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服装”的流行幻影
一、有关《流行体系》一书
1967年，罗兰·巴特发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流行神话”的范畴，试图从转瞬即逝的时尚风潮中，寻找暗藏其中的规律与符码。巴特的研究独辟蹊径——他采取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研究或者是文化研究，而是结合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独到的语言学研究。《流行体系》所研究的对象，是1958年6月至1959年6月的《Elle》和《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两本时尚杂志中，所有关于流行时装的文字叙述。
《流行体系》全书没有一张时装的插图，读者很难从巴特的叙述，或者是从他所引述的文字中勾勒出一副流行时装的视觉印象。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处不在的文字，文字所汇织成的文本，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于流行体系的一种扁平化和简单化的处理，巴特的关注点并不面面俱到，他只在乎构建“流行神话”的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当然实际上，这种研究方向正可谓一针见血；大众传媒时时刻刻所营造出的“流行”风潮，大多数时候只是运用修辞以及文字本身的魅力，去制造各种令人惊叹的幻梦，令大众易于接受，并沉迷于其中。
作为他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职内的一部前身为博士论文的著作，《流行体系》一改巴特过去随笔式，片段化，散文化的基本写作特征，其中大量的理论推导和科学论证充分展现出一本科研论文所具备的科学性而非文学性。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巴特流行体系研究的基本参照，他将文化研究归根究底，归元合一概括成为语言符号的研究。巴特开宗明义，《流行体系》一书本质是在研究社会时尚和流行系统，但实际上是对于时尚杂志描述时装时所运用的文字的符号学研究，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书写时装”。
二、“书写的时装”
《流行体系》一书的写作，充分展现出罗兰·巴特在此时，作为一名结构主义信徒所具备的的学术世界观。法国文化研究专家弗朗索瓦·多斯曾写作过《结构主义史》和《解构主义史》，在他看来，结构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两个特点：一是结构主义认为可以研究出精密而完善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科学的，快捷的引导解决诸多学术问题，这一点使得无数学者看到了科学研究飞速发展乃至于突破革命的曙光，让他们对结构主义万分迷恋乃至趋之若鹜；其二，结构主义对于过往学术知识结构的反叛和大力批判，迎合了当时青年一代反抗社会，反抗权威的时代精神。
巴特写作《流行体系》的初衷恰恰体现了结构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他问道，“是否有什么实体系统，有某种量值系统，可以无需分节语言而存在？言语是否为任何意指规则不可缺少的中介？”他认为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一切文化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语言学问题，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那么，研究流行文化，破解“流行神话”，只要探索描述这种文化的语言系统背后的含义就可以解决；而立足于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理论，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只要提取中流行语言系统中的符号含义和组合的方式，那么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先由外到内，层层深入到最细微的结构，再见微知著，对外扩展，进行有条不紊的推理概括，这就是《流行体系》要研究“书写时装”的根源。
在书中，罗兰·巴特把时装分为三类：意象服装（Image-clothing）、书写服装（Written clothing）和真实服装（Real clothing）。其中意象服装和书写服装都是真实服装的“影子”，是对于真实世界中的服装的诠释和表达。结构上，则是“真实服装”作为事物的根基，“书写服装”则是用书写语言体系对于“真实服装”的第一层描述，而“意象服装”则是立足于真实世界的感觉以及文本所带来的含义所构建出的人们对于一件服饰的基本印象。
