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蜕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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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人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千余年前的理想天堂。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没有天灾人祸，居民田园耕作之乐羡煞外人。在此设想一下，倘若南阳刘子骥或者其他人真的寻找到了这个桃花源，从此里外交通、来往不绝，那么它今日又会是何面目？是否仍是人皆向往的天堂摸样？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笔下的阿伦贝皮或可为之一鉴。
       阿伦贝皮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小渔村，坐落在海洋、湖泊与沙漠之间，居民不多，气候宜人，各种条件、环境不输桃花源。科塔克就以它为研究对象，跟踪观察了长达42年时间，事无巨细地记述了这个小村庄里的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并倾注了大量的感情，与当地居民结成深厚的友谊，遂有一本《远逝的天堂》为其翻天覆地的蜕变过程见证。
 
       一、发现“桃花源”
 
       1962年，作者科塔克还只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的大三学生，因参加学校为本科生提供的调研项目，机缘巧合下来到了阿伦贝皮这个遥远的、完全陌生的巴西小村庄。孰料这一次的偶然，成全了科塔克与阿伦贝皮40余年（1962-2004）的不解之缘。作者初到阿伦贝皮，既是一个贸然闯入的异国游客，又是一个略显生涩的田野调查者。阿伦贝皮完全陌生于美国的生活，给他极大的震撼。从物质条件来说，阿伦贝皮显然落后美国一个世纪不止：不通电、没有汽车，人们基本是靠天吃饭，住宿和卫生状况极差。但经过简短时间适应后，在厌倦了美国城市灯红酒绿、人情淡漠的人来看，阿伦贝皮可谓天堂了。
       村庄里“屋舍俨然”，房子沿着海边一字排开，海景推窗可见。这些房屋还被漆上缤纷色彩，与高耸的椰子树相映成趣。在阿伦贝皮，夜里所见的星星也较美国的明亮，使得作者有幸第一次见到壮丽的南十字星座。
       阿伦贝皮的物产也是相当丰富。它离大西洋的大陆架边缘仅11公里，具备绝佳的捕鱼优势，海洋几乎是无限度地向阿伦贝皮馈赠各种鱼类。阿伦贝皮的男人们大都以出海打鱼为业，女人们则在家打理家务，间或打打零工。这也使得阿伦贝皮的经济状况要好于周边其他纯渔业的村庄，也要好于巴西城市中的贫民。尤为可贵的是，“阿伦贝皮缺少财富、职业、教育和政治权力上的阶级对比”。就算是住在城里的地主回乡，他们也是像对村里同龄人一般接待。唯一受到阿伦贝皮人尊重的一个地主只是因为他的学识、公正和慷慨。村民之间则贫富差距不大，成功的机会均等。在1960年代，阿伦贝皮普通渔民的全年收入就能买到一艘装备齐全的全新渔船。村民只要有野心，加上一点勤奋，就很容易升为捕鱼船的船主或船长，从经济底层一跃至最高层。
阿伦贝皮的人际关系更是简单、温情。当地人普遍认同一种观念：“我们所有人彼此之间都是亲戚。”而事实上，村民们的肤色、世系关系复杂，并非同源同种。让美国人惊异的是，阿伦贝皮人虽然肤色“黑”、“白”明显，但他们并不按肤色和血统来区分等级，从未有“白”人一定高于“黑”人的歧见，种族观念几近于无。加之，当地家庭大都是跨种族婚姻，进一步冲淡了种族色彩。科塔克从阿伦贝皮对种族名称和具体人物分类上的随意性，即发现“种族差异在当地社会不是重点。”在与外来鱼贩打交道中，阿伦贝皮人同样要求情字当头，鱼贩们必须和村民交上朋友，甚至是认作干亲，才能作交易。
       外界对阿伦贝皮的影响甚微。在1960年代之前，除了个别收音机和前来收购鱼虾的商贩，阿伦贝皮与外界的几近隔绝，虽不至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也基本游离在政权之外，自生自灭，国家政权始终未深入到阿伦贝皮，村民无须交税、参军或者计划生育。官方任命的唯一一个警察像是装饰，监狱只在偶尔游客借宿时才派得上用场。对待偶尔到来的外人，阿伦贝皮人既不因贫穷而自觉低人一等，曲意迎合，也未视若虎狼，严加防范。阿伦贝皮人大都未出过远门，那些在外人看来缺乏基本礼貌的行为，实则是对外人的“过渡”信任和热情。
 
