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祛魅
为世界祛魅
一．未曾实现的祛魅
1919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马克思•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认为经过数千年科学进步的历程，以理智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业已来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他把这一现象称作“为世界祛魅”。
尽管韦伯是从科学进步而不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世界已被祛魅的问题，他的关于祛魅社会的命运的论述似乎很快就可以被实。在韦伯做出演讲的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新划分的欧洲格局即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年少的雷蒙•阿隆也在优越的条件中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美国式生活方式对世界的影响变大，世俗化国家越来越多。而在东方世界中，也是在这一年，五四运动开始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激情式的号召激荡着人们的思想；第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刚刚起步，世界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举动……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理性化和理智化将成为世界的潮流，那些所谓的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即将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在个人私交中才会出现。然而，正如阿隆指出的那样，关于历史发展方向的预测几乎不可能做到，三十多年后，雷蒙•阿隆发现，在铁幕的两面，连本应成为社会中的少数人的知识分子群体，反而也在更加狂热地吸食“鸦片”。
1955年，此时的世界已全然不同，依然是大战结束，纳粹虽已不在，世界却笼罩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然成立，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全面展开，核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类头顶；凯恩斯主义正大方异彩，麦卡锡依然在美国国会肆无忌惮；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1949年中共政权的建立，刚刚落下帷幕的朝鲜战争和法越战争都使得世界上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并大有扩展之势。在法国内部，法国共产党取得了比在其他西欧国家更高的地位，而且拥有大量左翼知识分子和“同路人”的支持。从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传统面临着巨大挑战。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不同名号和内容出现，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历史的终结”的面目出现。而此时的雷蒙•阿隆也在经历了系统性的高等教育和大量的对社会的观察后成为了一名社会的冷静思考者，在他看来，这些断论和视这些断论为精神支柱的人们，都是在以一种宗教和教职人员的身份出现着，他质问着左翼特别是法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陷落毫无同情，却容忍以唯一正确的原则的名义所犯下的最残暴的罪行？”，这本尖锐的醒脑之作，便是他从历史的意义出发，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共产主义神话和知识分子祛魅之作。
二．为共产主义神话祛魅
翻开吕一民老师中译本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在原版本该有卷首语的地方只剩下一片空白，如下的话已然遁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卡尔•马克思”“对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宗教，人民会以最低的理智来看待这种宗教教义——西蒙娜•薇依”。以往，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本都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中苏等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删改整理之后。而我认为这种观点充其量只能取后半段：在社会主义国家所被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了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继承人的精心节选和修饰之后的。
雷蒙•阿隆以他理智思考下的谨慎黯淡干枯的笔触一层层地剥开着神话的原来面目。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在经历了数次不成功的工人运动后，突然在20世纪初期开始大放异彩，不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苏联取得了政权，在西方国家，各式各样的社会党人也不断涌现，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政治中一个重要派别和传统。在对左派所信仰的神话进行批判前，阿隆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著作是有着严谨研究的，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他将马克思列为西方社会学的几个创始人之一，并对其著作和思想，做出了从经济、哲学、社会上的解读。
马克思对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和利润递减理论，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和对抗性的解释的方式，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灭亡。然而阿隆通过论证指出，利润递减并不足以使资本主义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灭亡，而这种“终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幻觉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以他独特的哲学思想来进行社会和经济批判，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革命后的总体的人的相应理论，但是这些并不清晰的思想更多是一种哲学和道德上的批判而非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而马克思的社会学则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学，按照他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模糊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结论，并最终形成暴力性社会革命。这样的断论有太多的假设和愿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可以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过于自信，没有也认为不需要设计一套完善的法制体制，如今看来，这一点也几乎成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有其固有缺陷，“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这是他的幸运，也可以说是他的不幸。他没有回答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代他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是我们的回答，而不是他的回答”（《社会学主要思潮》P91）。