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种甘蔗的曹丕
那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某一天，不知是什么时节，也许有空山新雨，也许是晴川历历，远方吹拂来的微风中也许还携带着新鲜的青草和泥土的芳香，也许也携带着兵燹过后火焰和灰烬的气息，那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一片土地。那个时代被笼罩在一个末日的却风流瑰丽雄壮无比的年号之下，而那片土地上，城郭丘墟，疮痍满目。新近拜领丞相之职的男人率领他的大军甫从南方征伐的长途中跋涉而返，就在某一天，他年轻的孩子行过同样未能幸免于难的乡里，推开故去的太仆的老宅子那扇衰败的门，就像推开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境。
他住了下来。开始种起了甘蔗。平凡而奇妙的事物。岁月的轮辙仍飞一般轰隆转过。他被独自抛留在寂静的家园，目睹亲手栽植的生灵沐浴过夏日的烈阳，又经历过秋霜的凛冽，从青青葳蕤转为斑驳苍黄。造物的手收敛了多汁的甜美，将枯涩的躯干割倒在吞噬万物的土地上。既荣复灭，何处来何处去。
他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异常悲哀。于是就援笔写下了那篇赋：
“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
那个时候，他还风华正茂，如日方升，履迹及处，有痛苦伤感的回忆，也有欣慰自骄的欢愉。安静的世界纵容他无限制地将思绪拉扯回到去日，那个世界是五色的，殷红、漆黑、金黄、青碧……有阿兄颈中溅落的热血，有父亲握着他臂膀拉开长弓时掌心传来的热度，有先生温煦和蔼的笑容，还有无处不在的，奔腾浩荡的水，溪流、河川、沧海……
最初陷入那个名为曹丕或曹子桓的坑，起因已不得而知，也许是《终制》里的“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也许是那两首《善哉行》，诗中有“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一句，复有“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一句，三年前行河雒途中，寄宿于友人家，每晚临寝前读叶嘉莹先生论三曹章节，对这后一句念念不忘，直如中魔，缠绵徘徊，觉得只此十六字，远胜千言万语。不免十分奇异，子桓汝何样人，总语出天然质朴，却偏一击中肺腑？并非对他毫无了解，只是常规性的了解不能潜入内心，而我忽然就对他起了莫大的探究愿望。这本魏文帝集，正是在那时愿望的促使之下拿起来读的。了解一个人，最便捷最直接也最根本的途径，莫过于观其言、察其行，曹丕是皇帝，也是文人，在言、行两方面，他都有足够的“证据”供后人观察辨解。
我想他自己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他在《典论·论文》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又《与王朗书》云：“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
曾在读春秋安死篇时想起子桓，顺手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圣贤虑终始而不虞生死，盖因终始事大而生死事小也。人之极寿不过百年，尚且寥寥，图以有限而制无穷，不亦谬乎？生有七尺，死惟一棺，尸骨无灵，化归尘土，人既不继，国安可守，是知千秋万世，功名鼎业，虚之又虚。惟文章篇籍，可期后识，或能不朽。”
我不知道他在《典论》中所说的“未若文章之无穷”、“莫如著篇籍”，是否便是怀着我所说的“可期后识”的目的，但我知道，朽不朽其实他是不在意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领悟到了“葳蕤终土尘”的世情和物理，人寿也罢、国家也罢、功名也罢，都是短暂虚幻，历代无不亡之国，无无穷之物，即便依托于文章典籍的生命更长久又能如何，故而他一边有意识地写着《典论》批评文学自叙生平，一边抒发着他那些质朴真挚直击人肺腑的思与感，无意识地拽着后世的人心贴近他的内心。在这有意与无意间，我看到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曹丕。“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是他文字中的主调，这个未来会成为曹魏开国之君、如愿以偿顶着“文帝”谥号，却总共也没活过而立之年多久的年轻人，在他留存于世的私人性质的书信和诗文中，浸透了忧患、哀感甚至是可怜的心绪。十岁初初就曾经历过生死关头，汉末的乱离他亦亲眼目睹，白骨蔽千里、城郭成丘墟的景象，足以让任何一颗善感的心灵生发出对死亡、生命意义的思考，某种程度上，投靠文学，也是对这思考的反应。他是曹魏开国之君，登极之路却不平顺，夺嫡斗争之险、兄弟不睦骨肉分裂之伤、亲朋故旧之丧，每一样都足以将这个原本就敏感多思的青年更加地推向敏感多思和孤寂寡欢的心境。