       二、“桃花源”沦陷

       应当说，科塔克对阿伦贝皮的初始印象非常好，那是一种完全异于美国、并将延绵不绝的“田园生活”。但在1973年再次造访后，科塔克发现，短短几年间，阿伦贝皮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正在将那些他所珍视的“传家宝”抛去，迅速向现代城市生活靠拢。
       住宅与交通的变化是最为直观的。房屋一改过去大体统一的样式，而是棚屋、木架泥屋、砖结构房屋、高级度假别墅并存。富人们占据了村庄的最佳地段，建起了象征身份的两层小楼；穷人被迫搬出原有房屋，住到远离繁华之地的贫民区，那里弥漫着恶臭和蚊子。公路则将不断延伸，村庄与城市快捷地连接起来，定时班车和私人轿车日渐增多。
       公路的畅通使外部力量迅速渗入阿伦贝皮，打破了它原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传统的渔业、种植业比重下降，工业、商业、旅游业和建筑业的重要性则不断上升。村里的旅游业初具规模，旅馆、酒吧、商店遍地开花。原本用来庆祝收获的节日，现在也变成了一档旅游节目。渔业虽还是阿伦贝皮的经济支柱，但其生产和经营方式已发生巨变：产量在15年间翻了近两番，且以对外销售为主；船队规模减小，船只体积增大；冰库、冰箱、马达、鱼饵等新式装备越来越普及。污染随着大型冶炼工厂建起而逐渐扩大。先是村庄附近的内湖，然后是海岸，再之后是外洋。在科塔克看来，阿伦贝皮人并没有很强的环保意识，考虑更多的仍是工厂带来的就业好处。
       阿伦贝皮的对外开放还吸引了大量外人。1980年的调查显示，130处住房有58%不属于本地人。渔民中37%是外地人。令科塔克震惊的是，周日驾车竟然在村里找不到停车位。这些往来阿伦贝皮的这些外人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休闲度假的消费者。他们只能算是阿伦贝皮的匆匆过客，只求舒适惬意，对村庄无甚感情，但带动了商业繁荣。一类是求职谋生的打工者。阿伦贝皮宛如一块小磁石吸引周边更为贫穷的人前来淘金，干着当地人不愿从事的脏活累活，甚至扎根下来，但他们又不像以前那样入乡随俗，反而与自成一统。还有一类是追求梦想的嬉皮士。他们要么是厌烦了城市生活、要么是标榜离经叛道，而来到阿伦贝皮寻找理想。吊诡的是，这些人将阿伦贝皮人想象成失落的精神家园，但他们的到来和停留，恰恰参与破坏了它的“原生态”。
       这些外部力量共同作用，重塑了阿伦贝皮人的行为选择。村民择业的优先次序是按照其收入的高低而定，不再仅是为生计忙活，转而追求更加有利可图的职业。1980年还在从事捕鱼的阿伦贝皮人不到1964年的一半，到工厂上班的人数比例则上升到近五分之一。更糟糕的是，阿伦贝皮居民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被打破，逐渐分化成高低不等的阶层。劳动分工之时，伴随的是地位、收入分等。一条船上，原来船主和船员之间非亲即友，干活半是雇工、半是帮忙，捕鱼收获分成相对平均；现在则转变为本地船主与外地船员的雇佣或债务关系。船主一人拿走收获的三分之一还多。船员们发现打鱼的收成是大量增加了，但自己的收入跟之前相比反而还要少，不满之情日渐增长。
       人们观念上的巨大转变更让人难以接受。在追求财富的竞赛中，阿伦贝皮人原有的合作与分享精神似乎一消失殆尽。“阿伦贝皮的社区精神和慷慨之风，已被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取代”。国家渔监局为提高捕鱼效率和产量而推动建立起来的渔民合作社，很快因为个别船主的自利行为而解散。村庄共同的休闲娱乐泯然不见，饮酒作乐取代了原来一起到湖里洗澡、坐教堂门廊下闲谈。并且酗酒者日渐增多，而且越是那些工作不稳、收入菲薄的人越是好酒。
       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抢劫、偷盗等犯罪事件虽偶有发生，但对向来羞于犯罪的阿伦贝皮人影响却至深至久。他们紧锁上门窗，对陌生人防范有加。他们也劝告科塔克携带枪支防备，不要随意让人搭车，“因为强盗们愿意劫杀有钱的美国人”。为缓解精神的空虚和紧张，阿伦贝皮人接纳了坎东布雷教这种非洲——巴西巫医信仰的原始宗教，并以此来阿伦贝皮近来发生的某些巨变。他们相信，那些突然暴富的人定然是与魔鬼订下了契约，否则何以可能突然增加如此多的财富。
       工业和旅游业深深地改变了阿伦贝皮的地理景观和人文环境，“短短二十年间，阿伦贝皮从一个相对孤立、平等主义和同质的社区，变成一个职业分化、信仰多样、社会阶级与地位存在高下的社会。” 科塔克感慨道。旧日美好的“桃花源”沦陷了，取而代之的是个平庸小村落。
 
