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学新知》网转来的自序，共勉
——《磨戟：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文集》自序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吟诵杜牧这首《赤壁》，还是在陕西省山阳县中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方家驹先生娓娓动听地为我们那群“山药蛋”讲述金戈铁马的赤壁战场，几百年后博学的杜牧去凭吊时，沙地里捡起锈迹斑斑的断戟残镞，不禁磨洗起来，考究其是否属于当年赤壁大战的遗物。杜牧是在考古啊！
放假回家，和曾经做过历史教师、还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父亲讨论三国，再次重提五六年前问过的问题，“既然诸葛孔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为何要辅佐刘备和扶不起来的阿斗？怎么不像姜尚辅佐武王？”父亲回答，“《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都是小说，小说的作者通过故事讲天理人道，首先要好看好听，还要使人觉得可信。但不是信史。要探究中国早期的历史，应该读《史记》，要知道中期的历史，该读《资治通鉴》。司马迁写《史记》，不独有秉笔直书的胆色，还有学富五车的素质，并且到过很多地方去调查考证典籍记载是否准确……”。父亲是第一个告诉我书籍有错误的人，并提到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也使我认识到编史和稽考前朝原是后人的嗜好和责任。
为准备高考，也就无暇阅读《史记》和《资治通鉴》了。在科学的春天里，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西安交通大学，被安排在机械系学习铸造工艺与设备专业。久旱逢甘雨，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沐浴着知识的甘霖，吸吮着先人智慧的结晶和艺术的创造；也曾怀揣书本，在对面的兴庆宫遗址哦吟李白的《清平调》，去碑林看石经。等学习到专业课后，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许许多多精美的青铜器，也看到《文物》、《考古》杂志中眼花缭乱的新的考古发现。时时会问自己：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请教老师，略知大概；找书本，凤毛麟角。查到《天工开物》，所及只是明时期的。
少年不知愁滋味。大学时光就在东看看、西想想的恍惚下转瞬即逝。书还没怎么读，就要毕业了。问题还没有探究，就要走向社会了。心不甘，要考研。翻看研究生招生目录，一大批声名赫赫的、只在书本上看过的大学者赫然在导师的队伍里。斗胆翻看中国科学院的目录，似乎第一个导师就是华罗庚。心跳马上加速，原来这些大师近在咫尺，原来他们在研究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随着纸页的翻动，似乎一道电光在眼前一闪：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有一位华觉明先生招收中国冶铸史研究生，而考试科目竟然是金属凝固理论、铸造工艺学和写作！没有再翻的必要了，也不再思索报考管理工程了。赶紧回到教室，给华觉明先生写了封信，表达了报考他的研究生的愿望。没想到华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还寄来了一篇题为《汉魏高强度铸铁》的论文。
研究生考试的成绩并不怎么样。许是华先生同情我的境遇，怜惜我的执着。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成立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录取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想着一批令自己颤栗的少年班精英的名字，有一种恐惧的期盼。
一
八十年代前期的科大带给自己很多美好的回忆。一个小小的研究室，掌门钱临照院士是一个儒雅和善的小老头。因为研究室小，和老师接触的机会很多，常常聊天到深夜。尽管自已以读书为乐，但先生和学长们的渊博总是让我自惭形秽。华先生居住在北京，正在对曾侯乙编钟攻关，还思谋着中国金属史的学科建设，身体状况堪忧。但只要我写信请教，总是及时得到回复。
第一个学期结束，他便安排我和他在研究所招收的同届研究生周建勋去山西阳城调查传统犁镜铸造工艺，正月初四到了那里，元宵节前离开，整整看农民铸了八天铁。由于在研究所借的珠江相机有质量问题，所有照片都白拍了，今天想来，值得唏嘘。第二个学期里，基础课程行将结束，和华先生讨论毕业论文，我表示希望研究青铜器。幸好，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和陕西宝鸡西周◆国墓地要出版发掘报告，希望能对青铜器进行科学研究，我和建勋分而任之。因我是陕西人，便选择了宝鸡。
1984年暑假我去北京，先看琉璃河青铜器。记得是一个雨后的夏日，当时首都博物馆设在北京孔庙，我在成贤街孔庙门口和华先生及建勋聚齐，也第一次见到文物出版社的楼宇栋先生。进得孔庙，见到琉璃河墓地的发掘者田敬东先生，他给我们简单介绍了琉璃河墓地和出土的青铜器后，我们便观摩了几件青铜器。华先生仔细地给我们讲解青铜器上的工艺痕迹，并引申到和安阳青铜器的联系，也介绍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Noel Barnard）教授的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万家保先生的研究。这是平生第一次上手摸索青铜器，紧张得生怕有所闪失。此后的几天，建勋和我去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看了更多青铜器，大体摸到了一点看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门径。
两周后，我去了宝鸡，走进了位于金台观的宝鸡博物馆。首先见到了宝鸡博物馆副馆长胡智生先生，他是◆国墓地的一个发掘者，也是考古报告的两位编者之一，另一个编者、也是发掘者卢连成先生已经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西安研究室。
为了便于整理发掘报告，他们把◆国墓地出土的材料集中在一个库房中，库房外间是工作室。此时初稿已经完成，工作室分类堆放着文字稿、线图、照片，还有一些参考书。工作室有一张床，开始是我和胡先生一道睡，后来他回家睡，我便独享了那床了。
打开库房我才惊呆了，这么多啊，数百件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和装饰品，而且精品不少！心中暗自欣喜，也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出像样子的工作出来。我按照万家保先生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方法，以华先生对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群的铸造工艺研究为范本，一件一件看，一件件写着卡片。一件件思考着制作工艺，又将一件件可能的联系写在备忘里。白天看器物，晚上读资料。初步过了一遍已经花了一个月时间。
胡先生为人风趣，工作中不时有幽默机警之句，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成为艰苦生活中的佐料。和他熟识了起来，才问起他的经历，知道他原先是学习美术的。进入考古领域一靠先辈带，二靠自己学。如何学呢？从阅读入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除仔细观察器物、思考器物外，就是把1971年后复刊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全部看一遍，收获确实不小。不仅学习到不少青铜器的知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知道了它们在墓葬中的状况、以及各地不同时代的器物的某些共同性和差异性，还学习了前辈学者探讨相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回过头来看◆国墓地青铜器，记忆、理解和认识有了提高。我把这些工作汇报给华老师，得到了他的嘉许和鼓励，更加肯定了这一做法。便在读研期间，不仅坚持看完了全部三大杂志，新出的如《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江汉考古》，甚至关于更早阶段的《史前研究》也浏览了一遍。
三个月和◆国墓地青铜器朝夕相处，几乎对每一件器物都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做了近600张卡片，采集了200多样品。胡先生多才多艺，能绘图、能照相、能拓片，相关资料大体获取了，便回学校开始实验室工作。化学分析先委托安徽省地矿局实验室做了一部分，大部分是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做的；金相分析是在科大与陈玉云和陈依慰老师一道做的；X射线衍射在科大物质结构分析中心做的；铅同位素测定是在科大地化系，在彭子成教授的指导下做的。华老师认为应该开展X光成像研究，便在北京621研究所做了13件器物的分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测定了编钟的音频，有机缘一睹黄翔鹏先生的风采。一个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得到这么多前辈的支持，和当时科大的校风有莫大的关系。
第二年春天，和华先生一道去宝鸡博物馆，就一些拿不准的问题向他讨教，常常有醍醐灌顶之效。华先生离开后，又用一个月时间一边写研究报告，并及时和器物进行核对，一边补拍照片，并请胡先生以他丹青妙笔，绘制了两器的工艺图。还抽空去看了周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
该是向楼先生汇报的时候了。怀揣着初稿忐忑不安地呈给他，他一边给予很大的鼓励，一边就全文的结构、行文、用词提出修改意见、对照片和线图提出处理办法，还就文章标题、专门术语和我进行讨论。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最后写成一篇15万字的研究报告，楼先生把它全部作为附录在考古报告中予以发表。
硕士论文做什么？当然可以把◆国墓地青铜器研究报告拿出冲兑，但自己不能满意。还有半年时间，便消化殷墟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和◆国墓地青铜器试做比较。
二
1986年夏毕业，和建勋一道如愿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那时，华先生还兼任这技术史研究室主任。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班，华先生把握和建勋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说：从现在你们已经走向了社会，不再是学生了。也就是说，你们要对自己的未来负全部责任。以前是学生，说错了、做错了还可能被原谅，现在起就不同了。这几句话我始终记着，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局说给他，十多年后，我开始招收研究所，每每第一次见面，我依然会转述给他们。
在研究所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华先生的动议下，和上海博物馆的谭德睿先生一道发出呼吁——《抢救祖国传统工艺刻不容缓》。为征求专家意见，曾先后拜访过钟敬文先生、白寿彝先生、钱临照院士、袁翰青院士、雷天觉院士、柯俊院士、王振铎先生、谢辰生先生、王世襄先生、李学勤先生、王㜿先生和研究所的严敦杰先生、席泽宗院士、杜石然先生和潘吉星先生。和这些大家的接触，深深感受到他们关注历史、心系未来的情愫、严谨认真的学风以及宽容豁达的胸怀。此议的结果是国家科委支持我们开展软科学研究。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外出调查传统工艺，学习和思考传统工艺的价值和保护、承传问题。这些问题和社会的很多层面有关，艰辛和焦虑获得的是蚍蜉撼树的感觉。
七十年代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到八十年代要陆续出版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在当时是专门出版考古报告之所，而身为责任编辑的楼先生有先见之明，要求报告附科学分析和研究的内容。在当时对科技考古还十分陌生的环境下，给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开展研究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讲，楼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和技术史研究的推动之功值得铭记。[1]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王墓青铜器研究给了我钻研战国青铜器的机会。
战国中山国王墓和曾侯乙墓是战国考古的南北双璧。后者属于楚文化系统，前者则与北狄有密切关系。而且，以自己当时的疑问，何以往往和所谓蛮夷文化联系密切者，器物愈是优美奇特？中山国王墓出土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华美的装饰、繁多的品类而享誉世界，尤其三件长篇铭文的器物，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而出土的兆舆图更是稀世珍宝。自己能参与此事，是莫大的福分。楼先生亲自带我去石家庄，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见到了墓葬发掘的主持者、考古报告编者刘来成先生，遂展开了研究。
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得惊人，除青铜容器、乐器和兵器外，十分显眼的是一批日用器具，如灯盏、屏风构件、帐篷构件，而数量更大的是各种各样的构件和装饰品。那些厚重的青铜陈设品和饰件给人的感觉是从不吝惜材料。它和曾侯乙墓共同提给我的问题是：当时那样一个蕞尔小国何以拥有如许大量且精美的器物？那些七雄大国的王墓和周天子墓又该如何呢？这些器物是礼器吗？为何都要埋诸地下？
这些造型特异的器物绝大多数都有错金银装饰，错金银之前当然经过了打磨加工；而没有错金银的器物，表面光素，似乎也经过了打磨处理；即使是方寸尺度的车马饰件，也制作得规规矩矩，加工得平滑光洁，具有上乘之质，令人称绝。器物上留下的痕迹太少，自然给研究这些青铜器带来了不便，很多工艺信息必须借助更多的科学分析方法去获得。但在八十年代晚期，研究经费无着，器物辗转运输也困难，只好按照刘先生的意见，能做什么做点什么。于是，用两周时间在概览了绝大多数器物（有些因出国展览而失之交臂），再用两周时间重点研究了四龙四凤方案座、十五连盏灯等几件典型器物和若干构件。第二年又用了一个月时间复核了上述研究，增加了套杯、钟等器物的研究。这批器物的一大特色是错金银，关于此，学术界的认识来自于史树青先生早年对传统错金银工艺的调查，古代工艺如何，至今缺乏研究。由于样品的困难，在这个课题中憾莫能及。
过去曾有学者认为中山国青铜器中，几件艺术造诣高的器物是失蜡铸件。而淅川下寺楚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失蜡法精品的认定，彰显出中国古代失蜡法有其特色。便对失蜡法格外留心，有时整天只对一件器物凝神观察，不放过任何蜘丝马迹。当观察到四龙四凤方案座的内侧时，真正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大量的痕迹和工艺信息证明这件器物不是失蜡铸件而是传统的块范法。为了铸造这件精品，工匠们对于块范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先后铸造出了78个部件、以22次铸接（36个接点）、48次焊接（56个接点）成形的，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这种铸造方式姑且称之为“全分铸式”，即将器物的每一部分都以单独的铸件成形，然后再铸接、焊接于一体。
从这件器物，自己深刻认识到必须多做一手的研究工作。深深体会到陆游对儿子的训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是饱含着怎样的经验和智慧的谆谆教诲！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譬如，中山国王墓较之曾侯乙墓晚百年左右，较淅川下寺楚墓晚约二百年，失蜡法在当时已经登峰造极，为何在中山国器物中，如此不惜工本、甘冒风险去创造这件方案座？千多年前形成的泥范块范法工艺怎么那样精湛娴熟、得心应手？所建立的技术传统怎么如此深厚和强大？失蜡法的地位又如何，怎么登峰造极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只用于制作那些非失蜡法不可的附件？虽然也认识到穷自己一生，这些疑惑也未见得能找到答案，但毕竟有了日益明确的问题。
三
皖南发现的古铜矿业遗址十分重要，得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钊先生和杨立新先生的邀请，陪华先生两度去考察，但深入的发掘需要大量的经费，只好候诸来日了。
1989年秋在科大开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诗中先生告诉我一件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新干大洋洲沙坑中出土了大批商代青铜器。会后便随刘先生到了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文物考古所所长彭适凡先生，请缨合作研究这批青铜器的工艺技术。他正沉浸在重大考古发现的喜悦中，曾和华先生有过成功的合作，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马上安排去新干。抵达新干县城已是日暮时分，迫不及待地看了几件重器，令人肃然起敬。精美的做工、特别的纹样、独特的装饰都令人耳目一新，兴奋不已。第二天去了大洋洲，考古队詹开逊和刘林先生正指挥民工在沙坑中发掘，不时有青铜器或者玉器出土，重大发现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另我吃惊则是：虽然这批青铜器有自己某些特色，何以和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如出一辙？
发掘在继续，研究要待发掘结束。我带着兴奋和问题回到北京，拜读前辈学者关于吴城文化、商代南土和盘龙城的发掘和研究。第二年春天，面对数百件出土青铜器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初步观察，夏天又和楼先生去南昌，再做了一个月的研究。然后开展实验室工作，虽然和首都师范学院化学系樊祥禧先生合作的材质分析不尽人意，但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贾莹女士合作对高锡青铜工具的金相分析相当成功，做出了高质量的金相照片。
大洋洲青铜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性质的认定和断代。考古发掘者认为是墓葬，自己却不苟同，认为是窖藏或器物坑。而器物的年代可能有一定的跨度，从二里岗时期延续到殷墟，但不一定有殷墟晚期的器物。从铸造工艺上看，虽然都是泥范块范法成形，但铸接工艺上却有自己特色，芯撑（垫片）的使用也相当的早，并认为中原地区芯撑的使用可能本源于南方。从出土的铙联系到殷玮璋、曹淑琴先生的研究和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的研究，觉得需要将大洋洲青铜器纳入到商代南方系统青铜器中看待和探讨。而美国学者Virginia Kane女士在七十年代对南方青铜器的开创性研究，由于有新的材料，需要重新探讨。他她所提出的商代南方“独立的青铜工业”（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y），其独立性的含义也需要更清楚的阐明。于是，特别关注了刘诗中先生在瑞昌铜岭所做的矿冶遗址的发掘，他还热情地告诉我江西锡矿遗址的可能性。
关于大洋洲青铜器群的研究持续了三年，写出的初稿也有十万字之谱，而后来收入在考古报告作为附录的仅仅是针对这批器物的研究和大鼎的简单比较，其他相关的和比较的研究多被搁置了起来。
四
读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受益很多。他认为应该加强区域或方国青铜器研究的见解绝非泛泛之议，而是在他丰厚积累和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远见卓识。1992年，有幸得到镇江博物馆的合作，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和华先生、贾莹女士一道开展了对吴国青铜器的研究（同时，上海博物馆的谭德睿先生和廉海萍女士在开展对吴国兵器的研究）。
吴地先后有许多重要发现，从丹徒烟墩山、仪征破山口、六合程桥，到丹徒母子墩、丹徒司徒庙和谏壁梁山，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跨度从宁镇平原到太湖平原。上承周原丰镐、下和于越。而自己的问题是：早期吴国青铜器和宝鸡、丰镐西周早期青铜器关系怎样？可能是那里铸作的？青铜工业在吴地是如何发展的？特色如何？如何形成特色？越灭吴后，青铜技术和生产有无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尽管镇江博物馆有相当丰富的收藏，馆长肖梦龙先生也热衷学术研究，但回答上述问题还有困难。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剑上面，并开展了深入的金相学研究。金相研究发现这些兵器的组织中，有大量纯铜颗粒的出现（以前在其他地方只有非常零星的个例），有些组织的形成可能和加工工艺无关而是埋藏过程中腐蚀的结果。那么，这是冶金考古的个案，抑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科学家对实验室的结果是否有误读和错解？
向华老师请教这些问题，他把自己的学术自述给我看，封面上墨笔提着杜甫的名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联系到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不得不感佩先贤的睿智。
吴国青铜器研究使我结交了林留根先生，他教了我很多吴文化和土墩墓的知识。也曾一道去溧水、高淳和上海博物馆看青铜器，很佩服他的年少老成。旅途从考古学聊到略萨，从《瘗鹤铭》聊到锅盖面，自己深深敬重这位江南才子，并期待着他的大成。
时光荏苒，虽然很多问题没得解决和推进，吴国青铜器研究也不得不告一段落，期待着以后有机会继续这一研究，探讨那些悬心的问题。吴国青铜器研究的间歇，得到楼先生玉成，与贾莹同去郑州看曹桂岑先生发掘的淅川徐家岭及和尚岭楚墓青铜器，比之于淅川下寺，远要逊色。还去新郑郑韩故城看蔡全发先生发掘的青铜器窖藏，若干编钟确是研究“郑声”难得的材料。尔后去宝鸡，上陇原看宝鸡考古队发掘的陇县边家庄秦墓青铜器，最感兴奋的还是那里新发现的益门秦墓出土的金柄铁剑和铜柄铁剑。
上述材料还没来得及整理，我们得到山东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的支持，开始撰写《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华先生因为忙着修订他《铜铁浇灌的文明》，[2]这本书就由我主笔。请李克敏先生写古代钢铁部分，邀湖北黄石市博物馆的卢本珊先生写采矿部分，而我写冶金术起源、青铜器铸造、青铜材料、青铜加工以及所涉及的金、银、铅、锡等，并和华先生一道负审稿和统稿之责。结果，李克敏先生因忙于它务，所完成的钢铁部分过于冗杂，自己不得不重新撰写。
刚刚而立之年，血气方刚。以初生牛犊的无畏，将所能找到的相关研究阅读一过，就着手写了。两岁多的儿子常常在怀里涂鸦，自己则一往无前的爬格子。困惑、失望、气馁，往往袭来，喜悦、感叹、执着时时发生。每写完一章，立即请华先生修改，自己再改。终于在一年两个月后将近百万字的初稿提交给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责编孟爱平女士看过后来到北京，我们从头到尾再过一遍，将前后文的术语和说法做了统一。没想到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也没有想到博得了不少同行的谬奖。
五
记得1994年，国家做出了加强科学普及的决定，科委在社发司专门成立了科普处。得于研究生时同学周原的推荐，和几位学者一道做了一点“九五”科普计划的预研。事后，在社发司司长甘世俊和山西教育出版社任兆文社长的支持下，和几位同道组织了一套“科技与人类文明——干部读本”的小丛书。这件都觉得好的事情，做起来却实在不易，我切身尝到“合作之难”。
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认识了王佩琼先生。这是一位酷爱读书、酷爱经典哲学的学长，黑格尔的《小逻辑》能读四遍，让我自惭形秽，深为佩服。因为自己碰到哲学就头大。有这位朋友，请教问题方便多了。
早期青铜器有了个汇报，晚期又怎样呢？华先生让我去请教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熟悉清代匠作则例，请以指点迷津。王先生不能忘情于匠作则例，在他芳嘉园旧居，不仅给我看过他所做的目录，翻捡出50年代他以晒蓝方式复制的数十种则例，还将他分作辑录的油印本《佛作》、《门神作》等示我，教我整理匠作则例的方法。先生以一人之力，穷经皓首，杰作频出，对于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鉴于清代匠作则例散藏各处，亟待汇集出版以嘉惠学林，方能推动研究。华先生建议王先生领衔先行此举，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吴加安所长的和大象出版社周长林社长的支持下，文研所、清华大学同仁一道努力于此。
读书期间拜读过《古史辩》之后，文献研究一直是自己惶恐和困惑的领域。自己无力弄清楚哪个文献是真的、哪个文献是假的；或者那哪部分文献是真的，那哪部分文献是假的。即使是文献是真的，所记述的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部分真、部分假。但研究古代技术和工艺，又怎么离得开文献？
1996年，研究所和大象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通汇》大功告成，古代科技文献的基本读物已备。大量的文书档案，如“清代匠作则例”尚待发掘。商请于华先生如何推动科技典籍的研究，遂动议召开系列性的国际会议做尝试。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一批欧洲学者的赞同，便决定以《考工记》为破题，在山东淄博召开首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维快先生（Welf Schnell）和李文潮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傅汉思教授（Hans Vogel）、博士生阿梅龙先生（Iwo Amelung）和白安雅小姐（Andrea Eberhard）及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鲁克斯教授（Klass Ruitenbeek），并吁请他们关注清代匠作则例。
这次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为“《考工记》‘六齐’研究”，对历代注本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爬疏，发现后来关于“金”是铜还是铜合金的争论，明代即有不同解释。我则根据后人对先秦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对所涉及的青铜器，分门别类进行比证，发现难以通解。遂提出了新看法：“六齐”非科学总结，而是和青铜生产几乎无关的某种人为构建。这是第一次下功夫研究文献，结果却是负面的。