他几乎从不辩解。多大的委屈，他那样沉闷的文学青年也只能躲在背地里种点什么写点哀歌聊以自遣，于是他种迷迭香，种甘蔗，还有柳树，兴许还有葡萄……偶尔想为自己辩白几句，还不愿意说太多，一曲上留田就够了。
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曹丕寄书吴质，书中有“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句，寄托了对故旧亲友先后凋零离世的哀思之情，由于其中涉及到对邺下诸子的文学评论，这篇书信可与《典略·论文》对照参看。彼年大疫，除孔、阮早逝外，王粲死于年初，其余徐、陈、应、刘四子亦于同年相继病故。二十二年冬，身为五官将副丞相的曹丕被正式立为魏太子，故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之叹，意指自己现在的一言一行皆为人瞩目，难以再有像从前那样乘兴畅游的机会，一方面是没有这些共游的人了，节同时异，物是人非，一方面也是没有这样的心情和时机了。昔年文学酬答的同伴中道分离、消逝殆尽，生死之感，尽在字里行间。也是在这同一封书信里，他发出了“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的叹息，追思良友聚首不再的同时，感慨应效仿古人秉烛夜游，勤奋惜时，奋努力于少壮。比年方三十。
魏文帝集搭建起来的是一个有趣、亲切、又令人伤感的影像。
那个种甘蔗的曹丕。那个羡慕母弟跟从父亲出征的曹丕。那个在荀令面前无比傲娇自矜箭术的曹丕。那个会哀痛友人疫殁伤悼族弟夭折的曹丕。那个写诗质朴如偶语的曹丕。那个爱代故去友人的寡妻拟赋的曹丕。那个偶尔会奢侈富丽一番与群臣论蜀锦被服的曹丕。那个会在重阳送人菊花送人五熟釜送人腰带的曹丕。
那个妙擅弹棋工击剑的曹丕。那个洋洋清绮以副君之尊领导着邺下文人团的曹丕。那个撰述典论批评文学的曹丕。那个写出七言燕歌行的曹丕。那个登台受禅时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曹丕。那个背负着不仁之名却善待山阳礼遇汉臣比弟弟更早死的曹丕。那个皇帝曹丕。那个至死忧未已的曹丕。那个悲剧的曹丕。
王船山对曹丕推崇备至，他说，读子桓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泠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里说，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所忧。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其源出于《十九首》，淡逸处弥佳。
我以为“淡逸处弥佳”之评可谓得矣。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曰：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子桓在亲他善他之人面前有傲/娇的倾向。比如对季珪，再比如对令君。和他的僚属及后来的臣僚相处也的确堪称融洽随和，他会和刘桢互相打趣，会嘲笑刘晔穿衣服不够时髦，会叫甄夫人出来见他的文学侍从们，对刘桢仰面直视夫人也不在意（曹操就会因此治刘桢的罪），称帝后还能任由辛毗拽着他的衣服规谏而不发怒。但在遭逢不幸的友人面前，他仿佛比他们感受到更大的不幸。读与吴质书，常有不忍之感，转之则生同情。沈氏以为“能移人情”，恰在此也。且不仅仅是他的诗。
他的文字里有很真的东西，完全不是“矫情自饰”能够伪装出来的。如果说了解一个人最好是去观察他的言行，那么魏文尤其需要如此。他的那种深切我心的焦虑感，他的存于世的阴暗忧郁，而又对此世界实实在在地眷恋多思着，这使他兼具了哲人的矛盾和诗人的天赋：存在与消解、经验与超验，两者都凌驾了他的政治家身份。
叶嘉莹先生说子建诗可法子桓诗不可法，大抵正在于此，曹丕是天然的诗人，有天然的诗人气质，纵然“鄙质如对坐偶语”，不事雕琢，亦能动人心魄，这是铺陈千言的华丽辞藻和再精妙的技巧都无法达到的。他自己亦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