罗兰·巴特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直接研究“真实服装”，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结构主义者经常提出来的悖论：也就是用文字表述出来的事物和真实事物本身并不能划等号。甚至于换句话说，一切用文字表述出来的事物都已经被语言文字系统进行了处理，经过了扭曲和重构之后，就不再属于原来的真实世界了。巴特在书中表示，本来对于服装的摄影图片也是一种研究对象，但他还是放弃了直观的，视觉化的研究，而转向了对于单纯的文本研究，或者说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把刊载在时尚杂志上的文字，作为一种书写服装语言来分析。这也就不难解释，本书在被引进大陆时，最早是被研究服装杂志的研究者所注意，之后才延伸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的。
三、书写服饰符码
索绪尔提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也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其中形式本身，以及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任意性，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巴特对于“所指”有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所指”所表达的“意义”更多是是一种心理的印象，而非真实世界存在的事物，它具备的是大众的共同心态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多时候是具备隐喻性，修辞性的含义的，比如人们看到“天晴”，总会把它与“心情好”所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的联系就是任意性，心理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意指和修辞的概念。
那么，巴特就将我们平时描述服装的文字进行了解构。在他看来，我们描述服装的书写语言是由意指单元所组成的，一个意指单元是由一个意指作用的对象物（objetvise），一个意指作用的支撑物（support），一个变项（variant）所组成的，以“一件立领衬衫”为例，我们可以将三个部分简称为O，S和V，那么“一件立领衬衫”这个表示可以被分解为：
衬衫（O）有一个只能立起来的（V）领子（S）。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部分各自在表述中的不同意义。O作为被描述服装的最本质特征，一般在一个意指单元中不会被改变；而当描述者想要着重强调这件服装的不同特点的时候，他会加入S来进行表述，而有时候各类服装的不同就来自于S的各种各样，那么就需要一个可以决定整体的变项V。比如和立领衬衫相对的“翻领衬衫”，可以分解为：
衬衫（O）有一个可以翻起来的（V）领子（S）。
V变项在同一意指单元中具备最为重要的意义。而与此同时，当掌握了OSV三个部分的组合后，我们可以看到结构的多变以及相应的重复性——O，S和V三个部分可以进行无限制的自由组合，这就组成了我们描述服装的书写语言的基本形态，如：
O+（V+S）：这条裙子（O）有一个宽松的（V）罩衫（S）。
（V+S）+O：高（V）开叉（S）的旗袍（O）
（S+V）+O：领口（S）进行复古设计（V）的球衣（O）
甚至，O，S和V之间还有可能会分层，比如不同的支撑物组成对象物，而对象物以一个整体的态势与其他对象进行比较，巴特举例道：
一个搭配得当的组合，草帽 和 帽衬
S1 S2 S3
V O
进行这样类似于分析句式成分的分析方法，巴特所要表达的，绝非是单纯仅仅是书写服装语言的语法特色，而更意在说明，简简单单的成分组合形式，构成了一种语言修辞表达的模式和链条，大量的元素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表述系统，发展成为令我们各种眼花缭乱的服装描述的。
那么，这样的服装表述，是如何构建成一个迷惑人的流行时尚体系的呢？这里，巴特认为意指以及意指组成的系统具有功能作用。哥本哈根语言学派语言学家耶尔姆斯列夫发明了含蓄意指符号学，而巴特立足于此，建立了他的意指系统。耶尔姆斯列夫认为，一切意指系统包含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那么有了交互对象和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建立不同平面的层次化结构。而巴特在对于时装的语言表述研究过程中，他认为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就相当于是所指和能指，与此同时两个平面和一个意指就能组成一个信息系统。而我们在时装语言的表述中，一共存在三个信息系统，那么整体的意指可以被分为三层：内容（世事）系统，语言系统以及修辞系统，而修辞系统，也最终产生了事物的“含蓄意指”。以“这件T恤衫穿起来非常精神”为例：
第一系统（真实，世事）：EC （能指所指）=T恤衫本身
第二系统（语言，术语）： C （所指） + E （能指）= T恤衫的表述
第三系统（修辞，流行）： E （第二系统的意指系统成为新的能指） + C （新的所指） = “很精神”
细分析来，真实的服装是第一系统，它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一个普通事物；然而，在用“T恤衫”来进行表述之后，所指和能指进行了分离，通过语言系统的表述之后，一件普通的衣服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带上人们对于T恤衫“休闲”的基本印象。最后，在第三层修辞系统里，人们开始用“T恤衫”作为“精神”的符号，第二系统内能指与所指结合所产生的意指系统，成为了新系统的能指。这就是所谓的“含蓄意指”的概念。
四、意义的无限与虚无