六
1997年，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维快先生邀我作为柏林工大的高级访问学者，并协助他一道组织第八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
在西安交大读书，出国是遥远的梦想。到科大读研究生，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学生都在讨论和准备出国，仿佛读书的目的和归宿唯此一途。两地的学风和差异竟然如此之大！自己研究青铜器并深受其吸引，出去有前途吗？还是老实做些清贫但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后来有机会去日本和韩国参加国际会议，方知道外部的世界很精彩、外人的学问也很精深。在写《中国上古金属技术》时，仔细研读过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深深折服其独到的眼光与视觉，严肃的学理和严密的逻辑。结合科学史理论，才窥得科学、技术、历史、认知、文献、学术、学科、证伪、范式的一点堂奥。补考古学知识，才去学习和理解美国的人类学框架下的考古学、艺术史框架下的器物研究，略知文化、传统、艺术、表达等等核心概念的皮毛。那些自己研究和悬心的问题，原来他们早就进行过不同地域和材料的探索。
急需要充电，急需要理论学习。而德国是以出思想、发生新科学而著称的，不由得不由衷地感谢维快先生。为能不虚此行，还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半年德语。半年中坚持骑车十多公里去上学，从未缺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柏林工大给了我全新的关于德国大学的认识：大师云集的学府、四海汇聚的学子、随便出入的图书馆、自由研讨的课堂、可以在同城三所大学随心选课的学制，一切于我都是新的。自己觉得年轻，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可以东看看、西听听。其时，哥本哈根的华道安博士（Donald Wager）应邀开设中国考古学课程，我参加了每节课，了解西方学者怎么看待中国考古和考古学，H. Schuett教授在开炼金术研讨课，也去学习古代西方和阿拉伯如何看待金属、如何制造伪金。
柏林是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没有几座超过十层的建筑，二战瓦砾中重建的建筑亦然。用一位中国人的话说，“很不现代”，当然引起了外国学者的苦笑。笑过之后去想中西之不同、中西人之不同、中西价值观和趣味之不同，原来有是如此不同。窃以为教育是要因。我们从所谓的胎教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以后，还有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在观念和志趣上和西方世界恐类风牛马。类似这些事情，观察和了解西方社会及西方人，自己学到了不少。那时，东西德统一不久，二者轩轾截然。记得维快先生和文潮博士去老东德机场接我，他指着路旁盒子式的建筑告诉我，这是社会主义建筑，当时不明就里，后来才恍然大悟。读了马克斯·韦伯的书，再翻检过去囫囵吞枣看过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制度、公民、历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有了一点感悟。
住在柏林的万湖（Wansee）岸边，湖光美不胜收。离波茨坦只有一站城铁，常常陪同朋友去看无忧宫（Sanssouci），这所在是18世纪普鲁士腓德列大帝按照凡尔赛宫兴建的夏宫，典型的洛可可风格的园林，精雕细琢，无微不至。在柏林常常光顾的，则是大大小小的各式各类博物馆。在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感受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和古希腊文明，在埃及博物馆（Egyptian Museum）感受古埃及和古罗马文明、在史前博物馆感受欧亚史前文明、在国家博物馆感受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在老国家艺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观摩德国艺术家和欧洲艺术家文艺复兴以来的杰作，在人类学博物馆欣赏世界各地的民俗文物，敦煌一窟也在其中。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离柏林工大只有两站地，映入我办公室的窗景正是该宫殿铜绿的穹顶，那里现在是十七世纪普鲁士艺术的博物馆，其中的瓷宫，用5000多件中国青花瓷装饰内壁，为平生所未见，也可领略昔年欧洲人对青花瓷的感觉。
柏林的音乐活动之多，更是目不暇接。提前一年，各大剧院和音乐厅的海报就已经张贴了出来并可以买票。声名赫赫的柏林爱乐，德意志国家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席勒剧院……，林林总总不下二十家。票价之合理，则是北京为特权和“贵族”的演出无法想象的。莫扎特和瓦格纳的歌剧几乎是每场必看，大饱耳福和眼福。
而柏林期间另一大收获，则是认识了许许多多朋友。李文潮博士来自陕西大荔，和我有乡宜，具有关中人的耿直、执着、深思和机敏。他在德国读书、执教和研究十多年，从文学而哲学，并能打通和连接东西；精通德语，在自由大学和柏林工大开设德国哲学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出版了多部专著，成为受国际学术界十分尊重的学者。他的宗教学和哲学特长，成为向他请益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最好老师。就我看来极其复杂的问题，他能寥寥数语使人茅塞顿开。（这情景只有在科大读书时，方先生将深奥的相对论和宇宙学所驭之。）莱布尼兹乱麻一样的手稿，他能耐着性子，花上几周时间将之疏通并做出注释。
另一位朋友是德国同庚阿梅龙，他一边负责大众基金会支持的近代中国科技名词项目，一边写他的关于十九世纪山东黄河水患和赈济的博士论文。关于德国、德国学术以至于德国啤酒，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从与他讨论他的和其他人的研究，才知道西方学者经常会选择一些中国学者不可能理会的课题，而且往往能得到各种基金的支持。他和文潮兄一丝不苟的学风，可以看作德国学术的缩影吧。
《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在学术界得到了不错的反响。1998年夏，我接到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所长的邀请，要我去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系列中非金属冶金卷的编撰。SCC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小子能附骥也有荣焉。但我知道李博士生前邀请过很多学者撰写此卷，结果都中途而辍，原因虽不能洞知，但难度大定为一毂。其时，华道安博士正在完成钢铁卷，我向他咨询了他的流程和问题后，便去会古所长。
在剑桥遇见同庚同道梅建军先生，他刚刚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知道我来剑桥，介绍了一些他所看到的关于此卷的档案，价值似乎有限。问及我对将来研究的打算，我说还和以往一样，做器群研究。他反问我难道一直这样做下去？我倒含糊了。心想，是啊，需要好好想想。
和古克礼先生面谈，他先问我自己的研究后，要我悉数圈内与此卷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动向，我都直言以对。他似乎满意，便将话题转向有色冶金卷上面，问我意见，我表示愿意参加，但也明确指出：该卷要写好，尚有大量的课题需要展开，特别是汉以后的问题几乎没有深入地触及，中国古代的金银器、黄铜器和锡器也少有探究；此外，文献研究的工作量也非常巨大，清代匠作则例还没有能全部汇集起来。而事实上，他已有蓝图在胸，拟请波士顿大学的慕容捷博士（Robert Murowchick）主持此卷，梅建军先生和我参加，以期五年完工。我说五年断无可能，至少应作十年打算。（后来这个队伍中增加了台湾史语所的李永迪博士）。
那时，李约瑟所前所长何丙郁先生在剑桥度假。他是该领域的前辈大家，我应向他请教。他却主动问起此事，我将顾虑据实以告，觉得这样拉郎配的撰写前途未卜。他的话永远不会让人忘怀：年轻人要自己努力，拿出自己好的成就回报社会。言出意外，其中的深意，需要自己慢慢体味了，期待着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这次英国之行一个很大的收获即是参观大英博物馆。一连四天，从两河流域看起，古埃及、古印度、希腊、古罗马，最后才是中国、朝鲜和日本，每天一个专题，相当于上世界文明史课程。不仅看青铜器和其他金属制品，也看石器、陶玻璃、纺织品等品类。所谓“品貌之盛”，难以形容。故而朋友建议去其他博物馆，也就只能割爱了。
在博物馆里参观，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青铜器？形式、内容、功能、材料、工艺，异同何在。希望通过了解其他文明的青铜器逐步明晰起来。旅欧这段时间，渐渐意识到，了解自己往往要依赖于对别人的了解，对他人了解得愈全面愈深刻，可能对自己认识得会愈全面和深刻。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金银器和其他文明有无联系？会有怎样的联系？自然，因为对中国金银器知之不多，也就浮光掠影一过。此外，诸如锡器、钱币等，也有许多问题待求解。
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朋友汪涛博士。此前在北京见过一面，知道他专于古文字和古器物，而且性情温和儒雅（堪和郑岩教授一比），知识面甚为宽广。伦敦相逢，他乡故知，热情周到得令人感动。我向他请教了英国学术圈子的情况、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和他的看法，他都能娓娓相告，颇像一位兄长。后来才知道我倒大他几天。
七
从德国回京后，美国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中国艺术史副教授艾素珊（Susan Erickson）博士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和她合作研究晚期青铜器。大概是1992-1993年，我为撮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考古合作，她和浦尔教授（Robert Poor）来华时，见过她一面。知道她曾经对摇钱树和博山炉做了很好的研究。在我，晚期（宋元明清）青铜器的确是空白，可以理解早期青铜器，不失为一个好课题，便答应了下来。
她随后来京，我们讨论了研究范围，限制在晚期青铜礼器上，不包括日用器具、艺术雕塑、装饰器具和构件；时间限制在宋元明清四朝，上不及唐和五代，下不越民国。所要针对的问题：晚期青铜器和早期青铜器的关系，晚期青铜器和当时金银器、瓷器、家具等的关系，晚期青铜器的制作材料，晚期青铜器制作的工艺技术，晚期青铜器的使用，时人对早期和晚期青铜器的理解。我只是在她来之前匆匆找到很少一些相关资料看过，所知十分有限；她也只是搜集了相关的中国考古文献极少量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知之不多。去请教王世襄先生，他说他不懂，应请教朱家溍先生。楼先生帮我们约定和朱先生在故宫见面，朱先生所知比之我们也无多少。他说道，故宫有不知其数的晚期青铜器，但记不得藏在哪个库房了，几乎没有人碰过。
这是一块处女地，一切都得自己来开垦。
我们看了北京各处博物馆、庙坛和公园内收藏或陈设的晚期青铜器，年代几乎都属于清朝，材料几乎都是黄铜。北京孔庙有成套祭器，承孟崔学谙馆长允许，我们开始逐一考察，并拍照记录其中的细节。通过刘雨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也看了宋代的山尊以及明代潞王坟出土的鼎。天坛所陈列的祭器也是造办处所作，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看看。
考古资料介绍的晚期青铜器大多出土自四川，我们便取道宝鸡和汉中入川。
宝鸡青铜博物馆馆长胡智生先生是老朋友，问起晚期青铜器，只有两件传世品。而再次目睹◆国青铜器，倍觉亲切。看到大批周原青铜器，深深为楼先生推动的周原青铜器发掘报告未能启动，自己未能开展对它们研究为遗憾。这些重器使自己忘却了此行的使命，花了五天时间看了一批器物，希望将来再返宝鸡，继续研究西周青铜器。
胡先生曾经研究过湑水河两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并给我看过若干拓片和线图，我也曾拜读过王树芝先生写的介绍和李伯谦先生的研究。胡先生和我们一同到城固，这才知道湑水河流域出土的器物分别藏在城固县博物馆及其相邻的洋县博物馆，我们花了近一周时间对这些器物进行了浏览和研究。在这批器物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大洋洲青铜器的因素，相约来年再予深入考察。
从汉中到成都，虽然没有能看到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在成都博物馆也只有很少几件传世品，却认识了孙华先生。早拜读过他的大作，佩服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意图后，他是第一个赞成我们的中国考古学家。他介绍我们去了江油，看到那里出土的一批宋元器物。再到绵阳，见到绵阳市博物馆何志国副馆长，他们没有几件藏品，也给我们看了，并慨允我们测量和拍照。艾博士没有忘记她的汉代艺术研究，我们仔细欣赏了绵阳的汉代平阳府君阙，她给我讲相关的艺术史知识，从她那里，我开始了艺术史学习。
听说彭州发现了一个宋代窖藏，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得到王毅所长的允许，我们前去瞻观，那里也有几件晚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成都，通过孙华教授的介绍，使我结识了广汉三星堆器物坑的重要发掘者陈德安先生。对于三星堆青铜器的研究，于我来讲梦寐以求。曾经在文物精华展上，凝视着三星堆青铜器不能移步。巴纳教授来访时，还与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相约来年春天同聚三星堆。
从德国回来，研究所所长刘钝先生要我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之职。我尚有自知之明，不长于领导和组织，而且心直口快，妖魔沉默，言必实话，便以还有去美国研究的计划相推却，刘所长不以为然，依然坚持，也只好应承了下来，勉强应付了四年。
2000年春，在鸭池河两岸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如约动身去三星堆，住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开始研究三星堆青铜器。读过三星堆考古发掘报告，一系列问题悬于心胸。如：出土器物的两个坑，报告称之为祭祀坑，祭祀谁？如何祭祀？为什么其中有些铜器经过火烧？从出土器物看，年代早的可以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报告和碳十四年代测定都将其年代定为商周之际？有无可能更晚？器物坑和三星堆遗址与城址是怎样的关系？和遗址中发现的墓葬又是怎样的关系？三星堆文化是什么时候衰落的，遗址的下限到什么时候？对于青铜器，制作技术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技术要素？而金器又是如何？陈先生他们一边在整理着发掘资料，一边还在继续发掘。我的一肚子问题只能慢慢讨教。
美国西雅图亚洲艺术馆要组织四川古代文明展览，不少器物将参展。美国来的专家便和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同室工作，效率自然不高。可喜的是杨师傅还在修复另一株神树，其他器物大多也是他修复的，这给了我向他请教的机会，倍觉幸运。天府之国舒适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提供了安逸生活的物质条件，我们在此工作打乱了他们的节奏。工作近一个月后，便回京消化资料，以待来日。
这段研究使自己对三星堆青铜器获得了几点初步的认识：三星堆青铜器群，除却几件镂空牌饰属于二里头文化外，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属于商文化，即青铜容器。具有明显的商代南方青铜器特征，和湑水河流域出土者接近，年代在二里岗晚期到向殷墟过渡时期，应是外来的。另一组属于地方文化，如人面、兽面、人头像、立人和神树、鸟形附饰和部分兵器，为它地所未见，源流都不清楚。从技术上看，都是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没有锻造制品，也未发现失蜡铸造的器物。而神树的多次铸接，除二里岗时期的大型方鼎外，殷墟时期都未见。倒是春秋晚期以后，器物各部件分铸再铸接或焊接成为潮流，我将之称为“新兴期”，代表作是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四龙四凤方案座，其技术思路比较接近。深入的研究尚需对之进行检测，特别是大量的X射线成像，可以给出直观的证据。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后来，孙华教授要写《神秘的王国——三星堆青铜器》，征稿于我，我只有考察笔记，他谬奖也有价值，就将一部分内容收入其中，自知粗糙，连看的勇气都没有。此书让我也署名，非常惶恐。
回到北京，即收到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邀请，我获得了福布斯基金的支持，作为弗里尔艺术馆-赛克勒艺术馆的研究员，进行一年的研究。我拟以南方青铜器作为对象，便将相关资料做了汇集。接下来便是处理冗务，秋天赴美。
八
当今美国在国际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高水平的教育、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同等发达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之研究，明末传教士在欧洲创立的汉学，已在欧洲显出颓像，而在美国却日益发达，且扩展到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内都没有或很少涉及的议题。本专业方面，以罗越（Max Loehr）和其弟子所做的青铜器研究，独具慧眼，别开生面。贝格立教授（Robert Bagley）关于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十分突出，惠我良多。弗里尔艺术馆则是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最为出色的部门之一（尤以大收藏家赛克勒医生[Arther Sackler]捐赠了他的主要收藏并为之建立了姊妹馆——赛克勒艺术馆之后），Alexander Pope、Thomas Lawton、Jenny So（苏芳淑，也师从罗越）等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特别是Rutherford Gettens先生在弗里尔建立的科学研究与保护实验室，并物色到得力干将齐思先生（W. Tom Chase），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材料和工艺，解决了诸如铸接工艺等重大问题，也是首先将X射线成像技术用之于中国青铜器研究者，使得青铜垫片昭然若揭。他们的成果是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必读文献，于我受益匪浅。
我在研究生毕业时即认识了齐思先生，他接任弗里尔科学研究和保护部主任后，多次来华，时有交流。他心宽体胖，治学严谨，乐于助人，曾经建议我申请福布斯基金并多次寄来申请书，自己总是以手头的研究没法脱开未能付诸行动。而这次我如愿以偿时，他却退休了，主任由贾宝先生（Paul Jett）接替。
弗里尔艺术馆和赛克勒艺术馆为一家，隶属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联邦机构，座落在华盛顿特区中心地段。他们指定地矿出身、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Janet Douglas女士作为我的指导或顾问（Superadivisor）。齐思先生在我安顿好之后，专门开车来看我，和我商讨我的研究，并慷慨地承诺愿意给我任何帮助。按照计划，我想研究湑水河两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随身带有13件样品，并予探讨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相关问题。赛克勒馆收藏的一件尊，应和湑水河出土者同类，一件罍则可能属于南方系统。
弗里尔的仪器设备不是最新的，相比国内很多实验室，可以说是简朴甚至落后的，所使用的电脑还是286，这在国内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所有设备都非常实用，并产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里大家都自己动手，没有实验员相助。对于金相分析，自己在大学有很好的训练，但找到所需的各种材料则是问题，齐思先生对实验室了如指掌，一一指点，使我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最为难得的，是齐思先生把他的工作流程教给了我，如何指定样品研究计划，如何做研究档案和设计数据库。X射线成像是基本操作，曾在研究◆国青铜器时在北京621所做过，但不是自己操作的。在弗里尔，齐思先生教我如何使用X光机，并拍出了满意的照片。X光荧光衍射是材质无损分析的主打设备，他和Douglas女士教会我使用他们的设备。
后来，齐思先生还开车送我去里海大学做样品分析，并在那里认识了柯鹤立博士（Constance Cook），无私相助，铭记于心。
至于显微观察的记录，齐思先生把尼康Coolpix950架在体视显微镜上，获得了数码照片，非常方便。自己便将第一个月所剩的职务津贴，拿出1000美元买了一架Coolpix 970相机。第二个月，又花了1500美元买了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这样，晚上也可以做些文字工作了。
弗里尔艺术馆让我知道了一种我完全不同的博物馆管理模式。我可以随时进库房观看器物，也可以和库管商量将器物带到实验室去观察和分析（限于无损），学者可以通过预约进库房观察和研究器物。我第一次进库，看到心仪已久的人面盉，竟然用了一个小时；看到河南浚县出土的西周早期铁刃铜戈和同出的青铜兵器，激动之心无法言表。至于大批的元明绘画，由于不懂，只能啧啧。
弗里尔最吸引我的，还是其完备的档案和丰富的藏书。
早知西人注重档案，但档案完备到如此地步，则是无法想象的。每件器物建有一档，内容包括它的来源和履历，进馆时的照片、描述和进馆前所发表与引用的文献、展览情况。进馆后对其所做的清理、修复和此后的维护；随后开展的所有研究，包括材料、结构、工艺和锈蚀等；展览经历及图录；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特别是重要学者在馆观摩和研究该器的笔记或谈话的记录。重要器物的档案会长达一两百页，照片和底片多至数十张，几乎都有X片。不由人不叹为观止。
弗里尔的图书馆集东方艺术和考古之大成。伊斯兰及波斯、印度和南亚、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艺术史文献高度攠集，偶尔或缺者则以复制本补充，关乎科技和保护者则收藏在科学研究与保护部，范围更为宽泛，还对一些大家建立了专门文件夹。很多在国内无法找到的文献，这里易如反掌。原来美国学术站在世界前沿，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代代接力的结果。反思国内正在妄言拿诺贝尔奖的前景，却视而不见连一些最基本的图书资料都难以找到甚至全国阙如，公立图书馆和博物馆、档案馆一样，很多成了不同级别的衙门，成为某些人群和行当谋取私利的资源，垄断独占，创新何以进行？所谓的创新有几许分量？怎不令人贻笑大方！
于是，弗里尔的生活就这样定了形，上午在实验室工作，下午去图书馆读书，读不完的赶紧复印。艺术馆的书店里常常有最新的图书抵达，作为馆内人员有20%的折扣，所以尽可能多买，一年中此项花费超过两千美元。同事们不解，我只好苦笑着向他们解释，在中国未必有这样的资料，即使有，图书馆也因为价昂图美而作为美术书籍不能借阅。同事们给予我额外的同情，说你回国后，只要你需要的海外资料，我们给你复制。隆情厚谊，使漂泊者备感温暖。
Virginia Kane博士沉寂了近二十年，以她的才华，应该有更多杰作。知道她执教于密执安大学，便安排圣诞节假期去拜访她，向她请教悬心许久的问题。人算不如天算，在我动身的前一天，她驾鹤归西了。
去密执安大学看看也好。那是罗越和Virginian Kane执教过的地方，还可以和素珊讨论艺术史。我们参观了大学的考古学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后者藏有几件中国青铜器，真假莫辨；尚有若干件错金银的车器，有残破，馆方同意用于研究，但时间很紧，还是有待来日吧。在Ann Arbor，我还看了自然博物馆，——可以看作是美国文化和科学的一大特色，十分有趣。若说历史博物馆是将人类或某区域十万年内历史与艺术的浓缩版的话，自然博物馆则是地球四十亿年的历史和自然的精选版。大千世界呈现于此，最能让我油然而生的感觉是自己的渺小。弗里尔的对面即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同属史密森学会，是我常常光顾的所在，一年中不下二十次。
密执安大学的图书馆当然是要去的。进入书库，书架边缘就有桌椅，甚至可以过夜。图书收藏之丰富，使人垂涎；而馆际借阅之便，难以想象。真正能引发一个中国学者的嫉妒，——美国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艾素珊博士因研究过罗佛（B. Laufer），我也因读过他的《中国伊朗编》、看过他的论著索引、知道点他对美国中国文物的收藏和图书的收藏所做的贡献、他开创性地研究中国玉器和陶器，……，以他为神人，颇想知道他是否收藏有清代匠作则例（我已获知德国图宾根大学傅汉思教授和我们合作研究则例的申请已经得到德意志科学基金会[DFG]的资助批准）。艾博士便开车同去芝加哥，看富地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劳费尔服务的博物馆有无线索。
富地是一家私立博物馆，坐落在芝加哥的密执安湖畔，宏大的罗马式建筑诉说着他的高贵和优越。收藏有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包括劳费尔上世纪初在陕西购买的一大批汉代铁器，而其中的铁灶，也许是现存最大的汉代铁器，保存情况令人担忧。这所博物馆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馆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看了劳费尔所购书籍的清册，其中有一册筑坝治水的和则例有关，国内已有，倒是一批明末鱼和鸟的水粉画使人耳目一新。
当然要看芝加哥大学。在东亚艺术馆碰到了上海博物馆李朝远先生，我们还就浦尔先生捐赠的两件青铜器做了简单地讨论，他觉得其中一件有疑问。然后去图书馆的东亚分馆，那是钱存训先生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琳琅满目，方便至极，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清代匠作则例。
回到弗里尔就结识了好友来国龙先生。
国龙本科在吉林大学学习国际法，进校不久即对古文字感兴趣，从何琳仪先生学古文字，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高明先生和李零先生研究古文字。尔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便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和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罗泰先生。他修完课程之后，在一个学校教过中国考古学，在著名的盖蒂（Getty）文化遗产研究所研究过中国古建筑保护准则，现在得到弗里尔的研究职位完成他关于包山楚简的博士论文。从他的经历不难看出他志趣在于研究古代文明。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而其所长正是我之所短。从他那里我知道一些古文字特别是简帛的知识、知道盖蒂的志趣和组织形式、知道点美国大学的艺术史与考古学教育，也了解了更多学科动向。看过他所整理的资料，才更深的了解到他用工之勤、思考之密，自叹弗如。多次的聊天结成了好朋友。他的名言：“顶尖聪明的人不能做学术研究，学术要靠下死工夫的，聪明人坐不住。”振聋发聩。