《文心雕龙·才略》有相对客观公平之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未为笃论的何止是文才方面。
还有黄初那短遽不足七年的执政，他也远未为庸碌，禁妇人预政，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禁私斗，禁复仇，禁淫祀，议轻刑，敛士卒，薄赋税，罢水旱劾三公惯例，从南征孙权到颁息兵戈诏，倡导节俭薄葬，待山阳以不死，礼遇汉臣。一个帝王能做这些，即使算不上多么英明杰出的君主，是不是也已经尽到了本分？是啊，世人但知陈承祚论魏文未能济以“旷大之度、公平之诚”，以致未能成就古之贤王，不知其亦论陈思“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实“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两害之局，子桓则失手足亲爱，子建亦失君兄信靠，于谁为益？殆至托子辅臣，贻害魏祚，乃知祸起于外，源出萧墙之内。而张溥惋惜“当日符命献谀，玺绶被躬，群众推奉，时与势迫。倘建安君臣有能为比干者，观望却步，竟保常节，未可知也”，是直指名禅代实篡汉的污名，可他为子桓安上一个“时与势迫”的无奈，却是大可不必。后世有人讥讽他登台受禅时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洋洋得意的心态，可是，早已明了历代无不亡之国的道理，又是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和艰险付出了代价走到这一步的青年，又有什么可值得洋洋得意和欣喜呢，“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不过是一句更透彻明了的体悟罢了。曹魏代汉，司马篡魏，刘篡司马，萧齐篡刘宋，总归是“历代无不亡之国”，就连坟墓也是“历代无不抇之墓”，故而作终制倡导薄葬，不封不树。
刘克庄《后村诗话》里说道：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当操无恙，植以才，仓舒以惠，几至夺嫡，谓之多忧可也。及受汉禅，可与天下同乐矣。帝既猜忌鲜欢，而诸侯王就封者，皆为典籖侵迫，多见削夺，其末命乃托国于狼顾之仲达，是帝之忧，至死未已，何时而可乐乎！
此诚大白话。然则何时可乐哉？
子桓二十五岁前，应当还是有些欢乐的，他在《典论·自叙》中深情地回忆了这段早年的生活，曹操生他时正是灵帝中平四年，曹操三十三岁，为东郡太守，不就而辞疾归乡里，那时候远还未发迹。可以说，曹丕伴随着他父亲走过了乱世征战的年头（“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虽然生于危难之世，长于戎旅之间，曾经长兄曹昂死于乱军，靠着会骑马才得以幸存的他那时才十岁，但从幼年到成年的这段时间里，他承教于父亲，文武兼资，伏见行师用兵之要，在体魄和意志上得到了良好的锻炼，至亲手足间又没有猜忌隔阂，艰苦危险有之，愉悦快慰亦有之。然而建安十六年曹操大权在握，成了汉家实际上的主宰后，年仅25岁的他被献帝任命为副丞相、五官中郎将，这时候，命运才对他展开了人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敏感而猜忌，善感而寡欢，观魏文的诗赋作文，前者虽不好说，后者却处处可见。魏文诗，观者以为质朴婉丽，悱恻动人，很容易受感染，孰不知这跟他早年乱离的生活，目睹国家之动荡人民之疾苦固有关，跟他中期的心境也有很大关系。诸弟中多有夭矫不群之辈，曹仓舒（冲）之聪惠、曹子建（植）之高才，都使得他这个虽然年长但却相对谨慎木讷的儿子并不受到父亲的偏爱，不惟如此，连他的嗣子之位也是险险保全的。子桓曾说，“家兄孝廉（曹昂）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事实上，曹植也并非没有机会的，然而俊才瞻丽的子建毕竟不是当帝王的那块料，他以自己不加节制的浪荡行为失去了父亲的瞩望（是陈思王在“让天下”还是他真的不是那块料，也无从查证了）。建安十六年，子桓被封为副丞相，同年，曹操远征关西马韩，子桓写作《感离赋》，其中云：“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兄弟皆从，不胜思慕”。这“不胜思慕”的含意，连曹植都有所觉，安慰他说“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区区四字，非常隐晦地表达出了子桓的心境，是羡慕，也有凄凉。此外，他的生母卞氏对他亦不亲近，母子关系无谓融洽。他称帝后下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禁母后预政诏》），虽然这也有出于政治稳固的考虑，但是其中包含的痛苦和怨愤，外人实难体会。