罗兰·巴特通过对于书写服装语言追根究底的结构式分析，其实得出的是一个我们看来异常浅显的结论：书写服装语言表述的内容已不再是真实事物本身，不再是具体的服装实物，而是隐喻含蓄的内涵意义，背后的社会心态、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现象。这种联系是通过严密的逻辑链条所构成的，换句话说，巴特处心积虑的分析，只是将我们都深知的概念，进行了可行性和合理性的探索，并给出了这种“流行神话”运行的模式。
《流行体系》甫一出版，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因为巴特在本书中晦涩的逻辑和专业化的表述而望而却步，有的人则是理解了巴特在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结构后，对于这种表述所具备的的现实意义有不同看法。换句话说，《流行体系》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我们都深知的事实“是怎么样的”，而并没有解答“为什么是这样”，就算是解答了，也采用的是符号学的“任意性”的原则，然后立刻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分辨”之上。
《流行体系》是在进行流行时装文化研究，然而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却基本没有涉及：一件时装背后被流行文化所赋予的含义，究竟是怎样，因为什么赋予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T恤衫穿起来“很精神”？巴特对此没有明确的回答。
以巴特为代表的这一代结构主义思想家，对于意识形态观念的大众化和普世化十分警惕，比如对于流行文化，巴特说过，“众所周知，流行是至高无上的，其符号是武断随意的。因此它必须把符号转变为一种自然事实，或理性法则。”他们的重点在于揭露出意义本身的任意性和武断性，然后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制造这些意义的权力机构。至于为何他们所提到的事物具有如今这样的意义，他们往往用符号的随意性简单解答过去，甚至可以说，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了符号的随意性，我们可以将一切意义都扩展为无限，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无限同时也是一种没有实证的虚无，一种无根基，无立足点，失去价值的讨论。
以《流行体系》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分析，一方面存在高效，简明的特色，这样也带来了各种弊端：它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具体状况，一概而论，生搬硬套，企图用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统一所有学术问题，存在专断化，去个性化倾向；而另一方面，在这一代思想家逐渐走向解构主义的时候，又会出现凭借“符号的任意性”完全消解意义，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私人化，倾向化乃至攻击化的表述，“反抗权威”的思想意旨统领学术研究，这也是众多解构主义思想家常以一种“社会反叛者”，“斗争者”形象出现的原因。
就像《流行体系》所描述的“流行神话”，比如一件时尚风衣被名人穿着，或者是获得了竞赛大奖，立刻这件时装以及相关的设计成为“时尚”、“华贵”、“美丽”的代名词，营造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时尚风潮，大家趋之若鹜，“今年流行蓝色”这样毫无根据的话语成为无数人穿着的指南，巴特对于“书写服装”的语言研究同样也是一种流行的幻影，它满足了人们对于反抗权威，独立思考，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最终导致意义虚无的，色彩斑斓的学术流行幻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对于巴特的研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很多人对于巴特很多看起来似乎“煞有介事”的研究不以为然，认为他的研究实在是意义欠奉，但无论如何，罗兰·巴特的思想对于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并且长远的冲击。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放下巴特变色龙般的思想转变和他在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现在看来也许武断的结论，只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看，就正如批评家张淑萍说，“巴特在书中表现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性的追求正是法国结构主义持久的生命力所在。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好，修正也好，都不代表它在方法上的衰退和被超越。恰恰相反，作为人文学科的成果，《流行体系》正是在这种不断被解读的状态中才会达到永世长存。”
参考书目：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以《流行体系》为例，张淑萍，《批评家》，2009年10月。
