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布考斯基的有限认识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对布考斯基的有限认识
可能正如伊沙所宣称的那样，他是国内第一个译介布考斯基的人。但我个人并不喜欢伊沙的译作，诸如他的译稿习惯使用发音朗朗的汉语以及大量成语，这在我看来，是有违布考斯基旨趣的。布考斯基应该是这么一种作家：他瞧不上文人和文化情趣，瞧不上铿锵有力的遣词造句，他什么都瞧不上，仅致力于使用他客观、及物甚至有点粗暴的方式鄙夷一切平庸。
这一印象源自黄复雄所译诗集《醉弹琴，如击鼓，直到手指流血》（坏蛋出版计划，2011）和马里万所译小说《样样干》（联邦走马，2012）。这是两本“独立出版”的图书。至于台湾的译本，虽然在小范围内亦有传阅，但可能囿于台湾出版商更倾向于布考斯基的色情因素，无论从译稿文字上，还是图书制作上看，对布考斯基的“文学待遇”是极其吝啬的。还有一点，我们确实无法接受港台腔，这可能是偏见，但也没办法。此外，就我所知，翻译过布考斯基的还有竖、徐淳刚和马一木，他们的译作散见于网络，不时被喜爱布考斯基的读者看到，仅此而已。
由上可知，这些年来，布考斯基虽然渐渐在国内“火”了起来，但仍然是在“地下”和“小众”范围内被人们传阅、喜爱和谈论。这既是“国情”使然，我想也和布考斯基的品质有关。布考斯基在当下中国是不可能洛阳纸贵的，除非他被描述成LV那样的品牌，被书商炒作成阅读时尚。不过，即便是后者，可能性也不大。卡佛就是个例子。事实就是这样，虽然卡佛在最近几年成了中国的“著名作家”，以至于他的“底层”和“小人物”等标签在中国颇具政治合法性或道义感，但卡佛的俭省可满足不了文艺小清新日益膨胀的世俗欲望，妆点书架的装修功用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
布考斯基是我读过最决绝的作家。他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趣味的深恶痛绝并非他是“美帝”的内奸，而只是他生活在美国而已。他如果和鲁迅一起生活在五四时期的北京，他可能不仅反帝反封建，也恶心那些在大街上叫嚣的青年。而且他不会像鲁迅那样理智并善意地劝告青年们回去，而是远离现场，到八大胡同什么的场所喝两杯，沉溺于他的个人欲望和糟糕情绪之中。
我觉得布考斯基的态度基于深入骨髓的绝望，这种绝望既包括个体生命置身集体中的无力，也包括终极层面上人和宇宙的关系。人是不能改变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人只能改变自己的决定——继续干还是辞职？喝完了去哪儿？是否控制自己要不要跟那个大块头干一架？（参见布考斯基小说及其履历）。比之加缪的绝望，布考斯基可不愿意做西绪佛斯。那个不断推动巨石上山顶的形象不仅无法感动布考斯基，只能让他发笑。在布考斯基的体系中，英雄也是他所讨厌的“普通人”，因为英雄仍然是世俗生活价值体系中的一员。换用中国的说辞，布考斯基可不是什么“高人”，你比芸芸众生在某些方面高一点，有什么值得狂的！
作为与生俱来的反对者，布考斯基当然也不会给你描绘蓝图，催人奋进。他甚至不给粉丝提供有效的生活和文学方式，也就是说，布考斯基没有任何“普适意义”。难不成你也要成为他那样的“烂人”？你既然成不了他那样的“烂人”，又怎能写出那样的小说？他可是只记录自己生活的作家，百分之二百的“私写作”。他主动堵死了你和他的交往或学习通道，你对他的热爱不仅无法换取垂怜，可能遭致U2乐队主唱Bono相同的命运——因表达对布考斯基的热爱反遭一顿嘲讽。如果一定要比，我倾向于将布考斯基和中国的道家联系在一起，活着，尽自己所能的和活着所需要的物质（包括人）进行交流，尊重这些物质，不伤害他人，然后死掉，维持世界之前即有的圆满或亏缺。
在写作上，布考斯基有无“师承”我不知道，但较之于作家中的“学习型人才”，布考斯基身后并无一个或一群大师先贤的影子。他有如孤立荒原上的顽石，空荡突兀，生来如此。无论汉译还是原文（据译者们说）他的语言方式和他整个人的品质浑然一体，质朴而尖利。好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会让你在阅读中发现写作没有任何门槛，但当你亲自动手写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是在大便。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相似，毫无幽默感可言。只是赫尔佐格是因为虔诚，而布考斯基则完全不屑。但他们的作品又是那么的幽默，这种幽默是上帝从男人身上抽出肋骨或女娲坐在烂泥塘边造人时即有的东西。这或许可谓之“原趣”。因此，从阅读感受上来看，布考斯基的“好读”程度也是惊人的，他的书是不可能搁夜的。然后，你将不会忘掉，因为这是一番残酷的阅读体验，它会让你内心遭受鞭笞，留下一道道经久不愈、永远崭新的血痕。
2013/3/25