曾与友人说“设若陈思王如齐豫章，则魏文无忧矣”，此非事实乎？然为王为弟贤如南齐豫章王萧嶷者，古今不多数。此命也。曹操的几个儿子里，除了仓舒因病早夭外，其他的不是死于非命，就是郁郁而终，子桓也天不假年，崩驾之时年仅四十，方当常人的壮年，而骨肉间的嫌隙龃龉，直接造成了他对宗室的不信任，魏祚的短暂，与此有莫大牵系。齐高帝萧道成生子十九数之众，齐武帝萧赜兄弟十九人，按说这么多儿子，情况比曹操家要复杂得多，夺嫡斗争也一定要来得激烈得多，但是并没有，与齐武一母同胞同样有实力的萧嶷不争，非但不主动争，他还在明明自己有机会被立为嗣子，在父亲要废东宫以他来取代哥哥的情况下也不争，还积极地充当和事佬，弥补父兄之间的裂痕。齐武不是一个仁慈柔善的皇帝，恰恰相反，他性格多猜，践位之初，便杀了不少人，有垣崇祖这样卓有军功、道成引为“我之韩、白”的大将，亦有张敬儿这样戮力佐齐的开国功臣，荀伯玉因为曾得罪过他，亦被他所杀。对于豫章王之外的其他兄弟，他虽然不至刻薄，但亦未尝相亲。唯独萧嶷，能让这个皇帝兄长说出这样令人惊愕的话：“即使活一百年也是难得的，我只愿和你两个人活满一百岁，也就够了。”（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南齐书·列传第三》）因着齐武对萧嶷的友爱信重和萧嶷的顾念手足，在齐武一朝，诸兄弟竟然得以保全，即便是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事由触怒了皇帝的亲王们，也因为萧嶷的从旁劝解转圜得以幸免，使得齐武并没有做出屠戮手足的行为来。这样的例子，无疑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论者以齐武优于魏文，减于汉明，却不知齐武优于魏文，是因他有豫章这样的好弟弟，这样难得的贤王，叔季有此人，是家族之幸。魏文的兄弟中，有哪一个是这样的？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子桓写了乐府诗《短歌行》悼念亡父，同时写了《武帝哀策文》，在《短歌行》中有“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这年刚刚登上帝位的青年，才三十四岁，正是踌躇满志之际，却已经历尽沧桑，有华发之叹。
他在《典论·自叙》末说：“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及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是是非非，永远只能留予后人评说。不过，这又予尔何妨。纵然文章千古事，得失也只在寸心知。
他住了下来。开始种起了甘蔗。平凡而奇妙的事物。岁月的轮辙仍飞一般轰隆转过。他被独自抛留在寂静的家园，目睹亲手栽植的生灵沐浴过夏日的烈阳，又经历过秋霜的凛冽，从青青葳蕤转为斑驳苍黄。造物的手收敛了多汁的甜美，将枯涩的躯干割倒在吞噬万物的土地上。既荣复灭，何处来何处去。
他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异常悲哀。于是就援笔写下了那篇赋：
“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
那个时候，他还风华正茂，如日方升，履迹及处，有痛苦伤感的回忆，也有欣慰自骄的欢愉。安静的世界纵容他无限制地将思绪拉扯回到去日，那个世界是五色的，殷红、漆黑、金黄、青碧……有阿兄颈中溅落的热血，有父亲握着他臂膀拉开长弓时掌心传来的热度，有先生温煦和蔼的笑容，还有无处不在的，奔腾浩荡的水，溪流、河川、沧海……
最初陷入那个名为曹丕或曹子桓的坑，起因已不得而知，也许是《终制》里的“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也许是那两首《善哉行》，诗中有“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一句，复有“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一句，三年前行河雒途中，寄宿于友人家，每晚临寝前读叶嘉莹先生论三曹章节，对这后一句念念不忘，直如中魔，缠绵徘徊，觉得只此十六字，远胜千言万语。不免十分奇异，子桓汝何样人，总语出天然质朴，却偏一击中肺腑？并非对他毫无了解，只是常规性的了解不能潜入内心，而我忽然就对他起了莫大的探究愿望。这本魏文帝集，正是在那时愿望的促使之下拿起来读的。了解一个人，最便捷最直接也最根本的途径，莫过于观其言、察其行，曹丕是皇帝，也是文人，在言、行两方面，他都有足够的“证据”供后人观察辨解。