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撷取了马克思的一些断论，发展出了具有一切官方理论所具有的简化和夸张特性的宣传理论，并将其精心包装成为一剂鸦片。他们一方面加强党的绝对权力和专政形式，进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一方面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将含有共产主义的美好终极前景的救世主和审判官式的一套正统理论配合强制力灌输给国民，并贩卖到国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分析和断论截取出来，他们得到了一种简单化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决定论。哈耶克所提醒的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对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在二战结束之后又有了新的意义。然而，这样似乎是机械决定论的复活的理论经不住严密逻辑的推敲，阿隆回顾了历史的发展，在历史整体进程和关键节点上的分析表明，历史是复杂的且充满着偶然性的，即使是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性人物，也只能是根据其在当时所获得的局部信息来做出相对性的决策。“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掌握它的终极意义。”线性的历史和社会并不具有说服力，从我较为熟悉的物理学中也有相关经验：无论是量子力学所确定的微观上的不确定性原理还是非线性科学发展以来对复杂系统的混沌现象的研究，也都表明了人类对未来预测范围和精度的有界性。面对过去，所谓历史命运只是我们的行动从未得到过的结晶，展望未来，历史命运从来不是固定的。阿隆的箴言在耳畔回响着：“对历史真正的认识会使我们实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知识分子的鸦片》p165）
三．为知识分子祛魅
在20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同时经历着冷战和海外殖民地运动两波打击（《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力量得到了加强，海外殖民地的独立浪潮又使得法国知识分子获得了在公共事务中表达意见的大量机会。此时离那一场左翼知识分子最后狂欢的“5月风暴”还有十多年时间，正是左翼知识分子们独占鳌头的一段时期。萨特与阿隆在40年代后期的最终决裂，使他们也几乎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左翼”与“右翼”的代表。但是，阿隆指出这两个词本身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巨大的意义。“左派”来自大革命时的反对派，其派别核心似乎在于其崇尚进步、尊重智力而反对右派的尊重传统、维护特权。一百多年之后，民主代议制、个人和思想的自由、社会平等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左”“右”的团体不断更迭变化，反观阿隆时代的左派，已是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团体代言词。于是，传统的划分左派和右派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简单化对立意识形态的行为。而所谓的左派则会在取得权力之后变得武断专横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若是他们要成为永远的左派，则必须依托于唤起不断的暴力革命；当然，就算是这样的革命发生，无产阶级也最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通常来说英式哲学以实在和经验为特征，而欧洲大陆则以存在和逻辑为主，在法国则同时混合着这两种情形，既有着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式这种从经验出发，开创了冷峻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着卢梭式的以追求美学态度来进行政治主张并由于成功表达了人类社会的终极诉求而大获成功。然而，阿隆尖锐地指出，将具体的在民族范围内的政治问题简化和扩大到整个人类思索的视野、通过将在美学和修辞中获得的思想转到社会和政治学领域，正是法国知识分子常用的一种让自己吸食精神鸦片的手段。这样的精神鸦片不但可以让知识分子自己感到目眩的快感，与群众的狂热结合在一起更是可以掀起民族的宗教式狂欢。萨特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领头羊，也表现出了诸多这样的特点：他总是谈论“自由”，但以此却走向了一种绝对的否定和反叛；他有着良好的文学能力，可以环绕着“公正”“幸福”做出大量的叙述却并不真正关心这些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他积极介入社会，想要发展一种行动哲学，却经常无视政治和历史的客观现实。
阿隆则给予了这些做法无情的批判。政治的操劳通常是琐碎而现实的，远远不及美学关怀那样容易成为永恒的话题。秉承阿隆的信念，我认为一旦知识分子要积极介入社会，必须要严格限制在实证主义框架下，先验式而缺乏证明的理论不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由于很多理论无法设计实验证实，实验中的干扰因素也过多，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较大，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定量客观任意次数可重复的要求的。但是，在公共政策中尽量引入更多的实验数据，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会科学的能力和限度，应当成为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对共产主义的宗教式神话的祛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完成，那么以实证主义为知识分子的祛魅，一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艰难任务。
四．穿越时空的目光
从雷蒙•阿隆与萨特生前身后冷热倒转的境遇来看，恰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理智的呼声最后总有人听到，但先要遭到无数次的拒绝”。80年代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逐渐消失，技术性知识分子取代领袖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已成为潮流。阿隆是一种最稀有的理想主义的重要代言人，一种追求“常识”的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左派。阿伦•布鲁姆在阿隆逝世后不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赞他“在长达50年，对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政治选择始终有正确的识见。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相信我们西方的政制，尽管还有各种缺陷，是人类社会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他是那类对民主制度不可或缺却又几乎难以在这种制度下立足的人；他明智而博学，同时又努力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
当人们重拾起阿隆的著作时，依然可以发现其中能够超脱那些短暂的政治论战和国际局势分析而沉淀下来的思辩。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对勒庞的《乌合之众》所做出对群体心理的群像式的扫描、批判和预言式的断论有着过分地称颂，然而，无论有多么挈合事实，出于粗浅经验总结的集合显然称不上是有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在今天回首过去，阿隆对欧洲和世界各国的道的大量实证研究和分析、对社会学思潮的梳理、对极权的警告等贡献在今天依然有着清晰的意义。