1967年，罗兰·巴特发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流行神话”的范畴，试图从转瞬即逝的时尚风潮中，寻找暗藏其中的规律与符码。巴特的研究独辟蹊径——他采取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研究或者是文化研究，而是结合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独到的语言学研究。《流行体系》所研究的对象，是1958年6月至1959年6月的《Elle》和《时装之苑》（《Le Jardin des Modes》）两本时尚杂志中，所有关于流行时装的文字叙述。
《流行体系》全书没有一张时装的插图，读者很难从巴特的叙述，或者是从他所引述的文字中勾勒出一副流行时装的视觉印象。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处不在的文字，文字所汇织成的文本，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于流行体系的一种扁平化和简单化的处理，巴特的关注点并不面面俱到，他只在乎构建“流行神话”的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当然实际上，这种研究方向正可谓一针见血；大众传媒时时刻刻所营造出的“流行”风潮，大多数时候只是运用修辞以及文字本身的魅力，去制造各种令人惊叹的幻梦，令大众易于接受，并沉迷于其中。
作为他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职内的一部前身为博士论文的著作，《流行体系》一改巴特过去随笔式，片段化，散文化的基本写作特征，其中大量的理论推导和科学论证充分展现出一本科研论文所具备的科学性而非文学性。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巴特流行体系研究的基本参照，他将文化研究归根究底，归元合一概括成为语言符号的研究。巴特开宗明义，《流行体系》一书本质是在研究社会时尚和流行系统，但实际上是对于时尚杂志描述时装时所运用的文字的符号学研究，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书写时装”。
二、“书写的时装”
《流行体系》一书的写作，充分展现出罗兰·巴特在此时，作为一名结构主义信徒所具备的的学术世界观。法国文化研究专家弗朗索瓦·多斯曾写作过《结构主义史》和《解构主义史》，在他看来，结构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两个特点：一是结构主义认为可以研究出精密而完善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科学的，快捷的引导解决诸多学术问题，这一点使得无数学者看到了科学研究飞速发展乃至于突破革命的曙光，让他们对结构主义万分迷恋乃至趋之若鹜；其二，结构主义对于过往学术知识结构的反叛和大力批判，迎合了当时青年一代反抗社会，反抗权威的时代精神。
巴特写作《流行体系》的初衷恰恰体现了结构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他问道，“是否有什么实体系统，有某种量值系统，可以无需分节语言而存在？言语是否为任何意指规则不可缺少的中介？”他认为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一切文化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语言学问题，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那么，研究流行文化，破解“流行神话”，只要探索描述这种文化的语言系统背后的含义就可以解决；而立足于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理论，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只要提取中流行语言系统中的符号含义和组合的方式，那么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先由外到内，层层深入到最细微的结构，再见微知著，对外扩展，进行有条不紊的推理概括，这就是《流行体系》要研究“书写时装”的根源。
在书中，罗兰·巴特把时装分为三类：意象服装（Image-clothing）、书写服装（Written clothing）和真实服装（Real clothing）。其中意象服装和书写服装都是真实服装的“影子”，是对于真实世界中的服装的诠释和表达。结构上，则是“真实服装”作为事物的根基，“书写服装”则是用书写语言体系对于“真实服装”的第一层描述，而“意象服装”则是立足于真实世界的感觉以及文本所带来的含义所构建出的人们对于一件服饰的基本印象。
罗兰·巴特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直接研究“真实服装”，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结构主义者经常提出来的悖论：也就是用文字表述出来的事物和真实事物本身并不能划等号。甚至于换句话说，一切用文字表述出来的事物都已经被语言文字系统进行了处理，经过了扭曲和重构之后，就不再属于原来的真实世界了。巴特在书中表示，本来对于服装的摄影图片也是一种研究对象，但他还是放弃了直观的，视觉化的研究，而转向了对于单纯的文本研究，或者说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把刊载在时尚杂志上的文字，作为一种书写服装语言来分析。这也就不难解释，本书在被引进大陆时，最早是被研究服装杂志的研究者所注意，之后才延伸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的。