我想他自己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他在《典论·论文》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又《与王朗书》云：“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
曾在读春秋安死篇时想起子桓，顺手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圣贤虑终始而不虞生死，盖因终始事大而生死事小也。人之极寿不过百年，尚且寥寥，图以有限而制无穷，不亦谬乎？生有七尺，死惟一棺，尸骨无灵，化归尘土，人既不继，国安可守，是知千秋万世，功名鼎业，虚之又虚。惟文章篇籍，可期后识，或能不朽。”
我不知道他在《典论》中所说的“未若文章之无穷”、“莫如著篇籍”，是否便是怀着我所说的“可期后识”的目的，但我知道，朽不朽其实他是不在意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领悟到了“葳蕤终土尘”的世情和物理，人寿也罢、国家也罢、功名也罢，都是短暂虚幻，历代无不亡之国，无无穷之物，即便依托于文章典籍的生命更长久又能如何，故而他一边有意识地写着《典论》批评文学自叙生平，一边抒发着他那些质朴真挚直击人肺腑的思与感，无意识地拽着后世的人心贴近他的内心。在这有意与无意间，我看到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曹丕。“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是他文字中的主调，这个未来会成为曹魏开国之君、如愿以偿顶着“文帝”谥号，却总共也没活过而立之年多久的年轻人，在他留存于世的私人性质的书信和诗文中，浸透了忧患、哀感甚至是可怜的心绪。十岁初初就曾经历过生死关头，汉末的乱离他亦亲眼目睹，白骨蔽千里、城郭成丘墟的景象，足以让任何一颗善感的心灵生发出对死亡、生命意义的思考，某种程度上，投靠文学，也是对这思考的反应。他是曹魏开国之君，登极之路却不平顺，夺嫡斗争之险、兄弟不睦骨肉分裂之伤、亲朋故旧之丧，每一样都足以将这个原本就敏感多思的青年更加地推向敏感多思和孤寂寡欢的心境。
他几乎从不辩解。多大的委屈，他那样沉闷的文学青年也只能躲在背地里种点什么写点哀歌聊以自遣，于是他种迷迭香，种甘蔗，还有柳树，兴许还有葡萄……偶尔想为自己辩白几句，还不愿意说太多，一曲上留田就够了。
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曹丕寄书吴质，书中有“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句，寄托了对故旧亲友先后凋零离世的哀思之情，由于其中涉及到对邺下诸子的文学评论，这篇书信可与《典略·论文》对照参看。彼年大疫，除孔、阮早逝外，王粲死于年初，其余徐、陈、应、刘四子亦于同年相继病故。二十二年冬，身为五官将副丞相的曹丕被正式立为魏太子，故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之叹，意指自己现在的一言一行皆为人瞩目，难以再有像从前那样乘兴畅游的机会，一方面是没有这些共游的人了，节同时异，物是人非，一方面也是没有这样的心情和时机了。昔年文学酬答的同伴中道分离、消逝殆尽，生死之感，尽在字里行间。也是在这同一封书信里，他发出了“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的叹息，追思良友聚首不再的同时，感慨应效仿古人秉烛夜游，勤奋惜时，奋努力于少壮。比年方三十。
魏文帝集搭建起来的是一个有趣、亲切、又令人伤感的影像。
那个种甘蔗的曹丕。那个羡慕母弟跟从父亲出征的曹丕。那个在荀令面前无比傲娇自矜箭术的曹丕。那个会哀痛友人疫殁伤悼族弟夭折的曹丕。那个写诗质朴如偶语的曹丕。那个爱代故去友人的寡妻拟赋的曹丕。那个偶尔会奢侈富丽一番与群臣论蜀锦被服的曹丕。那个会在重阳送人菊花送人五熟釜送人腰带的曹丕。
那个妙擅弹棋工击剑的曹丕。那个洋洋清绮以副君之尊领导着邺下文人团的曹丕。那个撰述典论批评文学的曹丕。那个写出七言燕歌行的曹丕。那个登台受禅时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曹丕。那个背负着不仁之名却善待山阳礼遇汉臣比弟弟更早死的曹丕。那个皇帝曹丕。那个至死忧未已的曹丕。那个悲剧的曹丕。
王船山对曹丕推崇备至，他说，读子桓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泠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里说，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所忧。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其源出于《十九首》，淡逸处弥佳。