在此仅试举一例，关于美国、英国与法国社会形态的分析，阿隆认为相对于法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取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对法国的衰弱而担忧而采取的社会批判性态度，对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进行大量论战、但却对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贡献较少相比，在美国，充满着实用主义、乐观精神的社会和高效的行政机构和制度设计，较弱的意识形态纷争的以及对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冷落”堪称是“知识分子的地狱”。然而，尽管欧洲大陆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喜欢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但仔细看来，战后美国所采取的道路并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不坏的。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保证了基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政治的持续发展，而且由于在高校、行政机构、企业之间频繁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将理论成果较快应用于市场和公共政策之中。纵观世界政治态度潮流，从20世界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的转变几乎都从美国开始。关于这一现象，从托克维尔的对美国社会的考察中就早已有过系统描述，而从清教徒传统中衍生而来的大量社团使得他惊叹“美国人天生具有结社传统”，社会的弹性力量可以填补国家和市场不能完成的领域。而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和发展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雷蒙阿隆对于美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健全和法国的相对薄弱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藉此回顾中国在战后的发展道路和当下情形，若是作纵向比较，由于经济发展、科教水平提高、信息交流的便捷使得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有了相应的增长。但同时，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压制所产生的后遗症，宗教式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以实证主义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祛魅”依然重要。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特殊结构，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较大影响往往只是一部分的体制内学者，而一批体制外学者却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研究也缺乏合适的表达空间。而民众整体对于高度官僚化和精英化的统治体系的不认可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有和当时的法国有着一定类似的境况：博学多才、超越学科边界、面向民众大量发表批判性意见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最高的关注度和话语权，进行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知识分子却常常遭受冷遇，甚至于难以维持生计；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之间的更多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量论战引起的社会关注度远大于对制度设计和实施细节的讨论。
参考阿隆的批判和法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在讨论课上的多次讨论，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确实需要一定的“大知识分子”传播各种意识形态和普及科学意识，作为对长期封闭恶果的“补课”；但仅仅满足于纯粹的意识形态批判则反而容易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加重，照成社会的熵增，重新带来破坏性革命的阴影。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可能就是在书中对当时左翼的狂热有着大量的批判和哲学上的辩论，但是却没有提出太多的建设性意见。但从全书的基调来看，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怀疑论的态度，他所希望的是在提出建设性意见之前全面审慎地考虑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影响。这样的怀疑态度有别于激昂的崇拜或是全面的批判，而更接近于进行实证研究的专业知识分子。
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我觉得布迪厄所提倡那种立足于学术自主性，通过大量文化资本的获得，来向社会世界强加以批判性话语，试图打通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难处境，这在法国可能有效，但在目前的中国由于面临政治环境的较高压力，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引入并得到了本土化发展的公民社会理论则似乎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了一些新的启示。按照哈贝马斯提出的“三分法”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成为独立于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之外的独立力量，超越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抽象对立，关注那些不能被国家和市场吞没的领域。而根据泰勒的理论：“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P7)不难看出中国社会至少存在一定能力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倡的对抗性、革命性的模式，这一理论有更多韧性，以更多的合作性、参与性、建设性的思维取代对抗性、破坏性的方式。在参与公共事务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被认为是成本较低、社会风险较小具有较高可行性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而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可以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发挥其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专长，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合作，不仅可以获得较多的研究原材料，而且可将自身理论拥有实用化的机会，促进信息和人才的交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大量类似行业协会的专业知识分子组织（课本最后章节的案例），若是由于其高度专业化而能产生高度影响力，则其必然也能够对公共政策和民意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摘要：马克思•韦伯在20世纪初所认为的“祛魅”并没有实现过，在冷战激烈的20世纪5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在法国占据上风，雷蒙•阿隆从自身的理性、责任意识和坚守自由主义传统出发，对知识分子及其所信仰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愿景给予了基于实证主义的严谨而尖锐的详实批判。其中许多分析即便是对于今日中国依然有积极意义，并以此讨论出在公民社会理论下一种关于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可能假设。
关键词：雷蒙•阿隆 祛魅 实证主义 马克思主义 历史决定论 左翼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自由主义