（应邀给广西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布考斯基小说而写。放这里也合适。）
可能正如伊沙所宣称的那样，他是国内第一个译介布考斯基的人。但我个人并不喜欢伊沙的译作，诸如他的译稿习惯使用发音朗朗的汉语以及大量成语，这在我看来，是有违布考斯基旨趣的。布考斯基应该是这么一种作家：他瞧不上文人和文化情趣，瞧不上铿锵有力的遣词造句，他什么都瞧不上，仅致力于使用他客观、及物甚至有点粗暴的方式鄙夷一切平庸。
这一印象源自黄复雄所译诗集《醉弹琴，如击鼓，直到手指流血》（坏蛋出版计划，2011）和马里万所译小说《样样干》（联邦走马，2012）。这是两本“独立出版”的图书。至于台湾的译本，虽然在小范围内亦有传阅，但可能囿于台湾出版商更倾向于布考斯基的色情因素，无论从译稿文字上，还是图书制作上看，对布考斯基的“文学待遇”是极其吝啬的。还有一点，我们确实无法接受港台腔，这可能是偏见，但也没办法。此外，就我所知，翻译过布考斯基的还有竖、徐淳刚和马一木，他们的译作散见于网络，不时被喜爱布考斯基的读者看到，仅此而已。
由上可知，这些年来，布考斯基虽然渐渐在国内“火”了起来，但仍然是在“地下”和“小众”范围内被人们传阅、喜爱和谈论。这既是“国情”使然，我想也和布考斯基的品质有关。布考斯基在当下中国是不可能洛阳纸贵的，除非他被描述成LV那样的品牌，被书商炒作成阅读时尚。不过，即便是后者，可能性也不大。卡佛就是个例子。事实就是这样，虽然卡佛在最近几年成了中国的“著名作家”，以至于他的“底层”和“小人物”等标签在中国颇具政治合法性或道义感，但卡佛的俭省可满足不了文艺小清新日益膨胀的世俗欲望，妆点书架的装修功用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
布考斯基是我读过最决绝的作家。他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趣味的深恶痛绝并非他是“美帝”的内奸，而只是他生活在美国而已。他如果和鲁迅一起生活在五四时期的北京，他可能不仅反帝反封建，也恶心那些在大街上叫嚣的青年。而且他不会像鲁迅那样理智并善意地劝告青年们回去，而是远离现场，到八大胡同什么的场所喝两杯，沉溺于他的个人欲望和糟糕情绪之中。
我觉得布考斯基的态度基于深入骨髓的绝望，这种绝望既包括个体生命置身集体中的无力，也包括终极层面上人和宇宙的关系。人是不能改变什么的，或者说，一个人只能改变自己的决定——继续干还是辞职？喝完了去哪儿？是否控制自己要不要跟那个大块头干一架？（参见布考斯基小说及其履历）。比之加缪的绝望，布考斯基可不愿意做西绪佛斯。那个不断推动巨石上山顶的形象不仅无法感动布考斯基，只能让他发笑。在布考斯基的体系中，英雄也是他所讨厌的“普通人”，因为英雄仍然是世俗生活价值体系中的一员。换用中国的说辞，布考斯基可不是什么“高人”，你比芸芸众生在某些方面高一点，有什么值得狂的！
作为与生俱来的反对者，布考斯基当然也不会给你描绘蓝图，催人奋进。他甚至不给粉丝提供有效的生活和文学方式，也就是说，布考斯基没有任何“普适意义”。难不成你也要成为他那样的“烂人”？你既然成不了他那样的“烂人”，又怎能写出那样的小说？他可是只记录自己生活的作家，百分之二百的“私写作”。他主动堵死了你和他的交往或学习通道，你对他的热爱不仅无法换取垂怜，可能遭致U2乐队主唱Bono相同的命运——因表达对布考斯基的热爱反遭一顿嘲讽。如果一定要比，我倾向于将布考斯基和中国的道家联系在一起，活着，尽自己所能的和活着所需要的物质（包括人）进行交流，尊重这些物质，不伤害他人，然后死掉，维持世界之前即有的圆满或亏缺。
在写作上，布考斯基有无“师承”我不知道，但较之于作家中的“学习型人才”，布考斯基身后并无一个或一群大师先贤的影子。他有如孤立荒原上的顽石，空荡突兀，生来如此。无论汉译还是原文（据译者们说）他的语言方式和他整个人的品质浑然一体，质朴而尖利。好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会让你在阅读中发现写作没有任何门槛，但当你亲自动手写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是在大便。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相似，毫无幽默感可言。只是赫尔佐格是因为虔诚，而布考斯基则完全不屑。但他们的作品又是那么的幽默，这种幽默是上帝从男人身上抽出肋骨或女娲坐在烂泥塘边造人时即有的东西。这或许可谓之“原趣”。因此，从阅读感受上来看，布考斯基的“好读”程度也是惊人的，他的书是不可能搁夜的。然后，你将不会忘掉，因为这是一番残酷的阅读体验，它会让你内心遭受鞭笞，留下一道道经久不愈、永远崭新的血痕。
2013/3/25
（应邀给广西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布考斯基小说而写。放这里也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