我以为“淡逸处弥佳”之评可谓得矣。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曰：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子桓在亲他善他之人面前有傲/娇的倾向。比如对季珪，再比如对令君。和他的僚属及后来的臣僚相处也的确堪称融洽随和，他会和刘桢互相打趣，会嘲笑刘晔穿衣服不够时髦，会叫甄夫人出来见他的文学侍从们，对刘桢仰面直视夫人也不在意（曹操就会因此治刘桢的罪），称帝后还能任由辛毗拽着他的衣服规谏而不发怒。但在遭逢不幸的友人面前，他仿佛比他们感受到更大的不幸。读与吴质书，常有不忍之感，转之则生同情。沈氏以为“能移人情”，恰在此也。且不仅仅是他的诗。
他的文字里有很真的东西，完全不是“矫情自饰”能够伪装出来的。如果说了解一个人最好是去观察他的言行，那么魏文尤其需要如此。他的那种深切我心的焦虑感，他的存于世的阴暗忧郁，而又对此世界实实在在地眷恋多思着，这使他兼具了哲人的矛盾和诗人的天赋：存在与消解、经验与超验，两者都凌驾了他的政治家身份。
叶嘉莹先生说子建诗可法子桓诗不可法，大抵正在于此，曹丕是天然的诗人，有天然的诗人气质，纵然“鄙质如对坐偶语”，不事雕琢，亦能动人心魄，这是铺陈千言的华丽辞藻和再精妙的技巧都无法达到的。他自己亦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
《文心雕龙·才略》有相对客观公平之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未为笃论的何止是文才方面。
还有黄初那短遽不足七年的执政，他也远未为庸碌，禁妇人预政，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禁私斗，禁复仇，禁淫祀，议轻刑，敛士卒，薄赋税，罢水旱劾三公惯例，从南征孙权到颁息兵戈诏，倡导节俭薄葬，待山阳以不死，礼遇汉臣。一个帝王能做这些，即使算不上多么英明杰出的君主，是不是也已经尽到了本分？是啊，世人但知陈承祚论魏文未能济以“旷大之度、公平之诚”，以致未能成就古之贤王，不知其亦论陈思“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实“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两害之局，子桓则失手足亲爱，子建亦失君兄信靠，于谁为益？殆至托子辅臣，贻害魏祚，乃知祸起于外，源出萧墙之内。而张溥惋惜“当日符命献谀，玺绶被躬，群众推奉，时与势迫。倘建安君臣有能为比干者，观望却步，竟保常节，未可知也”，是直指名禅代实篡汉的污名，可他为子桓安上一个“时与势迫”的无奈，却是大可不必。后世有人讥讽他登台受禅时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洋洋得意的心态，可是，早已明了历代无不亡之国的道理，又是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和艰险付出了代价走到这一步的青年，又有什么可值得洋洋得意和欣喜呢，“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不过是一句更透彻明了的体悟罢了。曹魏代汉，司马篡魏，刘篡司马，萧齐篡刘宋，总归是“历代无不亡之国”，就连坟墓也是“历代无不抇之墓”，故而作终制倡导薄葬，不封不树。
刘克庄《后村诗话》里说道：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当操无恙，植以才，仓舒以惠，几至夺嫡，谓之多忧可也。及受汉禅，可与天下同乐矣。帝既猜忌鲜欢，而诸侯王就封者，皆为典籖侵迫，多见削夺，其末命乃托国于狼顾之仲达，是帝之忧，至死未已，何时而可乐乎！
此诚大白话。然则何时可乐哉？