参考文献及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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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曾实现的祛魅
1919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马克思•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认为经过数千年科学进步的历程，以理智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业已来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他把这一现象称作“为世界祛魅”。
尽管韦伯是从科学进步而不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世界已被祛魅的问题，他的关于祛魅社会的命运的论述似乎很快就可以被实。在韦伯做出演讲的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新划分的欧洲格局即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年少的雷蒙•阿隆也在优越的条件中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美国式生活方式对世界的影响变大，世俗化国家越来越多。而在东方世界中，也是在这一年，五四运动开始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激情式的号召激荡着人们的思想；第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刚刚起步，世界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举动……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理性化和理智化将成为世界的潮流，那些所谓的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即将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在个人私交中才会出现。然而，正如阿隆指出的那样，关于历史发展方向的预测几乎不可能做到，三十多年后，雷蒙•阿隆发现，在铁幕的两面，连本应成为社会中的少数人的知识分子群体，反而也在更加狂热地吸食“鸦片”。
1955年，此时的世界已全然不同，依然是大战结束，纳粹虽已不在，世界却笼罩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然成立，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全面展开，核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类头顶；凯恩斯主义正大方异彩，麦卡锡依然在美国国会肆无忌惮；1948年的布拉格政变、1949年中共政权的建立，刚刚落下帷幕的朝鲜战争和法越战争都使得世界上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并大有扩展之势。在法国内部，法国共产党取得了比在其他西欧国家更高的地位，而且拥有大量左翼知识分子和“同路人”的支持。从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传统面临着巨大挑战。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不同名号和内容出现，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历史的终结”的面目出现。而此时的雷蒙•阿隆也在经历了系统性的高等教育和大量的对社会的观察后成为了一名社会的冷静思考者，在他看来，这些断论和视这些断论为精神支柱的人们，都是在以一种宗教和教职人员的身份出现着，他质问着左翼特别是法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陷落毫无同情，却容忍以唯一正确的原则的名义所犯下的最残暴的罪行？”，这本尖锐的醒脑之作，便是他从历史的意义出发，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共产主义神话和知识分子祛魅之作。
二．为共产主义神话祛魅
翻开吕一民老师中译本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在原版本该有卷首语的地方只剩下一片空白，如下的话已然遁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卡尔•马克思”“对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宗教，人民会以最低的理智来看待这种宗教教义——西蒙娜•薇依”。以往，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本都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中苏等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删改整理之后。而我认为这种观点充其量只能取后半段：在社会主义国家所被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了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继承人的精心节选和修饰之后的。
雷蒙•阿隆以他理智思考下的谨慎黯淡干枯的笔触一层层地剥开着神话的原来面目。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在经历了数次不成功的工人运动后，突然在20世纪初期开始大放异彩，不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苏联取得了政权，在西方国家，各式各样的社会党人也不断涌现，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政治中一个重要派别和传统。在对左派所信仰的神话进行批判前，阿隆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著作是有着严谨研究的，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他将马克思列为西方社会学的几个创始人之一，并对其著作和思想，做出了从经济、哲学、社会上的解读。
马克思对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和利润递减理论，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和对抗性的解释的方式，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灭亡。然而阿隆通过论证指出，利润递减并不足以使资本主义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灭亡，而这种“终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幻觉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以他独特的哲学思想来进行社会和经济批判，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革命后的总体的人的相应理论，但是这些并不清晰的思想更多是一种哲学和道德上的批判而非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而马克思的社会学则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学，按照他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模糊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结论，并最终形成暴力性社会革命。这样的断论有太多的假设和愿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可以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过于自信，没有也认为不需要设计一套完善的法制体制，如今看来，这一点也几乎成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有其固有缺陷，“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这是他的幸运，也可以说是他的不幸。他没有回答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代他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是我们的回答，而不是他的回答”（《社会学主要思潮》P91）。