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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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1997~1998年被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著作有：《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精英的真实与信仰》（1968），《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统治和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0），《国家的视角》（1998），《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之一种》（2009）等等。
本书概要：
【核心观点】
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而归结其原因，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
尽管作者下面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及其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巨大并且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作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是一个全人类面对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的结局）
【第一部分：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
国家总是试图清晰化、简单化和标准化地方的多样性。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说明地方知识和实践作为一方，国家管理制度作为另外一方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自始至终贯穿本书。从国家的视角看，在每一个事件中，在原来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它们显示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纯粹的地方利益。
铸造清晰性的工具：流行的度量，国家的度量
原因：
其一是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各自的度量习惯，例如，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如果问到“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又例如，在19世纪法国，一块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诺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数）以及需要哪些类型的工作。爱尔兰的小农场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
这些各式各样的习惯“地图”不一定按照表面积，而是按照工作和产出的单位、土壤类型、可接近性以及满足生存的能力等建立景观。丈量单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的。国家担心的正是这种混乱不堪，使得其对地方的认知和管理极为困难。
其二，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统一地方的度量单位与是否能顺利并更好地收取赋税有关。这就关系到了度量的政治学。贵族和教士发现，直接增加封建赋税是很困难的；不同的缴纳标准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哪怕是在习惯基础上很小的增加也被看做是对传统的严重危害。例如，在早期欧洲，谷物是如何被倒进筐内（从肩的高度还是从腰部的高度倒下？前者更加紧密一些。）是否潮湿，容器是不是要晃动使谷物更紧密，最后，筐上面是否要刮平或者保留高出的部分也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争论。
不统一度量单位遇到的挑战：
简单地将地方实践编纂起来，制定出一些换算表的努力很快被基层的迅速变化所超越并失效。国家或者要冒险将地方情况严重估算错误的风险，或者要严重依赖地方追踪者的建议，也就是依赖国王议会中的那些贵族和教士，而他们立即就会抓住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
不统一度量单位的后果：
由于国家只能在各种简单的信息、流言和反映自己利益的地方报告中摸索，因此它的反应往往是滞后和不恰当的。
如果国家只有不精确的情报，那么国家积极努力地征税、征用军队、缓解城市短缺，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都会导致政治危机。
效率的极大降低，达不成财政目标。
来自国家有效的监督和可控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
统一的阻碍：
1、地方权力集团的反抗。制定和颁布地方度量标准的特权能为贵族和教士带来物质利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2、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推行统一的标准的过程中，在官方系统之外，公制单位推行很慢。尽管颁布了法令禁止在商店中使用突阿斯尺，要用公制米尺代替它们，但是公众仍然使用旧的系统，经常在公制米尺上刻上旧的单位。甚至到了1828年，新的度量单位还主要是在法律领域，而不是实际生活领域。
促成统一的因素：
市场交换的扩大。官员和重农主义者都相信统一的度量是创建民族市场和推动理性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
世俗观点和启蒙哲学都希望在整个法国实现单一的标准。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王朝的建立促进了法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度量系统建立。
统一后的意义：
从一个由一群不可比较，只有当地居民才熟悉而对外来者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小社区所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一个清晰的单一民族社会，这种观点的在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问题不仅是管理的方便，还有来自其人民的转变。“风俗、观点以及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引导出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取向的大社区的产生。”抽象的平等公民概念将创造出新的现实：法国的公民。度量制度的统一制式更大简化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保障所有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们不再仅仅是领主和君主的臣民，他们都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
土地制度：地方实践与财政简况
国家在简化土地制度上的努力和在统一度量单位上的努力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财政和管理目标。
将各种不同的习惯土地制度归纳统一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上，至少在自由主义国家，解决的办法往往是简单地将土地的所有权赋予个人。习惯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土地制度也被简化为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和可转让的契约制。
在农业中，处于管理者视野中的是高度一致的地块，每一个地块都有一个合法的拥有者，也就是纳税人。这种简单化的最高成就是土地清册。
前现代和早期现代国家在征税的时候主要是与社区，而不是与个人打交道。定期到每家每户和其耕地层面进行征税的人员只是负责征收封建赋税和宗教什一税的当地贵族和教士。在这方面国家既缺少管理工具，也没有足够信息进入这个层次。
国家缺少地方信息的原因：
首先是地方生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次，尽可能地少缴税和少征兵的作假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
应对手段：
土地图册和土地登记的目的都是为了消除财政上的封建主义。
土地图册的弊端：
土地图册对于国家的价值在于其抽象和普遍性。当然关于一块土地有许多比其表面积和边界位置更重要的内容。如土壤的类型、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耕种是否困难，以及距离市场的远近。