子桓二十五岁前，应当还是有些欢乐的，他在《典论·自叙》中深情地回忆了这段早年的生活，曹操生他时正是灵帝中平四年，曹操三十三岁，为东郡太守，不就而辞疾归乡里，那时候远还未发迹。可以说，曹丕伴随着他父亲走过了乱世征战的年头（“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虽然生于危难之世，长于戎旅之间，曾经长兄曹昂死于乱军，靠着会骑马才得以幸存的他那时才十岁，但从幼年到成年的这段时间里，他承教于父亲，文武兼资，伏见行师用兵之要，在体魄和意志上得到了良好的锻炼，至亲手足间又没有猜忌隔阂，艰苦危险有之，愉悦快慰亦有之。然而建安十六年曹操大权在握，成了汉家实际上的主宰后，年仅25岁的他被献帝任命为副丞相、五官中郎将，这时候，命运才对他展开了人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敏感而猜忌，善感而寡欢，观魏文的诗赋作文，前者虽不好说，后者却处处可见。魏文诗，观者以为质朴婉丽，悱恻动人，很容易受感染，孰不知这跟他早年乱离的生活，目睹国家之动荡人民之疾苦固有关，跟他中期的心境也有很大关系。诸弟中多有夭矫不群之辈，曹仓舒（冲）之聪惠、曹子建（植）之高才，都使得他这个虽然年长但却相对谨慎木讷的儿子并不受到父亲的偏爱，不惟如此，连他的嗣子之位也是险险保全的。子桓曾说，“家兄孝廉（曹昂）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事实上，曹植也并非没有机会的，然而俊才瞻丽的子建毕竟不是当帝王的那块料，他以自己不加节制的浪荡行为失去了父亲的瞩望（是陈思王在“让天下”还是他真的不是那块料，也无从查证了）。建安十六年，子桓被封为副丞相，同年，曹操远征关西马韩，子桓写作《感离赋》，其中云：“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兄弟皆从，不胜思慕”。这“不胜思慕”的含意，连曹植都有所觉，安慰他说“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区区四字，非常隐晦地表达出了子桓的心境，是羡慕，也有凄凉。此外，他的生母卞氏对他亦不亲近，母子关系无谓融洽。他称帝后下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禁母后预政诏》），虽然这也有出于政治稳固的考虑，但是其中包含的痛苦和怨愤，外人实难体会。
曾与友人说“设若陈思王如齐豫章，则魏文无忧矣”，此非事实乎？然为王为弟贤如南齐豫章王萧嶷者，古今不多数。此命也。曹操的几个儿子里，除了仓舒因病早夭外，其他的不是死于非命，就是郁郁而终，子桓也天不假年，崩驾之时年仅四十，方当常人的壮年，而骨肉间的嫌隙龃龉，直接造成了他对宗室的不信任，魏祚的短暂，与此有莫大牵系。齐高帝萧道成生子十九数之众，齐武帝萧赜兄弟十九人，按说这么多儿子，情况比曹操家要复杂得多，夺嫡斗争也一定要来得激烈得多，但是并没有，与齐武一母同胞同样有实力的萧嶷不争，非但不主动争，他还在明明自己有机会被立为嗣子，在父亲要废东宫以他来取代哥哥的情况下也不争，还积极地充当和事佬，弥补父兄之间的裂痕。齐武不是一个仁慈柔善的皇帝，恰恰相反，他性格多猜，践位之初，便杀了不少人，有垣崇祖这样卓有军功、道成引为“我之韩、白”的大将，亦有张敬儿这样戮力佐齐的开国功臣，荀伯玉因为曾得罪过他，亦被他所杀。对于豫章王之外的其他兄弟，他虽然不至刻薄，但亦未尝相亲。唯独萧嶷，能让这个皇帝兄长说出这样令人惊愕的话：“即使活一百年也是难得的，我只愿和你两个人活满一百岁，也就够了。”（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南齐书·列传第三》）因着齐武对萧嶷的友爱信重和萧嶷的顾念手足，在齐武一朝，诸兄弟竟然得以保全，即便是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事由触怒了皇帝的亲王们，也因为萧嶷的从旁劝解转圜得以幸免，使得齐武并没有做出屠戮手足的行为来。这样的例子，无疑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论者以齐武优于魏文，减于汉明，却不知齐武优于魏文，是因他有豫章这样的好弟弟，这样难得的贤王，叔季有此人，是家族之幸。魏文的兄弟中，有哪一个是这样的？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子桓写了乐府诗《短歌行》悼念亡父，同时写了《武帝哀策文》，在《短歌行》中有“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这年刚刚登上帝位的青年，才三十四岁，正是踌躇满志之际，却已经历尽沧桑，有华发之叹。
他在《典论·自叙》末说：“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及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是是非非，永远只能留予后人评说。不过，这又予尔何妨。纵然文章千古事，得失也只在寸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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