许杰先生筹备的古代四川文明展即将在西雅图开幕，夏季要组织一个学术讨论会，要我参加。我认识他是他两次回国筹备展览途径北京的时候。知道他曾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贝格立读艺术史博士学位，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青铜器。他知道我曾研究过湑水河流域商代青铜器，也刚开始研究三星堆青铜器。他有过人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尚未拿到学位即成为西雅图亚洲艺术馆的中国部主任，而那次组织的三星堆展览也是美国各界非常期待的。他希望我在研讨会上讲湑水河青铜器，我再三考虑，还是讲讲对中国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看法。
在消化资料时，我有一大难题是关乎湖北黄陂盘龙城青铜器的，需要回国看几件器物，和Douglas女士及贾宝先生商量，他们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而素珊也收到许杰先生的邀请，他想谈四川汉代崖墓，也需要实地考察，希望与我同行。
我们首先到城固和洋县，再次看湑水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认为他们绝大多数具有商代南方青铜器的特点。然后去四川三台看汉代崖墓，这些崖墓多密集地分布在郪江两岸丘陵上，系砂岩上开凿而成，有数千座之谱。几乎都已在早年被盗，墓口敞开着，其中遗物少而残乱，三台县博物馆进行过调查清理。在县博物馆钟治先生带领下，我们钻进二十来座崖墓进行考察。素珊集中观察了墓葬结构、浮雕、彩绘等等。往往会撞上蛛网，不时会有蝙蝠飞窜。
抵达成都，看了新发现的商业街的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强烈的震撼力。直径接近两米、长达十数米的巨型船棺，精美的漆器，很少的金属制品，或许可以认为是战国时代地方王室或权贵阶层的墓地。而我立即想到的是，这是多么珍贵的建立中国古代碳十四数据系统的实物资料啊！考古学在中国已经建立快八十年了，碳十四技术引入中国考古学也五十年了，一个考古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一个以古代文明自豪的国家、一个拥有号称考古学家和科技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何没能建立起一个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年代序列呢？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欧洲的不同区域和气候带都有，因为那些考古学家认为碳十四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需要依赖的。就此，还同国内考古学同行谈过，都不以为然。这也可以有助于理解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吧。
金沙遗址刚刚发现，即以所出土的玉器、石器、铜器和金器为引起震动性。王毅所长陪同我们到了工地，见到地层上遍布的象牙和颌骨、獠牙，立即将我惊呆了。看到现在作为国家文化遗产徽标的金片，当即就说笑：凤凰卫视应该赞助发掘和研究，和他们的徽标何其相似？！其中的青铜器，或可与三星堆有关联，而金器的制作技术，或许要到遥远的西方世界去追寻。
记下王毅先生让我查询美国学者关于牙质考古材料保护的托付后，便到了重庆。我想看巫山出土的那件铜尊。得到邹厚曦所长的慨允，方刚老弟（我中学老师方家驹先生公子）帮我将尊提取出来，一个上午就围着它转。过多的垫片是其特色，当然，也是属于南方系统的青铜器。
乘快轮下三峡，顾不上欣赏轻舟过万重山的移步换景，直奔宜都，看那里出土的一件商代铜尊，和巫山那件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属南方系统。一天过后抵达武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红星先生是十年前在文物出版社就认识的，他当时在编写包山楚墓发掘报告。副所长李桃源先生则是在他编写盘龙城报告时在楼先生处碰到一面。他们非常慷慨，提出了十六件盘龙城青铜器让我观摩。我的第一印象是和大洋洲有很大不同而与郑州商城接近。它们几乎都出自墓葬，其中的酒器是南方所仅有，没有铙一类乐器，没有如湑水河出土的镰形器及大洋洲的铜刀和铜工具，也没有南方式的尊和罍，簋和壶则与湑水河流域所出者有关联。
去荆州博物馆看过那里出土的几件大型青铜尊和罍之后，返美的日期即到了。
九
回到美国，即向同事介绍了成都金沙和商业街的发现，都啧啧称奇。但问及考古牙质资料的保护，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科学研究与保护部得到福布斯基金的支持，要在九月中下旬召开一个亚洲艺术的研讨会，邀我参加。看过弗里尔的档案后，对于学术史有了兴趣。考察历史，比较容易看清前人研究的重要和不足，也可探索其中的一些原因。经过一周考虑，准备在研讨会上讲讲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研究历史，得到了组织者的认可。
接下来就是准备西雅图会议和弗里尔会议，前者先行。
整理湑水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进展很慢，因为有若干问题还没有弄明白。而自己愈是读得多想得多，则胆子愈是小，不敢轻易下笔，在这里更是如此。只能恨自己无能，年终考核常常羞愧难过。半成品不少，很多没有较大把握的问题不敢轻易示人。但熟悉的同行和朋友圈子，因向他们请教和讨论的关系，才知道就里，并鼓励我步步为营。关于南方青铜器，本欲和Virginia Kane教授切磋，她没给机会，于是和贝格立教授时时通过邮件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盘龙城的，并对于南方商代青铜器始终给予关注。大洋洲发现后，他也及时跟进，并引述了我的小文。我们讨论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独立性，他认为出自南方王国的工场，大洋洲可以看作是一王墓。
对此我有发言权，因为在发掘的过程中我去看过现场。没有墓坑痕迹，不能认为是一座墓。大洋洲和其他南方青铜器一样，都出自于窖藏，所以，也难以讨论其组合关系。从和贝格立教授的讨论中，也感受了他们的局限，——依赖考古报告，但一旦报告有疑问，他们难以判断。
我觉得有一点自己是清楚了，即商代南方青铜器，无论是湑水河领域的，还是湘江、赣江以及长江流域的，乃至淮河领域的，都不是出自墓葬，而是窖藏，或者单件瘗埋于山岳河岸甚至河底，独有盘龙城是例外。这意味着南方青铜器不是用于随人葬，有学者提出其用于祭祀山水当有道理。想必有独特的祭祀仪式和活动，因为酒器的比例不大，几乎没有饮酒器。另外的特点即是工具较多，异形器较多（若镰形器、面具等），兵器造型也多别致。而盘龙城和它们是有区别的。
另外，属于二里岗时期，或者二里岗到殷墟过渡时期的青铜器，分布的地域十分广大。北逾长城，南抵南岭，东近于海，西入天府，且边远地带出土者，多具有南方风格；中原风格或者说郑州风格的青铜器，基本上分布在黄河流域，盘龙城是一特例。为何如此？我的解释是商代南方青铜器可能生产于贸易的目的，既然货卖四方，也就不一定出土于一二地。
这些器物具有高度的共同性，无论形式、纹饰，还是工艺，说明它们产于一地。而其中有些特别重大的器物，若铙，打折重逾百公斤，说明有充足的青铜原料供给。产地何处？窃以为在长江边上，靠近长江铜矿带，大约鄂赣湘交界之处。尚且不能确知，姑名之为X地。虽然生产的青铜器有地方特色，但依然属于商代系统，而不是独立的。
可以构建的说法是，二里头青铜工业的兴起，青铜原料成为奇货，在商族勃兴时期，四处寻找铜矿和锡矿，人门发现了长江下游铜矿带，（锡矿可能与之不远），如瑞昌铜岭。他们就地冶炼，铸锭北运。南方冶铜工业的发展，逐步地发展出铸铜工业。他们只能铸造一些比之郑州所产为乡土的蛮器，有走样的纹样和造型。
青铜原料极其珍贵，需要控制，于是在转运的要害处盘龙湖畔筑建了军事要塞以镇守。因是商朝权贵，所以使用郑州风格的青铜器，而且用之于随葬。至于吴城的性质，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解读。
因此，南方商代青铜器和中原是同源的，所以二者相一致；因此南方青铜工业不独立，虽有自身特点，也只能是一个亚型。
对于四川盆地和汉水流域这一时期青铜器的解释，则是南方青铜器向四方扩展时，溯长江而上是主要方向，于是有荆州、华容、宜都诸器的发现。三峡不能逾越，便转道汉水，便在枣阳发现同期南方风格的青铜器。在汉中盆地驻留较久，甚至发展出地方青铜工业，湑水河流域才有如许大量的青铜器发现，而且有多种独有的器物。从汉中进入四川较易，三星堆青铜器当是其孑遗，而巫山那件尊，则是在四川扩张的结果。于此假说，深深佩服贝格立的慧眼。他提出关中的南方风格青铜器可能是从汉中翻越秦岭的结果。
开拓青铜原料，或寻找锡矿在当时非常紧要。先人沿赣江和湘江向南方推进，这是对此二江两岸出土大量青铜器的解释。至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可能是青铜原料从大别山东侧向北转运，其沿途才有潜山、六安和阜南青铜器的遗存。
这是我对商代南方青铜器的新构建，提交给了西雅图会议。很想和会议主席贝格立教授研讨，却不知他几乎不参加学术会议。会上的学术报告只有十数位，但听众却有百多人，很多都是远道而来的高校和博物馆同行。美国学术由此可见一斑。
到过芝加哥，颇想去看享有国际盛誉的芝加哥艺术院（Chicago Institute of Art），它附有一所艺术学院，闻一多先生曾留学于彼。和中国部副主任潘思婷（Elinor Perstein）女士接洽，颇为热情，还能为我提供宾馆住宿，征询于贾宝，欣然同意，并慷慨支付路费。便在八月末赶往芝加哥，并计划了两周时间。
芝加哥艺术院是综合性艺术博物院，收藏有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尤以梵高作品为名。中国艺术品中，有二百来件青铜器，还有一批重要的玉器和石刻。我看了一部分青铜器，尤其是对一组青铜构件颇有兴趣。潘思婷研究过陈梦家，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陈梦家先生从新月派诗人受闻一多影响而研究古文字，其《殷墟卜辞综述》和《汉简综论》都是杰作。从金文而器物，应当受到郭沫若的影响，但重要的是他在芝加哥的研究经历。二战后，他作为交换教授到芝加哥大学讲中国古文字，当时芝大是美国学术的一个中心，也是全世界古典学的研究中心。敏捷的陈梦家立即认识到，西方学者看待青铜器是艺术品而非历史文献，在艺术史系研究，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金文几乎无人问津。但金文可以确定器物年代，这也是艺术史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因此，陈梦家将金文知识带到西方学术界，自己则吸收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长处。1948年，他和梁思成、邓以鸷联名建议清华大学创办艺术史系，得到梅贻琦校长的赞同和教育部的同意，因国民政府随即垮台，使得艺术史教育在中国滞后了数十年。在芝加哥，陈梦家四处搜集海外青铜器，得到了很多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配合。
潘思婷说她曾经想读Kane的博士，但Kane的精神状态极差，烦躁不安，她不能如愿。这也许可以解释Kane何以多年沉寂。潘是个热心人，首先给我介绍赖德霖先生，正在芝大随巫鸿读艺术史博士。他不辞辛苦地从远郊开车来，我们整整聊了一个上午，了解艺术史框架下的建筑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梁思成，看到他在《21世纪》上发的文章，颇有感触，也确知他将成学术大器。
另外是在潘的联系下，见到夏含夷教授（Edward Shaughnessy）。我没想到的是这位名满学界的教授如此年轻，朝气蓬勃。他骑摩托来研究院，意气风发，宛若少年。他问了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大鼓励。我问他是否还在研究西周青铜器，他说人的精力有限，贪多嚼不烂。我还请教过商周青铜器生产的性质问题，他没有多少思考。他将话题转到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以无知没有相告一段特殊机缘。
将要离开芝加哥，美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9.11恐怖袭击。到期不能回华盛顿，只好去感受那种“世界末日”的气氛。后来辗转火车，花了三十三个小时才回去。
恐怖事件并没有影响弗里尔的会议，只是三个中国学者未能与会，梅建军和马青林二位先生是身在海外才参会的。这次会上我的报告，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建立，安阳考古展开后发现了很多遗物，其中不少和铸造工艺相关，出土的泥范说明这些安阳青铜器是泥范块范法在安阳铸造的，不少学者都关注过这一问题，使得原先按照西方学者观点所认识的安阳青铜器为失蜡铸造的说法得以纠正。这一时期，考古学家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方面扮演着主角。但好景不长，随即而来的连年战祸把一个学术黄金时代扼杀了。
自五十年代，大陆超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要大批考古学家做调查发掘，于是，便组织短训班培养考古工作者。即使如此，也应接不暇。考古学家被束缚于发掘工地，连基本的发掘材料都来不及整理，青铜技术研究自然无力顾及。但是却引起了若干科学家的关注。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组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揭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职志，青铜技术研究进入了科学技术史的学科范畴。
在台湾，考古学家在系统整理安阳发掘资料，李济开动了系列的古器物研究，青铜器首当其冲。他物色到具有机械工程学背景的万家保先生和他一道工作，系统地对殷墟出土的青铜爵、斝、觚、鼎和其他容器，结合安阳发掘的铸造泥范进行研究。奠定了青铜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殷墟青铜技术的框架。和巴纳、Gettens等的工作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奠基之作。
文革后期学术环境略微宽松，大陆以北京钢铁学院为基地，成立了《中国冶金史》编写组，开始对青铜文物进行分析研究。而七十年代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如妇好墓、曾侯乙墓、淅川楚墓、满城汉墓等，出土的青铜器更多且精美，科技史家和考古学家一道研究，不仅深化了殷墟青铜器的内涵，也把研究延伸到东周乃至汉代。这一阶段是科技史学科主导的青铜铸造技术研究，学术问题围绕着金属技术史问题而展开。
八十年代，新一轮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学家逐步深入认识到青铜技术研究的必要，和科技史学者一道合作，而科技史学者也了解到了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于是便邀请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和考古学家合作研究。在楼宇栋先生的推动下，若干青铜铸造技术研究得以展开。
面对如此庞大的青铜遗物，人才培养必须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起，华觉明先生开始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研究生，次年柯俊院士在北京钢铁学院招收研究生。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还专门组建了金属史专业委员会。鉴于金属史学科刚刚开创，学科建设也待展开。华先生和周增雄翻译了泰利科特（R. Tylecote）的《世界冶金发展史》，华先生还做了一些术语的考订工作。至此，学科的建制化方告完成。这一阶段，从学术上还是技术史学者主导的研究时期，但由于有考古学家的合作，学术问题逐步关注了考古学内容。也可以说走上了科技考古的轨道。
会议结束，就到了辞别朋友、收拾行囊，准备回京了。
十
首先要做的是撰写《中国传统工艺综论》。这是研究所“九五”期间酝酿的“十五”课题，列入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课题筹备期间，我全力而为，最后分成《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和《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大系》两个子项，分别由华先生和何堂坤先生主持。“全集”中要我负责“综论”一卷，由我和清华大学戴吾三博士、高暄先生和游战洪先生共同完成。我承担秦汉至隋唐三章。
虽有“四时读书乐”之好，但系统梳理古代传统工艺，即使是一个时代，都绝非易事。历史学家、文物考古学家、经济史学家、工艺美术专家、技术史专家，等等，都分别做过研究，志趣不同，深浅各异。出些新见解，谈何容易。那就慢慢读书吧。先做资料长编，再加工材料，写出初稿。一年时间，仅完成了几万字的秦汉部分。
再次接到维快博士的邀请，要我去柏林工大做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便于2001年底去柏林，由德意志科学交流中心（DAAD）资助，完全的自由研究。我就去自由自在地读了三个月的书，看了文潮和阿梅龙等朋友。
在爱尔兰跟（Erlangen）大学由郎密榭教授（Michael Lackner）主持的汉学系，阿梅龙博士得到个职位，他们拟组织一个研讨会，主题非常哲学化，Selbstbehauptung，老友杨煦生译为“自断”，他要我讲讲夏商周断代工程。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1995年提出来的，目地在于编制出一个夏商周三代的年表，使中国早期文明有具体的年代序列。那年夏初，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历史、考古、科技史等领域学者十多人，还有科委、教育部、中科院、社科院、文物局等机构的领导。我作为科技史学者随席泽宗院士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前两星期，研究所通知我做准备，说中央领导要了解有关年代学和传统工艺的研究与保护。拜访钱临照院士时，我说起此事，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江泽民同志是他所经历到的最好的领导人，有文化，重人文，你应当认真准备。研究和保护祖国传统工艺是中国人最应该做的事情。
会上，李学勤教授首先发言，讲了中国古代史方面的问题。中国历史纪年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更早的没有记载，但西周早期和商代文明是客观存在的。世纪初的疑古派认为很多古籍都不可信，走过了头。新中国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金文和甲骨文资料远较前人所见丰富；碳十四技术大有进展，测年日以精确，有条件探索早期的年代问题。随后，仇士华先生发言，介绍了碳十四测年的进展，质谱加速器技术的应用使得测年精度大为提高。另有考古学家发言罗列了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此后宋健做总结和动员性发言，说西方有人在怀疑中国的四大发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早期文明都有具体的年代，很多是自然科学家的贡献。而中国三代文明很多说不清楚，科技界应当为之努力，做出我们自己的年表。今天在座有很年轻的学者，这是好事，我们要一代代做下去，出成果、出人才。研究需要经费，我建议由几个单位分摊。研究要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当成一个工程项目来做。组织上可以采用首席专家负责制，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当然，最终结果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这不要紧，可以仿照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确定原子量的方式，采用投票的办法予以确定。
钱老关心着这个会议，随即电话告知内容，钱老说学术就是学术，投票不一定奏效。一个月后在北京大学召开启动工作会议，参加的学者更多一些，我随席院士参加，也是最年轻的出席者。会议传达说宋健的提议得到李铁映的赞同，可以启动断代工程项目，今天征询大家意见。前辈学者都表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有幸参与，非常光荣。项目可以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合作。并从各自领域说明了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摩拳擦掌地要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大家轮流发言，我也不得不说。我说自己年幼无知，在座都是前辈，原谅我姑妄言之。不错，几十年来我们有很多考古发现，出土了不少甲骨文和金文材料，很多专家对这些材料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但这些考古文字材料没能告诉我们商周编年。古人的讨论，从文献出发，仁智互见，是因为对文辞有不同的理解，难道今天就有条件统一？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文字材料，我们没有明确的文字材料，如何确定年代？碳十四技术导致了考古学革命，自身技术也有了突破，但它所依赖的样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怎么知道某个样品来自于武王克商之年以信任碳十四数据？至于古天文研究，是可以得到确定年代，但天象记录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则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所以，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也不一定会产出预想的结果。但是，考古发现揭示了十分丰富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大多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现在中央领导重视我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且多学科协同攻关有可能，经费也有保障，我们为何不将注意力集中于三代文明的内涵研究？一个国家工程能探索、明晰和丰富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其价值也是重大的。
没有人赞同和附和我的看法。随即裘锡圭先生发言表示异议。他说，中央领导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时间很紧，连做年表的时间都不够，怎么能去做别的？！我吃惊得瞠目结舌。心想，这工程和自己无关了。
几年过去了，在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和席泽宗先生的率领下，约百名学者参加了工程。特别蹊跷的是，社科院考古所在沣西发掘到一个灰坑，可以划分地层，其中有武王克商地层，加速器碳十四大有可为。1999年，“工程”拿出了一个“简表”，项目召开了一次专家咨询会，我和陈久金先生是其中一组的召集人，会上大家的意见多在资料的公布上面，碳十四数据公布太少，样品来源也未罗列，“简表”强调了数据的“整合”，但如何整合的，如何消除矛盾的材料和数据以及如何取舍不同的可能，都没有仔细说明。
“简表”还是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公布了，随即要庆祝千禧年，媒体铺天盖地地介绍和报道了断代工程，似乎没有疑问。但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者却提出了尖锐批评，从动机、方法，到阶段成果都有系统的质疑和讨论。置身事外，该工程是一个有趣的研究科学社会学的案例。可以设问的问题很多，我在思考的是，参与的学者是如何思考这一项目的？为什么要参与项目？又是如何开展项目的？
我在爱尔兰跟会上的报告以《一个国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题，颇引起了一点讨论。在弗里尔时，李零教授和白荣金先生应邀来尝试修复楚帛书，李教授送我他的自选集，其中有一篇《放虎归山》，在美国读最易引发感慨。有虎渴望归山，但也有老虎被动物园圈养惯了，不能归山，也不愿归山。
十一
清代匠作则例项目落实到德国图宾根大学，在傅汉思教授主持下，由莫克丽（Christine Moll-Murata）博士具体负责，有条不紊地展开着，并决定于2003年春在图宾根大学召开一个研讨会，和第三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同期在图宾根进行。我在年初即到了图宾根大学。
以前读过不少匠作则例，看过王钟瀚的文章后，知道则例原来也能集架盈屋。清代各部院衙署、各省府关场都有则例，且三至五年一修订。但是保留下来的也许十不及一，从王钟瀚先生的文章，知道当年燕京大学收集则例的盛况，也可推知则例的损失。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将所藏则例影印出版了五十多种，成了我在图宾根期间的主要读物。和匠作则例相对照，逐步对则例有了较深的认识。并对宋以后的法律及法律文献做了涉猎，明白这些“条规”和“章程”，往往仅仅是具文，并没有都贯彻执行，甚至无法遵照执行。匠作则例中大量的物价和工价、料例，基本上照抄雍正十三年的《工部工程做法》，根本没能反映雍正朝后物价的巨大变动。于是，着手对则例系统地研究，并写出了七万多字的初稿，不知何时能够完成一部小专著。
这是我认真做过的第二例文献研究，但结论依然是负面的。此议一出，同事哗然。他们很难理解“法律条文”得不到执行，档案材料也不尽可靠。即使是现在，我国的法律和司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判不执行的现象依然存在。我颠覆性的意见导致了项目得以尽快结束。“不读一家书，不识一家理”，不为虚言。
在图宾根结束清代匠作则例项目之前，傅汉思教授和我商议下一个合作项目，——清代钱币研究。他在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有关清代铜政，洋洋洒洒800来页，下过不少功夫。我的研究生王显国研究清代乾隆朝钱币，也有心得。此前我读吴其浚《滇南厂矿图略》、严中平先生的《清代铜政考》以及人民大学辑的《清代的矿业》，有些想法，希望以清代的材料理解早期的冶铜和铸铜情况，而清代货币的生产具有前大工业特点，也是研究古代工业的好案例。
计划四月份回国，其时国内正在闹非典，单位都放假了。维快博士坚邀我去柏林工大做一段时间研究，劝我别回北京，甚至说他不希望失去我这个朋友。虽然知道事态不会那样极端，但其情可感，便再去柏林读书、听音乐、看博物馆、会朋友去了。不到三个月回国，抵京当天，正是宣布解除非典状况之时。
十二
随即投入筹建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事起源于2002年新《文物法》颁布前由副总理李岚清主持的一次座谈会。因为新法允许文物流通，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需要取得共识。但在会上，提出了尖锐的文物保护问题，李岚清提出国家可以强化投入、提供保障条件，改变文物保护现状。其时自己正在老家为父亲过八十大寿，也是父亲平生唯有的一次生日大会。吴加安所长打来电话，说国家文物局拟对李岚清的提议做出回应，需要提交一个战略规划。你对文化遗产有很多卓识，看能否早点回来，大家讨论一次。