它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土地图册就像是一幅河流静止的照片，它所反映的是在调查那一刻土地制度的安排和所有权，但是河水在不断流动。因此。规定在土地地图和土地登记上要记录这些变化。当脚注和附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地图就变得不清晰了，于是我们就要再画一张更新（虽然仍是静止的）的地图，也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
也正是这种滞后性，使得各地农村的抗税活动长期不断。
核心问题就在于管理上可行的程序往往要牺牲其精确和公平。
同时，最严重被忽略的还有土地所具有的任何生存或生态的价值都被认为是美学的、仪式的和情感的价值而被排除在外。
变革和抗拒：
新的土地制度是被植入的，而那些率先了解新土地管理制度的人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就如在殖民地中，那些中间人就能获得可观的利益。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国家通过简单化转变现实世界的能力，还要看到社会在修改、扰乱、阻碍，甚至颠覆外界强加的各种条款方面的能力。如果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加诸于相对较弱的市民社会，那么地籍图就可以完成得比较早且比较全面。所以拿破仑法典就比英格兰的地籍图完成得早。同样的逻辑，在外来法令统治下的殖民地，完成地籍图比较早；而在城市国家则完成较晚。在定居人口比较稀少的殖民地，比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制作全面而统一的地籍图的障碍就很小。
土地登记的弊端：
很多早期的土地登记倾向于几何学的网格状的土地规划，这种规划整齐划一，但是同时也就越容易与不整齐的、自然的土地景观相冲突，使得在现实中出现很多令人吃惊的荒唐的事。
城市
地方知识在空间上的作用就像那些难懂的方言在语言学上的作用一样。从历史上看，对相邻城市的外来者，保持相对模糊性可以提供政治安全的边界，从而不被外来精英控制。
但是，国家和城市的规划者努力克服城市空间的混乱，使之具有从外面看来的清晰透明。
而且，强大的国家与统一设计的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例如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空阔清晰的巴洛克风格就是将城市空间简化为标准和秩序，这也反映了君主伟大而令人敬畏的权力。
这对于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也都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主要的笔直的大道作为军事道路，能最大程度方便军队的行进。例如拿破仑和豪斯曼的计划的核心是国家的军事安全，重新设计城市首先是为了方便镇压平民起义。在巴黎有一些“革命之炉”，这些地方有任意的建筑，被不可救药的狭窄和转弯抹角的公共道路、小巷、死路网络所覆盖，这里居住着一些与土地（财产）没有联系的游民，缺少有效的监督，他们人口高度地增长。
笔直的街道有助于动员军队镇压起义，但两边应是优雅的房屋门面，尽头则应是给游客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宏伟建筑。但在临街一面的背后，建筑者则仍可以建造拥挤的、缺少空气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
芝加哥的基础规划就基本上接近一个乌托邦。甚至河流都难以打破这种城市冷酷的对称。
这种人类定居的几何规律有三个特征：
不是在街道层面上，而是对于上级和外来者，它是最清楚的。也就是说从上帝的眼睛或者绝对统治者的角度来看。
对外来人来说城市规划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这些宏伟计划与当地居民生活经验规则没有任何关系。
同质的、几何的和统一的地产为其成为市场的标准商品提供了便利。正由于它们是一个个抽象单元，脱离了生态和地形地的实际，所以像货币一样，可以做无限的组合和分割。
产生的问题：
在豪斯曼宏大的新首都中也同样包括了孪生的魔鬼。在创建城市的等级结构时，他们曾预想要在高贵的地方建立市中心，而将城市贫民迁移到边缘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叫贝尔维尔的工人区，被称之为流浪汉社区，骚乱之炉，在那里，警察不敢进入，政府难以规划，一般民众阶级带着他们的狂热和政治不满。如果说人们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豪斯曼赶到边缘的人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尝试，那么贝尔维尔就是这种愤怒的地理集中地。
姓的创造
作为现代国家机器运转前提的最后一步是发明永久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这最初是为了使官员能够明确地区别其大多数国民而设计的。在项目完成以后，也就进一步创造出了清晰的人民。
可以想象，建立固定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运动是在国家努力为其财政制度建立更强大和有利基础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地官员和人民往往对这个运动进行抵制，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对当地人口的登记和统计可能增加新的税收和征兵负担。
但姓氏是创造出正式清晰地个体公民关键的第一步。
标准的正式语言的指令
在国家所有的简单化项目中，最强有力的可能就是建立单一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其他许多简单化项目的前提。
掌握拉丁文曾一度为少数精英确定了其对更广阔文化的参与地位，而掌握标准的法文则允许对法国文化的深入参与。这一步骤的潜在逻辑制造了文化的登记结构，地方语言和区域文化被降格，最多也只被归为奇特的地方风尚。
交通模式的集权化
在法国的例子中，道路网络长期以来也反映了地方领主和国家君主的集权野心。
法国国家建设的现代化主义者就致力于将仔细计划的集权化行政网络模式叠加在当地现存的交通网络上。他们的计划就是将公路、运河，最终还有铁路排列成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巴黎呈放射状发出。这些发明都是为了扩大和促进中央控制。一个研究道路中心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行政道路，目的只是为了军队行军和税收到达国库。所有的人、货、信息都要从首都或者经过首都才能到达目的地。
由此将法国各省和各省的人口与巴黎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从首都迅速派出军队镇压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反抗。
它以牺牲外省外代价提高巴黎和国家的地位，这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经济，它将外省边缘化了。
七、小结论
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图册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术。发明、完善和部署这些抽象活动表明了国家能力的巨大提升——从纳贡和间接统治转变为税收和直接统治，使国家官员直接了解和进入到以前不透明的社会。
积极意义在于先进的直接统治技术是强有力的，不仅能够概括已知的事实，而且能够发现新的社会事实。
这些简单化行为的国家动机很简单，也基本相同：征收赋税、控制和操纵。
而这些干预的形式往往是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但同时也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行为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消极影响在于清晰性在扩大了国家区别干预的能力——既可以是养活犹太人，也可以是驱逐他们；这些概括的事实是被国家官员所理解和影响的事实，偏离了真正的现实。
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要在中央，并且他的视野是概括的，这个视角一般是不会给百姓的。
国家简单化的五个重要特征：第一，它们只是国家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第二，它们都是成文的文件事实，第三，它们是静态的事实。第四，许多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都是集合的事实，第五，出于许多目的的考虑，官员需要将国民组成不同类别，从而可以对之进行集体的评估。
将那些便于集合的标准化事实进行加工的过程看起来至少有三个步骤：首先，不可或缺的步骤是建立通用的度量或编码单位。下一步，对属同一类的各项进行计算和分等。之后每一个事实被加以“复原”，被创造成了新的“事实”，并最终达到了官员所需要的概括事实。
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
【第二部分：转变中的视野】
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
