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之悲歌如何响起

再也没有大观念了，世界一加速旋转，它就被甩到了二次元空间里。一百年前某人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真的想去做点什么的，今天我说同一句话，表明我相信一种共同体取向的社会化生存，一个愿景。一百年前的列夫·托洛茨基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性应当可以变得更好：“人类将长得更健壮、更聪敏、更灵巧；他的体态将更匀称；他的动作将更富有节奏性；他的声音将更富有音乐性；生活方式将获得一种能动的戏剧性……”，托洛茨基真诚地相信它能变为现实，也必将变为现实。

一切取决于是否去做，以及怎么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是一个将大观念付诸大实践的行动，多伊彻的名著《先知三部曲》记述了共产主义怎样从一套无形的理论，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抗议运动，又在某些因缘际会之下，通过少数精英的操作、鼓动、指挥，发展为一个政权实俄国革命的一次次转折都无法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推翻克伦斯基是不流血的，但接下来，波兰入侵，白军动乱，贫困，饥荒，如此一个超级大国，前景全系于几个人。

多伊彻知道这些，所以，他赋予托洛茨基以他所能赋予的最大同情。多伊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写俄国革命领导人的传记，自然会与对立阵营的作者不同。他尝试理解托洛茨基，不断称许他超强的学习能力，宽广的兴趣范围，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即流亡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还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托氏的口才和煽动力于布尔什维克是无价之宝，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苏联红军，而1905年和1917年两场革命就将会是天方夜谭。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的是，托洛茨基虽然善于组织，却并未轻易地成为一个“被组织”的人，他不像前两者那样，很自然地融入了以本党利益为中心的轨道。在观念开始被立场所取代时，他不那么坚决，而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在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两边犹豫过。多伊彻写到了1924—1925年间，苏联文艺战线反托洛茨基主义一事，起因就是托氏发表的《文学与革命》，在这份文献中，托洛茨基本着一个涉猎广博的文人的秉性，企图给文学保留一点“个人主义”，不让它被革命的强制所挟制：

“艺术必须用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党能领导工人阶级，但不能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某些领域，党可以实行直接的绝对的领导。在另一些领域，党只能监督与合作。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协作。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帮助确立方向。艺术不是党可以任意指挥的领域。”

看上去多么熟悉。那些曾在高压之下小心翼翼地为思想自由说话的人，后来都遭到这样那样的厄运，后来气候反转，资料开禁，人们注意到这些“先知”，费尽心思找来他们当初说过的话，才发现原来都是些ABC。在一个时代无足可观的常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环境里就必须赌上名誉和性命去讲。一句常见的婉辞是：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光有理论素养和口才也不够。《先知三部曲》悲哀地告诉我们，如苏联这般将“大观念”付诸实施，其铤而走险的本质与巴黎公社其实不相上下。大局已经够背运了，内战打个没完，军队人民都疲于奔命；在布尔什维克这边，党员的文化水平低，政治训练严重不足，无法形成一套制度产生的土壤，不出一个强人，似乎也没有出路。

1924年列宁逝世，新的继任者呼之欲出：一个精通权变、善于屈伸，即便无法说服人心，至少也能慑服人心的人。托洛茨基与这些素质都格格不入。他曾与列宁决裂，后来通过自己的表现重获信任，但是，喜欢定出是非、为人冷淡的他终究学不来列宁的驭人之术。更致命的是，早年被他轻慢过的同志斯大林恰恰是他最不擅长的权术领域的高手，斯大林比列宁心肠更硬，城府更深。但是党内的人们宁信斯大林，也不信不会做人的托洛茨基。到1926年，托洛茨基还是抱着改良人性的书生理想不放，想以“不断革命论”来遏制布尔什维克党滑向深渊的进程，然而群众已经疲惫、幻灭，“更愿响应安慰的学说”，“他们欺骗自己，相信斯大林会给他们提供一条更安全、更容易和
没有痛苦的道路。”

先知的悲歌奏起，托洛茨基终于屈服，而且，是以阿瑟·库斯勒在《正
午的黑暗》中描写的那种自噬的方式屈服：自缚两手于阵前请降，还自慰地说，这是“以大局而重”，是为了党的团结。《正午》中的鲁巴萧夫下狱，承认自己犯了并没有犯的罪过，托洛茨基的情况稍好，没有被逼死，喂给自己的迷魂汤很快就得了解药：时间。1929年，他重获自由，决心另起炉灶，游走列国，遂行自己的理想。

只可惜，他的追随者太少了，就连自己的孩子都被斯大林赶尽杀绝，“第四国际”之梦迅速破灭。马克思主义者多伊彻为之扼腕叹息。要知道，晚至托洛茨基在苏共失势时，西方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还视其为巨人。曾经你是我的天与地，而今四面八方取代你。人生走到这里，托洛茨基其实已进入死缓期，悲风四起，雪花完全掩埋了来路，孤寂的先知进入人生最后的挣扎。他的余威仍在，在魏玛德国的活动，竟令希特勒一

听到他的名字就要惊叫；然后，托洛茨基自己的人生到底也结束于一声惊叫，那幅著名的遗容照里，他脑门上的绷带就仿佛先知升天时的圣环。托洛茨基与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思想颇有渊源，日后斯大林迫害托氏，粗暴地指控他同罗莎一样，都是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卢森堡死于1919年，她在狱中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会被官僚主义和党争所腐蚀，不过同时，她也奋笔写下了这样的赞词：“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策略是次要的，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行动的力量、对这种社会主义权力的欲望。在这些地方，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是第一个，他们走在了前面，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依然是迄今为止唯

一可以像胡顿一样喊出‘我挑战过了！’的人。”这真的是一份真诚而浪漫的祝福，只是，被点名的两个人都未必有心情接受了。[云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