听得加安所长谬奖，匆匆赶回北京，了解到背景信息，觉得文物保护的春风拂面而来。自己虽任职中科院，二十多年来研究的对象却是文物，看过几十处文物考古现场，参观过近百家博物馆，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文物破坏场景。在国外多年，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文物研究和保护也是其一。追本溯源，投入可怜、人才匮乏、机制欠合理、进去意识薄弱都是问题。其时单霁翔先生刚主政国家文物局，让我讲讲，我把上述想法斗胆讲了讲，不料他颇为赞同。他说，你客气说文物考古界的改革开放较之科学技术界晚了十年，我看不止，也许十五年或二十年。
随即，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保护科技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课题”，文研所和我们合作竞标而中。在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的交流中，深切感到文化遗产大有可为。我把这些写了一个情况汇报，由研究所转呈路甬祥院长，路院长很快批示：我院很多所都有优势介入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应该支持和加强。华先生给路院长汇报《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进展和问题，路院长也批示大力支持。研究所决定提出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院级的创新单元，并把院长批示传给我，要求我负责此事。我便在图宾根和柏林一边读书，一边调查文化遗产的科学动向。经过反复的汇报、磋商和讨论，直到2004年底，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才挂牌。“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长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我被任命为中心主任。
此时，中国科学院的国家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好谈具有社会新闻效应的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问题。传统工艺和文物科技难有路院长的理解和认识。“中心”只给了三个职数，实验室建设只是口惠。建设和发展这个中心，要我四处找钱，枷锁不可谓不轻。我的能耐何有？结果怎不令人灰心。
2006年我院国际合作局郭华东局长（院副秘书长）召开了一个小会，起因是路院长访问意大利，和意大利大学与科研部部长就加强两国科技合作达成意向，并拟首先启动核物理、文化遗产、环境、新材料、火山和可持续发展六个领域的合作，且由专家负责。此前已两度到过意大利，对意大利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印象深刻，后来由于文研所和意大利合作开展修复培训，应詹长法先生之邀为学员开课，和意大利专家有不少交流，和学员去意大利参观访问过几所相关的研究、收藏和教育机构，对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有所了解，会上就所知做了简要介绍。不久，院决定了PI名单，我担当文化遗产领域。为此，我向同行征询意见，讨论哪些项目可以提出。次年春，院组团去去意大利，首先访问意大利科学研究委员会（CNR，相当与国家科学院），我也见到了意方文化遗产PI, CNR的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和欧盟文化遗产委员会意大利协调人Guarino教授，一个和善的长者。我们谈了两个小时，通报了两个机构就文化遗产所做的研究。这才知道，CNR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全世界最为出色、成果最多的，合并后的八十多个研究所中，除一个专业研究所外，半数研究所有文化遗产研究的机构或小组，含盖了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各个领域。意大利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谈到课题，意见竟然相当一致，丝路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监控、金属遗物研究与保护、壁画的修复与保护、数据库建设。涉及到经费，我们都不知道。
向郭秘书长做了汇报后，他颇为赞许，说经费问题院里和意大利总体协商、统一考虑。然后我们去考察意大利几家研究机构，还在参观过庞贝遗址后，爬威苏维火山。火山领域的PI是刘家麒院士，几乎到过世界上所有的火山，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给我们讲火山，上了难忘的一课。事后，随着意大利政府换届，由新任部长来和路院长签署了合作协定，从此就再没有下文了。
但逐渐地和意大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科松教授（Robert Cossion）结成了朋友。他是物理学家，到过很多地方，为人谦和、守信重诺。经由他我认识了很多意大利和文化遗产有关的学者。并和CNR的木材所开展了两次学术交流，由于经费的限制，研究项目无力启动。
在杜晓帆博士的推动下，还和日本国宝修复联盟举办过一次关于纸张修复的学术研讨和交流。纸张修复自己不懂，只好在潘吉星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把造纸技术的外传做了梳理。2006年底，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我在抚仙湖主持了第三次学术沙龙，题目为“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虽然都是业界精英，但很明显，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尤其是放在大社会中的认识还相当浮浅。政府和非专业人士对文化遗产的各种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几年来，对文化遗产做过多方面的思考，重要问题有：
我们有多少文化遗产？怎么认定？谁来认定？
文化遗产有怎样的价值？如何揭示？和公众的关联在何处？怎么让公众受益？
文化遗产保护能解决多少问题？哪些不具有保护性？保护要花多少钱？谁决定？
技术层面上，已经解决了哪些保护问题？如何做？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有解吗？
我的感觉是，文化遗产和人一样，虽珍贵，但不可能永存。保护是延缓其失去，然投入十分巨大。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如此。所以，沙龙还请了经济学家参加。
国家文化遗产的长期发展只能依赖高水平的人才，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所大学提供合适而系统的文化遗产科学教育。“中心”的发展迫切需要突破人、财两个瓶颈，国家项目不成，试试与地方的合作吧。大学不是正在扩张吗？沿海不是自傲其经济能力跻身发达国家了吗？于是，根据国际发展趋势，经与朋友协商，提出了合作办一文化遗产学院的设想。把这一设想与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华同旭博士一提说，他当即表示赞同，并且认为广州大学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在此后的一年半光景中，准备可行性调研，撰写报告和构架，三度去羊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遗憾的是也将其他地方的合作要求回绝了。最后，南京艺术学院的刘金祥先生坚持和他们合作，好事难成，结果是在南艺组建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研究所。
2007年，根据李长春关于加强我国古代发明创造研究的指示，国家文物局启动了项目预研，仍然是文研所和我们合作进行。关于这个项目，我们研究所具有更大发言权，因为这个所成立的最初目的即是针对于此。轻车熟路，按照要求三个月就完成了。还没有提交讨论，国家文物局进行了人事调整，吴加安先生离开文研所并由张廷皓先生接替，文物局科技处处长也易人。新人新想法，张所长在电话中谈了他的宏大构想，都是自己一介书生所不能想象到、也无法企及的。
中国现在的文化遗产热是空前的，重要推力来自政府。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政府意志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政府意愿和行为刺激了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及投机者，学者和所谓的学者也摇旗呐喊以期显要并谋得好处，不会顾及历史将会怎样评价和声誉为世诟病。我也和地方政府就文化遗产打过几次交道，结局都是“道不同，不与谋”。事实上，它们的确不靠谱。
关注文化遗产这段时间，有幸结识了几个工艺大师，交了徐艺乙先生和李军先生两个好友。
和徐先生认识于2006年5月在浙江余杭举办的题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我讲了“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徐先生研究民间工艺和艺术，早是知名的大家，他屈尊和我略聊片刻。次年夏末收到上海“三民文化”博览会邀请函，才知道是他推荐了我。这次人少，更好交流，我们便熟识了起来。他也把李军先生介绍给我。此后，他常赴北京，只要有机会，定要聚聚。徐先生学识渊博，为人练达，我以兄长相视。除他的研究外，他把柳宗悦介绍到中国之功，非大家都能体会。
李军是典型的浙江才子，博学、深思、进取、坦诚、达观，是朋友中的哲学家。因同在北京，往还较多，说学论事，受益颇多，是难得的畏友。每有所想、所成，总是率先听取他的批评；每有好酒好茶，也会共同分享。我有足够理由对他的学术前途怀有大的期冀。
十三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已经成立五十周年了，所里要出论文集以资纪念。征稿于我，便提交了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研究的历史研究”一稿。由于较长，删节了图片还有五万余字。接着，着手处理《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综论卷。三章二十多万字已经完成，但这几年间，高暄（负责宋）、戴吾三（负责先秦）和游战洪（负责明清）纷纷退出了撰写，征之于华先生，只好自己补撰这些空缺了。补缺也得从读书开始。
和图宾根大学合作的课题，——“中国17-19世纪的钱币生产与财政”，行将结题，傅汉思教授要求我去工作较长一段时间。我哪里走得开？只好在2008年去三个月。春天抵达图宾根，五月飞雪之后，即是玉兰吐芳、紫藤盛开的季节。静谧的大学城确是读书的好地方，除应阿梅龙之邀去法兰克福大学演讲中国南方青铜器、去Quedlingburg瞻观世界文化遗产地外，安心读书，自在得让人觉得幸福。世间的喧嚣任他去吧，人各有志，我独好“破铜烂铁”。而同事们的艰苦努力得到DFG的好评，决定继续支持该项目三年。
清代钱币项目的成功颇让人感慨，一个研究中国清代钱币的原料、运输、铸造等的课题，可以获得德国国家基金数百万欧元的支持，德国国家科学交流中心还提供学术交流的额外费用，参加的学者有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国人特别是学术官员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国内包括清史项目都无法得到资助。而在德国却顺理成章。国情如此不同，大国寡民的差距如此之大啊。但是，我们的浪费有多少呢？我们的高速增长的DGP，公款吃喝和游山玩水占到多少？在德国，几百万欧元的项目，却无法支付一顿茶饭钱。
几年为文化遗产奔忙，该告一段落了。独自反思，一腔热血当属书生意气。而自己真正心仪的是那些“破铜烂铁”。每有机会，都会进行金属史研究。虽很少有经费支持，但也特别共鸣于陈星灿先生的感叹：“回想一下，自己好的工作，都不是大课题而有很多钱的支持做出来的。”当然，他扎实渊博的学问非自己所能企望，但凭这一句话，足可引为知交。
晚期青铜器当然得继续。和艾素珊教授一道曾四次去各地考察，地点包括北京，河北石家庄、张家口、赤诚，河南郑州、洛阳、登封，山西太原，陕西西安、宝鸡、城固、洋县，四川江油、绵阳、德阳、三台、绵竹、广汉、都江堰、彭州、成都、南充、西充、广安、安岳、渠县、合川，重庆、忠县，湖北宜都、荆州、武汉；江西南昌、德安、宜春，江苏南京、苏州，浙江杭州、衢州、温州；福建福州，山东济南、济宁、兖州等地，我自己还去过四川宜宾、贵州贵阳、云南昆明、广东广州和佛山。每到之处，都有收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该是践行了。所看过并记录的晚期青铜器超过一千件。即使如此，还有缺环。
2005年，张昌平先生考取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孙教授让我帮点忙，而昌平已经是高水平的学者，所能做的，仅在于讨论确定论文选题和介绍他青铜技术的几个要点，他和贝格立可能是仔细读过我关于◆国墓地青铜器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我们的同好是听音乐、喝咖啡，很快成为朋友。于是便开始合作研究盘龙城青铜器。我去武汉和他，还有我的研究生一道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两期研究，每期二十天左右。还请北京大学胡东波博士做了X光成像，与修复师胡家喜讨论了修复问题。虽不完全，但对于盘龙城青铜器基本有了全面了解，心里踏实了不少。自然，原先关于南方青铜器的建构也需要修正。
2006年，孙华教授有研究生吴长青要研究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青铜器，要我帮忙给予一些技术上的帮助，乐而为之。那座大墓是1933年被当地人盗掘的，1935年和1938年又两次再盗，出土了成千件青铜器，一时被称为“淮式”。经研究，此墓墓主可能是楚幽王，所以青铜器是战国末期的代表。我们去看了三天，终因孙教授太忙而未能继续，期待着来日。
西安何家村金银器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展出时，再次欣赏了它们的华美，而首次看到则是在交大读书期间。看过展览，周双林博士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提出合作研究这批珍宝，他和胡东波博士已经做了一些成分分析和X光成像工作。我求之不得，便请缨承担工艺部分。从2007年开始，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申秦雁先生一件一件看何家村青铜器。其时，她接过一个烂摊子，——编写大约四十年前发现这批珍宝的报告。
这批稀世奇珍引起过不少学者的关注，以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的研究最为突出。对于属性、年代，还有不同意见。我感兴趣的是，何家村金银器是怎么制作的。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外来的当中，哪些是进口的，哪些是外来工匠制作的，哪些是唐工匠照着西式模仿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都能够解决的或者近期解决的，但瞄准的问题如是。和申秦雁老师聊过后，她的慧眼深以为然，令人特别高兴。在弗里尔时，贾宝先生研究波斯银器，也看过一些。那就从器形、点、线、面开始做吧。在体视显微镜下面，看到了大不相同的现象。我建议他们把这些资料也编入考古报告之中。就器物本身的分析，制作工艺明白了不少，其源流关系，还需要看更多的有关中亚和印度的金银器。我期待着时机。
世纪之初留根在苏北的考古发掘，严格说是对被盗墓地和遗址的清理，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他告诉我邳州发现了一批徐国青铜器，残破严重，需要修复。“中心”便接了过来，请白荣金先生带着学生修复，而我要求把修复作为一个研究过程，要对不同的修复理念和方法进行分析比较，硕士生刘彦褀虽据此完成了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但由于经费有限，“中心”无力补贴，没有完成全部修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十四
2008年底，我“中心”主任任期届满，再也不能干了。虽然也牵挂它的命运，但自己得到了解脱，可以专心致志、随心所欲地读书，再次找到放虎归山的感觉。孙华教授和李军教授让我给北大和央美学生开课，忝为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能为北大做的，仅此而已。而古器物研究，在西方归入艺术史系，央美的高才若窥得堂奥，于事业所必有大助，故乐而为之，开了“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与艺术”课。虽是第四次讲这门课，每次都花上三四天准备一天的课，逼着自己把新成果吸收一遍，也把过去讲课中发现的问题弄清楚，把知识系统化起来。
然后是整理旧稿、拾遗补缺。心静如水，不为功名读书和研究，十分愉悦。先完成《万家保先生与殷墟青铜技术研究》，参加了史语所纪年安阳发掘八十周年学术会议。此前虽两度收到台湾高校的邀请，都因为办手续太麻烦而放弃，这次是第一次到台湾，访问了心仪已久的史语所，目睹了安阳发掘的部分遗物，参观了台北故宫，看到了用过多次但从未谋面的重器。拜会了邓淑萍先生，从她讨教和土耳其博物馆打交道的办法，因为她完成的痕都斯坦玉器的研究和自己想做的金银器有共同难题。参观臧振华先生在南投宏大的考古发掘现场，感知两岸考古学家的异同，访问台南艺大，感受他们的艺术史教育和工艺教学。收获颇多。往返与北大刘绪教授同机，一方面请教商代考古的知识，收获不菲，另一方面也听到不少学界掌故，兴趣盎然。绕经香港的旅途，实在是短了点。
SCC还在慢慢推进。虽两年一次在剑桥李约瑟所聚会，但实质进展很少。原因在于难度较大，配合也松散。而李约瑟所的目标在于完成任务，要求早日拿出稿子完事。但我不会随便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此项目虽纠结，但每次都可以参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贝特博物馆，也会见到王涛博士，算是平衡。
孙华教授的韩国博士生崔镐铉要研究二里岗青铜器，孙教授要我给予指导，我有很多想法，是盘龙城课题必须面对的，也是研究南方青铜器的重要参照。我的学生李静的硕士论文即是关于二里岗大方鼎的，也有新鲜看法，便陪着崔镐铉两度去郑州看二里岗青铜器，得到郝本性先生的很多帮助和指导，也有机会问候前辈李京华先生。二里岗的大器十多年前曾看过，后来还和李静一道看过，但每看常新，这是自己一有空闲便愿意去博物馆的原因。然二里岗青铜器从五十年代发现至今，多个单位参与，有些是农民捐交的，发掘者中多位已经谢世，出版的图录和报告相互矛盾，基础资料厘清实非易事。研究当然需要更多功夫。
安阳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发源地，也是研究最为成熟的地方。2003-2004年，考古所在安阳孝民屯再次发掘了铸铜遗址，杜金鹏先生邀我去看过一次，规模之大可见商王朝的宏大气象。有很多新内容，期待着考古报告的出版。
此后，差不多年年去安阳，和才子唐际根先生成为了好友。通过安阳出土的泥范，知道以前的认识不够全面，值得做的工作太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荆志淳博士和考古所合作多年，所展开的交叉手工业研究有出人意外的发现，是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每次去安阳，都能有所学获。我也尽力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思考。
2010年，日本国立九州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南京博物院万俐先生和我参加，并要我做个专题演讲，便讲了“中国青铜器技术研究的进展和问题”，颇得听众的谬奖。尤为感动的是九十高龄的日本考古学元老樋口隆康前辈，给予我很大的鼓励。这次会上，日本学者报告了他们的最新进展，——用工业CT研究泉屋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其中一些自己悬心的问题可望得到解决。他们用之于研究古陶瓷和木器文物，也有很重要的发现。日本学者诚恳希望中国也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邀请今井哲生先生和广川守先生来所报告，并提议建设自己的CT实验室，但兑现之日遥遥无期。
在九州，我和万俐先生都同感日本学者的严肃认真并富于进取，叹渭学术创新实际上是如彼等扎扎实实干出来的，而不是像国内那样吹出来的。我们有感于眼下浮躁浮夸的学术乱象，商议着做一点严肃认真的研究。南京博物院藏的陈璋壶非常理想，自八二年从盱眙南窑庄被农民发现至今，修复、研究都没能展开，值得系统深入地下番功夫。龚良院长深为赞同，我们便从2010年开始，约请到同行若干专家，从一遍遍观察入手，逐步将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研究之中，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成为庆祝南京博物院建立八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前几年有人对中国古代失蜡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李伯谦先生要我参加争论，读了那些文章，觉得没有必要。而陈璋壶的镂空附饰是失蜡铸造所得，于是将有关中国失蜡铸造的文献阅读一过，另请朋友从美国代购了二十几本有关其他文明的青铜器著述，正在研读。假以时日，会对古代失蜡法有个自己的回答。
自己生长在秦岭深山、丹江支流银花河畔一个小山村，偏僻得连过一辆汽车大家都注目看半天。父亲数千藏书都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如此偏远之地各种运动却能如火如荼），该读书时没书可读。除不停息的家务活外，打发日子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匠人干活，佩服他们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各式各样粗糙的原料变为可用之物。木匠、泥瓦匠、篾匠、纸匠、油匠、小炉匠、花匠、窑匠，都是自己崇拜的。妈妈手巧，纺、织、染、绣、缝、扎，样样都会，自己从小就是帮手，打桑叶，拐线、钉布、穿绳，忙得不亦乐乎，偶尔也上机仍几梭子，但往往招来妈妈责备，织得太差了。
对匠人的崇敬导致读大学报考了交大的机械制造系（学铸造工程却是让自己服从分配的），将来要当工程师去造物以自食其力。所以，对传统工艺从来觉得亲切，对匠人一直觉得亲近和可敬。一有机会，还会去和他们攀谈和交流。
竹本先生就是我新近结识的一位。他是台中人，本名陈荣梁，因教剑道而锻剑，没有任何基础，白手起家，摸索而为。后因读到日本剑的文献，反复尝试，整整十年，锻出了可以和日本剑媲美的刀剑。这是一个传统工艺再生的好案例，也是保护传统工艺的好实例。
雷彼得（Peter Rusmussen）和张卫夫妇通过美国史密森学会找到我，成为我新交的好朋友。他们收藏有一大批中国益智玩具（puzzle），其中不乏金属制品，如环、如锁。都是自己没玩也没见过的。查之文献，几乎缺如。他们的努力、执着和他们对待这些文物的态度，加上自己的私好，颇想做一点工作。我们两度去湖北天门岳口镇访问仅存的两位老锁匠，明白了一些金属加工的问题，也能与何家村的锁及金银器的焊接建立某种联系。
汪涛博士每年都数度回国，这也给了我很多见面和切磋学问的机会。经由他，我认识了朱渊清教授。又一个江南才子。他出身于古文献，先秦文献能读白文，就令我肃然起敬；他研究史学史，对顾颉刚、傅斯年等如数家珍，鞭辟入里；他撰写编史学，能将西方历史哲学、现象学、符号学、人类学的重要著作应用得得心应手，佩服不已；还能从技术的观点，从书写技术到史学进化发所未发，令我这个所谓的技术史出身者颇感兴奋。他的笃学勤奋，虽年轻我许多，确为引以自豪的挚友。
这些朋友鼓励我把自己的“破铜烂铁”研究继续推进。这也是自己的平生所愿，每观摩这些器物，感受到他的材质，仿佛看见了炉火，匠人门默默地使出全身解数，设计、造型、制范、浇注、打磨，独具匠心地解决技术难题，挖空心思地吸取教训和弥补缺陷，器物上有他们的心血、汗水和气味。华先生在研究曾侯乙编钟时，写过一篇文章《千秋不朽匠人心》，自己做了快三十年研究，于此颇有同感，此文遂以“神交古铜匠”为题。
2010年，我和几位研究生并犬子去宝鸡博物馆观摩考察，得到宝鸡博物馆段德新书记的热情接待，并希望我再回宝鸡继续研究青铜器，令我非常感动。曾寄诗一首《抵长安谢段公》：
梦里几回金台观，入门二十六年前。
非是真人流韵长，实在吉金名声远。
苏公弄瓦斗鸡台，党匪掘宝戴家湾。
土地忽然眷卢胡，◆国厚葬次第现。
竹园墓地寝数代，纸坊祖茔孤且残。
茹家双陵陪车马，余绪无理迷结团。
彝器数百品性杂，兵工量巨玉成千。
小子小心听高论，中规中矩读名篇。
笨鸟暗暗磨杵功，名师谆谆书路短。
清晨忆梦生疑惑，白日摩挲细探看。
漏深露下尚未省，夜寒野黑伴之眠。
头趟初试廿三周，馒头面水过半年。
科大检测同位素，感佩高明巧机缘。
锡镴金相作嚆矢，师友融恰苦也甜。
燕园搓铜考材质，分组聚类两相难。
神光影像太舟坞，拨锈穿金显垫片。
二番专注范铸艺，蛛丝马迹有内涵。
点点证据集图画，件件复原写卡片。
八周能做陇上行，雍秦岐周意阑珊。
金台观里起草稿，八宝山旁填丝栏。
疑窦丛丛请华师，运笔涩涩问楼编。
学生本来农夫后，耕耘收获无欺瞒。
磨洗◆器八百日，下笔为文十万言。
从此浪迹五湖上，就食开眼四海边。
忽然已经鬓染霜，根根白发说流年。
年少何时长进大，艰苦奋斗金台观。
识得段公晚生幸，再研周铜五六年。
春种期望晚秋果，登石鼓眺太白山。
【注释：金台观，位于宝鸡陵塬上，传为张三丰第一道场。宝鸡博物馆曾居此。 苏公，苏秉琦，曾在北平研究院研究宝鸡斗鸡台发掘并研究所出土的瓦鬲。 戴家湾，位于宝鸡老陈仓，1927-1928年军阀党玉琨纠集周围三县成千民众于此盗宝半年，掘得青铜器千余件。 卢胡，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发掘者和考古报告编者。 竹园沟、纸坊头、茹家庄，◆国在宝鸡的三处墓地。 巧机缘，指师兄金正耀先生，硕士高我两届，论文检测妇好墓青铜铅同位素，发现和云南东川铜矿比值相近，提出殷墟铜来自东川，学术界轰动一时。 太舟坞，621所所在地，八五年曾在此对青铜器做X光成像分析。 华师，我硕士研究生导师华觉明先生。 楼编，文物出版社编审楼宇栋先生。 石鼓，石质、鼓形，共十面，系春秋时期重要文物，鼓身刻文即石鼓文。唐代出土于宝鸡老陈仓。】
“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我一个“自反”的机会，将自己几篇关于青铜冶铸的研究，汇集出版。这几篇文字，多是作为考古报告附录发表的，不易查阅，汇集出版或许于读者有方便之处。由于原稿是附录，图和照片引见报告，在编的过程中，适当插入图或照片，便于读者使用。有些图没有插入，还劳读者再去翻检考古报告因篇幅所限，关于吴国青铜器、三星堆、盘龙城、湑水河、郑州和南方青铜器没有收入。
自己还做了一些关于青铜器材质、金相、连接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也没有收入。至于关于科技典籍和文化遗产、传统工艺方面的研究，内容出入较大，没有收入的必要。
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对文稿做了一些加工处理，已在每篇注释中予以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收文章虽是自己执笔定稿的，但都是和考古学家和师友一道合作完成的，他们允许我收入文集，应特别感谢他们的美意。当然也是对我的鞭策，希望自己能“自强”，做出更好的研究予以回报。李军说的好，尽管现在学术环境恶劣，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若不能拿出好的成果，怨不得别人，只能愿自己。裂帛之声，年届知命，长响于耳。