国家简单化的项目都带有地图的特点，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制作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
地图在概括它所反映事实的同时，明显可以改变事实。当然这种改变的权力是在那些左右特定地图观察视角的力量中，所以从17世纪至今，具有改变现实力量的地图都是由国家—这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来发明和实施的。
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因素是建立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极端现代主义”，各种全面理性的社会工程就是这个思想下的产物。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
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因此，它是一个关于将科学技术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
特点：
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的真正决裂。认为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科学设计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计划比承袭的传统更先进。
极端现代主义设想的是重塑社会习惯和人类本性自身。按照人类的目的和需求改造自然是他们信念的核心。
这一预想的独裁和中央集权含义是很清楚的。
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过去是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现在则是开创更好未来的计划平台。
它是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和工程师的典型意识形态。他们的位置不仅仅意味着统治和特权，同时还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所承担的责任，他们自我认定的人民教育角色往往会剧烈膨胀。
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发育土壤：
国家权力危机，如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国家不受阻碍的计划能力极大扩张的环境，如革命的权力交替和殖民统治。
遭遇的抵制：
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这是国家及其机构无权干涉的。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
最重要的抵制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议机构的存在。通过它们，社会的反抗能够表现出其影响。
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试验与批判
总体的城市计划：勒库布西耶的《光辉的城市》
书中主要讲述了他的三个设计：第一个是巴黎中心邻里计划的核心理念，第二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城”，最后一个是里约热内卢容纳九万人的巨大住房计划。
这些计划的规模是巨大的，是自我中心的，与原有的城市没有任何协调，新都市景观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城市。
几何学和标准化：
他个人信奉简约的线条，并将这种信奉表现为人类基本的特性。直线、直角和国际建筑标准的施行都是走向简单画的关键步骤。而最关键的步骤可能是勒库布西耶在其一生中一直坚持的严格的功能分割。
当然，在实践层次上，直线往往非常昂贵，不切实际。但是他的几何学很少考虑节约成本。
功能的分割可以使规划者清楚地考虑效率的问题。人们可以比较两条道路的效率，但是狭隘的效率指标忽略了许多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目的。
勒库布西耶的学说的逻辑就是详细地描述城市空间的用途和功能，从而使单一目标的计划和标准化成为可能。
由规划、规划者和国家进行统治：
他设计的城市是要求集权制的，在其核心地区是“高级”功能区，从中心往外，等级逐渐下降。影响和命令完全是从中央发到边陲。
他认为我们处在规划者专制统治的时代。他自认为是技术天才，而且以真理的名义索要权力。在这里，技术权威论就是坚信城市设计中的人类问题一定有解决办法，专家可以发现并实施这种办法。如果用政治或讨价还价来决定这些技术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办法。（谁掌握了规划权，谁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拥有了绝对的“合法性”。）
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树状城市规划需要独裁手段推行。所以苏联吸引他的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对空想的规划者可能会有的欢迎。
作为乌托邦项目的城市：
他的城市是机械时代意识的理性表达，现代人必然会全身心地接受它。在他的城市里居民所享受的满足不是自由和自主的愉快，而是在逻辑上契合理性计划的愉快，带着骄傲接受他们在一个高贵、科学规划的城市机器中的恰当角色。
任何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从他距离中心的远近上表现出来。
他根据自己的认识为其他人设计了基本需求。这些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物质和生理需求的抽象简化的人类概念来制定出来的，比如这些被规划的对象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多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人完全被异化为工具、激进理性、独裁的牺牲品。）
他对效率的关注使他认为购物和准备饮食都是时的麻烦事，应该像运行良好的饭店一样，由统一的服务供应。（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思维，试图以有限的理性来规划、控制无限变化的社会。）
巴西利亚：建成的最接近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师：卡斯塔）
巴西利亚的建立代表的是一个反对旧巴西的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
城市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包括体育场、剧院、音乐厅、餐馆等。比较小的、没有组织、非正规的公共空间，如人行道旁的咖啡店、街角、小公园、邻里广场等都根本不存在了，而这些公共空间，也正是发展公共意见和“小区民族主义”的重要地方。
每一个单位住宅的正面都呈严格的几何形和完全相同。这种正规统一的设计所造成的感觉贫乏和单调的环境，难免反过来还会损害居民的精神。
反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一个例子：简.雅各布
简.雅各布：《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视觉秩序和经验秩序：
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也就是纯粹的视觉秩序即意味着功能秩序，实际上却往往没这么简单，它们的秩序要从深层去探讨。
（例子：阅兵场上行进的仪仗队和真正要去打仗的部队。）
交叉使用和复杂性的功能优势：
城市中的公共平安——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安全——是由存在于人们自身的各种自愿的控制和标准所构成的复杂和无意识网络所保持的，并且也是由人们自身加以强化的，因为许多人会不时观察街道以及频繁和持续地使用。（小孩在街上被哄骗的例子）
在小的农村地区保持社会秩序依靠的是个人声誉的面对面的政治生活，城市中则要依靠众多人的街头协议来保持微观的政治秩序。（食品店老板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是放朋友们的钥匙的。）
非正式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真正的秩序是体现在日常实践的逻辑中，维持秩序的正式公共制度只有在这种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发挥功能。
雅各布的口号是多样化、交叉用途和复杂性（社会的和建筑的）。居住地、商业区和工作区的相互混合使邻里更有趣、更方便，也更惬意——吸引了步行者，反过来也使街道比较安全。同时，这对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多样性的条件最关键的是混合用途。“不同用途错综地交结在一起并不是混乱。相反它们代表了秩序的复杂和高级发展的形式。”
“妇女的眼光”。1、她的注意力主要锁定在围绕工作或在工作之外出现在街头的日常生活。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使她将家庭和办公室内部，以及工厂都留在视野之外。她所观察的活动，多数都不是仅有单一目标或者狭义意义上的明确目标。2、人类的很多活动是为了追求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城市的目的应该是适应和支持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妨碍它。