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撷取了马克思的一些断论，发展出了具有一切官方理论所具有的简化和夸张特性的宣传理论，并将其精心包装成为一剂鸦片。他们一方面加强党的绝对权力和专政形式，进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一方面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将含有共产主义的美好终极前景的救世主和审判官式的一套正统理论配合强制力灌输给国民，并贩卖到国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分析和断论截取出来，他们得到了一种简单化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决定论。哈耶克所提醒的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对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在二战结束之后又有了新的意义。然而，这样似乎是机械决定论的复活的理论经不住严密逻辑的推敲，阿隆回顾了历史的发展，在历史整体进程和关键节点上的分析表明，历史是复杂的且充满着偶然性的，即使是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性人物，也只能是根据其在当时所获得的局部信息来做出相对性的决策。“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掌握它的终极意义。”线性的历史和社会并不具有说服力，从我较为熟悉的物理学中也有相关经验：无论是量子力学所确定的微观上的不确定性原理还是非线性科学发展以来对复杂系统的混沌现象的研究，也都表明了人类对未来预测范围和精度的有界性。面对过去，所谓历史命运只是我们的行动从未得到过的结晶，展望未来，历史命运从来不是固定的。阿隆的箴言在耳畔回响着：“对历史真正的认识会使我们实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知识分子的鸦片》p165）
三．为知识分子祛魅
在20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同时经历着冷战和海外殖民地运动两波打击（《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力量得到了加强，海外殖民地的独立浪潮又使得法国知识分子获得了在公共事务中表达意见的大量机会。此时离那一场左翼知识分子最后狂欢的“5月风暴”还有十多年时间，正是左翼知识分子们独占鳌头的一段时期。萨特与阿隆在40年代后期的最终决裂，使他们也几乎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左翼”与“右翼”的代表。但是，阿隆指出这两个词本身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巨大的意义。“左派”来自大革命时的反对派，其派别核心似乎在于其崇尚进步、尊重智力而反对右派的尊重传统、维护特权。一百多年之后，民主代议制、个人和思想的自由、社会平等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左”“右”的团体不断更迭变化，反观阿隆时代的左派，已是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团体代言词。于是，传统的划分左派和右派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简单化对立意识形态的行为。而所谓的左派则会在取得权力之后变得武断专横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若是他们要成为永远的左派，则必须依托于唤起不断的暴力革命；当然，就算是这样的革命发生，无产阶级也最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通常来说英式哲学以实在和经验为特征，而欧洲大陆则以存在和逻辑为主，在法国则同时混合着这两种情形，既有着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式这种从经验出发，开创了冷峻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着卢梭式的以追求美学态度来进行政治主张并由于成功表达了人类社会的终极诉求而大获成功。然而，阿隆尖锐地指出，将具体的在民族范围内的政治问题简化和扩大到整个人类思索的视野、通过将在美学和修辞中获得的思想转到社会和政治学领域，正是法国知识分子常用的一种让自己吸食精神鸦片的手段。这样的精神鸦片不但可以让知识分子自己感到目眩的快感，与群众的狂热结合在一起更是可以掀起民族的宗教式狂欢。萨特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领头羊，也表现出了诸多这样的特点：他总是谈论“自由”，但以此却走向了一种绝对的否定和反叛；他有着良好的文学能力，可以环绕着“公正”“幸福”做出大量的叙述却并不真正关心这些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他积极介入社会，想要发展一种行动哲学，却经常无视政治和历史的客观现实。
阿隆则给予了这些做法无情的批判。政治的操劳通常是琐碎而现实的，远远不及美学关怀那样容易成为永恒的话题。秉承阿隆的信念，我认为一旦知识分子要积极介入社会，必须要严格限制在实证主义框架下，先验式而缺乏证明的理论不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由于很多理论无法设计实验证实，实验中的干扰因素也过多，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较大，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定量客观任意次数可重复的要求的。但是，在公共政策中尽量引入更多的实验数据，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会科学的能力和限度，应当成为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对共产主义的宗教式神话的祛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完成，那么以实证主义为知识分子的祛魅，一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艰难任务。
四．穿越时空的目光
从雷蒙•阿隆与萨特生前身后冷热倒转的境遇来看，恰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理智的呼声最后总有人听到，但先要遭到无数次的拒绝”。80年代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逐渐消失，技术性知识分子取代领袖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已成为潮流。阿隆是一种最稀有的理想主义的重要代言人，一种追求“常识”的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左派。阿伦•布鲁姆在阿隆逝世后不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赞他“在长达50年，对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政治选择始终有正确的识见。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相信我们西方的政制，尽管还有各种缺陷，是人类社会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他是那类对民主制度不可或缺却又几乎难以在这种制度下立足的人；他明智而博学，同时又努力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
当人们重拾起阿隆的著作时，依然可以发现其中能够超脱那些短暂的政治论战和国际局势分析而沉淀下来的思辩。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对勒庞的《乌合之众》所做出对群体心理的群像式的扫描、批判和预言式的断论有着过分地称颂，然而，无论有多么挈合事实，出于粗浅经验总结的集合显然称不上是有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在今天回首过去，阿隆对欧洲和世界各国的道的大量实证研究和分析、对社会学思潮的梳理、对极权的警告等贡献在今天依然有着清晰的意义。
