想才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不仅如此，儒家所提倡的“礼”是君是君、臣是臣，君臣之礼不可废。（别说儒家了，在严苛的法家那里，谋朝篡位更是诛九族的重罪）王莽的行径恰恰和儒家所宣扬的相反，怎么能将儒家身份加之于王莽而为其脱罪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例二、该书观点：刘秀无能 刘秀上位后的治理非常成功，邓奉之前之所以叛变完全是因为吴汉个人的暴戾行为，导致邓奉因私仇迁怒于刘秀集团罢了。邓奉的家乡也是刘秀和他云台二十八将众多将领的家乡。吴汉在邓奉的家乡胡作非为，邓奉的家人死于祸乱，邓奉因负血仇叛变。试问，刘秀如果知道，会让吴汉在他自己的家乡如此胡作非为吗，再退一步，即便沉默，他居然还让邓奉放假回乡吗？这是不可能的。刘秀作为的一个政治家是成熟的，智慧且仁爱，开朝后，完全没有像其他开国君主那样迫害开国功臣才能稳住政权，他hold住，所以多加恩惠善待功臣，功臣们也很识时务。仅凭这点，就是封建社会大多数开国君主所不能超越。在位期又多次修订律法宽待平民。在柏杨的笔下竟是“没有能力”，实在妄言。 例三、第一次宦官时代的认定不准 东汉中期在书中被定性为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阉宦当权早有之，为众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早于东汉300多年的秦末时期，指鹿为马的赵高，翻手云覆手雨，朝野具不敢反抗。他、与他阉人党羽的存在是导致秦王朝覆灭的直接因素之一。怎么看，第一次宦官时代也轮不到东汉。 例四、认定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楚国为南蛮部落，楚人的文化落后。 在本书中，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用“国”、其君主用”公“，战国时期称其他诸侯国为“国”、其君主为“候”或“王”，唯独对楚国贯以始终称“部落”、其君主称”酋长“。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南方野蛮部落，不仅文化落后、习性野蛮、语言不通，楚人更不与中原诸侯来往，根本不承认楚国人为中原人。（对楚国东南的吴越倒是可以毕恭毕敬） 这是个动摇根本的谬论，所以必须多花笔墨着重说。 三皇五帝时代，楚人的元祖及殷商人元祖同在中原腹地生活（山西、河北、河南三省接壤处），是两种派系，由于后来殷商得天下，楚人的先祖式微，渐次退向南方生活。 《史记》中有记载，姬昌（周文王）争夺天下时候早有”子事文王“，此处的子，是指楚人。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周王朝的文书，上书”今秋楚子来告“，都能清晰的证明在西周建立前后楚人是参与”所谓中原“事的（到了东周春秋时期，楚国国力、文化、经济已经非常繁荣）。长久以来遭受其他诸侯国的排挤，根源在于楚和多数诸侯国不同，不是姬姓同宗，封地与楚君主的爵位低，不受各国待见。（齐国由于和姬昌渊源颇深，姜子牙才获得了一大块封地，与楚国的境遇自是不同） 西周王朝建立之初，楚人熊鬻为求楚在周王朝中有一席之地，向姬昌求封。姬昌就将河南南部至长江流域的地封给了楚国。西周时期楚国的都城在河南南部，而非春秋战国时期所在的湖北郢城和河南的陈（淮阳）。西周时期的长江流域就是边境，楚人非是同宗，只能接受这种敷衍的分封。然而周天子没有想到的是长江流域土地肥沃加之楚人世代励精图治，楚国将地盘东扩至淮水流域，最后向北扩张，到东周时期，诸多姬姓小国被楚灭国。楚国在多次大战中崛起，疆域广阔。至周厉王，楚国称王国，并讥讽当时周朝所给的不公的分封与强国后的对比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出自《左转》宣公十二年），从开始分封的破地方开垦出现在的疆土，都是楚人的努力，言下之意和周王朝无关，凌驾于他国之上。周惠王至周襄王前期，碍于齐国的制衡，楚国有所收敛，齐桓公死后，楚国重新争霸。 而且楚文化，在江淮流域中也渐渐孕育。