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人在怀念，新一代的人在向往。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第一次在豆瓣上发书评，自知读书太少，所以不敢发表什么，这次算是为这本自己非常喜欢的书，结合6号北外的讲座，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一年前到昆明时专门去了云南师范大学，朋友说云师大风景很美，值得一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看看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当时我脑海中对于联大的印象大概就止于“一所很有名的大学”这样的概念，参观完后的印象就变成了对“一二•九”运动的感叹，然后在旧校舍前闭目想象，也许当年闻一多先生就在这儿指点江山，杨振宁先生就在这儿埋头苦读。再然后？再然后联大就消失在了我的视野，再未被念及。
去年3月，易社强教授（美国）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简体版，今年年初陆陆续续在微博上看到一些作者和读者的推荐此书，就把这本书列入了书单，但迟迟未读。直到上周，闻之易教授、饶佳荣翻译和周弘博编辑要来北外作讲座，才突然又提起了兴致，立马买了一本来看，想为听讲座打一点基础。结果，一看便停不下来了，这本书真的没有愧对大家的推荐。我读的历史书籍其实很少，无法评价这本书在历史研究上地位。但单单就西南联大的历史研究来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说这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这觉不单单是一本讲述联大历史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一所理想大学应该拥有的姿态，一部全新角度的中国近现代史。
若为自由故
易教授在书中和演讲中反复赞美联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为联大带了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氛围。南开的黄子坚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宽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可以想见这三所北方最有名的的三所大学合而为一，形成一所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戴世光先生评价联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真是联大氛围的极好评价。
我惊讶于在重庆中央政府的重压和控制之下，联大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一份纯粹。教育部对所充满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大学忧心忡忡，对这些思想开放的优秀教授和学生虎视眈眈。一道道课程改革的政令传达下来，却被联大马马虎虎地执行着。面对重庆政府的“假教育之名，行政治之实”的行为，整个联大，无声却坚定地对抗着。联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中国学术和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了最后的尊严。
在易教授眼中，闻一多先生的形象在中国是被共产党渲染过的，与其说他是为了中国革命而献身，不如说是为了“言论自由”。如果他不说话，那么也就没有人想要害他，他可以选择不说的，但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被剥夺话语权，不能容忍被剥夺的自由。我想在一个美国人眼中，为自由故才是更好的原因是显然的，但是考虑到联大一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我觉得这个解释倒是很合理的。
联大的宽容开放之风很难得，在现在依旧如此。一所大学有那么多特立独行的教师，有那么多不同派系的观点，学生们火热地讨论、交流，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也很罕见吧。同学们显然已经对教室中出现另一位听课老师并且两位老师还会为问题而针锋相对的场景见怪不怪了。联大选课制度、教学形式和考核方式的灵活度，很多都是我们今天都不能及的。所以，在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联大一次又一次被人提及、追捧，大抵是因为对现在高等教育的不满，嘴上说着联大怎样怎样伟大的同时，潜台词，用易教授的话说，就是“你看，现在呢？”
对于现状，不满归不满，我却还是充满希冀的。我想从北外剧社把《阴道独白》这部剧搬上舞台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了北外的态度。我们还有老师坚定地反对着知识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竭力想传达更多的东西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幸运。我还记得英院的谢韬老师在讲座中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虽然我们现在被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但还是希望大家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很受感动和鼓舞。
大学中最新鲜的空气就是自由，不仅是知识，也是人生态度。不知道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不是还能“为自由故”呢。
玉不琢不成器
来北外出席讲座的还有两位联大历史的见证者李晓老先生和张彦老先生，两位前辈是1942年考入联大的，同级同班上下铺，今年都已经有91岁高龄。我看到两位须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稳步走上台来。他们的声音已然不复当年的慷慨激昂，两位耄耋老人再不是七十多年前那穿梭在校园中张贴大字报、疾呼国情的青年学生了，可他们坐在那儿，语调平稳有力地讲述他们眼中的联大，犹如一株盘虬卧龙的古槐，古老、沉静，散发着悠久的芬芳。轻轻地从回忆中来，静静地讲述一段遥远的历史。
两位老人显然对当年的联大充满了怀念，言语之中尽是对联大的感激和骄傲。
张老先生说：“我进联大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对于政治啊什么的完全不懂，也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他们（指室友）都是有过斗争经验的，在老师和同学的带领下，我也慢慢开始接触各种知识，自己找书看，后来也参加了很多学生运动。（毕业后）于是，我就当了一辈子记者。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等，我都亲临现场。联大是我人生的转折点。57年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我自然也陷了进去，遇到很多困难，但就是没有低过头，没有放弃过，这也是联大精神给我的。”老先生说，毕业时的自己和刚入学那会儿已经是判若两人了，不仅仅是知识学术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李老先生说：“那时候（42年经济困难，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主要是家在沦陷区的学生比较困难，没有大后方的支持，比如我家是东北的，像他（张彦老先生）是四川的，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午饭和晚饭，张彦就经常请我吃早饭，我想不能总让他请啊，就去附近中学做了教员。那时候学生做什么工作的都有，连半夜十二点放虎炮的都是联大的学生。”
