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兼论施特劳斯学派的谬误

与施特劳斯学派在国内学界的风光无限相比，剑桥学派多少显得有点冷清。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施特劳斯学派在提倡“经典细读、慢读”的原则下，实则有一种“天下之道、舍我其谁”的傲慢，可以让青年学人产生一种学术自负感。如今投身于施派门下的青年学人，其门户之见日深，比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各大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施派对于古典文本，有一种近乎迷信般的崇拜，甚至一些真伪可疑的版本，施派也一概不论，不去考订文本，反而径自拿来阅读。君不见，如今不少施派分子，练着篡改的《九阴真经》，俨然成为走火入魔的“欧阳锋”。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宛如少林功夫，乍一看无甚花哨，然内力雄厚，一招一式皆有板有眼、扎扎实实，看似浅显，实则博大精深。然武林之中，投身少林一脉毕竟少之又少，“一典在手，神功即成”的神话吸引了太多太多的“东方不败”，大家阉割了对现实的触感，一头扎向施派的《葵花宝典》。剑桥学派掌门人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中国遭际的冷遇，正好反映了当下这种浮躁的学术状况。 一、版本问题 对于不通英语的读者而言（通英语是指可以读英文学术著作，而不是指过英语六级、八级、托福、GRE的考试机器，甚至也不应包括不懂政治哲学的英文教授），中译本的版本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时下市面上流通的奚瑞森、亚方的译本，其翻译让人摸不着头脑，反而不如段胜武等人译的1989年的版本（后来这个版本就没有再印刷过，据传，段胜武后来放学从商去了）。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学术风气与上世纪80年代真不可同日而语。 二、该书与施派观点的区别 剑桥学派的掌门人昆廷•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前言中指出：“研究一部政治哲学代表作的来龙去脉，不仅能更多地了解到该书写作的原委，我认为这还能使我们掌握一种方法，借此能够更深刻地洞察其作者的本意；而按‘经典派’特别推崇的方法，单纯翻来覆去地读原著，我们是没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这段话可以视为剑桥学派的纲领，其中所讲的“经典派”，就包括施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强调阅读经典、细读文本，并无过错，也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但他们的“细读”，只是就文本解读文本，由此产生的大量二手文献，不但没有让我们更加接近“原文”，反而有“越俎代庖”、取代“原文”之嫌，比如，该派掌门人列奥•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索》，就大有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取而代之的嫌疑。该派对伽达默尔“先见理解”的思想进行批评，自己却妄加了一些“哲人与大众的对立”、“显白与隐微的教诲”等先见，使文本成为了他们“六经注我”的工具。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强调在精读文本的同时，不能停留在文本上，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当时的思想语境，阐发文本的思想。 施派虽也提出“历史地理解”，“像古人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他们”，但其意思在于，那些优秀的古人只关注“永恒的话题”，很少与同时代人哪怕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交流。“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与古代圣贤的交流密度，要远远大于身边的圣贤或准圣贤。这种方法论的偏见，使得我们看到施派对文本的解读中臆测的成分很多，一个显明的证据是：施派分子常常在同一文本的解读上有很大的歧义。只就文本解读文本，难免不会添油加醋。而剑桥学派将文本置于历史背景，将理论置于实践中检验，就多了一分说服力和现实感，也让我们知道：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读古书中来，而是从生活的砥砺中、从与时人的思想交锋和吸纳中产生。所以，在重视古典的思想资源方面，剑桥学派更推崇古罗马的西塞罗（大多结合时代背景进行了转化），而施派则更重视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喜欢贴着古代大师走，信奉“大师即真理”）。 三、重新发现思想者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共6百多页，分上下卷，上卷讲文艺复兴，下卷讲宗教改革。书中涉及思想家人数众多，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彼特拉克、但丁、马基雅维里、路德、加尔文之外，其笔墨更多地放在了一些我们并不太熟悉甚至未曾耳闻的人物上，如：巴托鲁斯、布鲁尼、波焦、贝扎、莫耐等（还有很多，未能一一列举）。那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巨星”们，其思想不仅仅是由于自己的天才，或者来源于对古代思想资源的挖掘，而更多的是来自同时代人共同思考的成果。比如在宗教改革期间，起历史推动作用的，不仅仅是路德、加尔文这样的明星改革家，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些小册子作者，这些作者或者匿名，或者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思想却颇为前卫、激进，对当时的宪政主义思想萌芽起到了很大的催动作用，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博丹、霍布斯、洛克等近代思想家。后来所讲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时期，也已有其思想先声。 所以，所谓历史书上的那些思想家、天才，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幸运，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如此光芒夺目。实际上，当我们潜身历史深处，会发现，在他们同时代，有很多与他们思想不相上下的人物。重新挖掘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失踪者，并以此关照当代现实，或有不少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