与齐鲁文化一样，楚文化同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楚辞》在春秋时期开始形成、战国时成书，和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诗经》其质朴不同，楚人的辞令锋利而华丽。楚文化绝不比齐鲁文化来得晚，其价值也与齐鲁文化并驾齐驱。 从礼法的角度上看，在齐国称霸时，齐桓公（姜小白）发起首止之盟，周惠王召见郑文公要求郑国不参加会盟，并请郑文公不要惧怕齐桓公，周惠王本人愿意从中斡旋让楚国保护郑国。东周王朝虽然没落，但在东周前期，礼教尚在，如果真如书说，楚国为南蛮，况且楚国和洛阳当中还隔着众多齐国的盟国，周朝的天子怎么可能主动要求郑国去联合楚国呢。 楚为南蛮之国谬论也。（在是否中原文化这方面的讨论，反倒是《左传》《春秋》《史记》的作者在行文中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东周时期“东方诸侯”对秦人以戎狄视之的表现。当代史学家也越来越多的钩沉出这样的证据，楚国早就同齐鲁诸侯一样摒弃了他们无法苟同的野蛮殉葬制度） 武断而傲慢的给王朝、君主、书籍、学派定性貌似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 再说逻辑上的不通。 柏杨在此书中将民变归结为五类。将邓奉的叛变与吕母起义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也是可笑。 吕母尚可称为民，因儿子为县令所杀且不入罪，故散尽家财招揽义士谋取县令一命。她的起义是在新朝末年，杀掉县令后，针对的就是王莽的政权。 邓奉叛变是在玄汉、更始政权时期，专攻还没有建立政权的刘秀，他已是刘秀起义军中的将领，大军在握，他的叛变至多就是一群民变者当中窝里斗而已，根本不能上升到对政权的民变范畴。 再则、即便是往前说，新朝末年，邓晨是刘秀的大姐夫，家境殷实，在当地是大户人家（邓奉乃是邓晨的侄子），日子过得不错。在这种情况下邓晨还是毅然投奔刘秀起义。家人虽极力反对，但邓晨力排众议决计要干，且烧了自家的住宅使所有的家人无后路可退。如此，在几年之前，民变中的主动者是邓晨，与邓奉何干？ 性质这样不同，怎么归为一类。 再举一例，刘秀与其子之后的政权，是幼帝登基，才致外戚与宦官有机可乘，继而恶性循环，从此东汉王朝继位者均年幼无力。这是刘秀死后多年的事情。柏杨在此书中却将外戚与宦官作乱归咎于“刘秀没有能力”。这逻辑还不让人侧目？ 最后一例，道家与道教。 该书将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最后为道家指出一条归路居然是炼丹。 这个错误，甚至都让人难以分辨作者究竟是不通逻辑还是不具常识。 再说点和经济、文化发展有关的（这方面不强求，是我个人对史书3星和4星评分的分水岭，这书还够不上，纯属闲扯淡）： 既然写历史，那就要除了尽量还原事件，同时还承担着让读者明白文化、经济演变过程的重任，这方面本书几乎是空白。即令是历史事件，里程碑式的几个重大节点也都没有切中肯綮，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充满戾气的虚晃一枪，对于一个写史的人，用这种方式无非显出怯场。 比如 春秋之所以发展为战国，其礼坏乐崩的转折在哪里，是怎样出现这样的转折。三晋出现难道仅仅是因为书中所说的晋国任命人才的方法与诸侯国不同就足以造就两个时期的分水岭吗？ 战国是如何终结，魏国又是如何死掉的，魏国的死掉所昭示的人心、思想、文明有了质变。应当讲一讲。 再如 长平之战，柏杨认为秦国是为了报复赵国，才坑杀40万降卒，此后赵国一蹶不振。然而此一战内涵竟这样吗？柏杨不将历史事件与历史环境结合。不仅长平之战如此，战国中后期秦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典型区别就有一条，杀降卒。其根源，在于商鞅制定了20军功爵的制度，秦国从税收上抑制工商业、驱农从军。在东方诸侯皆以门阀论英雄的时候，秦国却在变法之下将“尚首功”的指导思想植入人心，要富贵唯有通过建立军功实现，这使得秦国成功变成了战争机器，将士们生恐大战中取敌人首级数量少，不能建功。 为什么秦国要加强军力必须抑制工商业，秦国的统一与其后十几年便彻底溃败与这项制度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对随后几百年甚至两千年以后的中国文明史造成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都非常重要。 