作为城市标本制作术的独裁主义城市规划：
城市不能是一书的作品……生活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而艺术是任意的、象征和抽象的。
现代城市设计的最大问题是把一个静止的格局置于丰富的未知可能性上。
同时，在许多城市规划者教条背后的专横假设是他们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但是事实却是他们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对多样性的让步都将带来相应的行政时间和预算费用的增加。
没有规划的规划：
勒库布西耶的规划者关注的是整体城市景观形式和将人从一点转移到另外一点的效率，而雅各布的规划者则自觉地给非预期的、小的、非正式的，甚至没有产出的人类活动留出空间，这些活动构成了“有生命城市”活力的关键。
尽管城市规划者试图设计和固定化城市，但是城市往往逃脱他们的掌控，总是被居民再构建和塑造。不论是大城市或是丰富的语言，这种开放性、可塑性和多样性使它们可以满足为数众多的不同目标——包括许多尚未形成的目标。
雅各布指出傲慢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1、规划者假设可以得到计划所需要的预测。2、规划者不知道我们其实对社区的培养和保持所知甚少。
【第三部分：农村定居和生产中的社会工程】
苏维埃集体化，资本主义梦想
苏维埃—美国的迷信：工业化农场
全世界的社会工程师和农业规划专家都相信理性化、大型化，甚至全国规模的农业生产。
泰勒主义者的工作原理就是科学地将工作过程分解我简单和可重复的运动，从而使不熟练工可以迅速学会，这个原理可能在工厂运行得很好，但是将这些应用于复杂和非重复性的作物种植却很成问题。因此农业工程师转向了农业中比较容易被标准化的方面。他们试图使农业建筑的布局理性化，使机器和工具标准化，并推动主要农作物的机械化。
工业化农场的规模使他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政治影响和销售渠道。但它们失去了灵活性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作为补偿的是他们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沃布拉德是一个巨大的国营农场，开垦了37.5万英亩土地种植小麦，但却是一个惨败。绝大多数原因都可以概括为在特定背景下。与规划不同，农场并非是假想的、一般的、抽象的农场，而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和特定的农场，有着特殊的土壤构成、社会结构、管理文化、天气、政治约束、机器、道路以及其雇员的工作技能和习惯。它的失败和巴西利亚一样，是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失败。
这些项目忽略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最多认为它们是必须绕过的障碍。
苏维埃俄国的集体化：
指挥这些巨大变迁的官员在实际操作中相对忽视了决定农村经济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安排。
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集体化可以说是成功的。集体化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国家机器（统治）的两个目标的工具：征收赋税和政治控制。他们创造了新的、大型的、等级制度和国家管理的农场，农场的作物种类和征收的份额都是中央决定的，其人口在法律上也是不能流动的。
在正式的指令经济之外，常常是不符合苏维埃法律的非正规实践防止了制度内部与生俱来的巨大浪费和低效率。集体化农业能够存在60年主要不能归功于国家的计划，更主要的是那些非正规的行动、灰色市场、物物交易和灵活性，这些弥补了那些失败。
第一轮：布尔什维克国家与农民：
多数的农村地区都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敌意。对于列宁来说，小农肯定要被消灭并让位于大的社会化农场。
革命在农村所带来的后果：
革命过程本身的影响也使农村社会更加不透明，因为也就更难与征税。2.48亿亩土地被没收，从大小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使他们每户平均土地面积达到70英亩。
第二个关键的结果是，它增强了农民社区对抗国家的决心和能力。每当革命推翻了旧政权的统治，而新的革命政权还没有在整个区域被巩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段暂时的权力真空。村庄从而第一次可以自由组织他们自己的事务。在这种状况下，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到来就像军事抢劫一样，被农民认为是国家对农村的再征服——是威胁他们刚刚取得的自治的一种殖民化。
在农村的迷宫中，处于困境的国家是如何找到自己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在可能的地方都试图建立大型国营和集体农场。在1917年~1921年的叛乱中，许多农业试验不可能大规模展开，仅有的试验也普遍严重失败。因为不能重建农村的景观，布尔什维克只能在战时法律的帮助下强制征集。
第二轮：极端现代主义和余粮收集制：
极端现代主义者关于未来农业的信念与眼下国家征收粮食的危机之间的结合推动了1929~1930年冬天的全面集体化。
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既不能为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不能为满足工业增长过程中进口技术所需要的资金提供粮食出口。
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
农民对此强烈反抗，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专制的极端现代主义理论和农奴主的实践：
大规模集体化背后的假设是大型集体农庄应像工厂一样，在集权的经济中完成国家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生产任务。集体化的一个长处就是国家可以控制每种作物播种多少。
规划者明显喜欢单一作物和广泛而严格的劳动分工。
与中心化逻辑相伴随的是征收。各州、县和集体农庄的定额多事基于计划的需求和对收获不可靠的估计而机械计算出来的。每个集体农庄都会声称其定额是不能完成的，因而要求减少任务。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如果真的完成了定额，那么下一轮的任务就会增加。
集体农庄和农奴制实质上很相似。
在集体农庄的建设规划中，所有自主的公共生活的中心点都被消除了，新矗立的是集体农庄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学校。
苏维埃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
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谷物，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国家创造了一个事实上没有自由的劳动阶级，拖延和反抗。
中央集权的行政结构和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创造除了一台对地方知识和地方条件全无反应的笨拙机器。
列宁主义的苏联政治结构没有或很少给农业官员以激励，促使他们能做出调整与农民协商。
【第四部分：失去的环节】
每一个这种项目都被那些规划者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所破坏。即使是他们所掌握的的历史规律和对各种变量及计算的规范是正确的，可因为他们计划的范围和综合性，还是会产生许多不可预见到结果。
“如果对未来唯一能够确定是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将要不断面对意外和惊奇，那么任何计划、任何药房都无法应付未来不断显现出的不确定性。”
基于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条法则：
小步走。我们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在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
鼓励可逆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不可逆的干预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对意外情况作计划。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
为人类创造力作计划。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处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