荣誉
2011年岁末于京城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吟诵杜牧这首《赤壁》，还是在陕西省山阳县中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方家驹先生娓娓动听地为我们那群“山药蛋”讲述金戈铁马的赤壁战场，几百年后博学的杜牧去凭吊时，沙地里捡起锈迹斑斑的断戟残镞，不禁磨洗起来，考究其是否属于当年赤壁大战的遗物。杜牧是在考古啊！
放假回家，和曾经做过历史教师、还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父亲讨论三国，再次重提五六年前问过的问题，“既然诸葛孔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为何要辅佐刘备和扶不起来的阿斗？怎么不像姜尚辅佐武王？”父亲回答，“《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都是小说，小说的作者通过故事讲天理人道，首先要好看好听，还要使人觉得可信。但不是信史。要探究中国早期的历史，应该读《史记》，要知道中期的历史，该读《资治通鉴》。司马迁写《史记》，不独有秉笔直书的胆色，还有学富五车的素质，并且到过很多地方去调查考证典籍记载是否准确……”。父亲是第一个告诉我书籍有错误的人，并提到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也使我认识到编史和稽考前朝原是后人的嗜好和责任。
为准备高考，也就无暇阅读《史记》和《资治通鉴》了。在科学的春天里，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西安交通大学，被安排在机械系学习铸造工艺与设备专业。久旱逢甘雨，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沐浴着知识的甘霖，吸吮着先人智慧的结晶和艺术的创造；也曾怀揣书本，在对面的兴庆宫遗址哦吟李白的《清平调》，去碑林看石经。等学习到专业课后，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许许多多精美的青铜器，也看到《文物》、《考古》杂志中眼花缭乱的新的考古发现。时时会问自己：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请教老师，略知大概；找书本，凤毛麟角。查到《天工开物》，所及只是明时期的。
少年不知愁滋味。大学时光就在东看看、西想想的恍惚下转瞬即逝。书还没怎么读，就要毕业了。问题还没有探究，就要走向社会了。心不甘，要考研。翻看研究生招生目录，一大批声名赫赫的、只在书本上看过的大学者赫然在导师的队伍里。斗胆翻看中国科学院的目录，似乎第一个导师就是华罗庚。心跳马上加速，原来这些大师近在咫尺，原来他们在研究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随着纸页的翻动，似乎一道电光在眼前一闪：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有一位华觉明先生招收中国冶铸史研究生，而考试科目竟然是金属凝固理论、铸造工艺学和写作！没有再翻的必要了，也不再思索报考管理工程了。赶紧回到教室，给华觉明先生写了封信，表达了报考他的研究生的愿望。没想到华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还寄来了一篇题为《汉魏高强度铸铁》的论文。
研究生考试的成绩并不怎么样。许是华先生同情我的境遇，怜惜我的执着。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成立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录取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想着一批令自己颤栗的少年班精英的名字，有一种恐惧的期盼。
一
八十年代前期的科大带给自己很多美好的回忆。一个小小的研究室，掌门钱临照院士是一个儒雅和善的小老头。因为研究室小，和老师接触的机会很多，常常聊天到深夜。尽管自已以读书为乐，但先生和学长们的渊博总是让我自惭形秽。华先生居住在北京，正在对曾侯乙编钟攻关，还思谋着中国金属史的学科建设，身体状况堪忧。但只要我写信请教，总是及时得到回复。
第一个学期结束，他便安排我和他在研究所招收的同届研究生周建勋去山西阳城调查传统犁镜铸造工艺，正月初四到了那里，元宵节前离开，整整看农民铸了八天铁。由于在研究所借的珠江相机有质量问题，所有照片都白拍了，今天想来，值得唏嘘。第二个学期里，基础课程行将结束，和华先生讨论毕业论文，我表示希望研究青铜器。幸好，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和陕西宝鸡西周◆国墓地要出版发掘报告，希望能对青铜器进行科学研究，我和建勋分而任之。因我是陕西人，便选择了宝鸡。
1984年暑假我去北京，先看琉璃河青铜器。记得是一个雨后的夏日，当时首都博物馆设在北京孔庙，我在成贤街孔庙门口和华先生及建勋聚齐，也第一次见到文物出版社的楼宇栋先生。进得孔庙，见到琉璃河墓地的发掘者田敬东先生，他给我们简单介绍了琉璃河墓地和出土的青铜器后，我们便观摩了几件青铜器。华先生仔细地给我们讲解青铜器上的工艺痕迹，并引申到和安阳青铜器的联系，也介绍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Noel Barnard）教授的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万家保先生的研究。这是平生第一次上手摸索青铜器，紧张得生怕有所闪失。此后的几天，建勋和我去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看了更多青铜器，大体摸到了一点看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门径。
两周后，我去了宝鸡，走进了位于金台观的宝鸡博物馆。首先见到了宝鸡博物馆副馆长胡智生先生，他是◆国墓地的一个发掘者，也是考古报告的两位编者之一，另一个编者、也是发掘者卢连成先生已经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西安研究室。
为了便于整理发掘报告，他们把◆国墓地出土的材料集中在一个库房中，库房外间是工作室。此时初稿已经完成，工作室分类堆放着文字稿、线图、照片，还有一些参考书。工作室有一张床，开始是我和胡先生一道睡，后来他回家睡，我便独享了那床了。
打开库房我才惊呆了，这么多啊，数百件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和装饰品，而且精品不少！心中暗自欣喜，也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出像样子的工作出来。我按照万家保先生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方法，以华先生对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群的铸造工艺研究为范本，一件一件看，一件件写着卡片。一件件思考着制作工艺，又将一件件可能的联系写在备忘里。白天看器物，晚上读资料。初步过了一遍已经花了一个月时间。
胡先生为人风趣，工作中不时有幽默机警之句，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成为艰苦生活中的佐料。和他熟识了起来，才问起他的经历，知道他原先是学习美术的。进入考古领域一靠先辈带，二靠自己学。如何学呢？从阅读入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除仔细观察器物、思考器物外，就是把1971年后复刊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全部看一遍，收获确实不小。不仅学习到不少青铜器的知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知道了它们在墓葬中的状况、以及各地不同时代的器物的某些共同性和差异性，还学习了前辈学者探讨相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回过头来看◆国墓地青铜器，记忆、理解和认识有了提高。我把这些工作汇报给华老师，得到了他的嘉许和鼓励，更加肯定了这一做法。便在读研期间，不仅坚持看完了全部三大杂志，新出的如《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江汉考古》，甚至关于更早阶段的《史前研究》也浏览了一遍。
三个月和◆国墓地青铜器朝夕相处，几乎对每一件器物都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做了近600张卡片，采集了200多样品。胡先生多才多艺，能绘图、能照相、能拓片，相关资料大体获取了，便回学校开始实验室工作。化学分析先委托安徽省地矿局实验室做了一部分，大部分是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做的；金相分析是在科大与陈玉云和陈依慰老师一道做的；X射线衍射在科大物质结构分析中心做的；铅同位素测定是在科大地化系，在彭子成教授的指导下做的。华老师认为应该开展X光成像研究，便在北京621研究所做了13件器物的分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测定了编钟的音频，有机缘一睹黄翔鹏先生的风采。一个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得到这么多前辈的支持，和当时科大的校风有莫大的关系。
第二年春天，和华先生一道去宝鸡博物馆，就一些拿不准的问题向他讨教，常常有醍醐灌顶之效。华先生离开后，又用一个月时间一边写研究报告，并及时和器物进行核对，一边补拍照片，并请胡先生以他丹青妙笔，绘制了两器的工艺图。还抽空去看了周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
该是向楼先生汇报的时候了。怀揣着初稿忐忑不安地呈给他，他一边给予很大的鼓励，一边就全文的结构、行文、用词提出修改意见、对照片和线图提出处理办法，还就文章标题、专门术语和我进行讨论。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最后写成一篇15万字的研究报告，楼先生把它全部作为附录在考古报告中予以发表。
硕士论文做什么？当然可以把◆国墓地青铜器研究报告拿出冲兑，但自己不能满意。还有半年时间，便消化殷墟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和◆国墓地青铜器试做比较。
二
1986年夏毕业，和建勋一道如愿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那时，华先生还兼任这技术史研究室主任。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班，华先生把握和建勋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说：从现在你们已经走向了社会，不再是学生了。也就是说，你们要对自己的未来负全部责任。以前是学生，说错了、做错了还可能被原谅，现在起就不同了。这几句话我始终记着，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局说给他，十多年后，我开始招收研究所，每每第一次见面，我依然会转述给他们。
在研究所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华先生的动议下，和上海博物馆的谭德睿先生一道发出呼吁——《抢救祖国传统工艺刻不容缓》。为征求专家意见，曾先后拜访过钟敬文先生、白寿彝先生、钱临照院士、袁翰青院士、雷天觉院士、柯俊院士、王振铎先生、谢辰生先生、王世襄先生、李学勤先生、王㜿先生和研究所的严敦杰先生、席泽宗院士、杜石然先生和潘吉星先生。和这些大家的接触，深深感受到他们关注历史、心系未来的情愫、严谨认真的学风以及宽容豁达的胸怀。此议的结果是国家科委支持我们开展软科学研究。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外出调查传统工艺，学习和思考传统工艺的价值和保护、承传问题。这些问题和社会的很多层面有关，艰辛和焦虑获得的是蚍蜉撼树的感觉。
七十年代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到八十年代要陆续出版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在当时是专门出版考古报告之所，而身为责任编辑的楼先生有先见之明，要求报告附科学分析和研究的内容。在当时对科技考古还十分陌生的环境下，给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开展研究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讲，楼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和技术史研究的推动之功值得铭记。[1]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王墓青铜器研究给了我钻研战国青铜器的机会。
战国中山国王墓和曾侯乙墓是战国考古的南北双璧。后者属于楚文化系统，前者则与北狄有密切关系。而且，以自己当时的疑问，何以往往和所谓蛮夷文化联系密切者，器物愈是优美奇特？中山国王墓出土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华美的装饰、繁多的品类而享誉世界，尤其三件长篇铭文的器物，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而出土的兆舆图更是稀世珍宝。自己能参与此事，是莫大的福分。楼先生亲自带我去石家庄，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见到了墓葬发掘的主持者、考古报告编者刘来成先生，遂展开了研究。
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得惊人，除青铜容器、乐器和兵器外，十分显眼的是一批日用器具，如灯盏、屏风构件、帐篷构件，而数量更大的是各种各样的构件和装饰品。那些厚重的青铜陈设品和饰件给人的感觉是从不吝惜材料。它和曾侯乙墓共同提给我的问题是：当时那样一个蕞尔小国何以拥有如许大量且精美的器物？那些七雄大国的王墓和周天子墓又该如何呢？这些器物是礼器吗？为何都要埋诸地下？
这些造型特异的器物绝大多数都有错金银装饰，错金银之前当然经过了打磨加工；而没有错金银的器物，表面光素，似乎也经过了打磨处理；即使是方寸尺度的车马饰件，也制作得规规矩矩，加工得平滑光洁，具有上乘之质，令人称绝。器物上留下的痕迹太少，自然给研究这些青铜器带来了不便，很多工艺信息必须借助更多的科学分析方法去获得。但在八十年代晚期，研究经费无着，器物辗转运输也困难，只好按照刘先生的意见，能做什么做点什么。于是，用两周时间在概览了绝大多数器物（有些因出国展览而失之交臂），再用两周时间重点研究了四龙四凤方案座、十五连盏灯等几件典型器物和若干构件。第二年又用了一个月时间复核了上述研究，增加了套杯、钟等器物的研究。这批器物的一大特色是错金银，关于此，学术界的认识来自于史树青先生早年对传统错金银工艺的调查，古代工艺如何，至今缺乏研究。由于样品的困难，在这个课题中憾莫能及。
过去曾有学者认为中山国青铜器中，几件艺术造诣高的器物是失蜡铸件。而淅川下寺楚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失蜡法精品的认定，彰显出中国古代失蜡法有其特色。便对失蜡法格外留心，有时整天只对一件器物凝神观察，不放过任何蜘丝马迹。当观察到四龙四凤方案座的内侧时，真正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大量的痕迹和工艺信息证明这件器物不是失蜡铸件而是传统的块范法。为了铸造这件精品，工匠们对于块范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先后铸造出了78个部件、以22次铸接（36个接点）、48次焊接（56个接点）成形的，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这种铸造方式姑且称之为“全分铸式”，即将器物的每一部分都以单独的铸件成形，然后再铸接、焊接于一体。
从这件器物，自己深刻认识到必须多做一手的研究工作。深深体会到陆游对儿子的训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是饱含着怎样的经验和智慧的谆谆教诲！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譬如，中山国王墓较之曾侯乙墓晚百年左右，较淅川下寺楚墓晚约二百年，失蜡法在当时已经登峰造极，为何在中山国器物中，如此不惜工本、甘冒风险去创造这件方案座？千多年前形成的泥范块范法工艺怎么那样精湛娴熟、得心应手？所建立的技术传统怎么如此深厚和强大？失蜡法的地位又如何，怎么登峰造极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只用于制作那些非失蜡法不可的附件？虽然也认识到穷自己一生，这些疑惑也未见得能找到答案，但毕竟有了日益明确的问题。
三
皖南发现的古铜矿业遗址十分重要，得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钊先生和杨立新先生的邀请，陪华先生两度去考察，但深入的发掘需要大量的经费，只好候诸来日了。
1989年秋在科大开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诗中先生告诉我一件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新干大洋洲沙坑中出土了大批商代青铜器。会后便随刘先生到了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文物考古所所长彭适凡先生，请缨合作研究这批青铜器的工艺技术。他正沉浸在重大考古发现的喜悦中，曾和华先生有过成功的合作，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马上安排去新干。抵达新干县城已是日暮时分，迫不及待地看了几件重器，令人肃然起敬。精美的做工、特别的纹样、独特的装饰都令人耳目一新，兴奋不已。第二天去了大洋洲，考古队詹开逊和刘林先生正指挥民工在沙坑中发掘，不时有青铜器或者玉器出土，重大发现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另我吃惊则是：虽然这批青铜器有自己某些特色，何以和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如出一辙？
发掘在继续，研究要待发掘结束。我带着兴奋和问题回到北京，拜读前辈学者关于吴城文化、商代南土和盘龙城的发掘和研究。第二年春天，面对数百件出土青铜器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初步观察，夏天又和楼先生去南昌，再做了一个月的研究。然后开展实验室工作，虽然和首都师范学院化学系樊祥禧先生合作的材质分析不尽人意，但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贾莹女士合作对高锡青铜工具的金相分析相当成功，做出了高质量的金相照片。
大洋洲青铜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性质的认定和断代。考古发掘者认为是墓葬，自己却不苟同，认为是窖藏或器物坑。而器物的年代可能有一定的跨度，从二里岗时期延续到殷墟，但不一定有殷墟晚期的器物。从铸造工艺上看，虽然都是泥范块范法成形，但铸接工艺上却有自己特色，芯撑（垫片）的使用也相当的早，并认为中原地区芯撑的使用可能本源于南方。从出土的铙联系到殷玮璋、曹淑琴先生的研究和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的研究，觉得需要将大洋洲青铜器纳入到商代南方系统青铜器中看待和探讨。而美国学者Virginia Kane女士在七十年代对南方青铜器的开创性研究，由于有新的材料，需要重新探讨。他她所提出的商代南方“独立的青铜工业”（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y），其独立性的含义也需要更清楚的阐明。于是，特别关注了刘诗中先生在瑞昌铜岭所做的矿冶遗址的发掘，他还热情地告诉我江西锡矿遗址的可能性。
关于大洋洲青铜器群的研究持续了三年，写出的初稿也有十万字之谱，而后来收入在考古报告作为附录的仅仅是针对这批器物的研究和大鼎的简单比较，其他相关的和比较的研究多被搁置了起来。
四
读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受益很多。他认为应该加强区域或方国青铜器研究的见解绝非泛泛之议，而是在他丰厚积累和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远见卓识。1992年，有幸得到镇江博物馆的合作，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和华先生、贾莹女士一道开展了对吴国青铜器的研究（同时，上海博物馆的谭德睿先生和廉海萍女士在开展对吴国兵器的研究）。
吴地先后有许多重要发现，从丹徒烟墩山、仪征破山口、六合程桥，到丹徒母子墩、丹徒司徒庙和谏壁梁山，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跨度从宁镇平原到太湖平原。上承周原丰镐、下和于越。而自己的问题是：早期吴国青铜器和宝鸡、丰镐西周早期青铜器关系怎样？可能是那里铸作的？青铜工业在吴地是如何发展的？特色如何？如何形成特色？越灭吴后，青铜技术和生产有无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尽管镇江博物馆有相当丰富的收藏，馆长肖梦龙先生也热衷学术研究，但回答上述问题还有困难。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剑上面，并开展了深入的金相学研究。金相研究发现这些兵器的组织中，有大量纯铜颗粒的出现（以前在其他地方只有非常零星的个例），有些组织的形成可能和加工工艺无关而是埋藏过程中腐蚀的结果。那么，这是冶金考古的个案，抑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科学家对实验室的结果是否有误读和错解？
向华老师请教这些问题，他把自己的学术自述给我看，封面上墨笔提着杜甫的名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联系到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不得不感佩先贤的睿智。
吴国青铜器研究使我结交了林留根先生，他教了我很多吴文化和土墩墓的知识。也曾一道去溧水、高淳和上海博物馆看青铜器，很佩服他的年少老成。旅途从考古学聊到略萨，从《瘗鹤铭》聊到锅盖面，自己深深敬重这位江南才子，并期待着他的大成。
时光荏苒，虽然很多问题没得解决和推进，吴国青铜器研究也不得不告一段落，期待着以后有机会继续这一研究，探讨那些悬心的问题。吴国青铜器研究的间歇，得到楼先生玉成，与贾莹同去郑州看曹桂岑先生发掘的淅川徐家岭及和尚岭楚墓青铜器，比之于淅川下寺，远要逊色。还去新郑郑韩故城看蔡全发先生发掘的青铜器窖藏，若干编钟确是研究“郑声”难得的材料。尔后去宝鸡，上陇原看宝鸡考古队发掘的陇县边家庄秦墓青铜器，最感兴奋的还是那里新发现的益门秦墓出土的金柄铁剑和铜柄铁剑。
上述材料还没来得及整理，我们得到山东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的支持，开始撰写《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华先生因为忙着修订他《铜铁浇灌的文明》，[2]这本书就由我主笔。请李克敏先生写古代钢铁部分，邀湖北黄石市博物馆的卢本珊先生写采矿部分，而我写冶金术起源、青铜器铸造、青铜材料、青铜加工以及所涉及的金、银、铅、锡等，并和华先生一道负审稿和统稿之责。结果，李克敏先生因忙于它务，所完成的钢铁部分过于冗杂，自己不得不重新撰写。
刚刚而立之年，血气方刚。以初生牛犊的无畏，将所能找到的相关研究阅读一过，就着手写了。两岁多的儿子常常在怀里涂鸦，自己则一往无前的爬格子。困惑、失望、气馁，往往袭来，喜悦、感叹、执着时时发生。每写完一章，立即请华先生修改，自己再改。终于在一年两个月后将近百万字的初稿提交给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责编孟爱平女士看过后来到北京，我们从头到尾再过一遍，将前后文的术语和说法做了统一。没想到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也没有想到博得了不少同行的谬奖。
五
记得1994年，国家做出了加强科学普及的决定，科委在社发司专门成立了科普处。得于研究生时同学周原的推荐，和几位学者一道做了一点“九五”科普计划的预研。事后，在社发司司长甘世俊和山西教育出版社任兆文社长的支持下，和几位同道组织了一套“科技与人类文明——干部读本”的小丛书。这件都觉得好的事情，做起来却实在不易，我切身尝到“合作之难”。
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认识了王佩琼先生。这是一位酷爱读书、酷爱经典哲学的学长，黑格尔的《小逻辑》能读四遍，让我自惭形秽，深为佩服。因为自己碰到哲学就头大。有这位朋友，请教问题方便多了。
早期青铜器有了个汇报，晚期又怎样呢？华先生让我去请教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熟悉清代匠作则例，请以指点迷津。王先生不能忘情于匠作则例，在他芳嘉园旧居，不仅给我看过他所做的目录，翻捡出50年代他以晒蓝方式复制的数十种则例，还将他分作辑录的油印本《佛作》、《门神作》等示我，教我整理匠作则例的方法。先生以一人之力，穷经皓首，杰作频出，对于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鉴于清代匠作则例散藏各处，亟待汇集出版以嘉惠学林，方能推动研究。华先生建议王先生领衔先行此举，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吴加安所长的和大象出版社周长林社长的支持下，文研所、清华大学同仁一道努力于此。
读书期间拜读过《古史辩》之后，文献研究一直是自己惶恐和困惑的领域。自己无力弄清楚哪个文献是真的、哪个文献是假的；或者那哪部分文献是真的，那哪部分文献是假的。即使是文献是真的，所记述的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部分真、部分假。但研究古代技术和工艺，又怎么离得开文献？
1996年，研究所和大象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通汇》大功告成，古代科技文献的基本读物已备。大量的文书档案，如“清代匠作则例”尚待发掘。商请于华先生如何推动科技典籍的研究，遂动议召开系列性的国际会议做尝试。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一批欧洲学者的赞同，便决定以《考工记》为破题，在山东淄博召开首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维快先生（Welf Schnell）和李文潮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傅汉思教授（Hans Vogel）、博士生阿梅龙先生（Iwo Amelung）和白安雅小姐（Andrea Eberhard）及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鲁克斯教授（Klass Ruitenbeek），并吁请他们关注清代匠作则例。
这次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为“《考工记》‘六齐’研究”，对历代注本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爬疏，发现后来关于“金”是铜还是铜合金的争论，明代即有不同解释。我则根据后人对先秦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对所涉及的青铜器，分门别类进行比证，发现难以通解。遂提出了新看法：“六齐”非科学总结，而是和青铜生产几乎无关的某种人为构建。这是第一次下功夫研究文献，结果却是负面的。
六
1997年，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维快先生邀我作为柏林工大的高级访问学者，并协助他一道组织第八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
