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复古 ——钱穆《刘向刘歆年谱》读后
尊经复古
——钱穆《刘向刘歆年谱》读后
苦茶
钱穆先生虽居江南，清季民国风气所及，亦受影响。亦读《考信录》《文史通义》，虽未及高庠，然学问未尝不及。身处苏州中学，尝撰《先秦诸子系年》《刘向刘歆年谱》，蒙文通见之以为体大思精，顾颉刚读之荐之高庠。虽不果，亦可知钱先生之学问矣。
一、新学伪经考
南粤之地，与中原比，则为陋地，与海外交，则为通衢。康氏生于兹，而多闻海外事，知庚子之变，激而兴变法。然其学实受清季经世之学，而私好今文经。与廖平交，闻《知圣》《辟刘》，退而撰《新学伪经考》。以为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在北大任教，讲述秦汉史，其时在钱玄同的影响下，阅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故在讲授过程中往往以汉代经学思想为核心一以贯之，旁涉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学术嬗变、具体史实等等内容。
其中就对于秦汉之间的思想流变进行了讨论，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看待先秦诸子与汉代经学的问题。所以，当时这部书以《汉代学术史略》为题，但建国后改版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此则将本书的关键问题凸现出来。
顾先生以为汉代儒生所传的经学，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从而用伪史来解说经书，形成了汉代儒学的传统。这很显然是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认为汉代所传虽以经学为名，实际则是伪史。
三、刘向刘歆年谱
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经钱玄同之手，在民国后再次翻印，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也是古史辨下的产物。这两股思潮成为了二十年代北京学术的主流。傅斯年在法国说，顾颉刚要在史学称王。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
钱穆先生虽处辟地，但仍受此风气影响，不能不了解此二人之思想。以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抵牾不通之处甚多，为何会产生如许影响。故发奋撰《刘向刘歆年谱》，辨康说之不足信。
其于序言中列康说不通二十八事，分别条列，处处征实。其要点在于刘向刘歆与王莽结交在其校书之后；与刘歆同校书者数人，而不发其伪撰诸经之事；周官非出于刘歆之手，左传非出刘歆之手。执此数端以《年谱》为证，则康说不攻自败矣。
除《自序》外，于《年谱》中，钱先生于王莽改制之事，述之甚详。以为王莽书生，故泥古太过，不足为经学罪。此言甚为有味，后人多持成败，而罪王莽。而不知经学治世之心，后人则以经学迂阔，不足为世法。此处，钱穆虽驳斥康有为伪经之说，而实继其改革之意。善读书者，不可不知此也。
结语
钱穆先生撰《年谱》，其目的在于驳斥疑古辨伪之风气，复尊经敦古之学风。此文一出，而康氏伪经之说顿熄，然疑古之风今日未衰，此钱穆先生一生为国故招魂之因欤？
后生读此书，以为繁难，而不知钱穆先生撰述之用心，后人多以其平今古文之争，而不知其为尊经复古。故撰此文以彰钱先生之苦心。
——钱穆《刘向刘歆年谱》读后
苦茶
钱穆先生虽居江南，清季民国风气所及，亦受影响。亦读《考信录》《文史通义》，虽未及高庠，然学问未尝不及。身处苏州中学，尝撰《先秦诸子系年》《刘向刘歆年谱》，蒙文通见之以为体大思精，顾颉刚读之荐之高庠。虽不果，亦可知钱先生之学问矣。
一、新学伪经考
南粤之地，与中原比，则为陋地，与海外交，则为通衢。康氏生于兹，而多闻海外事，知庚子之变，激而兴变法。然其学实受清季经世之学，而私好今文经。与廖平交，闻《知圣》《辟刘》，退而撰《新学伪经考》。以为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在北大任教，讲述秦汉史，其时在钱玄同的影响下，阅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故在讲授过程中往往以汉代经学思想为核心一以贯之，旁涉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学术嬗变、具体史实等等内容。
其中就对于秦汉之间的思想流变进行了讨论，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看待先秦诸子与汉代经学的问题。所以，当时这部书以《汉代学术史略》为题，但建国后改版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此则将本书的关键问题凸现出来。
顾先生以为汉代儒生所传的经学，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从而用伪史来解说经书，形成了汉代儒学的传统。这很显然是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认为汉代所传虽以经学为名，实际则是伪史。
三、刘向刘歆年谱
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经钱玄同之手，在民国后再次翻印，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也是古史辨下的产物。这两股思潮成为了二十年代北京学术的主流。傅斯年在法国说，顾颉刚要在史学称王。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
钱穆先生虽处辟地，但仍受此风气影响，不能不了解此二人之思想。以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抵牾不通之处甚多，为何会产生如许影响。故发奋撰《刘向刘歆年谱》，辨康说之不足信。
其于序言中列康说不通二十八事，分别条列，处处征实。其要点在于刘向刘歆与王莽结交在其校书之后；与刘歆同校书者数人，而不发其伪撰诸经之事；周官非出于刘歆之手，左传非出刘歆之手。执此数端以《年谱》为证，则康说不攻自败矣。
除《自序》外，于《年谱》中，钱先生于王莽改制之事，述之甚详。以为王莽书生，故泥古太过，不足为经学罪。此言甚为有味，后人多持成败，而罪王莽。而不知经学治世之心，后人则以经学迂阔，不足为世法。此处，钱穆虽驳斥康有为伪经之说，而实继其改革之意。善读书者，不可不知此也。
结语
钱穆先生撰《年谱》，其目的在于驳斥疑古辨伪之风气，复尊经敦古之学风。此文一出，而康氏伪经之说顿熄，然疑古之风今日未衰，此钱穆先生一生为国故招魂之因欤？
后生读此书，以为繁难，而不知钱穆先生撰述之用心，后人多以其平今古文之争，而不知其为尊经复古。故撰此文以彰钱先生之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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