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翁同龢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龢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法的按钮时,翁同龢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龢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龢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龢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龢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龢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龢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龢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龢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龢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龢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龢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13日,皇帝命于6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14日中午,翁同龢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15日是翁同龢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龢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龢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李鸿章来看望翁同龢,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午后,皇帝起驾回宫,翁同龢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皇帝注意到了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回顾无言”,翁“亦黯然如梦”,他与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翁同龢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朝野也为之震动。通常认为,翁同龢的被逐,是后党破坏变法的一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颁布的上谕。也有人发现,变法在翁同龢被逐后,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故推测是皇帝为了变法而被迫与太后达成的一笔交易。大家都以为,光绪在刚刚宣布了“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变法后来的失败悲剧。
几年前,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龢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谕旨都是军机处“票拟”,而太后的意见,则用“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孔祥吉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光绪亲政期间有任何一条笔谕旨,是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宗的。而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上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9月4日对违抗谕旨,阻挠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革职惩处,对敢于上书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谕;9月6日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之谕。这些亲笔谕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这样,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反的结论: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厌倦了,觉得他碍事了,不需要了。1898年春秋之际,北京政坛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翁同龢与他那有二十三年师生之谊的皇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光绪在变法伊始,非要用如此决然的手法和严峻的语气,将他开缺呢?起码可以用些“年老致仕”的和缓措辞吧。翁同龢被别人认定为帝党的头号人物,皇帝是否认这个账?天性懦弱而又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有时做事也很刚愎,他与谁共谋了此事?慈禧太后事先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吗?有人猜测,是翁同龢对于变法的态度出现退缩动摇,明哲保身,致使皇帝对他产生不满;有人怀疑是新党内部的倾轧;也有人认为,甲午之后,李鸿章淮系败落,翁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成为京中最有实权的大老,翁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不仅使得高层人物对他不悦,连皇帝也难以忍受。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只讲人物的政治倾向,而从不论及人物的性格,所以翁性格上的缺点一直没有被史家重视。金梁《四朝佚闻》谈到翁同龢时曾说:
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于礼(世铎)庆(奕)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这些方面的人际关系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可惜我们对此知道得实在太少,自然难以确切地说出翁同龢被黜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政治残酷,官场无情,天威难测,任何人都能成为牺牲品。翁同龢服官一生,教育过两个皇帝,到了六十八岁,依然在劫难逃,这可能真是天数。呜呼哀哉,尚飨!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龢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龢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龢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龢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龢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龢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龢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龢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龢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龢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龢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龢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龢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13日,皇帝命于6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14日中午,翁同龢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15日是翁同龢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龢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龢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16日早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李鸿章来看望翁同龢,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午后,皇帝起驾回宫,翁同龢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皇帝注意到了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回顾无言”,翁“亦黯然如梦”,他与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翁同龢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朝野也为之震动。通常认为,翁同龢的被逐,是后党破坏变法的一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颁布的上谕。也有人发现,变法在翁同龢被逐后,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故推测是皇帝为了变法而被迫与太后达成的一笔交易。大家都以为,光绪在刚刚宣布了“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变法后来的失败悲剧。
几年前,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龢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谕旨都是军机处“票拟”,而太后的意见,则用“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孔祥吉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光绪亲政期间有任何一条笔谕旨,是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宗的。而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上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9月4日对违抗谕旨,阻挠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革职惩处,对敢于上书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谕;9月6日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之谕。这些亲笔谕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这样,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反的结论: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厌倦了,觉得他碍事了,不需要了。1898年春秋之际,北京政坛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翁同龢与他那有二十三年师生之谊的皇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光绪在变法伊始,非要用如此决然的手法和严峻的语气,将他开缺呢?起码可以用些“年老致仕”的和缓措辞吧。翁同龢被别人认定为帝党的头号人物,皇帝是否认这个账?天性懦弱而又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有时做事也很刚愎,他与谁共谋了此事?慈禧太后事先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吗?有人猜测,是翁同龢对于变法的态度出现退缩动摇,明哲保身,致使皇帝对他产生不满;有人怀疑是新党内部的倾轧;也有人认为,甲午之后,李鸿章淮系败落,翁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成为京中最有实权的大老,翁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不仅使得高层人物对他不悦,连皇帝也难以忍受。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只讲人物的政治倾向,而从不论及人物的性格,所以翁性格上的缺点一直没有被史家重视。金梁《四朝佚闻》谈到翁同龢时曾说:
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于礼(世铎)庆(奕)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这些方面的人际关系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可惜我们对此知道得实在太少,自然难以确切地说出翁同龢被黜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政治残酷,官场无情,天威难测,任何人都能成为牺牲品。翁同龢服官一生,教育过两个皇帝,到了六十八岁,依然在劫难逃,这可能真是天数。呜呼哀哉,尚飨!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