艰苦的岁月锻造人的品性。之所以将两位老人称作活化石，是因为他们身上镌刻了岁月悠悠絮语，晕染了历史的讳莫如深。一块璞玉被艰难困苦打磨成一件美器，久经风霜而愈发醇厚，留存至今日，直教人越发仰慕和憧憬。
联大，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个微观组成，同其他所有的历史条件一起，共同造就了战时教育的传奇。
以梦为马
偶然的发现和兴趣，让这位美国学者踏上了研究西南联大的漫漫长路。易教授的这本书准备了二十多年，教授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效率低导致的，但是二十多年笔耕不辍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他说，没有联大校友的热情支持，他是坚持不下来的。这本书，仅采访清单和注释就有五十页，这么庞大的工作量，进行二十年而始终如一，大概没有什么比这份坚持更可贵的了。简单的初衷和愿望，却默默为此工作了二十年，还不算最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所做的工作，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以身作则，交给我们坚持和纯粹。
也是偶然的机会，刚刚大学毕业的本书翻译饶佳荣遇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为翻译这本书他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被易教授笑称是“labor of love”，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历史系出身的他，为了这本书，不断修改译稿，查阅了大量资料，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易教授不出“洁本”要求的出版社。将这样一本好书推向中国读者，也就是这样的愿望，带着这个青年，用时两年多，终成大梦。而这本书的编辑，也为这本书不删改地呈现在中国大陆读者面前做出了辛苦的努力。易教授说，若是这本书因为政治原因而删改了，那么就不出版了。在教授看来，为政治原因而妥协是有违联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所谓的坚持是为了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梦想，当年的“美国梦”，今日的“中国梦”。也许家国大事太过遥不可及，那么儿时的梦想呢，是否屈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了呢？
1938年2月20日，近三百名学生和教师，开始了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长征。68天长途跋涉，跨越湘黔滇，翻山越岭，忍受着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物资，前面是一无所知的蛮荒之地，后面是日寇的节节迫近。即使这样，仍有学生写道：“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这大概称为信仰也不为过了。支撑着这群学生和老师到达终点的，达到之后走向更高的地方的，也就是这种信仰。既不敢保证自己能“开万世之太平”，那么至少，作为知识分子，要“继往圣之绝学”。单纯得可爱，纯粹得感动。
在今天，联大精神，依然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信仰。也许，我还是可以相信，坚持下去，自由地生长，终究可以换回累累硕果。那些个隐约未成形的梦，也许是一次因缘际会，终将明晰起来，然后我们乘着它，踏花而来，绝尘而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最后，再次感谢本书的作者、译者、编辑和出版社。
一年前到昆明时专门去了云南师范大学，朋友说云师大风景很美，值得一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看看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当时我脑海中对于联大的印象大概就止于“一所很有名的大学”这样的概念，参观完后的印象就变成了对“一二•九”运动的感叹，然后在旧校舍前闭目想象，也许当年闻一多先生就在这儿指点江山，杨振宁先生就在这儿埋头苦读。再然后？再然后联大就消失在了我的视野，再未被念及。
去年3月，易社强教授（美国）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简体版，今年年初陆陆续续在微博上看到一些作者和读者的推荐此书，就把这本书列入了书单，但迟迟未读。直到上周，闻之易教授、饶佳荣翻译和周弘博编辑要来北外作讲座，才突然又提起了兴致，立马买了一本来看，想为听讲座打一点基础。结果，一看便停不下来了，这本书真的没有愧对大家的推荐。我读的历史书籍其实很少，无法评价这本书在历史研究上地位。但单单就西南联大的历史研究来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说这是“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这觉不单单是一本讲述联大历史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一所理想大学应该拥有的姿态，一部全新角度的中国近现代史。
若为自由故
易教授在书中和演讲中反复赞美联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为联大带了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氛围。南开的黄子坚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宽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可以想见这三所北方最有名的的三所大学合而为一，形成一所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戴世光先生评价联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真是联大氛围的极好评价。
我惊讶于在重庆中央政府的重压和控制之下，联大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一份纯粹。教育部对所充满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大学忧心忡忡，对这些思想开放的优秀教授和学生虎视眈眈。一道道课程改革的政令传达下来，却被联大马马虎虎地执行着。面对重庆政府的“假教育之名，行政治之实”的行为，整个联大，无声却坚定地对抗着。联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中国学术和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了最后的尊严。
在易教授眼中，闻一多先生的形象在中国是被共产党渲染过的，与其说他是为了中国革命而献身，不如说是为了“言论自由”。如果他不说话，那么也就没有人想要害他，他可以选择不说的，但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被剥夺话语权，不能容忍被剥夺的自由。我想在一个美国人眼中，为自由故才是更好的原因是显然的，但是考虑到联大一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我觉得这个解释倒是很合理的。
