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与特蕾莎

库切在《耻》里讲了两个简单的故事，分别是关于两个人面对耻辱的态度。 这两种态度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者都不愿意将私密的内情公布于众人的眼下，此乃人之共情；不同之处，前者选择离去，后者则选择坚守。 卢里的身上有老派西方文明人的影子：坚信警察能伸张正义，对黑人仍然有所偏见，内心清高，自尊心强。他的做法与其结果，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反馈表明，他与这个社会似乎存在着某些不和谐。面对学校的审判，只承认但不悔过。卢里的言行与其浪漫主义情结不无关系。情欲与他本身并非羞耻之事，他不愿因此而否认自己的本性，如同那只听到母狗叫就瑟瑟发抖的邻家犬一般；然而即使是他，也难以坦然面对众人的目光，所以离开了原来的地方，进入了女儿所在的全新的世界。 卢里的想法或许可以从其一直酝酿的作品中寻找端倪。关于拜伦的歌剧，这也是贯穿整部作品的旁支，仿佛是一个适时的旁白，将作者的生命主题暗含其中。随着年龄的流逝，卢里从多情的拜伦变成了难求一欢的中年特蕾莎。特蕾莎不再年轻美貌，然而激情还未退去，她对死去的拜伦的招魂，也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召唤。然而拜伦已经成为了失去生命的魂灵，他的回应只是一味的叹息与烦躁，他并没有对现世、对特蕾莎的留恋。这似乎也构成了卢里心中的另一种声音：老去吧，别再留恋！ 拜伦与特蕾莎的主题实质上是双重的：它也可以被运用到卢里和其女儿的身上。拜伦带着耻辱前往希腊，而特蕾莎仍然坚持活在原地，尽管身心俱疲。 露茜作为新南非白人的代表，相比父亲而言，显然更植根于当下的现实社会，从而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更为了解。所以面对内心的羞耻，她选择了沉默，因为她从袭击者中看到了强烈的私愤，而这也与其所了解的社会环境一致：无论是南非特殊的后殖民环境，还是更注重实效的生存环境。这是“在当下”、“在南非”，这样的时空里有一些历年积累形成的约定俗成，她是了然于胸的。但对此，年长一辈、沉浸在古典学术世界、似乎身心还在上一世纪的卢里是难以接受的。 卢里认为女儿受到强/暴还要继续委曲求全是耻，而露茜认为就此放弃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是耻。前者已经老去，疲惫的灵魂不愿意再经受更多磨难；而后者繁茂旺盛，越是打压越是不能服输：为此她甚至可以“像狗一样继续生存”。这是环境也是人心，而人心源于环境。 狗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之多，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步。第一次是卢里谈到他对情欲的认识，他认为压抑情欲史可耻的，被压抑者是可悲的，他不愿意做这可悲之人；在卢里来到乡下后，他帮助福利所照看狗，在不知不觉中，他力图至少保证弃犬们死后的尊严。而到了最后，他却决定下手杀死他喜欢的一只狗。毫无疑问，在他的世界里，狗被注入了人的元素；或者，他有时也在狗中看到了自己。 在书的最后几章，他拜访了使他身败名裂的人们，从中他渐渐意识到了对自己审判的实质：这是一种对社会共识的蔑视，对人类进化出的规则的违反：试图将疲惫的种子种向活力的身躯，这样的做法，尽管从人性的角度（也是他一开始坚持的角度）来说并无大碍，却无疑动摇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石。没有公共道德的存在，也就没有耻的存在。而这公共道德，必然无法与现实脱离关系。这也就是为何，他与女儿对耻的定义存在如此大的分歧。 书的结局处，卢里从女儿身上看到一种新生；他放弃挽留那只喜欢音乐的狗。这是对过去自己的一种放逐，也是对现实的接受。尽管这并不让人愉快，现实也不尽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