在西安交大读书，出国是遥远的梦想。到科大读研究生，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学生都在讨论和准备出国，仿佛读书的目的和归宿唯此一途。两地的学风和差异竟然如此之大！自己研究青铜器并深受其吸引，出去有前途吗？还是老实做些清贫但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后来有机会去日本和韩国参加国际会议，方知道外部的世界很精彩、外人的学问也很精深。在写《中国上古金属技术》时，仔细研读过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深深折服其独到的眼光与视觉，严肃的学理和严密的逻辑。结合科学史理论，才窥得科学、技术、历史、认知、文献、学术、学科、证伪、范式的一点堂奥。补考古学知识，才去学习和理解美国的人类学框架下的考古学、艺术史框架下的器物研究，略知文化、传统、艺术、表达等等核心概念的皮毛。那些自己研究和悬心的问题，原来他们早就进行过不同地域和材料的探索。
急需要充电，急需要理论学习。而德国是以出思想、发生新科学而著称的，不由得不由衷地感谢维快先生。为能不虚此行，还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半年德语。半年中坚持骑车十多公里去上学，从未缺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柏林工大给了我全新的关于德国大学的认识：大师云集的学府、四海汇聚的学子、随便出入的图书馆、自由研讨的课堂、可以在同城三所大学随心选课的学制，一切于我都是新的。自己觉得年轻，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可以东看看、西听听。其时，哥本哈根的华道安博士（Donald Wager）应邀开设中国考古学课程，我参加了每节课，了解西方学者怎么看待中国考古和考古学，H. Schuett教授在开炼金术研讨课，也去学习古代西方和阿拉伯如何看待金属、如何制造伪金。
柏林是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没有几座超过十层的建筑，二战瓦砾中重建的建筑亦然。用一位中国人的话说，“很不现代”，当然引起了外国学者的苦笑。笑过之后去想中西之不同、中西人之不同、中西价值观和趣味之不同，原来有是如此不同。窃以为教育是要因。我们从所谓的胎教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以后，还有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在观念和志趣上和西方世界恐类风牛马。类似这些事情，观察和了解西方社会及西方人，自己学到了不少。那时，东西德统一不久，二者轩轾截然。记得维快先生和文潮博士去老东德机场接我，他指着路旁盒子式的建筑告诉我，这是社会主义建筑，当时不明就里，后来才恍然大悟。读了马克斯·韦伯的书，再翻检过去囫囵吞枣看过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制度、公民、历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有了一点感悟。
住在柏林的万湖（Wansee）岸边，湖光美不胜收。离波茨坦只有一站城铁，常常陪同朋友去看无忧宫（Sanssouci），这所在是18世纪普鲁士腓德列大帝按照凡尔赛宫兴建的夏宫，典型的洛可可风格的园林，精雕细琢，无微不至。在柏林常常光顾的，则是大大小小的各式各类博物馆。在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感受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和古希腊文明，在埃及博物馆（Egyptian Museum）感受古埃及和古罗马文明、在史前博物馆感受欧亚史前文明、在国家博物馆感受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在老国家艺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观摩德国艺术家和欧洲艺术家文艺复兴以来的杰作，在人类学博物馆欣赏世界各地的民俗文物，敦煌一窟也在其中。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离柏林工大只有两站地，映入我办公室的窗景正是该宫殿铜绿的穹顶，那里现在是十七世纪普鲁士艺术的博物馆，其中的瓷宫，用5000多件中国青花瓷装饰内壁，为平生所未见，也可领略昔年欧洲人对青花瓷的感觉。
柏林的音乐活动之多，更是目不暇接。提前一年，各大剧院和音乐厅的海报就已经张贴了出来并可以买票。声名赫赫的柏林爱乐，德意志国家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席勒剧院……，林林总总不下二十家。票价之合理，则是北京为特权和“贵族”的演出无法想象的。莫扎特和瓦格纳的歌剧几乎是每场必看，大饱耳福和眼福。
而柏林期间另一大收获，则是认识了许许多多朋友。李文潮博士来自陕西大荔，和我有乡宜，具有关中人的耿直、执着、深思和机敏。他在德国读书、执教和研究十多年，从文学而哲学，并能打通和连接东西；精通德语，在自由大学和柏林工大开设德国哲学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出版了多部专著，成为受国际学术界十分尊重的学者。他的宗教学和哲学特长，成为向他请益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最好老师。就我看来极其复杂的问题，他能寥寥数语使人茅塞顿开。（这情景只有在科大读书时，方先生将深奥的相对论和宇宙学所驭之。）莱布尼兹乱麻一样的手稿，他能耐着性子，花上几周时间将之疏通并做出注释。
另一位朋友是德国同庚阿梅龙，他一边负责大众基金会支持的近代中国科技名词项目，一边写他的关于十九世纪山东黄河水患和赈济的博士论文。关于德国、德国学术以至于德国啤酒，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从与他讨论他的和其他人的研究，才知道西方学者经常会选择一些中国学者不可能理会的课题，而且往往能得到各种基金的支持。他和文潮兄一丝不苟的学风，可以看作德国学术的缩影吧。
《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在学术界得到了不错的反响。1998年夏，我接到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所长的邀请，要我去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系列中非金属冶金卷的编撰。SCC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小子能附骥也有荣焉。但我知道李博士生前邀请过很多学者撰写此卷，结果都中途而辍，原因虽不能洞知，但难度大定为一毂。其时，华道安博士正在完成钢铁卷，我向他咨询了他的流程和问题后，便去会古所长。
在剑桥遇见同庚同道梅建军先生，他刚刚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知道我来剑桥，介绍了一些他所看到的关于此卷的档案，价值似乎有限。问及我对将来研究的打算，我说还和以往一样，做器群研究。他反问我难道一直这样做下去？我倒含糊了。心想，是啊，需要好好想想。
和古克礼先生面谈，他先问我自己的研究后，要我悉数圈内与此卷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动向，我都直言以对。他似乎满意，便将话题转向有色冶金卷上面，问我意见，我表示愿意参加，但也明确指出：该卷要写好，尚有大量的课题需要展开，特别是汉以后的问题几乎没有深入地触及，中国古代的金银器、黄铜器和锡器也少有探究；此外，文献研究的工作量也非常巨大，清代匠作则例还没有能全部汇集起来。而事实上，他已有蓝图在胸，拟请波士顿大学的慕容捷博士（Robert Murowchick）主持此卷，梅建军先生和我参加，以期五年完工。我说五年断无可能，至少应作十年打算。（后来这个队伍中增加了台湾史语所的李永迪博士）。
那时，李约瑟所前所长何丙郁先生在剑桥度假。他是该领域的前辈大家，我应向他请教。他却主动问起此事，我将顾虑据实以告，觉得这样拉郎配的撰写前途未卜。他的话永远不会让人忘怀：年轻人要自己努力，拿出自己好的成就回报社会。言出意外，其中的深意，需要自己慢慢体味了，期待着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这次英国之行一个很大的收获即是参观大英博物馆。一连四天，从两河流域看起，古埃及、古印度、希腊、古罗马，最后才是中国、朝鲜和日本，每天一个专题，相当于上世界文明史课程。不仅看青铜器和其他金属制品，也看石器、陶玻璃、纺织品等品类。所谓“品貌之盛”，难以形容。故而朋友建议去其他博物馆，也就只能割爱了。
在博物馆里参观，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青铜器？形式、内容、功能、材料、工艺，异同何在。希望通过了解其他文明的青铜器逐步明晰起来。旅欧这段时间，渐渐意识到，了解自己往往要依赖于对别人的了解，对他人了解得愈全面愈深刻，可能对自己认识得会愈全面和深刻。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金银器和其他文明有无联系？会有怎样的联系？自然，因为对中国金银器知之不多，也就浮光掠影一过。此外，诸如锡器、钱币等，也有许多问题待求解。
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朋友汪涛博士。此前在北京见过一面，知道他专于古文字和古器物，而且性情温和儒雅（堪和郑岩教授一比），知识面甚为宽广。伦敦相逢，他乡故知，热情周到得令人感动。我向他请教了英国学术圈子的情况、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和他的看法，他都能娓娓相告，颇像一位兄长。后来才知道我倒大他几天。
七
从德国回京后，美国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中国艺术史副教授艾素珊（Susan Erickson）博士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和她合作研究晚期青铜器。大概是1992-1993年，我为撮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考古合作，她和浦尔教授（Robert Poor）来华时，见过她一面。知道她曾经对摇钱树和博山炉做了很好的研究。在我，晚期（宋元明清）青铜器的确是空白，可以理解早期青铜器，不失为一个好课题，便答应了下来。
她随后来京，我们讨论了研究范围，限制在晚期青铜礼器上，不包括日用器具、艺术雕塑、装饰器具和构件；时间限制在宋元明清四朝，上不及唐和五代，下不越民国。所要针对的问题：晚期青铜器和早期青铜器的关系，晚期青铜器和当时金银器、瓷器、家具等的关系，晚期青铜器的制作材料，晚期青铜器制作的工艺技术，晚期青铜器的使用，时人对早期和晚期青铜器的理解。我只是在她来之前匆匆找到很少一些相关资料看过，所知十分有限；她也只是搜集了相关的中国考古文献极少量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知之不多。去请教王世襄先生，他说他不懂，应请教朱家溍先生。楼先生帮我们约定和朱先生在故宫见面，朱先生所知比之我们也无多少。他说道，故宫有不知其数的晚期青铜器，但记不得藏在哪个库房了，几乎没有人碰过。
这是一块处女地，一切都得自己来开垦。
我们看了北京各处博物馆、庙坛和公园内收藏或陈设的晚期青铜器，年代几乎都属于清朝，材料几乎都是黄铜。北京孔庙有成套祭器，承孟崔学谙馆长允许，我们开始逐一考察，并拍照记录其中的细节。通过刘雨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也看了宋代的山尊以及明代潞王坟出土的鼎。天坛所陈列的祭器也是造办处所作，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看看。
考古资料介绍的晚期青铜器大多出土自四川，我们便取道宝鸡和汉中入川。
宝鸡青铜博物馆馆长胡智生先生是老朋友，问起晚期青铜器，只有两件传世品。而再次目睹◆国青铜器，倍觉亲切。看到大批周原青铜器，深深为楼先生推动的周原青铜器发掘报告未能启动，自己未能开展对它们研究为遗憾。这些重器使自己忘却了此行的使命，花了五天时间看了一批器物，希望将来再返宝鸡，继续研究西周青铜器。
胡先生曾经研究过湑水河两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并给我看过若干拓片和线图，我也曾拜读过王树芝先生写的介绍和李伯谦先生的研究。胡先生和我们一同到城固，这才知道湑水河流域出土的器物分别藏在城固县博物馆及其相邻的洋县博物馆，我们花了近一周时间对这些器物进行了浏览和研究。在这批器物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大洋洲青铜器的因素，相约来年再予深入考察。
从汉中到成都，虽然没有能看到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在成都博物馆也只有很少几件传世品，却认识了孙华先生。早拜读过他的大作，佩服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意图后，他是第一个赞成我们的中国考古学家。他介绍我们去了江油，看到那里出土的一批宋元器物。再到绵阳，见到绵阳市博物馆何志国副馆长，他们没有几件藏品，也给我们看了，并慨允我们测量和拍照。艾博士没有忘记她的汉代艺术研究，我们仔细欣赏了绵阳的汉代平阳府君阙，她给我讲相关的艺术史知识，从她那里，我开始了艺术史学习。
听说彭州发现了一个宋代窖藏，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得到王毅所长的允许，我们前去瞻观，那里也有几件晚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成都，通过孙华教授的介绍，使我结识了广汉三星堆器物坑的重要发掘者陈德安先生。对于三星堆青铜器的研究，于我来讲梦寐以求。曾经在文物精华展上，凝视着三星堆青铜器不能移步。巴纳教授来访时，还与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相约来年春天同聚三星堆。
从德国回来，研究所所长刘钝先生要我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之职。我尚有自知之明，不长于领导和组织，而且心直口快，妖魔沉默，言必实话，便以还有去美国研究的计划相推却，刘所长不以为然，依然坚持，也只好应承了下来，勉强应付了四年。
2000年春，在鸭池河两岸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如约动身去三星堆，住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开始研究三星堆青铜器。读过三星堆考古发掘报告，一系列问题悬于心胸。如：出土器物的两个坑，报告称之为祭祀坑，祭祀谁？如何祭祀？为什么其中有些铜器经过火烧？从出土器物看，年代早的可以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报告和碳十四年代测定都将其年代定为商周之际？有无可能更晚？器物坑和三星堆遗址与城址是怎样的关系？和遗址中发现的墓葬又是怎样的关系？三星堆文化是什么时候衰落的，遗址的下限到什么时候？对于青铜器，制作技术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技术要素？而金器又是如何？陈先生他们一边在整理着发掘资料，一边还在继续发掘。我的一肚子问题只能慢慢讨教。
美国西雅图亚洲艺术馆要组织四川古代文明展览，不少器物将参展。美国来的专家便和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同室工作，效率自然不高。可喜的是杨师傅还在修复另一株神树，其他器物大多也是他修复的，这给了我向他请教的机会，倍觉幸运。天府之国舒适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提供了安逸生活的物质条件，我们在此工作打乱了他们的节奏。工作近一个月后，便回京消化资料，以待来日。
这段研究使自己对三星堆青铜器获得了几点初步的认识：三星堆青铜器群，除却几件镂空牌饰属于二里头文化外，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属于商文化，即青铜容器。具有明显的商代南方青铜器特征，和湑水河流域出土者接近，年代在二里岗晚期到向殷墟过渡时期，应是外来的。另一组属于地方文化，如人面、兽面、人头像、立人和神树、鸟形附饰和部分兵器，为它地所未见，源流都不清楚。从技术上看，都是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没有锻造制品，也未发现失蜡铸造的器物。而神树的多次铸接，除二里岗时期的大型方鼎外，殷墟时期都未见。倒是春秋晚期以后，器物各部件分铸再铸接或焊接成为潮流，我将之称为“新兴期”，代表作是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四龙四凤方案座，其技术思路比较接近。深入的研究尚需对之进行检测，特别是大量的X射线成像，可以给出直观的证据。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后来，孙华教授要写《神秘的王国——三星堆青铜器》，征稿于我，我只有考察笔记，他谬奖也有价值，就将一部分内容收入其中，自知粗糙，连看的勇气都没有。此书让我也署名，非常惶恐。
回到北京，即收到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邀请，我获得了福布斯基金的支持，作为弗里尔艺术馆-赛克勒艺术馆的研究员，进行一年的研究。我拟以南方青铜器作为对象，便将相关资料做了汇集。接下来便是处理冗务，秋天赴美。
八
当今美国在国际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高水平的教育、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同等发达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之研究，明末传教士在欧洲创立的汉学，已在欧洲显出颓像，而在美国却日益发达，且扩展到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内都没有或很少涉及的议题。本专业方面，以罗越（Max Loehr）和其弟子所做的青铜器研究，独具慧眼，别开生面。贝格立教授（Robert Bagley）关于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十分突出，惠我良多。弗里尔艺术馆则是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最为出色的部门之一（尤以大收藏家赛克勒医生[Arther Sackler]捐赠了他的主要收藏并为之建立了姊妹馆——赛克勒艺术馆之后），Alexander Pope、Thomas Lawton、Jenny So（苏芳淑，也师从罗越）等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特别是Rutherford Gettens先生在弗里尔建立的科学研究与保护实验室，并物色到得力干将齐思先生（W. Tom Chase），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材料和工艺，解决了诸如铸接工艺等重大问题，也是首先将X射线成像技术用之于中国青铜器研究者，使得青铜垫片昭然若揭。他们的成果是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必读文献，于我受益匪浅。
我在研究生毕业时即认识了齐思先生，他接任弗里尔科学研究和保护部主任后，多次来华，时有交流。他心宽体胖，治学严谨，乐于助人，曾经建议我申请福布斯基金并多次寄来申请书，自己总是以手头的研究没法脱开未能付诸行动。而这次我如愿以偿时，他却退休了，主任由贾宝先生（Paul Jett）接替。
弗里尔艺术馆和赛克勒艺术馆为一家，隶属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联邦机构，座落在华盛顿特区中心地段。他们指定地矿出身、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Janet Douglas女士作为我的指导或顾问（Superadivisor）。齐思先生在我安顿好之后，专门开车来看我，和我商讨我的研究，并慷慨地承诺愿意给我任何帮助。按照计划，我想研究湑水河两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随身带有13件样品，并予探讨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相关问题。赛克勒馆收藏的一件尊，应和湑水河出土者同类，一件罍则可能属于南方系统。
弗里尔的仪器设备不是最新的，相比国内很多实验室，可以说是简朴甚至落后的，所使用的电脑还是286，这在国内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所有设备都非常实用，并产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里大家都自己动手，没有实验员相助。对于金相分析，自己在大学有很好的训练，但找到所需的各种材料则是问题，齐思先生对实验室了如指掌，一一指点，使我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最为难得的，是齐思先生把他的工作流程教给了我，如何指定样品研究计划，如何做研究档案和设计数据库。X射线成像是基本操作，曾在研究◆国青铜器时在北京621所做过，但不是自己操作的。在弗里尔，齐思先生教我如何使用X光机，并拍出了满意的照片。X光荧光衍射是材质无损分析的主打设备，他和Douglas女士教会我使用他们的设备。
后来，齐思先生还开车送我去里海大学做样品分析，并在那里认识了柯鹤立博士（Constance Cook），无私相助，铭记于心。
至于显微观察的记录，齐思先生把尼康Coolpix950架在体视显微镜上，获得了数码照片，非常方便。自己便将第一个月所剩的职务津贴，拿出1000美元买了一架Coolpix 970相机。第二个月，又花了1500美元买了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这样，晚上也可以做些文字工作了。
弗里尔艺术馆让我知道了一种我完全不同的博物馆管理模式。我可以随时进库房观看器物，也可以和库管商量将器物带到实验室去观察和分析（限于无损），学者可以通过预约进库房观察和研究器物。我第一次进库，看到心仪已久的人面盉，竟然用了一个小时；看到河南浚县出土的西周早期铁刃铜戈和同出的青铜兵器，激动之心无法言表。至于大批的元明绘画，由于不懂，只能啧啧。
弗里尔最吸引我的，还是其完备的档案和丰富的藏书。
早知西人注重档案，但档案完备到如此地步，则是无法想象的。每件器物建有一档，内容包括它的来源和履历，进馆时的照片、描述和进馆前所发表与引用的文献、展览情况。进馆后对其所做的清理、修复和此后的维护；随后开展的所有研究，包括材料、结构、工艺和锈蚀等；展览经历及图录；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特别是重要学者在馆观摩和研究该器的笔记或谈话的记录。重要器物的档案会长达一两百页，照片和底片多至数十张，几乎都有X片。不由人不叹为观止。
弗里尔的图书馆集东方艺术和考古之大成。伊斯兰及波斯、印度和南亚、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艺术史文献高度攠集，偶尔或缺者则以复制本补充，关乎科技和保护者则收藏在科学研究与保护部，范围更为宽泛，还对一些大家建立了专门文件夹。很多在国内无法找到的文献，这里易如反掌。原来美国学术站在世界前沿，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代代接力的结果。反思国内正在妄言拿诺贝尔奖的前景，却视而不见连一些最基本的图书资料都难以找到甚至全国阙如，公立图书馆和博物馆、档案馆一样，很多成了不同级别的衙门，成为某些人群和行当谋取私利的资源，垄断独占，创新何以进行？所谓的创新有几许分量？怎不令人贻笑大方！
于是，弗里尔的生活就这样定了形，上午在实验室工作，下午去图书馆读书，读不完的赶紧复印。艺术馆的书店里常常有最新的图书抵达，作为馆内人员有20%的折扣，所以尽可能多买，一年中此项花费超过两千美元。同事们不解，我只好苦笑着向他们解释，在中国未必有这样的资料，即使有，图书馆也因为价昂图美而作为美术书籍不能借阅。同事们给予我额外的同情，说你回国后，只要你需要的海外资料，我们给你复制。隆情厚谊，使漂泊者备感温暖。
Virginia Kane博士沉寂了近二十年，以她的才华，应该有更多杰作。知道她执教于密执安大学，便安排圣诞节假期去拜访她，向她请教悬心许久的问题。人算不如天算，在我动身的前一天，她驾鹤归西了。
去密执安大学看看也好。那是罗越和Virginian Kane执教过的地方，还可以和素珊讨论艺术史。我们参观了大学的考古学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后者藏有几件中国青铜器，真假莫辨；尚有若干件错金银的车器，有残破，馆方同意用于研究，但时间很紧，还是有待来日吧。在Ann Arbor，我还看了自然博物馆，——可以看作是美国文化和科学的一大特色，十分有趣。若说历史博物馆是将人类或某区域十万年内历史与艺术的浓缩版的话，自然博物馆则是地球四十亿年的历史和自然的精选版。大千世界呈现于此，最能让我油然而生的感觉是自己的渺小。弗里尔的对面即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同属史密森学会，是我常常光顾的所在，一年中不下二十次。
密执安大学的图书馆当然是要去的。进入书库，书架边缘就有桌椅，甚至可以过夜。图书收藏之丰富，使人垂涎；而馆际借阅之便，难以想象。真正能引发一个中国学者的嫉妒，——美国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艾素珊博士因研究过罗佛（B. Laufer），我也因读过他的《中国伊朗编》、看过他的论著索引、知道点他对美国中国文物的收藏和图书的收藏所做的贡献、他开创性地研究中国玉器和陶器，……，以他为神人，颇想知道他是否收藏有清代匠作则例（我已获知德国图宾根大学傅汉思教授和我们合作研究则例的申请已经得到德意志科学基金会[DFG]的资助批准）。艾博士便开车同去芝加哥，看富地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劳费尔服务的博物馆有无线索。
富地是一家私立博物馆，坐落在芝加哥的密执安湖畔，宏大的罗马式建筑诉说着他的高贵和优越。收藏有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包括劳费尔上世纪初在陕西购买的一大批汉代铁器，而其中的铁灶，也许是现存最大的汉代铁器，保存情况令人担忧。这所博物馆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馆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看了劳费尔所购书籍的清册，其中有一册筑坝治水的和则例有关，国内已有，倒是一批明末鱼和鸟的水粉画使人耳目一新。
当然要看芝加哥大学。在东亚艺术馆碰到了上海博物馆李朝远先生，我们还就浦尔先生捐赠的两件青铜器做了简单地讨论，他觉得其中一件有疑问。然后去图书馆的东亚分馆，那是钱存训先生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琳琅满目，方便至极，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清代匠作则例。
回到弗里尔就结识了好友来国龙先生。
国龙本科在吉林大学学习国际法，进校不久即对古文字感兴趣，从何琳仪先生学古文字，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高明先生和李零先生研究古文字。尔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便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和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罗泰先生。他修完课程之后，在一个学校教过中国考古学，在著名的盖蒂（Getty）文化遗产研究所研究过中国古建筑保护准则，现在得到弗里尔的研究职位完成他关于包山楚简的博士论文。从他的经历不难看出他志趣在于研究古代文明。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而其所长正是我之所短。从他那里我知道一些古文字特别是简帛的知识、知道盖蒂的志趣和组织形式、知道点美国大学的艺术史与考古学教育，也了解了更多学科动向。看过他所整理的资料，才更深的了解到他用工之勤、思考之密，自叹弗如。多次的聊天结成了好朋友。他的名言：“顶尖聪明的人不能做学术研究，学术要靠下死工夫的，聪明人坐不住。”振聋发聩。