联大的宽容开放之风很难得，在现在依旧如此。一所大学有那么多特立独行的教师，有那么多不同派系的观点，学生们火热地讨论、交流，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也很罕见吧。同学们显然已经对教室中出现另一位听课老师并且两位老师还会为问题而针锋相对的场景见怪不怪了。联大选课制度、教学形式和考核方式的灵活度，很多都是我们今天都不能及的。所以，在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联大一次又一次被人提及、追捧，大抵是因为对现在高等教育的不满，嘴上说着联大怎样怎样伟大的同时，潜台词，用易教授的话说，就是“你看，现在呢？”
对于现状，不满归不满，我却还是充满希冀的。我想从北外剧社把《阴道独白》这部剧搬上舞台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了北外的态度。我们还有老师坚定地反对着知识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竭力想传达更多的东西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幸运。我还记得英院的谢韬老师在讲座中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虽然我们现在被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但还是希望大家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很受感动和鼓舞。
大学中最新鲜的空气就是自由，不仅是知识，也是人生态度。不知道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不是还能“为自由故”呢。
玉不琢不成器
来北外出席讲座的还有两位联大历史的见证者李晓老先生和张彦老先生，两位前辈是1942年考入联大的，同级同班上下铺，今年都已经有91岁高龄。我看到两位须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稳步走上台来。他们的声音已然不复当年的慷慨激昂，两位耄耋老人再不是七十多年前那穿梭在校园中张贴大字报、疾呼国情的青年学生了，可他们坐在那儿，语调平稳有力地讲述他们眼中的联大，犹如一株盘虬卧龙的古槐，古老、沉静，散发着悠久的芬芳。轻轻地从回忆中来，静静地讲述一段遥远的历史。
两位老人显然对当年的联大充满了怀念，言语之中尽是对联大的感激和骄傲。
张老先生说：“我进联大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对于政治啊什么的完全不懂，也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他们（指室友）都是有过斗争经验的，在老师和同学的带领下，我也慢慢开始接触各种知识，自己找书看，后来也参加了很多学生运动。（毕业后）于是，我就当了一辈子记者。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等，我都亲临现场。联大是我人生的转折点。57年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我自然也陷了进去，遇到很多困难，但就是没有低过头，没有放弃过，这也是联大精神给我的。”老先生说，毕业时的自己和刚入学那会儿已经是判若两人了，不仅仅是知识学术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李老先生说：“那时候（42年经济困难，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主要是家在沦陷区的学生比较困难，没有大后方的支持，比如我家是东北的，像他（张彦老先生）是四川的，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午饭和晚饭，张彦就经常请我吃早饭，我想不能总让他请啊，就去附近中学做了教员。那时候学生做什么工作的都有，连半夜十二点放虎炮的都是联大的学生。”
艰苦的岁月锻造人的品性。之所以将两位老人称作活化石，是因为他们身上镌刻了岁月悠悠絮语，晕染了历史的讳莫如深。一块璞玉被艰难困苦打磨成一件美器，久经风霜而愈发醇厚，留存至今日，直教人越发仰慕和憧憬。
联大，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个微观组成，同其他所有的历史条件一起，共同造就了战时教育的传奇。
以梦为马
偶然的发现和兴趣，让这位美国学者踏上了研究西南联大的漫漫长路。易教授的这本书准备了二十多年，教授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效率低导致的，但是二十多年笔耕不辍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他说，没有联大校友的热情支持，他是坚持不下来的。这本书，仅采访清单和注释就有五十页，这么庞大的工作量，进行二十年而始终如一，大概没有什么比这份坚持更可贵的了。简单的初衷和愿望，却默默为此工作了二十年，还不算最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所做的工作，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以身作则，交给我们坚持和纯粹。
也是偶然的机会，刚刚大学毕业的本书翻译饶佳荣遇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为翻译这本书他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被易教授笑称是“labor of love”，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历史系出身的他，为了这本书，不断修改译稿，查阅了大量资料，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易教授不出“洁本”要求的出版社。将这样一本好书推向中国读者，也就是这样的愿望，带着这个青年，用时两年多，终成大梦。而这本书的编辑，也为这本书不删改地呈现在中国大陆读者面前做出了辛苦的努力。易教授说，若是这本书因为政治原因而删改了，那么就不出版了。在教授看来，为政治原因而妥协是有违联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所谓的坚持是为了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梦想，当年的“美国梦”，今日的“中国梦”。也许家国大事太过遥不可及，那么儿时的梦想呢，是否屈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了呢？
1938年2月20日，近三百名学生和教师，开始了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长征。68天长途跋涉，跨越湘黔滇，翻山越岭，忍受着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物资，前面是一无所知的蛮荒之地，后面是日寇的节节迫近。即使这样，仍有学生写道：“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这大概称为信仰也不为过了。支撑着这群学生和老师到达终点的，达到之后走向更高的地方的，也就是这种信仰。既不敢保证自己能“开万世之太平”，那么至少，作为知识分子，要“继往圣之绝学”。单纯得可爱，纯粹得感动。
在今天，联大精神，依然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信仰。也许，我还是可以相信，坚持下去，自由地生长，终究可以换回累累硕果。那些个隐约未成形的梦，也许是一次因缘际会，终将明晰起来，然后我们乘着它，踏花而来，绝尘而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最后，再次感谢本书的作者、译者、编辑和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