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霸权和精确不仅仅来自忽略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将发展的主体标准化。这些主体，就像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无印痕公民”一样，为了执行计划的需要成为了没有性别、品味、历史、价值、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传统和特定个性的人。但是主体的标准化，也使得执行计划中的分辨能力变得更强。
极端现代主义者的简单假设是，在它监督下的所有行动或过程，都只有单一的事件在运行。
本书概要：
【核心观点】
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而归结其原因，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
尽管作者下面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及其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巨大并且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作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是一个全人类面对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的结局）
【第一部分：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
国家总是试图清晰化、简单化和标准化地方的多样性。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说明地方知识和实践作为一方，国家管理制度作为另外一方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自始至终贯穿本书。从国家的视角看，在每一个事件中，在原来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它们显示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纯粹的地方利益。
铸造清晰性的工具：流行的度量，国家的度量
原因：
其一是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各自的度量习惯，例如，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如果问到“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又例如，在19世纪法国，一块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诺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数）以及需要哪些类型的工作。爱尔兰的小农场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
这些各式各样的习惯“地图”不一定按照表面积，而是按照工作和产出的单位、土壤类型、可接近性以及满足生存的能力等建立景观。丈量单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的。国家担心的正是这种混乱不堪，使得其对地方的认知和管理极为困难。
其二，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统一地方的度量单位与是否能顺利并更好地收取赋税有关。这就关系到了度量的政治学。贵族和教士发现，直接增加封建赋税是很困难的；不同的缴纳标准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哪怕是在习惯基础上很小的增加也被看做是对传统的严重危害。例如，在早期欧洲，谷物是如何被倒进筐内（从肩的高度还是从腰部的高度倒下？前者更加紧密一些。）是否潮湿，容器是不是要晃动使谷物更紧密，最后，筐上面是否要刮平或者保留高出的部分也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争论。
不统一度量单位遇到的挑战：
简单地将地方实践编纂起来，制定出一些换算表的努力很快被基层的迅速变化所超越并失效。国家或者要冒险将地方情况严重估算错误的风险，或者要严重依赖地方追踪者的建议，也就是依赖国王议会中的那些贵族和教士，而他们立即就会抓住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
不统一度量单位的后果：
由于国家只能在各种简单的信息、流言和反映自己利益的地方报告中摸索，因此它的反应往往是滞后和不恰当的。
如果国家只有不精确的情报，那么国家积极努力地征税、征用军队、缓解城市短缺，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都会导致政治危机。
效率的极大降低，达不成财政目标。
来自国家有效的监督和可控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
统一的阻碍：
1、地方权力集团的反抗。制定和颁布地方度量标准的特权能为贵族和教士带来物质利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2、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推行统一的标准的过程中，在官方系统之外，公制单位推行很慢。尽管颁布了法令禁止在商店中使用突阿斯尺，要用公制米尺代替它们，但是公众仍然使用旧的系统，经常在公制米尺上刻上旧的单位。甚至到了1828年，新的度量单位还主要是在法律领域，而不是实际生活领域。
促成统一的因素：
市场交换的扩大。官员和重农主义者都相信统一的度量是创建民族市场和推动理性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
世俗观点和启蒙哲学都希望在整个法国实现单一的标准。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王朝的建立促进了法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度量系统建立。
统一后的意义：
从一个由一群不可比较，只有当地居民才熟悉而对外来者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小社区所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一个清晰的单一民族社会，这种观点的在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问题不仅是管理的方便，还有来自其人民的转变。“风俗、观点以及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引导出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取向的大社区的产生。”抽象的平等公民概念将创造出新的现实：法国的公民。度量制度的统一制式更大简化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保障所有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们不再仅仅是领主和君主的臣民，他们都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
土地制度：地方实践与财政简况
国家在简化土地制度上的努力和在统一度量单位上的努力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财政和管理目标。
将各种不同的习惯土地制度归纳统一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上，至少在自由主义国家，解决的办法往往是简单地将土地的所有权赋予个人。习惯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土地制度也被简化为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和可转让的契约制。
在农业中，处于管理者视野中的是高度一致的地块，每一个地块都有一个合法的拥有者，也就是纳税人。这种简单化的最高成就是土地清册。
前现代和早期现代国家在征税的时候主要是与社区，而不是与个人打交道。定期到每家每户和其耕地层面进行征税的人员只是负责征收封建赋税和宗教什一税的当地贵族和教士。在这方面国家既缺少管理工具，也没有足够信息进入这个层次。
国家缺少地方信息的原因：
首先是地方生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次，尽可能地少缴税和少征兵的作假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
应对手段：
土地图册和土地登记的目的都是为了消除财政上的封建主义。
土地图册的弊端：
土地图册对于国家的价值在于其抽象和普遍性。当然关于一块土地有许多比其表面积和边界位置更重要的内容。如土壤的类型、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耕种是否困难，以及距离市场的远近。
它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土地图册就像是一幅河流静止的照片，它所反映的是在调查那一刻土地制度的安排和所有权，但是河水在不断流动。因此。规定在土地地图和土地登记上要记录这些变化。当脚注和附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地图就变得不清晰了，于是我们就要再画一张更新（虽然仍是静止的）的地图，也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
