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下大学生的角度看“吴晓波之问”
《激荡三十年》（上、下）是中国最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对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崛起这三十年中国经济的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高材生，其文笔锋利、语句精炼，提炼史实准确，思想脉络清晰，讨论学术时用语规范在我这新闻系的初学者看来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全书的最后一篇，吴晓波介绍完中国经济和企业三十年发展历史后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今天，当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拥有一家世界级的公司？’这已经成了中国商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尴尬的挑战。” 如果说原因是公司历史短暂，企业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那“譬如海尔、联想，已经成长20余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为什么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在作者落笔四年后，我们同样在日常生活可以举出这样简短有力的例子：百度与Google同样是靠做搜索引擎起家，李彦宏与Larry Page和Sergey Brin一样是年轻创业，后者因在互联网时代靠知识经济迅速成功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而北大毕业的李彦宏则在百度上市纳斯达克一炮打响而成为“民族英雄”。但是，到如今，就像当初TCL、长虹等靠价格战取得彩电市场优势却最终一一败北，百度和谷歌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虽然我对市值、利润、股票价格等企业价值评估标准并不熟悉，但不可否认的是，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后，百度有了某种程度的官方支持，在大陆有垄断之势。正如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不能作为世界级企业一样，百度在我心中也离世界级很远。就我所看到的，百度一直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百度贴吧是模仿论坛，百度百科专业性太低（我们信息检索专业课上专门比较过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百度浏览器、输入法模仿痕迹明显，百度文库和MP3更是赤裸裸地侵犯知识产权。而谷歌地图被苹果IOS系统认可并采用为装机应用，谷歌Chrome浏览器及其相关插件好评如潮，谷歌学术被正规学术机构和我的某些授课教师推荐，还有Gmail等等等等。最震撼我的是，谷歌还在对全世界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字画、雕塑、图书进行搜集、整理（由此还引发了全美作家协会对其的控诉，不过最终达成协议），而这在短期甚至可预见的长期内，都不能给谷歌的公司财务报表增加一分一厘。这让我想起大航海时代某些基督教信徒对传教的虔诚与狂热。从经济上说的话，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家公司不仅立足长远，而且他是的确有其精神源动力的，那就是“整合全世界资源”。
是的，就这么简单，经济学家的使命是弄清经济，历史学家的使命是认识历史，物理学家的使命是研究物理。那么，资本家也可以不“肮脏”，他们的目的就是赚取资本，所谓“为求利润赴炼狱，哪怕烈火要焚身”；企业家的使命不是赚钱，不是创造就业，就是把企业做好。做好企业，应该成为真正“企业家”的最终目的。
如果“钱学森之问”可以用市场经济主导、商品意识蔓延，学术氛围式微解释，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大环境应该更适合于培养企业家而不是学者，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呢？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吴晓波之问”。具体来说，如何培养一流的企业家呢？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说出无数的培养路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领域说说原因——大学教育。
作为中国最先进最开放最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北大，我在其中却常常感到难以这里实在很难萌芽我所想象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首先，入学时，经过十多年的应试教育制度（这个暂且不提），绝大多数北大新秀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不是父母代选，就是选最热门的经济、法学，而企业家是需要经济、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更重要的决断力、洞察力却是历史、哲学、文学等看似无用的学科最能提供的，《激荡》一书中也说：“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罢了。”这种先选专业后入学的制度结果不知埋葬了多少未来的企业家。从逆向选择的角度，我当初就是深恶这两个专业的火爆程度、认为其铜臭味太浓而坚决不选，最后投身新闻业——后来才知道经济学的趣味与奥妙。
其次，无论什么兴趣爱好，无论什么性格特征，必修英语课、政治课、军事理论课、计算机课，我实在想不出这几门课成为“必修”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些课所占学分多，学习耗时长，中国大学生不仅输在起跑线上，而且还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与他国大学生马拉松。即使是英语课，也完全没有必要全校必修，每周两小时的课程也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还有以堆积字数著称、早已泛滥成灾的种种课程的“论文”（人文社科类深以为害）。这样，我们不知失去了多少读自己喜爱书籍的时间（比如现在我写完这篇笔记后就要放弃继续读吴晓波的《大败局》，而不得不去码毛概论文），做自己喜爱事业的时间。我完全不能想象这样的条件下还有年轻人的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也许从这一刻起，中国的“乔布斯”便开始化身李彦宏、马化腾甚至更次了吧。
最后，书中提到的政府干涉导致企业主疲惫不堪的现象也引起我的思考。大陆企业主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这种恶习甚至一入香港境内都完全不同。这说明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和新中国以“官本位”的激励机制取代利益驱动有关，周其仁老师上课也论述过。反观大学，入党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今党员增加的最大比重就来自于大学生。而就我观察，大学生入党，不仅劳民伤财，更是殚精竭虑：每周都需要去上党课，为了防止你不到，必须本人亲自打卡；为了防止你打卡后就走人，还必须在结束后上交一份党课报告；为了防止党的教育贯彻的不够坚决，一次不去上党课就取消所有记录。“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为了防止你党性不纯，入党申请书可以从网上下载，但必须手抄一份；为了防止……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国企在产权改制路径明晰前，所进行的种种“饮鸩止渴”的尝试，比如马胜利的承包制、步鑫生的兼并，尤其是河北邯郸钢铁厂将产品精确到人，但他们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也永远忽视了舒尔茨和张五常早就争论过的话题，即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更明晰一点，是周其仁老师提出过的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第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第三，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只想着如何逼“奴隶卖力”，而不让“奴隶”有赚取“超额部分”的可能，永远不能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甚至是只能南辕北辙。即使这样，那些“积极”入党、参与学校行政工作的大学生，他们把时间的机会成本看的是如此之低，那些时间不知道本可以用于多读多少书、结交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谁还敢指望世界级的企业家诞生于这些“已经丧失工作热情”的大学生之中呢？