三、书写服饰符码
索绪尔提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也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其中形式本身，以及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任意性，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巴特对于“所指”有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所指”所表达的“意义”更多是是一种心理的印象，而非真实世界存在的事物，它具备的是大众的共同心态共识，而这种共识很多时候是具备隐喻性，修辞性的含义的，比如人们看到“天晴”，总会把它与“心情好”所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的联系就是任意性，心理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意指和修辞的概念。
那么，巴特就将我们平时描述服装的文字进行了解构。在他看来，我们描述服装的书写语言是由意指单元所组成的，一个意指单元是由一个意指作用的对象物（objetvise），一个意指作用的支撑物（support），一个变项（variant）所组成的，以“一件立领衬衫”为例，我们可以将三个部分简称为O，S和V，那么“一件立领衬衫”这个表示可以被分解为：
衬衫（O）有一个只能立起来的（V）领子（S）。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部分各自在表述中的不同意义。O作为被描述服装的最本质特征，一般在一个意指单元中不会被改变；而当描述者想要着重强调这件服装的不同特点的时候，他会加入S来进行表述，而有时候各类服装的不同就来自于S的各种各样，那么就需要一个可以决定整体的变项V。比如和立领衬衫相对的“翻领衬衫”，可以分解为：
衬衫（O）有一个可以翻起来的（V）领子（S）。
V变项在同一意指单元中具备最为重要的意义。而与此同时，当掌握了OSV三个部分的组合后，我们可以看到结构的多变以及相应的重复性——O，S和V三个部分可以进行无限制的自由组合，这就组成了我们描述服装的书写语言的基本形态，如：
O+（V+S）：这条裙子（O）有一个宽松的（V）罩衫（S）。
（V+S）+O：高（V）开叉（S）的旗袍（O）
（S+V）+O：领口（S）进行复古设计（V）的球衣（O）
甚至，O，S和V之间还有可能会分层，比如不同的支撑物组成对象物，而对象物以一个整体的态势与其他对象进行比较，巴特举例道：
一个搭配得当的组合，草帽 和 帽衬
S1 S2 S3
V O
进行这样类似于分析句式成分的分析方法，巴特所要表达的，绝非是单纯仅仅是书写服装语言的语法特色，而更意在说明，简简单单的成分组合形式，构成了一种语言修辞表达的模式和链条，大量的元素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表述系统，发展成为令我们各种眼花缭乱的服装描述的。
那么，这样的服装表述，是如何构建成一个迷惑人的流行时尚体系的呢？这里，巴特认为意指以及意指组成的系统具有功能作用。哥本哈根语言学派语言学家耶尔姆斯列夫发明了含蓄意指符号学，而巴特立足于此，建立了他的意指系统。耶尔姆斯列夫认为，一切意指系统包含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那么有了交互对象和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建立不同平面的层次化结构。而巴特在对于时装的语言表述研究过程中，他认为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就相当于是所指和能指，与此同时两个平面和一个意指就能组成一个信息系统。而我们在时装语言的表述中，一共存在三个信息系统，那么整体的意指可以被分为三层：内容（世事）系统，语言系统以及修辞系统，而修辞系统，也最终产生了事物的“含蓄意指”。以“这件T恤衫穿起来非常精神”为例：
第一系统（真实，世事）：EC （能指所指）=T恤衫本身
第二系统（语言，术语）： C （所指） + E （能指）= T恤衫的表述
第三系统（修辞，流行）： E （第二系统的意指系统成为新的能指） + C （新的所指） = “很精神”
细分析来，真实的服装是第一系统，它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一个普通事物；然而，在用“T恤衫”来进行表述之后，所指和能指进行了分离，通过语言系统的表述之后，一件普通的衣服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带上人们对于T恤衫“休闲”的基本印象。最后，在第三层修辞系统里，人们开始用“T恤衫”作为“精神”的符号，第二系统内能指与所指结合所产生的意指系统，成为了新系统的能指。这就是所谓的“含蓄意指”的概念。
四、意义的无限与虚无
罗兰·巴特通过对于书写服装语言追根究底的结构式分析，其实得出的是一个我们看来异常浅显的结论：书写服装语言表述的内容已不再是真实事物本身，不再是具体的服装实物，而是隐喻含蓄的内涵意义，背后的社会心态、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现象。这种联系是通过严密的逻辑链条所构成的，换句话说，巴特处心积虑的分析，只是将我们都深知的概念，进行了可行性和合理性的探索，并给出了这种“流行神话”运行的模式。