许杰先生筹备的古代四川文明展即将在西雅图开幕，夏季要组织一个学术讨论会，要我参加。我认识他是他两次回国筹备展览途径北京的时候。知道他曾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贝格立读艺术史博士学位，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青铜器。他知道我曾研究过湑水河流域商代青铜器，也刚开始研究三星堆青铜器。他有过人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尚未拿到学位即成为西雅图亚洲艺术馆的中国部主任，而那次组织的三星堆展览也是美国各界非常期待的。他希望我在研讨会上讲湑水河青铜器，我再三考虑，还是讲讲对中国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看法。
在消化资料时，我有一大难题是关乎湖北黄陂盘龙城青铜器的，需要回国看几件器物，和Douglas女士及贾宝先生商量，他们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而素珊也收到许杰先生的邀请，他想谈四川汉代崖墓，也需要实地考察，希望与我同行。
我们首先到城固和洋县，再次看湑水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认为他们绝大多数具有商代南方青铜器的特点。然后去四川三台看汉代崖墓，这些崖墓多密集地分布在郪江两岸丘陵上，系砂岩上开凿而成，有数千座之谱。几乎都已在早年被盗，墓口敞开着，其中遗物少而残乱，三台县博物馆进行过调查清理。在县博物馆钟治先生带领下，我们钻进二十来座崖墓进行考察。素珊集中观察了墓葬结构、浮雕、彩绘等等。往往会撞上蛛网，不时会有蝙蝠飞窜。
抵达成都，看了新发现的商业街的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强烈的震撼力。直径接近两米、长达十数米的巨型船棺，精美的漆器，很少的金属制品，或许可以认为是战国时代地方王室或权贵阶层的墓地。而我立即想到的是，这是多么珍贵的建立中国古代碳十四数据系统的实物资料啊！考古学在中国已经建立快八十年了，碳十四技术引入中国考古学也五十年了，一个考古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一个以古代文明自豪的国家、一个拥有号称考古学家和科技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何没能建立起一个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年代序列呢？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欧洲的不同区域和气候带都有，因为那些考古学家认为碳十四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需要依赖的。就此，还同国内考古学同行谈过，都不以为然。这也可以有助于理解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吧。
金沙遗址刚刚发现，即以所出土的玉器、石器、铜器和金器为引起震动性。王毅所长陪同我们到了工地，见到地层上遍布的象牙和颌骨、獠牙，立即将我惊呆了。看到现在作为国家文化遗产徽标的金片，当即就说笑：凤凰卫视应该赞助发掘和研究，和他们的徽标何其相似？！其中的青铜器，或可与三星堆有关联，而金器的制作技术，或许要到遥远的西方世界去追寻。
记下王毅先生让我查询美国学者关于牙质考古材料保护的托付后，便到了重庆。我想看巫山出土的那件铜尊。得到邹厚曦所长的慨允，方刚老弟（我中学老师方家驹先生公子）帮我将尊提取出来，一个上午就围着它转。过多的垫片是其特色，当然，也是属于南方系统的青铜器。
乘快轮下三峡，顾不上欣赏轻舟过万重山的移步换景，直奔宜都，看那里出土的一件商代铜尊，和巫山那件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属南方系统。一天过后抵达武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红星先生是十年前在文物出版社就认识的，他当时在编写包山楚墓发掘报告。副所长李桃源先生则是在他编写盘龙城报告时在楼先生处碰到一面。他们非常慷慨，提出了十六件盘龙城青铜器让我观摩。我的第一印象是和大洋洲有很大不同而与郑州商城接近。它们几乎都出自墓葬，其中的酒器是南方所仅有，没有铙一类乐器，没有如湑水河出土的镰形器及大洋洲的铜刀和铜工具，也没有南方式的尊和罍，簋和壶则与湑水河流域所出者有关联。
去荆州博物馆看过那里出土的几件大型青铜尊和罍之后，返美的日期即到了。
九
回到美国，即向同事介绍了成都金沙和商业街的发现，都啧啧称奇。但问及考古牙质资料的保护，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科学研究与保护部得到福布斯基金的支持，要在九月中下旬召开一个亚洲艺术的研讨会，邀我参加。看过弗里尔的档案后，对于学术史有了兴趣。考察历史，比较容易看清前人研究的重要和不足，也可探索其中的一些原因。经过一周考虑，准备在研讨会上讲讲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研究历史，得到了组织者的认可。
接下来就是准备西雅图会议和弗里尔会议，前者先行。
整理湑水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进展很慢，因为有若干问题还没有弄明白。而自己愈是读得多想得多，则胆子愈是小，不敢轻易下笔，在这里更是如此。只能恨自己无能，年终考核常常羞愧难过。半成品不少，很多没有较大把握的问题不敢轻易示人。但熟悉的同行和朋友圈子，因向他们请教和讨论的关系，才知道就里，并鼓励我步步为营。关于南方青铜器，本欲和Virginia Kane教授切磋，她没给机会，于是和贝格立教授时时通过邮件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盘龙城的，并对于南方商代青铜器始终给予关注。大洋洲发现后，他也及时跟进，并引述了我的小文。我们讨论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独立性，他认为出自南方王国的工场，大洋洲可以看作是一王墓。
对此我有发言权，因为在发掘的过程中我去看过现场。没有墓坑痕迹，不能认为是一座墓。大洋洲和其他南方青铜器一样，都出自于窖藏，所以，也难以讨论其组合关系。从和贝格立教授的讨论中，也感受了他们的局限，——依赖考古报告，但一旦报告有疑问，他们难以判断。
我觉得有一点自己是清楚了，即商代南方青铜器，无论是湑水河领域的，还是湘江、赣江以及长江流域的，乃至淮河领域的，都不是出自墓葬，而是窖藏，或者单件瘗埋于山岳河岸甚至河底，独有盘龙城是例外。这意味着南方青铜器不是用于随人葬，有学者提出其用于祭祀山水当有道理。想必有独特的祭祀仪式和活动，因为酒器的比例不大，几乎没有饮酒器。另外的特点即是工具较多，异形器较多（若镰形器、面具等），兵器造型也多别致。而盘龙城和它们是有区别的。
另外，属于二里岗时期，或者二里岗到殷墟过渡时期的青铜器，分布的地域十分广大。北逾长城，南抵南岭，东近于海，西入天府，且边远地带出土者，多具有南方风格；中原风格或者说郑州风格的青铜器，基本上分布在黄河流域，盘龙城是一特例。为何如此？我的解释是商代南方青铜器可能生产于贸易的目的，既然货卖四方，也就不一定出土于一二地。
这些器物具有高度的共同性，无论形式、纹饰，还是工艺，说明它们产于一地。而其中有些特别重大的器物，若铙，打折重逾百公斤，说明有充足的青铜原料供给。产地何处？窃以为在长江边上，靠近长江铜矿带，大约鄂赣湘交界之处。尚且不能确知，姑名之为X地。虽然生产的青铜器有地方特色，但依然属于商代系统，而不是独立的。
可以构建的说法是，二里头青铜工业的兴起，青铜原料成为奇货，在商族勃兴时期，四处寻找铜矿和锡矿，人门发现了长江下游铜矿带，（锡矿可能与之不远），如瑞昌铜岭。他们就地冶炼，铸锭北运。南方冶铜工业的发展，逐步地发展出铸铜工业。他们只能铸造一些比之郑州所产为乡土的蛮器，有走样的纹样和造型。
青铜原料极其珍贵，需要控制，于是在转运的要害处盘龙湖畔筑建了军事要塞以镇守。因是商朝权贵，所以使用郑州风格的青铜器，而且用之于随葬。至于吴城的性质，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解读。
因此，南方商代青铜器和中原是同源的，所以二者相一致；因此南方青铜工业不独立，虽有自身特点，也只能是一个亚型。
对于四川盆地和汉水流域这一时期青铜器的解释，则是南方青铜器向四方扩展时，溯长江而上是主要方向，于是有荆州、华容、宜都诸器的发现。三峡不能逾越，便转道汉水，便在枣阳发现同期南方风格的青铜器。在汉中盆地驻留较久，甚至发展出地方青铜工业，湑水河流域才有如许大量的青铜器发现，而且有多种独有的器物。从汉中进入四川较易，三星堆青铜器当是其孑遗，而巫山那件尊，则是在四川扩张的结果。于此假说，深深佩服贝格立的慧眼。他提出关中的南方风格青铜器可能是从汉中翻越秦岭的结果。
开拓青铜原料，或寻找锡矿在当时非常紧要。先人沿赣江和湘江向南方推进，这是对此二江两岸出土大量青铜器的解释。至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可能是青铜原料从大别山东侧向北转运，其沿途才有潜山、六安和阜南青铜器的遗存。
这是我对商代南方青铜器的新构建，提交给了西雅图会议。很想和会议主席贝格立教授研讨，却不知他几乎不参加学术会议。会上的学术报告只有十数位，但听众却有百多人，很多都是远道而来的高校和博物馆同行。美国学术由此可见一斑。
到过芝加哥，颇想去看享有国际盛誉的芝加哥艺术院（Chicago Institute of Art），它附有一所艺术学院，闻一多先生曾留学于彼。和中国部副主任潘思婷（Elinor Perstein）女士接洽，颇为热情，还能为我提供宾馆住宿，征询于贾宝，欣然同意，并慷慨支付路费。便在八月末赶往芝加哥，并计划了两周时间。
芝加哥艺术院是综合性艺术博物院，收藏有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尤以梵高作品为名。中国艺术品中，有二百来件青铜器，还有一批重要的玉器和石刻。我看了一部分青铜器，尤其是对一组青铜构件颇有兴趣。潘思婷研究过陈梦家，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陈梦家先生从新月派诗人受闻一多影响而研究古文字，其《殷墟卜辞综述》和《汉简综论》都是杰作。从金文而器物，应当受到郭沫若的影响，但重要的是他在芝加哥的研究经历。二战后，他作为交换教授到芝加哥大学讲中国古文字，当时芝大是美国学术的一个中心，也是全世界古典学的研究中心。敏捷的陈梦家立即认识到，西方学者看待青铜器是艺术品而非历史文献，在艺术史系研究，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金文几乎无人问津。但金文可以确定器物年代，这也是艺术史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因此，陈梦家将金文知识带到西方学术界，自己则吸收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长处。1948年，他和梁思成、邓以鸷联名建议清华大学创办艺术史系，得到梅贻琦校长的赞同和教育部的同意，因国民政府随即垮台，使得艺术史教育在中国滞后了数十年。在芝加哥，陈梦家四处搜集海外青铜器，得到了很多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配合。
潘思婷说她曾经想读Kane的博士，但Kane的精神状态极差，烦躁不安，她不能如愿。这也许可以解释Kane何以多年沉寂。潘是个热心人，首先给我介绍赖德霖先生，正在芝大随巫鸿读艺术史博士。他不辞辛苦地从远郊开车来，我们整整聊了一个上午，了解艺术史框架下的建筑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梁思成，看到他在《21世纪》上发的文章，颇有感触，也确知他将成学术大器。
另外是在潘的联系下，见到夏含夷教授（Edward Shaughnessy）。我没想到的是这位名满学界的教授如此年轻，朝气蓬勃。他骑摩托来研究院，意气风发，宛若少年。他问了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大鼓励。我问他是否还在研究西周青铜器，他说人的精力有限，贪多嚼不烂。我还请教过商周青铜器生产的性质问题，他没有多少思考。他将话题转到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以无知没有相告一段特殊机缘。
将要离开芝加哥，美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9.11恐怖袭击。到期不能回华盛顿，只好去感受那种“世界末日”的气氛。后来辗转火车，花了三十三个小时才回去。
恐怖事件并没有影响弗里尔的会议，只是三个中国学者未能与会，梅建军和马青林二位先生是身在海外才参会的。这次会上我的报告，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建立，安阳考古展开后发现了很多遗物，其中不少和铸造工艺相关，出土的泥范说明这些安阳青铜器是泥范块范法在安阳铸造的，不少学者都关注过这一问题，使得原先按照西方学者观点所认识的安阳青铜器为失蜡铸造的说法得以纠正。这一时期，考古学家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方面扮演着主角。但好景不长，随即而来的连年战祸把一个学术黄金时代扼杀了。
自五十年代，大陆超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要大批考古学家做调查发掘，于是，便组织短训班培养考古工作者。即使如此，也应接不暇。考古学家被束缚于发掘工地，连基本的发掘材料都来不及整理，青铜技术研究自然无力顾及。但是却引起了若干科学家的关注。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组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揭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职志，青铜技术研究进入了科学技术史的学科范畴。
在台湾，考古学家在系统整理安阳发掘资料，李济开动了系列的古器物研究，青铜器首当其冲。他物色到具有机械工程学背景的万家保先生和他一道工作，系统地对殷墟出土的青铜爵、斝、觚、鼎和其他容器，结合安阳发掘的铸造泥范进行研究。奠定了青铜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殷墟青铜技术的框架。和巴纳、Gettens等的工作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奠基之作。
文革后期学术环境略微宽松，大陆以北京钢铁学院为基地，成立了《中国冶金史》编写组，开始对青铜文物进行分析研究。而七十年代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如妇好墓、曾侯乙墓、淅川楚墓、满城汉墓等，出土的青铜器更多且精美，科技史家和考古学家一道研究，不仅深化了殷墟青铜器的内涵，也把研究延伸到东周乃至汉代。这一阶段是科技史学科主导的青铜铸造技术研究，学术问题围绕着金属技术史问题而展开。
八十年代，新一轮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学家逐步深入认识到青铜技术研究的必要，和科技史学者一道合作，而科技史学者也了解到了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于是便邀请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和考古学家合作研究。在楼宇栋先生的推动下，若干青铜铸造技术研究得以展开。
面对如此庞大的青铜遗物，人才培养必须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起，华觉明先生开始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研究生，次年柯俊院士在北京钢铁学院招收研究生。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还专门组建了金属史专业委员会。鉴于金属史学科刚刚开创，学科建设也待展开。华先生和周增雄翻译了泰利科特（R. Tylecote）的《世界冶金发展史》，华先生还做了一些术语的考订工作。至此，学科的建制化方告完成。这一阶段，从学术上还是技术史学者主导的研究时期，但由于有考古学家的合作，学术问题逐步关注了考古学内容。也可以说走上了科技考古的轨道。
会议结束，就到了辞别朋友、收拾行囊，准备回京了。
十
首先要做的是撰写《中国传统工艺综论》。这是研究所“九五”期间酝酿的“十五”课题，列入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课题筹备期间，我全力而为，最后分成《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和《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大系》两个子项，分别由华先生和何堂坤先生主持。“全集”中要我负责“综论”一卷，由我和清华大学戴吾三博士、高暄先生和游战洪先生共同完成。我承担秦汉至隋唐三章。
虽有“四时读书乐”之好，但系统梳理古代传统工艺，即使是一个时代，都绝非易事。历史学家、文物考古学家、经济史学家、工艺美术专家、技术史专家，等等，都分别做过研究，志趣不同，深浅各异。出些新见解，谈何容易。那就慢慢读书吧。先做资料长编，再加工材料，写出初稿。一年时间，仅完成了几万字的秦汉部分。
再次接到维快博士的邀请，要我去柏林工大做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便于2001年底去柏林，由德意志科学交流中心（DAAD）资助，完全的自由研究。我就去自由自在地读了三个月的书，看了文潮和阿梅龙等朋友。
在爱尔兰跟（Erlangen）大学由郎密榭教授（Michael Lackner）主持的汉学系，阿梅龙博士得到个职位，他们拟组织一个研讨会，主题非常哲学化，Selbstbehauptung，老友杨煦生译为“自断”，他要我讲讲夏商周断代工程。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1995年提出来的，目地在于编制出一个夏商周三代的年表，使中国早期文明有具体的年代序列。那年夏初，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历史、考古、科技史等领域学者十多人，还有科委、教育部、中科院、社科院、文物局等机构的领导。我作为科技史学者随席泽宗院士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前两星期，研究所通知我做准备，说中央领导要了解有关年代学和传统工艺的研究与保护。拜访钱临照院士时，我说起此事，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江泽民同志是他所经历到的最好的领导人，有文化，重人文，你应当认真准备。研究和保护祖国传统工艺是中国人最应该做的事情。
会上，李学勤教授首先发言，讲了中国古代史方面的问题。中国历史纪年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更早的没有记载，但西周早期和商代文明是客观存在的。世纪初的疑古派认为很多古籍都不可信，走过了头。新中国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金文和甲骨文资料远较前人所见丰富；碳十四技术大有进展，测年日以精确，有条件探索早期的年代问题。随后，仇士华先生发言，介绍了碳十四测年的进展，质谱加速器技术的应用使得测年精度大为提高。另有考古学家发言罗列了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此后宋健做总结和动员性发言，说西方有人在怀疑中国的四大发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早期文明都有具体的年代，很多是自然科学家的贡献。而中国三代文明很多说不清楚，科技界应当为之努力，做出我们自己的年表。今天在座有很年轻的学者，这是好事，我们要一代代做下去，出成果、出人才。研究需要经费，我建议由几个单位分摊。研究要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当成一个工程项目来做。组织上可以采用首席专家负责制，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当然，最终结果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这不要紧，可以仿照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确定原子量的方式，采用投票的办法予以确定。
钱老关心着这个会议，随即电话告知内容，钱老说学术就是学术，投票不一定奏效。一个月后在北京大学召开启动工作会议，参加的学者更多一些，我随席院士参加，也是最年轻的出席者。会议传达说宋健的提议得到李铁映的赞同，可以启动断代工程项目，今天征询大家意见。前辈学者都表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有幸参与，非常光荣。项目可以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合作。并从各自领域说明了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摩拳擦掌地要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大家轮流发言，我也不得不说。我说自己年幼无知，在座都是前辈，原谅我姑妄言之。不错，几十年来我们有很多考古发现，出土了不少甲骨文和金文材料，很多专家对这些材料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但这些考古文字材料没能告诉我们商周编年。古人的讨论，从文献出发，仁智互见，是因为对文辞有不同的理解，难道今天就有条件统一？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文字材料，我们没有明确的文字材料，如何确定年代？碳十四技术导致了考古学革命，自身技术也有了突破，但它所依赖的样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怎么知道某个样品来自于武王克商之年以信任碳十四数据？至于古天文研究，是可以得到确定年代，但天象记录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则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所以，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也不一定会产出预想的结果。但是，考古发现揭示了十分丰富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大多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现在中央领导重视我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且多学科协同攻关有可能，经费也有保障，我们为何不将注意力集中于三代文明的内涵研究？一个国家工程能探索、明晰和丰富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其价值也是重大的。
没有人赞同和附和我的看法。随即裘锡圭先生发言表示异议。他说，中央领导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时间很紧，连做年表的时间都不够，怎么能去做别的？！我吃惊得瞠目结舌。心想，这工程和自己无关了。
几年过去了，在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和席泽宗先生的率领下，约百名学者参加了工程。特别蹊跷的是，社科院考古所在沣西发掘到一个灰坑，可以划分地层，其中有武王克商地层，加速器碳十四大有可为。1999年，“工程”拿出了一个“简表”，项目召开了一次专家咨询会，我和陈久金先生是其中一组的召集人，会上大家的意见多在资料的公布上面，碳十四数据公布太少，样品来源也未罗列，“简表”强调了数据的“整合”，但如何整合的，如何消除矛盾的材料和数据以及如何取舍不同的可能，都没有仔细说明。
“简表”还是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公布了，随即要庆祝千禧年，媒体铺天盖地地介绍和报道了断代工程，似乎没有疑问。但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者却提出了尖锐批评，从动机、方法，到阶段成果都有系统的质疑和讨论。置身事外，该工程是一个有趣的研究科学社会学的案例。可以设问的问题很多，我在思考的是，参与的学者是如何思考这一项目的？为什么要参与项目？又是如何开展项目的？
我在爱尔兰跟会上的报告以《一个国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题，颇引起了一点讨论。在弗里尔时，李零教授和白荣金先生应邀来尝试修复楚帛书，李教授送我他的自选集，其中有一篇《放虎归山》，在美国读最易引发感慨。有虎渴望归山，但也有老虎被动物园圈养惯了，不能归山，也不愿归山。
十一
清代匠作则例项目落实到德国图宾根大学，在傅汉思教授主持下，由莫克丽（Christine Moll-Murata）博士具体负责，有条不紊地展开着，并决定于2003年春在图宾根大学召开一个研讨会，和第三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同期在图宾根进行。我在年初即到了图宾根大学。
以前读过不少匠作则例，看过王钟瀚的文章后，知道则例原来也能集架盈屋。清代各部院衙署、各省府关场都有则例，且三至五年一修订。但是保留下来的也许十不及一，从王钟瀚先生的文章，知道当年燕京大学收集则例的盛况，也可推知则例的损失。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将所藏则例影印出版了五十多种，成了我在图宾根期间的主要读物。和匠作则例相对照，逐步对则例有了较深的认识。并对宋以后的法律及法律文献做了涉猎，明白这些“条规”和“章程”，往往仅仅是具文，并没有都贯彻执行，甚至无法遵照执行。匠作则例中大量的物价和工价、料例，基本上照抄雍正十三年的《工部工程做法》，根本没能反映雍正朝后物价的巨大变动。于是，着手对则例系统地研究，并写出了七万多字的初稿，不知何时能够完成一部小专著。
这是我认真做过的第二例文献研究，但结论依然是负面的。此议一出，同事哗然。他们很难理解“法律条文”得不到执行，档案材料也不尽可靠。即使是现在，我国的法律和司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判不执行的现象依然存在。我颠覆性的意见导致了项目得以尽快结束。“不读一家书，不识一家理”，不为虚言。
在图宾根结束清代匠作则例项目之前，傅汉思教授和我商议下一个合作项目，——清代钱币研究。他在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有关清代铜政，洋洋洒洒800来页，下过不少功夫。我的研究生王显国研究清代乾隆朝钱币，也有心得。此前我读吴其浚《滇南厂矿图略》、严中平先生的《清代铜政考》以及人民大学辑的《清代的矿业》，有些想法，希望以清代的材料理解早期的冶铜和铸铜情况，而清代货币的生产具有前大工业特点，也是研究古代工业的好案例。
计划四月份回国，其时国内正在闹非典，单位都放假了。维快博士坚邀我去柏林工大做一段时间研究，劝我别回北京，甚至说他不希望失去我这个朋友。虽然知道事态不会那样极端，但其情可感，便再去柏林读书、听音乐、看博物馆、会朋友去了。不到三个月回国，抵京当天，正是宣布解除非典状况之时。
十二
随即投入筹建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事起源于2002年新《文物法》颁布前由副总理李岚清主持的一次座谈会。因为新法允许文物流通，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需要取得共识。但在会上，提出了尖锐的文物保护问题，李岚清提出国家可以强化投入、提供保障条件，改变文物保护现状。其时自己正在老家为父亲过八十大寿，也是父亲平生唯有的一次生日大会。吴加安所长打来电话，说国家文物局拟对李岚清的提议做出回应，需要提交一个战略规划。你对文化遗产有很多卓识，看能否早点回来，大家讨论一次。