又如 巴、蜀二国在战国中后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日后秦统一中国起到了怎决定性的作用。韩魏赵燕中山五国、合纵联合五国相王，伐秦，惨败给秦国。秦国日趋强盛，实力空前，适逢其西南角的巴蜀二国内讧起了战事。二国皆求于秦国，秦国趁势拿下二国。本身具有函谷关险要关隘的秦国，在获得巴蜀之地后，可谓占尽地利。此一事，为后来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为张仪入楚欺楚做好了准备。随后楚怀王发起的两次对秦战争、丹阳之战与蓝田之战，皆大败，元气尽丧。秦国统一的脚步从这个时候正式显露出来。对这样的重要契机，此书只字未提，反倒是对入秦的纵横家其巧舌如簧给予了过高的定位，可谓人云亦云。可以分析，固然策士口吐莲花以智谋取得的局部胜利，但秦国的国力已经强盛到了具备霸天下的实力，这是大的历史环境，策士无非是帮助推进了历史进程而已，决不能与国力环境本末倒置。 又如 为什么历史越是发展到后来，封建君主宁愿收取增加缓慢的农业税，都不愿意将商人的地位提高，而获取更多的工商类的税？自耕农与小农是封建君主最愿意鼓励的单元模式。其根源在哪里？这些都可以在先秦历史中去发现蛛丝马迹。作者甚至丝毫没有向这方面想，就更不提正确引导读者了。 继续 明朝的藩王叛乱与西晋年间八王之乱除了都是叛乱，有什么相似之处？与权贵和文人又有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士”们在弑君夺位面前竟毫无风骨，与独尊儒家有什么关系？明朝农耕税制度非常落后，完全无法适应需要，这是为什么，和文官有什么关系？这些事实的背后都有怎样意义，柏杨片语未提。 “官”和“吏”的由来 这二者，柏杨简单的从地位区别“官”和“民”，讲二者之间还有个“吏”，地位介于二者之间。但是，是这样简单吗？显然柏杨对这二者的由来知之甚少，只知道举孝廉和科举有了官，而吏则完全没有讲。科举诞生的隋朝是怎样的盛世，柏杨一掠而过，放大了杨广的暴戾。而且在宋朝以前，吏和民几乎是同等地位。当兵，要服役，而当吏，则要服徭。都是国家征收成年人为国家低价效力的方式。后来才渐渐将吏改为特定职业，因为社会发展需要有专业的人相对固定，同样的，为了保证军队有最低编制的数量，就有了固定的军户。吏的薪水非常微薄，而且如果想要成为“官”，他必须和“民”一样，通过科举考试才行，官和吏之间的鸿沟与官和民之间的鸿沟是一样的，吏的社会地位自然也是不入流的。 等等。 之所以有这些，看历史的过程才变得丰富而有意义。读史以明智，不是从像示威一样的口号中就可以明智，更何况是不少事件都所歪曲的史书。 柏杨的这本书，从各大山川河流说开去，本来应该紧扣这条线，将经济、农业、文化史做针线穿插于历史事件中去，但他的力不从心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即便这样，那至少要有严谨的态度，可态度也令人十分失望。 总体而言 越是多看越觉失准，根本只能拿来当消遣，写作也只有初中生水平。还有令人作呕、无处不在的“我们”，既然是自己的观点，落地有声的称“我”便是。又要强词夺理，还要绑架他人，已经输了底裤。 竟然在豆瓣获得如此高分，历史难道是该这样写的吗？这种粗制滥造的玩意简直误人子弟。仅是第一遍读完，略略一算的缪处就已经令人无法直视，如果再看一遍恐怕更是千疮百孔。不过算了，这东西哪还值得再看一遍。 就因为看见那么多连正史都没有认真读过、单看几本白话版秽史、被强行灌注了作者意志以后就能赞扬作者史观的读者，所以固然不屑此书，也不会随意给他人，只能让来家中做客、不识字的小朋友折飞机或者撕着玩。 如果豆瓣有负分，此书当之无愧。 同类史籍，钱穆所著《国史大纲》好许多。 黄仁宇也著有一本《中国大历史》，篇幅不大，也是“我们”“我们”的，好不烦心。但黄仁宇的智慧在于只选取历史长河中极少量典型事例加以深化，老道精准，立意深远，视野极开阔，令人肃然起敬。 史书不是肥皂剧本，更不是顽童发泄的涂鸦墙。修史，应当严谨对待，多方考证。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谢绝以任何方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