《流行体系》甫一出版，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因为巴特在本书中晦涩的逻辑和专业化的表述而望而却步，有的人则是理解了巴特在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结构后，对于这种表述所具备的的现实意义有不同看法。换句话说，《流行体系》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我们都深知的事实“是怎么样的”，而并没有解答“为什么是这样”，就算是解答了，也采用的是符号学的“任意性”的原则，然后立刻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分辨”之上。
《流行体系》是在进行流行时装文化研究，然而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却基本没有涉及：一件时装背后被流行文化所赋予的含义，究竟是怎样，因为什么赋予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T恤衫穿起来“很精神”？巴特对此没有明确的回答。
以巴特为代表的这一代结构主义思想家，对于意识形态观念的大众化和普世化十分警惕，比如对于流行文化，巴特说过，“众所周知，流行是至高无上的，其符号是武断随意的。因此它必须把符号转变为一种自然事实，或理性法则。”他们的重点在于揭露出意义本身的任意性和武断性，然后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制造这些意义的权力机构。至于为何他们所提到的事物具有如今这样的意义，他们往往用符号的随意性简单解答过去，甚至可以说，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了符号的随意性，我们可以将一切意义都扩展为无限，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无限同时也是一种没有实证的虚无，一种无根基，无立足点，失去价值的讨论。
以《流行体系》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分析，一方面存在高效，简明的特色，这样也带来了各种弊端：它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具体状况，一概而论，生搬硬套，企图用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统一所有学术问题，存在专断化，去个性化倾向；而另一方面，在这一代思想家逐渐走向解构主义的时候，又会出现凭借“符号的任意性”完全消解意义，将学术研究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私人化，倾向化乃至攻击化的表述，“反抗权威”的思想意旨统领学术研究，这也是众多解构主义思想家常以一种“社会反叛者”，“斗争者”形象出现的原因。
就像《流行体系》所描述的“流行神话”，比如一件时尚风衣被名人穿着，或者是获得了竞赛大奖，立刻这件时装以及相关的设计成为“时尚”、“华贵”、“美丽”的代名词，营造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时尚风潮，大家趋之若鹜，“今年流行蓝色”这样毫无根据的话语成为无数人穿着的指南，巴特对于“书写服装”的语言研究同样也是一种流行的幻影，它满足了人们对于反抗权威，独立思考，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最终导致意义虚无的，色彩斑斓的学术流行幻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对于巴特的研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很多人对于巴特很多看起来似乎“煞有介事”的研究不以为然，认为他的研究实在是意义欠奉，但无论如何，罗兰·巴特的思想对于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并且长远的冲击。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放下巴特变色龙般的思想转变和他在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现在看来也许武断的结论，只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看，就正如批评家张淑萍说，“巴特在书中表现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性的追求正是法国结构主义持久的生命力所在。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好，修正也好，都不代表它在方法上的衰退和被超越。恰恰相反，作为人文学科的成果，《流行体系》正是在这种不断被解读的状态中才会达到永世长存。”
参考书目：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究——以《流行体系》为例，张淑萍，《批评家》，2009年10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