也正是这种滞后性，使得各地农村的抗税活动长期不断。
核心问题就在于管理上可行的程序往往要牺牲其精确和公平。
同时，最严重被忽略的还有土地所具有的任何生存或生态的价值都被认为是美学的、仪式的和情感的价值而被排除在外。
变革和抗拒：
新的土地制度是被植入的，而那些率先了解新土地管理制度的人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就如在殖民地中，那些中间人就能获得可观的利益。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国家通过简单化转变现实世界的能力，还要看到社会在修改、扰乱、阻碍，甚至颠覆外界强加的各种条款方面的能力。如果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加诸于相对较弱的市民社会，那么地籍图就可以完成得比较早且比较全面。所以拿破仑法典就比英格兰的地籍图完成得早。同样的逻辑，在外来法令统治下的殖民地，完成地籍图比较早；而在城市国家则完成较晚。在定居人口比较稀少的殖民地，比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制作全面而统一的地籍图的障碍就很小。
土地登记的弊端：
很多早期的土地登记倾向于几何学的网格状的土地规划，这种规划整齐划一，但是同时也就越容易与不整齐的、自然的土地景观相冲突，使得在现实中出现很多令人吃惊的荒唐的事。
城市
地方知识在空间上的作用就像那些难懂的方言在语言学上的作用一样。从历史上看，对相邻城市的外来者，保持相对模糊性可以提供政治安全的边界，从而不被外来精英控制。
但是，国家和城市的规划者努力克服城市空间的混乱，使之具有从外面看来的清晰透明。
而且，强大的国家与统一设计的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例如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空阔清晰的巴洛克风格就是将城市空间简化为标准和秩序，这也反映了君主伟大而令人敬畏的权力。
这对于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也都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主要的笔直的大道作为军事道路，能最大程度方便军队的行进。例如拿破仑和豪斯曼的计划的核心是国家的军事安全，重新设计城市首先是为了方便镇压平民起义。在巴黎有一些“革命之炉”，这些地方有任意的建筑，被不可救药的狭窄和转弯抹角的公共道路、小巷、死路网络所覆盖，这里居住着一些与土地（财产）没有联系的游民，缺少有效的监督，他们人口高度地增长。
笔直的街道有助于动员军队镇压起义，但两边应是优雅的房屋门面，尽头则应是给游客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宏伟建筑。但在临街一面的背后，建筑者则仍可以建造拥挤的、缺少空气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
芝加哥的基础规划就基本上接近一个乌托邦。甚至河流都难以打破这种城市冷酷的对称。
这种人类定居的几何规律有三个特征：
不是在街道层面上，而是对于上级和外来者，它是最清楚的。也就是说从上帝的眼睛或者绝对统治者的角度来看。
对外来人来说城市规划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这些宏伟计划与当地居民生活经验规则没有任何关系。
同质的、几何的和统一的地产为其成为市场的标准商品提供了便利。正由于它们是一个个抽象单元，脱离了生态和地形地的实际，所以像货币一样，可以做无限的组合和分割。
产生的问题：
在豪斯曼宏大的新首都中也同样包括了孪生的魔鬼。在创建城市的等级结构时，他们曾预想要在高贵的地方建立市中心，而将城市贫民迁移到边缘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叫贝尔维尔的工人区，被称之为流浪汉社区，骚乱之炉，在那里，警察不敢进入，政府难以规划，一般民众阶级带着他们的狂热和政治不满。如果说人们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豪斯曼赶到边缘的人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尝试，那么贝尔维尔就是这种愤怒的地理集中地。
姓的创造
作为现代国家机器运转前提的最后一步是发明永久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这最初是为了使官员能够明确地区别其大多数国民而设计的。在项目完成以后，也就进一步创造出了清晰的人民。
可以想象，建立固定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运动是在国家努力为其财政制度建立更强大和有利基础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地官员和人民往往对这个运动进行抵制，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对当地人口的登记和统计可能增加新的税收和征兵负担。
但姓氏是创造出正式清晰地个体公民关键的第一步。
标准的正式语言的指令
在国家所有的简单化项目中，最强有力的可能就是建立单一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其他许多简单化项目的前提。
掌握拉丁文曾一度为少数精英确定了其对更广阔文化的参与地位，而掌握标准的法文则允许对法国文化的深入参与。这一步骤的潜在逻辑制造了文化的登记结构，地方语言和区域文化被降格，最多也只被归为奇特的地方风尚。
交通模式的集权化
在法国的例子中，道路网络长期以来也反映了地方领主和国家君主的集权野心。
法国国家建设的现代化主义者就致力于将仔细计划的集权化行政网络模式叠加在当地现存的交通网络上。他们的计划就是将公路、运河，最终还有铁路排列成像车轮的辐条一样，从巴黎呈放射状发出。这些发明都是为了扩大和促进中央控制。一个研究道路中心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行政道路，目的只是为了军队行军和税收到达国库。所有的人、货、信息都要从首都或者经过首都才能到达目的地。
由此将法国各省和各省的人口与巴黎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从首都迅速派出军队镇压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反抗。
它以牺牲外省外代价提高巴黎和国家的地位，这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经济，它将外省边缘化了。
七、小结论
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图册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术。发明、完善和部署这些抽象活动表明了国家能力的巨大提升——从纳贡和间接统治转变为税收和直接统治，使国家官员直接了解和进入到以前不透明的社会。
积极意义在于先进的直接统治技术是强有力的，不仅能够概括已知的事实，而且能够发现新的社会事实。
这些简单化行为的国家动机很简单，也基本相同：征收赋税、控制和操纵。
而这些干预的形式往往是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但同时也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行为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消极影响在于清晰性在扩大了国家区别干预的能力——既可以是养活犹太人，也可以是驱逐他们；这些概括的事实是被国家官员所理解和影响的事实，偏离了真正的现实。
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要在中央，并且他的视野是概括的，这个视角一般是不会给百姓的。
国家简单化的五个重要特征：第一，它们只是国家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第二，它们都是成文的文件事实，第三，它们是静态的事实。第四，许多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都是集合的事实，第五，出于许多目的的考虑，官员需要将国民组成不同类别，从而可以对之进行集体的评估。
将那些便于集合的标准化事实进行加工的过程看起来至少有三个步骤：首先，不可或缺的步骤是建立通用的度量或编码单位。下一步，对属同一类的各项进行计算和分等。之后每一个事实被加以“复原”，被创造成了新的“事实”，并最终达到了官员所需要的概括事实。
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
【第二部分：转变中的视野】
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
国家简单化的项目都带有地图的特点，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制作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
地图在概括它所反映事实的同时，明显可以改变事实。当然这种改变的权力是在那些左右特定地图观察视角的力量中，所以从17世纪至今，具有改变现实力量的地图都是由国家—这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来发明和实施的。