全书的最后一篇，吴晓波介绍完中国经济和企业三十年发展历史后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今天，当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拥有一家世界级的公司？’这已经成了中国商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尴尬的挑战。” 如果说原因是公司历史短暂，企业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那“譬如海尔、联想，已经成长20余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为什么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在作者落笔四年后，我们同样在日常生活可以举出这样简短有力的例子：百度与Google同样是靠做搜索引擎起家，李彦宏与Larry Page和Sergey Brin一样是年轻创业，后者因在互联网时代靠知识经济迅速成功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而北大毕业的李彦宏则在百度上市纳斯达克一炮打响而成为“民族英雄”。但是，到如今，就像当初TCL、长虹等靠价格战取得彩电市场优势却最终一一败北，百度和谷歌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虽然我对市值、利润、股票价格等企业价值评估标准并不熟悉，但不可否认的是，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后，百度有了某种程度的官方支持，在大陆有垄断之势。正如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不能作为世界级企业一样，百度在我心中也离世界级很远。就我所看到的，百度一直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百度贴吧是模仿论坛，百度百科专业性太低（我们信息检索专业课上专门比较过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百度浏览器、输入法模仿痕迹明显，百度文库和MP3更是赤裸裸地侵犯知识产权。而谷歌地图被苹果IOS系统认可并采用为装机应用，谷歌Chrome浏览器及其相关插件好评如潮，谷歌学术被正规学术机构和我的某些授课教师推荐，还有Gmail等等等等。最震撼我的是，谷歌还在对全世界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字画、雕塑、图书进行搜集、整理（由此还引发了全美作家协会对其的控诉，不过最终达成协议），而这在短期甚至可预见的长期内，都不能给谷歌的公司财务报表增加一分一厘。这让我想起大航海时代某些基督教信徒对传教的虔诚与狂热。从经济上说的话，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家公司不仅立足长远，而且他是的确有其精神源动力的，那就是“整合全世界资源”。
是的，就这么简单，经济学家的使命是弄清经济，历史学家的使命是认识历史，物理学家的使命是研究物理。那么，资本家也可以不“肮脏”，他们的目的就是赚取资本，所谓“为求利润赴炼狱，哪怕烈火要焚身”；企业家的使命不是赚钱，不是创造就业，就是把企业做好。做好企业，应该成为真正“企业家”的最终目的。
如果“钱学森之问”可以用市场经济主导、商品意识蔓延，学术氛围式微解释，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大环境应该更适合于培养企业家而不是学者，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呢？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吴晓波之问”。具体来说，如何培养一流的企业家呢？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说出无数的培养路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领域说说原因——大学教育。
作为中国最先进最开放最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北大，我在其中却常常感到难以这里实在很难萌芽我所想象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首先，入学时，经过十多年的应试教育制度（这个暂且不提），绝大多数北大新秀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不是父母代选，就是选最热门的经济、法学，而企业家是需要经济、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更重要的决断力、洞察力却是历史、哲学、文学等看似无用的学科最能提供的，《激荡》一书中也说：“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罢了。”这种先选专业后入学的制度结果不知埋葬了多少未来的企业家。从逆向选择的角度，我当初就是深恶这两个专业的火爆程度、认为其铜臭味太浓而坚决不选，最后投身新闻业——后来才知道经济学的趣味与奥妙。
其次，无论什么兴趣爱好，无论什么性格特征，必修英语课、政治课、军事理论课、计算机课，我实在想不出这几门课成为“必修”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些课所占学分多，学习耗时长，中国大学生不仅输在起跑线上，而且还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与他国大学生马拉松。即使是英语课，也完全没有必要全校必修，每周两小时的课程也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还有以堆积字数著称、早已泛滥成灾的种种课程的“论文”（人文社科类深以为害）。这样，我们不知失去了多少读自己喜爱书籍的时间（比如现在我写完这篇笔记后就要放弃继续读吴晓波的《大败局》，而不得不去码毛概论文），做自己喜爱事业的时间。我完全不能想象这样的条件下还有年轻人的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也许从这一刻起，中国的“乔布斯”便开始化身李彦宏、马化腾甚至更次了吧。
最后，书中提到的政府干涉导致企业主疲惫不堪的现象也引起我的思考。大陆企业主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这种恶习甚至一入香港境内都完全不同。这说明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和新中国以“官本位”的激励机制取代利益驱动有关，周其仁老师上课也论述过。反观大学，入党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今党员增加的最大比重就来自于大学生。而就我观察，大学生入党，不仅劳民伤财，更是殚精竭虑：每周都需要去上党课，为了防止你不到，必须本人亲自打卡；为了防止你打卡后就走人，还必须在结束后上交一份党课报告；为了防止党的教育贯彻的不够坚决，一次不去上党课就取消所有记录。“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为了防止你党性不纯，入党申请书可以从网上下载，但必须手抄一份；为了防止……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国企在产权改制路径明晰前，所进行的种种“饮鸩止渴”的尝试，比如马胜利的承包制、步鑫生的兼并，尤其是河北邯郸钢铁厂将产品精确到人，但他们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也永远忽视了舒尔茨和张五常早就争论过的话题，即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更明晰一点，是周其仁老师提出过的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第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第三，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只想着如何逼“奴隶卖力”，而不让“奴隶”有赚取“超额部分”的可能，永远不能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甚至是只能南辕北辙。即使这样，那些“积极”入党、参与学校行政工作的大学生，他们把时间的机会成本看的是如此之低，那些时间不知道本可以用于多读多少书、结交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谁还敢指望世界级的企业家诞生于这些“已经丧失工作热情”的大学生之中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