 
       三、回不去的过去

       到了1980年代，当科塔克再与阿伦贝皮人在聊天时，许多村民转而开始怀念之前的平淡时光。在他们的叙述中，那时的阿伦贝皮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里和睦、守望相助，“那时一切都更自然、简单，也更平静”。只是，阿伦贝皮搭上了全球化这辆单程列车，就再也停不下来，所有重大的改变都已不可逆转，怀旧是不过是变迁之后的必然反应。
       首先，阿伦贝皮已与世界接轨，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全球化意味着地方的封闭体系被摧毁，其经济、政治或者私人生活都渗入了外部影响，从此再难独善其身。阿伦贝皮人好不容易“洗脚上岸”，或者进工厂拿着不菲的工资，或者自立门户经营店铺，收入状况等大为改善。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开始承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风险，随世界经济大潮而沉浮起落。198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就波及到阿伦贝皮，给当地村民们不小的冲击。阿伦贝皮人的娱乐项目也开始与外部接轨。1973年，全村有了第一台由电池供电的电视机，随后，电视机连同新闻、电视剧迅速向各家各户普及，成为识字率不高的阿伦贝皮人获取外界信息、熟悉城市生活的最主要渠道。对于大开了眼界的阿伦贝皮人来说，那种消息闭塞的日子已无法忍受。在科塔克看来，阿伦贝皮1980年左右已经巩固了在全球经济链中的位置。
       再则，市场经济制度讲求的是效率至上，村庄里的每个人和家庭都被卷入发家致富的无休止竞赛中，社会结构也为之改变。在纯实物财富的条件下，遮富是不可能的，成功人人可见。按照村庄传统，富人不得不承担起救济穷亲戚和帮助好朋友的责任，在无形中拉平了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家庭财富因采取诸子均分制度，数代积累的可能性也不高。而现在，财富的均衡机制被打破，劳动者的重要性正逐渐被资产价值所取代，拥有船只、店铺等资产的所有者要比雇佣劳动者更容易取得成功和财富。阿伦贝皮的渔民都承认，要想通过捕鱼获得更多收入，就必须加大对船只、汽油、鱼饵和冷藏设备的投入。船主们以出资购买装备为由头，从收成中拿得更多，进一步压低了船员的劳动价值。他们通过高收入累积成资本，再以此作为投资生产出更大的资本。这些人在财富和地位上逐渐高人一等，前所未有地自信。同时，富人们在健康和教育上的投入，又使下一代人的起点拉大。
       此外，阿伦贝皮逐渐被整合进入行政体制，政权的影响随处可见，国家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牢牢地罩住每个人。政府介入了村庄的渔业、教育、卫生、养老、环保等方方面面。到了1991年，阿伦贝皮已经有了垃圾收集、清洁、邮政等服务。村民们则拼命地争取退休金、政府补贴和国家项目。譬如，由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规定，夫妻双方不能同时领取两份退休金，作为渔民遗孀获得的抚恤金也低于作为个体户获得的社保金。为获得这些好处，阿伦贝皮人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此前主流的婚姻形式。
       回顾40年来的变迁，阿伦贝皮正是全球化的一个地方缩影。不论人们是否乐意，阿伦贝皮都已面目全改，旧颜不再。回不到从前，未来的阿伦贝皮又当何去何从呢？
       科塔克并未在书中提出重建“桃花源”的方案，但他依然肯定了阿伦贝皮过往的变化，并对其保持乐观，而这种的乐观正是来源于对阿伦贝皮发展的预期。就如阿伦贝皮渔夫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只要是发展，其后果就有两面性，阿伦贝皮也不例外。有人会看到了工业和旅游开发对社区的破坏，转而缅怀过去，为过往的岁月涂抹上玫瑰色的浪漫。然而正如科塔克所言，“尽管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这里充满热带风情，但是阿伦贝皮糟糕的公共卫生和较短的寿命，却让其桃花源形象大打折扣。”更多的人则体验着现代化带来的便捷和改观，憧憬未来。经济发展起来后的阿伦贝皮，在教育、卫生、市政建设和女性权利方面已大为进步，就连环境污染状况，也有日渐好转趋势。如此看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这句话虽庸俗，却也是一句大实话。
        值得一提的是，《远逝的天堂》除了讲述阿伦贝皮的变迁故事，在内容上雅俗共赏外，亦可被看作人类学这门有趣学科的入门手册。它几乎涉及了现代人类学所关注讨论的各项议题和关键词，也穿插着作者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的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