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因素是建立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极端现代主义”，各种全面理性的社会工程就是这个思想下的产物。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
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因此，它是一个关于将科学技术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
特点：
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的真正决裂。认为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科学设计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计划比承袭的传统更先进。
极端现代主义设想的是重塑社会习惯和人类本性自身。按照人类的目的和需求改造自然是他们信念的核心。
这一预想的独裁和中央集权含义是很清楚的。
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过去是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现在则是开创更好未来的计划平台。
它是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和工程师的典型意识形态。他们的位置不仅仅意味着统治和特权，同时还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所承担的责任，他们自我认定的人民教育角色往往会剧烈膨胀。
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发育土壤：
国家权力危机，如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国家不受阻碍的计划能力极大扩张的环境，如革命的权力交替和殖民统治。
遭遇的抵制：
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这是国家及其机构无权干涉的。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
最重要的抵制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议机构的存在。通过它们，社会的反抗能够表现出其影响。
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试验与批判
总体的城市计划：勒库布西耶的《光辉的城市》
书中主要讲述了他的三个设计：第一个是巴黎中心邻里计划的核心理念，第二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城”，最后一个是里约热内卢容纳九万人的巨大住房计划。
这些计划的规模是巨大的，是自我中心的，与原有的城市没有任何协调，新都市景观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城市。
几何学和标准化：
他个人信奉简约的线条，并将这种信奉表现为人类基本的特性。直线、直角和国际建筑标准的施行都是走向简单画的关键步骤。而最关键的步骤可能是勒库布西耶在其一生中一直坚持的严格的功能分割。
当然，在实践层次上，直线往往非常昂贵，不切实际。但是他的几何学很少考虑节约成本。
功能的分割可以使规划者清楚地考虑效率的问题。人们可以比较两条道路的效率，但是狭隘的效率指标忽略了许多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目的。
勒库布西耶的学说的逻辑就是详细地描述城市空间的用途和功能，从而使单一目标的计划和标准化成为可能。
由规划、规划者和国家进行统治：
他设计的城市是要求集权制的，在其核心地区是“高级”功能区，从中心往外，等级逐渐下降。影响和命令完全是从中央发到边陲。
他认为我们处在规划者专制统治的时代。他自认为是技术天才，而且以真理的名义索要权力。在这里，技术权威论就是坚信城市设计中的人类问题一定有解决办法，专家可以发现并实施这种办法。如果用政治或讨价还价来决定这些技术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办法。（谁掌握了规划权，谁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拥有了绝对的“合法性”。）
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树状城市规划需要独裁手段推行。所以苏联吸引他的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对空想的规划者可能会有的欢迎。
作为乌托邦项目的城市：
他的城市是机械时代意识的理性表达，现代人必然会全身心地接受它。在他的城市里居民所享受的满足不是自由和自主的愉快，而是在逻辑上契合理性计划的愉快，带着骄傲接受他们在一个高贵、科学规划的城市机器中的恰当角色。
任何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从他距离中心的远近上表现出来。
他根据自己的认识为其他人设计了基本需求。这些需求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物质和生理需求的抽象简化的人类概念来制定出来的，比如这些被规划的对象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多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人完全被异化为工具、激进理性、独裁的牺牲品。）
他对效率的关注使他认为购物和准备饮食都是时的麻烦事，应该像运行良好的饭店一样，由统一的服务供应。（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思维，试图以有限的理性来规划、控制无限变化的社会。）
巴西利亚：建成的最接近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师：卡斯塔）
巴西利亚的建立代表的是一个反对旧巴西的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
城市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包括体育场、剧院、音乐厅、餐馆等。比较小的、没有组织、非正规的公共空间，如人行道旁的咖啡店、街角、小公园、邻里广场等都根本不存在了，而这些公共空间，也正是发展公共意见和“小区民族主义”的重要地方。
每一个单位住宅的正面都呈严格的几何形和完全相同。这种正规统一的设计所造成的感觉贫乏和单调的环境，难免反过来还会损害居民的精神。
反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一个例子：简.雅各布
简.雅各布：《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视觉秩序和经验秩序：
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也就是纯粹的视觉秩序即意味着功能秩序，实际上却往往没这么简单，它们的秩序要从深层去探讨。
（例子：阅兵场上行进的仪仗队和真正要去打仗的部队。）
交叉使用和复杂性的功能优势：
城市中的公共平安——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安全——是由存在于人们自身的各种自愿的控制和标准所构成的复杂和无意识网络所保持的，并且也是由人们自身加以强化的，因为许多人会不时观察街道以及频繁和持续地使用。（小孩在街上被哄骗的例子）
在小的农村地区保持社会秩序依靠的是个人声誉的面对面的政治生活，城市中则要依靠众多人的街头协议来保持微观的政治秩序。（食品店老板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是放朋友们的钥匙的。）
非正式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真正的秩序是体现在日常实践的逻辑中，维持秩序的正式公共制度只有在这种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发挥功能。
雅各布的口号是多样化、交叉用途和复杂性（社会的和建筑的）。居住地、商业区和工作区的相互混合使邻里更有趣、更方便，也更惬意——吸引了步行者，反过来也使街道比较安全。同时，这对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多样性的条件最关键的是混合用途。“不同用途错综地交结在一起并不是混乱。相反它们代表了秩序的复杂和高级发展的形式。”
“妇女的眼光”。1、她的注意力主要锁定在围绕工作或在工作之外出现在街头的日常生活。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使她将家庭和办公室内部，以及工厂都留在视野之外。她所观察的活动，多数都不是仅有单一目标或者狭义意义上的明确目标。2、人类的很多活动是为了追求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城市的目的应该是适应和支持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妨碍它。
作为城市标本制作术的独裁主义城市规划：
城市不能是一书的作品……生活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而艺术是任意的、象征和抽象的。
现代城市设计的最大问题是把一个静止的格局置于丰富的未知可能性上。