在此仅试举一例，关于美国、英国与法国社会形态的分析，阿隆认为相对于法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取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对法国的衰弱而担忧而采取的社会批判性态度，对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进行大量论战、但却对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贡献较少相比，在美国，充满着实用主义、乐观精神的社会和高效的行政机构和制度设计，较弱的意识形态纷争的以及对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冷落”堪称是“知识分子的地狱”。然而，尽管欧洲大陆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喜欢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但仔细看来，战后美国所采取的道路并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不坏的。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保证了基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政治的持续发展，而且由于在高校、行政机构、企业之间频繁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将理论成果较快应用于市场和公共政策之中。纵观世界政治态度潮流，从20世界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的转变几乎都从美国开始。关于这一现象，从托克维尔的对美国社会的考察中就早已有过系统描述，而从清教徒传统中衍生而来的大量社团使得他惊叹“美国人天生具有结社传统”，社会的弹性力量可以填补国家和市场不能完成的领域。而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和发展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雷蒙阿隆对于美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健全和法国的相对薄弱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藉此回顾中国在战后的发展道路和当下情形，若是作纵向比较，由于经济发展、科教水平提高、信息交流的便捷使得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有了相应的增长。但同时，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压制所产生的后遗症，宗教式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以实证主义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祛魅”依然重要。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特殊结构，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较大影响往往只是一部分的体制内学者，而一批体制外学者却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研究也缺乏合适的表达空间。而民众整体对于高度官僚化和精英化的统治体系的不认可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有和当时的法国有着一定类似的境况：博学多才、超越学科边界、面向民众大量发表批判性意见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最高的关注度和话语权，进行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知识分子却常常遭受冷遇，甚至于难以维持生计；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之间的更多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量论战引起的社会关注度远大于对制度设计和实施细节的讨论。
参考阿隆的批判和法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在讨论课上的多次讨论，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确实需要一定的“大知识分子”传播各种意识形态和普及科学意识，作为对长期封闭恶果的“补课”；但仅仅满足于纯粹的意识形态批判则反而容易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加重，照成社会的熵增，重新带来破坏性革命的阴影。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可能就是在书中对当时左翼的狂热有着大量的批判和哲学上的辩论，但是却没有提出太多的建设性意见。但从全书的基调来看，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怀疑论的态度，他所希望的是在提出建设性意见之前全面审慎地考虑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影响。这样的怀疑态度有别于激昂的崇拜或是全面的批判，而更接近于进行实证研究的专业知识分子。
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我觉得布迪厄所提倡那种立足于学术自主性，通过大量文化资本的获得，来向社会世界强加以批判性话语，试图打通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难处境，这在法国可能有效，但在目前的中国由于面临政治环境的较高压力，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引入并得到了本土化发展的公民社会理论则似乎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了一些新的启示。按照哈贝马斯提出的“三分法”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成为独立于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之外的独立力量，超越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抽象对立，关注那些不能被国家和市场吞没的领域。而根据泰勒的理论：“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P7)不难看出中国社会至少存在一定能力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倡的对抗性、革命性的模式，这一理论有更多韧性，以更多的合作性、参与性、建设性的思维取代对抗性、破坏性的方式。在参与公共事务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被认为是成本较低、社会风险较小具有较高可行性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而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可以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发挥其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专长，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合作，不仅可以获得较多的研究原材料，而且可将自身理论拥有实用化的机会，促进信息和人才的交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可以组成大量类似行业协会的专业知识分子组织（课本最后章节的案例），若是由于其高度专业化而能产生高度影响力，则其必然也能够对公共政策和民意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摘要：马克思•韦伯在20世纪初所认为的“祛魅”并没有实现过，在冷战激烈的20世纪5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在法国占据上风，雷蒙•阿隆从自身的理性、责任意识和坚守自由主义传统出发，对知识分子及其所信仰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愿景给予了基于实证主义的严谨而尖锐的详实批判。其中许多分析即便是对于今日中国依然有积极意义，并以此讨论出在公民社会理论下一种关于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可能假设。
关键词：雷蒙•阿隆 祛魅 实证主义 马克思主义 历史决定论 左翼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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