听得加安所长谬奖，匆匆赶回北京，了解到背景信息，觉得文物保护的春风拂面而来。自己虽任职中科院，二十多年来研究的对象却是文物，看过几十处文物考古现场，参观过近百家博物馆，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文物破坏场景。在国外多年，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文物研究和保护也是其一。追本溯源，投入可怜、人才匮乏、机制欠合理、进去意识薄弱都是问题。其时单霁翔先生刚主政国家文物局，让我讲讲，我把上述想法斗胆讲了讲，不料他颇为赞同。他说，你客气说文物考古界的改革开放较之科学技术界晚了十年，我看不止，也许十五年或二十年。
随即，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保护科技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课题”，文研所和我们合作竞标而中。在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的交流中，深切感到文化遗产大有可为。我把这些写了一个情况汇报，由研究所转呈路甬祥院长，路院长很快批示：我院很多所都有优势介入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应该支持和加强。华先生给路院长汇报《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进展和问题，路院长也批示大力支持。研究所决定提出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院级的创新单元，并把院长批示传给我，要求我负责此事。我便在图宾根和柏林一边读书，一边调查文化遗产的科学动向。经过反复的汇报、磋商和讨论，直到2004年底，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才挂牌。“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长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我被任命为中心主任。
此时，中国科学院的国家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好谈具有社会新闻效应的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问题。传统工艺和文物科技难有路院长的理解和认识。“中心”只给了三个职数，实验室建设只是口惠。建设和发展这个中心，要我四处找钱，枷锁不可谓不轻。我的能耐何有？结果怎不令人灰心。
2006年我院国际合作局郭华东局长（院副秘书长）召开了一个小会，起因是路院长访问意大利，和意大利大学与科研部部长就加强两国科技合作达成意向，并拟首先启动核物理、文化遗产、环境、新材料、火山和可持续发展六个领域的合作，且由专家负责。此前已两度到过意大利，对意大利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印象深刻，后来由于文研所和意大利合作开展修复培训，应詹长法先生之邀为学员开课，和意大利专家有不少交流，和学员去意大利参观访问过几所相关的研究、收藏和教育机构，对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有所了解，会上就所知做了简要介绍。不久，院决定了PI名单，我担当文化遗产领域。为此，我向同行征询意见，讨论哪些项目可以提出。次年春，院组团去去意大利，首先访问意大利科学研究委员会（CNR，相当与国家科学院），我也见到了意方文化遗产PI, CNR的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和欧盟文化遗产委员会意大利协调人Guarino教授，一个和善的长者。我们谈了两个小时，通报了两个机构就文化遗产所做的研究。这才知道，CNR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全世界最为出色、成果最多的，合并后的八十多个研究所中，除一个专业研究所外，半数研究所有文化遗产研究的机构或小组，含盖了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各个领域。意大利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谈到课题，意见竟然相当一致，丝路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监控、金属遗物研究与保护、壁画的修复与保护、数据库建设。涉及到经费，我们都不知道。
向郭秘书长做了汇报后，他颇为赞许，说经费问题院里和意大利总体协商、统一考虑。然后我们去考察意大利几家研究机构，还在参观过庞贝遗址后，爬威苏维火山。火山领域的PI是刘家麒院士，几乎到过世界上所有的火山，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给我们讲火山，上了难忘的一课。事后，随着意大利政府换届，由新任部长来和路院长签署了合作协定，从此就再没有下文了。
但逐渐地和意大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科松教授（Robert Cossion）结成了朋友。他是物理学家，到过很多地方，为人谦和、守信重诺。经由他我认识了很多意大利和文化遗产有关的学者。并和CNR的木材所开展了两次学术交流，由于经费的限制，研究项目无力启动。
在杜晓帆博士的推动下，还和日本国宝修复联盟举办过一次关于纸张修复的学术研讨和交流。纸张修复自己不懂，只好在潘吉星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把造纸技术的外传做了梳理。2006年底，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我在抚仙湖主持了第三次学术沙龙，题目为“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虽然都是业界精英，但很明显，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尤其是放在大社会中的认识还相当浮浅。政府和非专业人士对文化遗产的各种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几年来，对文化遗产做过多方面的思考，重要问题有：
我们有多少文化遗产？怎么认定？谁来认定？
文化遗产有怎样的价值？如何揭示？和公众的关联在何处？怎么让公众受益？
文化遗产保护能解决多少问题？哪些不具有保护性？保护要花多少钱？谁决定？
技术层面上，已经解决了哪些保护问题？如何做？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有解吗？
我的感觉是，文化遗产和人一样，虽珍贵，但不可能永存。保护是延缓其失去，然投入十分巨大。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如此。所以，沙龙还请了经济学家参加。
国家文化遗产的长期发展只能依赖高水平的人才，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所大学提供合适而系统的文化遗产科学教育。“中心”的发展迫切需要突破人、财两个瓶颈，国家项目不成，试试与地方的合作吧。大学不是正在扩张吗？沿海不是自傲其经济能力跻身发达国家了吗？于是，根据国际发展趋势，经与朋友协商，提出了合作办一文化遗产学院的设想。把这一设想与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华同旭博士一提说，他当即表示赞同，并且认为广州大学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在此后的一年半光景中，准备可行性调研，撰写报告和构架，三度去羊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遗憾的是也将其他地方的合作要求回绝了。最后，南京艺术学院的刘金祥先生坚持和他们合作，好事难成，结果是在南艺组建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研究所。
2007年，根据李长春关于加强我国古代发明创造研究的指示，国家文物局启动了项目预研，仍然是文研所和我们合作进行。关于这个项目，我们研究所具有更大发言权，因为这个所成立的最初目的即是针对于此。轻车熟路，按照要求三个月就完成了。还没有提交讨论，国家文物局进行了人事调整，吴加安先生离开文研所并由张廷皓先生接替，文物局科技处处长也易人。新人新想法，张所长在电话中谈了他的宏大构想，都是自己一介书生所不能想象到、也无法企及的。
中国现在的文化遗产热是空前的，重要推力来自政府。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政府意志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政府意愿和行为刺激了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及投机者，学者和所谓的学者也摇旗呐喊以期显要并谋得好处，不会顾及历史将会怎样评价和声誉为世诟病。我也和地方政府就文化遗产打过几次交道，结局都是“道不同，不与谋”。事实上，它们的确不靠谱。
关注文化遗产这段时间，有幸结识了几个工艺大师，交了徐艺乙先生和李军先生两个好友。
和徐先生认识于2006年5月在浙江余杭举办的题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我讲了“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徐先生研究民间工艺和艺术，早是知名的大家，他屈尊和我略聊片刻。次年夏末收到上海“三民文化”博览会邀请函，才知道是他推荐了我。这次人少，更好交流，我们便熟识了起来。他也把李军先生介绍给我。此后，他常赴北京，只要有机会，定要聚聚。徐先生学识渊博，为人练达，我以兄长相视。除他的研究外，他把柳宗悦介绍到中国之功，非大家都能体会。
李军是典型的浙江才子，博学、深思、进取、坦诚、达观，是朋友中的哲学家。因同在北京，往还较多，说学论事，受益颇多，是难得的畏友。每有所想、所成，总是率先听取他的批评；每有好酒好茶，也会共同分享。我有足够理由对他的学术前途怀有大的期冀。
十三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已经成立五十周年了，所里要出论文集以资纪念。征稿于我，便提交了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研究的历史研究”一稿。由于较长，删节了图片还有五万余字。接着，着手处理《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综论卷。三章二十多万字已经完成，但这几年间，高暄（负责宋）、戴吾三（负责先秦）和游战洪（负责明清）纷纷退出了撰写，征之于华先生，只好自己补撰这些空缺了。补缺也得从读书开始。
和图宾根大学合作的课题，——“中国17-19世纪的钱币生产与财政”，行将结题，傅汉思教授要求我去工作较长一段时间。我哪里走得开？只好在2008年去三个月。春天抵达图宾根，五月飞雪之后，即是玉兰吐芳、紫藤盛开的季节。静谧的大学城确是读书的好地方，除应阿梅龙之邀去法兰克福大学演讲中国南方青铜器、去Quedlingburg瞻观世界文化遗产地外，安心读书，自在得让人觉得幸福。世间的喧嚣任他去吧，人各有志，我独好“破铜烂铁”。而同事们的艰苦努力得到DFG的好评，决定继续支持该项目三年。
清代钱币项目的成功颇让人感慨，一个研究中国清代钱币的原料、运输、铸造等的课题，可以获得德国国家基金数百万欧元的支持，德国国家科学交流中心还提供学术交流的额外费用，参加的学者有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国人特别是学术官员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国内包括清史项目都无法得到资助。而在德国却顺理成章。国情如此不同，大国寡民的差距如此之大啊。但是，我们的浪费有多少呢？我们的高速增长的DGP，公款吃喝和游山玩水占到多少？在德国，几百万欧元的项目，却无法支付一顿茶饭钱。
几年为文化遗产奔忙，该告一段落了。独自反思，一腔热血当属书生意气。而自己真正心仪的是那些“破铜烂铁”。每有机会，都会进行金属史研究。虽很少有经费支持，但也特别共鸣于陈星灿先生的感叹：“回想一下，自己好的工作，都不是大课题而有很多钱的支持做出来的。”当然，他扎实渊博的学问非自己所能企望，但凭这一句话，足可引为知交。
晚期青铜器当然得继续。和艾素珊教授一道曾四次去各地考察，地点包括北京，河北石家庄、张家口、赤诚，河南郑州、洛阳、登封，山西太原，陕西西安、宝鸡、城固、洋县，四川江油、绵阳、德阳、三台、绵竹、广汉、都江堰、彭州、成都、南充、西充、广安、安岳、渠县、合川，重庆、忠县，湖北宜都、荆州、武汉；江西南昌、德安、宜春，江苏南京、苏州，浙江杭州、衢州、温州；福建福州，山东济南、济宁、兖州等地，我自己还去过四川宜宾、贵州贵阳、云南昆明、广东广州和佛山。每到之处，都有收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该是践行了。所看过并记录的晚期青铜器超过一千件。即使如此，还有缺环。
2005年，张昌平先生考取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孙教授让我帮点忙，而昌平已经是高水平的学者，所能做的，仅在于讨论确定论文选题和介绍他青铜技术的几个要点，他和贝格立可能是仔细读过我关于◆国墓地青铜器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我们的同好是听音乐、喝咖啡，很快成为朋友。于是便开始合作研究盘龙城青铜器。我去武汉和他，还有我的研究生一道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两期研究，每期二十天左右。还请北京大学胡东波博士做了X光成像，与修复师胡家喜讨论了修复问题。虽不完全，但对于盘龙城青铜器基本有了全面了解，心里踏实了不少。自然，原先关于南方青铜器的建构也需要修正。
2006年，孙华教授有研究生吴长青要研究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青铜器，要我帮忙给予一些技术上的帮助，乐而为之。那座大墓是1933年被当地人盗掘的，1935年和1938年又两次再盗，出土了成千件青铜器，一时被称为“淮式”。经研究，此墓墓主可能是楚幽王，所以青铜器是战国末期的代表。我们去看了三天，终因孙教授太忙而未能继续，期待着来日。
西安何家村金银器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展出时，再次欣赏了它们的华美，而首次看到则是在交大读书期间。看过展览，周双林博士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提出合作研究这批珍宝，他和胡东波博士已经做了一些成分分析和X光成像工作。我求之不得，便请缨承担工艺部分。从2007年开始，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申秦雁先生一件一件看何家村青铜器。其时，她接过一个烂摊子，——编写大约四十年前发现这批珍宝的报告。
这批稀世奇珍引起过不少学者的关注，以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的研究最为突出。对于属性、年代，还有不同意见。我感兴趣的是，何家村金银器是怎么制作的。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外来的当中，哪些是进口的，哪些是外来工匠制作的，哪些是唐工匠照着西式模仿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都能够解决的或者近期解决的，但瞄准的问题如是。和申秦雁老师聊过后，她的慧眼深以为然，令人特别高兴。在弗里尔时，贾宝先生研究波斯银器，也看过一些。那就从器形、点、线、面开始做吧。在体视显微镜下面，看到了大不相同的现象。我建议他们把这些资料也编入考古报告之中。就器物本身的分析，制作工艺明白了不少，其源流关系，还需要看更多的有关中亚和印度的金银器。我期待着时机。
世纪之初留根在苏北的考古发掘，严格说是对被盗墓地和遗址的清理，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他告诉我邳州发现了一批徐国青铜器，残破严重，需要修复。“中心”便接了过来，请白荣金先生带着学生修复，而我要求把修复作为一个研究过程，要对不同的修复理念和方法进行分析比较，硕士生刘彦褀虽据此完成了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但由于经费有限，“中心”无力补贴，没有完成全部修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十四
2008年底，我“中心”主任任期届满，再也不能干了。虽然也牵挂它的命运，但自己得到了解脱，可以专心致志、随心所欲地读书，再次找到放虎归山的感觉。孙华教授和李军教授让我给北大和央美学生开课，忝为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能为北大做的，仅此而已。而古器物研究，在西方归入艺术史系，央美的高才若窥得堂奥，于事业所必有大助，故乐而为之，开了“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与艺术”课。虽是第四次讲这门课，每次都花上三四天准备一天的课，逼着自己把新成果吸收一遍，也把过去讲课中发现的问题弄清楚，把知识系统化起来。
然后是整理旧稿、拾遗补缺。心静如水，不为功名读书和研究，十分愉悦。先完成《万家保先生与殷墟青铜技术研究》，参加了史语所纪年安阳发掘八十周年学术会议。此前虽两度收到台湾高校的邀请，都因为办手续太麻烦而放弃，这次是第一次到台湾，访问了心仪已久的史语所，目睹了安阳发掘的部分遗物，参观了台北故宫，看到了用过多次但从未谋面的重器。拜会了邓淑萍先生，从她讨教和土耳其博物馆打交道的办法，因为她完成的痕都斯坦玉器的研究和自己想做的金银器有共同难题。参观臧振华先生在南投宏大的考古发掘现场，感知两岸考古学家的异同，访问台南艺大，感受他们的艺术史教育和工艺教学。收获颇多。往返与北大刘绪教授同机，一方面请教商代考古的知识，收获不菲，另一方面也听到不少学界掌故，兴趣盎然。绕经香港的旅途，实在是短了点。
SCC还在慢慢推进。虽两年一次在剑桥李约瑟所聚会，但实质进展很少。原因在于难度较大，配合也松散。而李约瑟所的目标在于完成任务，要求早日拿出稿子完事。但我不会随便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此项目虽纠结，但每次都可以参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贝特博物馆，也会见到王涛博士，算是平衡。
孙华教授的韩国博士生崔镐铉要研究二里岗青铜器，孙教授要我给予指导，我有很多想法，是盘龙城课题必须面对的，也是研究南方青铜器的重要参照。我的学生李静的硕士论文即是关于二里岗大方鼎的，也有新鲜看法，便陪着崔镐铉两度去郑州看二里岗青铜器，得到郝本性先生的很多帮助和指导，也有机会问候前辈李京华先生。二里岗的大器十多年前曾看过，后来还和李静一道看过，但每看常新，这是自己一有空闲便愿意去博物馆的原因。然二里岗青铜器从五十年代发现至今，多个单位参与，有些是农民捐交的，发掘者中多位已经谢世，出版的图录和报告相互矛盾，基础资料厘清实非易事。研究当然需要更多功夫。
安阳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发源地，也是研究最为成熟的地方。2003-2004年，考古所在安阳孝民屯再次发掘了铸铜遗址，杜金鹏先生邀我去看过一次，规模之大可见商王朝的宏大气象。有很多新内容，期待着考古报告的出版。
此后，差不多年年去安阳，和才子唐际根先生成为了好友。通过安阳出土的泥范，知道以前的认识不够全面，值得做的工作太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荆志淳博士和考古所合作多年，所展开的交叉手工业研究有出人意外的发现，是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每次去安阳，都能有所学获。我也尽力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思考。
2010年，日本国立九州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南京博物院万俐先生和我参加，并要我做个专题演讲，便讲了“中国青铜器技术研究的进展和问题”，颇得听众的谬奖。尤为感动的是九十高龄的日本考古学元老樋口隆康前辈，给予我很大的鼓励。这次会上，日本学者报告了他们的最新进展，——用工业CT研究泉屋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其中一些自己悬心的问题可望得到解决。他们用之于研究古陶瓷和木器文物，也有很重要的发现。日本学者诚恳希望中国也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邀请今井哲生先生和广川守先生来所报告，并提议建设自己的CT实验室，但兑现之日遥遥无期。
在九州，我和万俐先生都同感日本学者的严肃认真并富于进取，叹渭学术创新实际上是如彼等扎扎实实干出来的，而不是像国内那样吹出来的。我们有感于眼下浮躁浮夸的学术乱象，商议着做一点严肃认真的研究。南京博物院藏的陈璋壶非常理想，自八二年从盱眙南窑庄被农民发现至今，修复、研究都没能展开，值得系统深入地下番功夫。龚良院长深为赞同，我们便从2010年开始，约请到同行若干专家，从一遍遍观察入手，逐步将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研究之中，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成为庆祝南京博物院建立八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前几年有人对中国古代失蜡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李伯谦先生要我参加争论，读了那些文章，觉得没有必要。而陈璋壶的镂空附饰是失蜡铸造所得，于是将有关中国失蜡铸造的文献阅读一过，另请朋友从美国代购了二十几本有关其他文明的青铜器著述，正在研读。假以时日，会对古代失蜡法有个自己的回答。
自己生长在秦岭深山、丹江支流银花河畔一个小山村，偏僻得连过一辆汽车大家都注目看半天。父亲数千藏书都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如此偏远之地各种运动却能如火如荼），该读书时没书可读。除不停息的家务活外，打发日子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匠人干活，佩服他们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各式各样粗糙的原料变为可用之物。木匠、泥瓦匠、篾匠、纸匠、油匠、小炉匠、花匠、窑匠，都是自己崇拜的。妈妈手巧，纺、织、染、绣、缝、扎，样样都会，自己从小就是帮手，打桑叶，拐线、钉布、穿绳，忙得不亦乐乎，偶尔也上机仍几梭子，但往往招来妈妈责备，织得太差了。
对匠人的崇敬导致读大学报考了交大的机械制造系（学铸造工程却是让自己服从分配的），将来要当工程师去造物以自食其力。所以，对传统工艺从来觉得亲切，对匠人一直觉得亲近和可敬。一有机会，还会去和他们攀谈和交流。
竹本先生就是我新近结识的一位。他是台中人，本名陈荣梁，因教剑道而锻剑，没有任何基础，白手起家，摸索而为。后因读到日本剑的文献，反复尝试，整整十年，锻出了可以和日本剑媲美的刀剑。这是一个传统工艺再生的好案例，也是保护传统工艺的好实例。
雷彼得（Peter Rusmussen）和张卫夫妇通过美国史密森学会找到我，成为我新交的好朋友。他们收藏有一大批中国益智玩具（puzzle），其中不乏金属制品，如环、如锁。都是自己没玩也没见过的。查之文献，几乎缺如。他们的努力、执着和他们对待这些文物的态度，加上自己的私好，颇想做一点工作。我们两度去湖北天门岳口镇访问仅存的两位老锁匠，明白了一些金属加工的问题，也能与何家村的锁及金银器的焊接建立某种联系。
汪涛博士每年都数度回国，这也给了我很多见面和切磋学问的机会。经由他，我认识了朱渊清教授。又一个江南才子。他出身于古文献，先秦文献能读白文，就令我肃然起敬；他研究史学史，对顾颉刚、傅斯年等如数家珍，鞭辟入里；他撰写编史学，能将西方历史哲学、现象学、符号学、人类学的重要著作应用得得心应手，佩服不已；还能从技术的观点，从书写技术到史学进化发所未发，令我这个所谓的技术史出身者颇感兴奋。他的笃学勤奋，虽年轻我许多，确为引以自豪的挚友。
这些朋友鼓励我把自己的“破铜烂铁”研究继续推进。这也是自己的平生所愿，每观摩这些器物，感受到他的材质，仿佛看见了炉火，匠人门默默地使出全身解数，设计、造型、制范、浇注、打磨，独具匠心地解决技术难题，挖空心思地吸取教训和弥补缺陷，器物上有他们的心血、汗水和气味。华先生在研究曾侯乙编钟时，写过一篇文章《千秋不朽匠人心》，自己做了快三十年研究，于此颇有同感，此文遂以“神交古铜匠”为题。
2010年，我和几位研究生并犬子去宝鸡博物馆观摩考察，得到宝鸡博物馆段德新书记的热情接待，并希望我再回宝鸡继续研究青铜器，令我非常感动。曾寄诗一首《抵长安谢段公》：
梦里几回金台观，入门二十六年前。
非是真人流韵长，实在吉金名声远。
苏公弄瓦斗鸡台，党匪掘宝戴家湾。
土地忽然眷卢胡，◆国厚葬次第现。
竹园墓地寝数代，纸坊祖茔孤且残。
茹家双陵陪车马，余绪无理迷结团。
彝器数百品性杂，兵工量巨玉成千。
小子小心听高论，中规中矩读名篇。
笨鸟暗暗磨杵功，名师谆谆书路短。
清晨忆梦生疑惑，白日摩挲细探看。
漏深露下尚未省，夜寒野黑伴之眠。
头趟初试廿三周，馒头面水过半年。
科大检测同位素，感佩高明巧机缘。
锡镴金相作嚆矢，师友融恰苦也甜。
燕园搓铜考材质，分组聚类两相难。
神光影像太舟坞，拨锈穿金显垫片。
二番专注范铸艺，蛛丝马迹有内涵。
点点证据集图画，件件复原写卡片。
八周能做陇上行，雍秦岐周意阑珊。
金台观里起草稿，八宝山旁填丝栏。
疑窦丛丛请华师，运笔涩涩问楼编。
学生本来农夫后，耕耘收获无欺瞒。
磨洗◆器八百日，下笔为文十万言。
从此浪迹五湖上，就食开眼四海边。
忽然已经鬓染霜，根根白发说流年。
年少何时长进大，艰苦奋斗金台观。
识得段公晚生幸，再研周铜五六年。
春种期望晚秋果，登石鼓眺太白山。
【注释：金台观，位于宝鸡陵塬上，传为张三丰第一道场。宝鸡博物馆曾居此。 苏公，苏秉琦，曾在北平研究院研究宝鸡斗鸡台发掘并研究所出土的瓦鬲。 戴家湾，位于宝鸡老陈仓，1927-1928年军阀党玉琨纠集周围三县成千民众于此盗宝半年，掘得青铜器千余件。 卢胡，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发掘者和考古报告编者。 竹园沟、纸坊头、茹家庄，◆国在宝鸡的三处墓地。 巧机缘，指师兄金正耀先生，硕士高我两届，论文检测妇好墓青铜铅同位素，发现和云南东川铜矿比值相近，提出殷墟铜来自东川，学术界轰动一时。 太舟坞，621所所在地，八五年曾在此对青铜器做X光成像分析。 华师，我硕士研究生导师华觉明先生。 楼编，文物出版社编审楼宇栋先生。 石鼓，石质、鼓形，共十面，系春秋时期重要文物，鼓身刻文即石鼓文。唐代出土于宝鸡老陈仓。】
“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我一个“自反”的机会，将自己几篇关于青铜冶铸的研究，汇集出版。这几篇文字，多是作为考古报告附录发表的，不易查阅，汇集出版或许于读者有方便之处。由于原稿是附录，图和照片引见报告，在编的过程中，适当插入图或照片，便于读者使用。有些图没有插入，还劳读者再去翻检考古报告因篇幅所限，关于吴国青铜器、三星堆、盘龙城、湑水河、郑州和南方青铜器没有收入。
自己还做了一些关于青铜器材质、金相、连接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也没有收入。至于关于科技典籍和文化遗产、传统工艺方面的研究，内容出入较大，没有收入的必要。
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对文稿做了一些加工处理，已在每篇注释中予以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收文章虽是自己执笔定稿的，但都是和考古学家和师友一道合作完成的，他们允许我收入文集，应特别感谢他们的美意。当然也是对我的鞭策，希望自己能“自强”，做出更好的研究予以回报。李军说的好，尽管现在学术环境恶劣，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若不能拿出好的成果，怨不得别人，只能愿自己。裂帛之声，年届知命，长响于耳。
荣誉
2011年岁末于京城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