同时，在许多城市规划者教条背后的专横假设是他们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但是事实却是他们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对多样性的让步都将带来相应的行政时间和预算费用的增加。
没有规划的规划：
勒库布西耶的规划者关注的是整体城市景观形式和将人从一点转移到另外一点的效率，而雅各布的规划者则自觉地给非预期的、小的、非正式的，甚至没有产出的人类活动留出空间，这些活动构成了“有生命城市”活力的关键。
尽管城市规划者试图设计和固定化城市，但是城市往往逃脱他们的掌控，总是被居民再构建和塑造。不论是大城市或是丰富的语言，这种开放性、可塑性和多样性使它们可以满足为数众多的不同目标——包括许多尚未形成的目标。
雅各布指出傲慢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1、规划者假设可以得到计划所需要的预测。2、规划者不知道我们其实对社区的培养和保持所知甚少。
【第三部分：农村定居和生产中的社会工程】
苏维埃集体化，资本主义梦想
苏维埃—美国的迷信：工业化农场
全世界的社会工程师和农业规划专家都相信理性化、大型化，甚至全国规模的农业生产。
泰勒主义者的工作原理就是科学地将工作过程分解我简单和可重复的运动，从而使不熟练工可以迅速学会，这个原理可能在工厂运行得很好，但是将这些应用于复杂和非重复性的作物种植却很成问题。因此农业工程师转向了农业中比较容易被标准化的方面。他们试图使农业建筑的布局理性化，使机器和工具标准化，并推动主要农作物的机械化。
工业化农场的规模使他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政治影响和销售渠道。但它们失去了灵活性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作为补偿的是他们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沃布拉德是一个巨大的国营农场，开垦了37.5万英亩土地种植小麦，但却是一个惨败。绝大多数原因都可以概括为在特定背景下。与规划不同，农场并非是假想的、一般的、抽象的农场，而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和特定的农场，有着特殊的土壤构成、社会结构、管理文化、天气、政治约束、机器、道路以及其雇员的工作技能和习惯。它的失败和巴西利亚一样，是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失败。
这些项目忽略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最多认为它们是必须绕过的障碍。
苏维埃俄国的集体化：
指挥这些巨大变迁的官员在实际操作中相对忽视了决定农村经济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安排。
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集体化可以说是成功的。集体化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国家机器（统治）的两个目标的工具：征收赋税和政治控制。他们创造了新的、大型的、等级制度和国家管理的农场，农场的作物种类和征收的份额都是中央决定的，其人口在法律上也是不能流动的。
在正式的指令经济之外，常常是不符合苏维埃法律的非正规实践防止了制度内部与生俱来的巨大浪费和低效率。集体化农业能够存在60年主要不能归功于国家的计划，更主要的是那些非正规的行动、灰色市场、物物交易和灵活性，这些弥补了那些失败。
第一轮：布尔什维克国家与农民：
多数的农村地区都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敌意。对于列宁来说，小农肯定要被消灭并让位于大的社会化农场。
革命在农村所带来的后果：
革命过程本身的影响也使农村社会更加不透明，因为也就更难与征税。2.48亿亩土地被没收，从大小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使他们每户平均土地面积达到70英亩。
第二个关键的结果是，它增强了农民社区对抗国家的决心和能力。每当革命推翻了旧政权的统治，而新的革命政权还没有在整个区域被巩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段暂时的权力真空。村庄从而第一次可以自由组织他们自己的事务。在这种状况下，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到来就像军事抢劫一样，被农民认为是国家对农村的再征服——是威胁他们刚刚取得的自治的一种殖民化。
在农村的迷宫中，处于困境的国家是如何找到自己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在可能的地方都试图建立大型国营和集体农场。在1917年~1921年的叛乱中，许多农业试验不可能大规模展开，仅有的试验也普遍严重失败。因为不能重建农村的景观，布尔什维克只能在战时法律的帮助下强制征集。
第二轮：极端现代主义和余粮收集制：
极端现代主义者关于未来农业的信念与眼下国家征收粮食的危机之间的结合推动了1929~1930年冬天的全面集体化。
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既不能为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不能为满足工业增长过程中进口技术所需要的资金提供粮食出口。
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
农民对此强烈反抗，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专制的极端现代主义理论和农奴主的实践：
大规模集体化背后的假设是大型集体农庄应像工厂一样，在集权的经济中完成国家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生产任务。集体化的一个长处就是国家可以控制每种作物播种多少。
规划者明显喜欢单一作物和广泛而严格的劳动分工。
与中心化逻辑相伴随的是征收。各州、县和集体农庄的定额多事基于计划的需求和对收获不可靠的估计而机械计算出来的。每个集体农庄都会声称其定额是不能完成的，因而要求减少任务。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如果真的完成了定额，那么下一轮的任务就会增加。
集体农庄和农奴制实质上很相似。
在集体农庄的建设规划中，所有自主的公共生活的中心点都被消除了，新矗立的是集体农庄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学校。
苏维埃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
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谷物，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国家创造了一个事实上没有自由的劳动阶级，拖延和反抗。
中央集权的行政结构和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创造除了一台对地方知识和地方条件全无反应的笨拙机器。
列宁主义的苏联政治结构没有或很少给农业官员以激励，促使他们能做出调整与农民协商。
【第四部分：失去的环节】
每一个这种项目都被那些规划者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所破坏。即使是他们所掌握的的历史规律和对各种变量及计算的规范是正确的，可因为他们计划的范围和综合性，还是会产生许多不可预见到结果。
“如果对未来唯一能够确定是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将要不断面对意外和惊奇，那么任何计划、任何药房都无法应付未来不断显现出的不确定性。”
基于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条法则：
小步走。我们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在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
鼓励可逆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不可逆的干预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
对意外情况作计划。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
为人类创造力作计划。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处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
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霸权和精确不仅仅来自忽略不确定性，而且还在于将发展的主体标准化。这些主体，就像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无印痕公民”一样，为了执行计划的需要成为了没有性别、品味、历史、价值、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没有传统和特定个性的人。但是主体的标准化，也使得执行计划中的分辨能力变得更强。
极端现代主义者的简单假设是，在它监督下的所有行动或过程，都只有单一的事件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