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的双面乌托邦
十八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启蒙的世纪，当时正是牛顿力学体系问世不久，人类知识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整个欧洲都弥漫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乐观情绪。 人类已自诩掌握了洞悉宇宙奥秘的钥匙，随着学问的进展，人们自信取得对自然的统治权只是时间问题，人类的福祉必将在光明的未来得到无限的提升。也正是在这 个时代，历史学家以如今看来颇为天真的语调，在历史上第一次宣称：历史是呈线性进步发展的。培根的功利科学的理想、牛顿的数学化的物理学、洛克的政治思想 再加上伏尔泰的老实人式的天真乐观，这便是照耀着十八世纪的欧洲的启蒙群星。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在历史上来给这个世纪做一个标签，那便是理性。是的，这是理 性觉醒的时代，古希腊的古典理性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压抑下沉睡了一千多年，终于站立在时代的地平线上，但却没有了古典时代的审慎与节制，从它灰色的阴影 中，我们依稀能预感到二十世纪的沉重梦魇。当时并非没有人有这样的预感，斯威夫特这个启蒙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冷眼旁观着当时的现代理性潮流，最早对启蒙筹 划提出了质疑。
斯威夫特（1667-1745）的幻想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以当时流行的旅行记体裁记述了小人国、大人国、勒皮它岛、慧骃国等四个国度的风土人情，他在作品中折射出当时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并以乌托邦的形式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王国。小人国影射的是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腐败、琐碎的政坛风景， 那里的人民数目村光、贪婪自私，其德行正好和他们的身体尺寸成比例。与之相反，大人国里的人民则是民风淳朴、安逸自足的巨人，他们高尚、正直，一如斯威夫 特所仰慕的古希腊城邦的古代公民。勒皮它岛上有个飞岛，借助磁力装置悬在空中，上面居住的是一群整日思考数学和音乐的国王和臣子们，他们对于其他一切包括 妻子儿女都漠不关心，行事怪诞，性情乏味，斯威夫特用以来讽刺当时的皇家协会。而飞岛上的统治者对飞岛下方的人民的残酷压迫，显然体现了斯威夫特对科学可 能带来的极权统治的不详预感。在慧骃国里，人和马的统治次序被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低贱的畜生，而马则变为高贵的主人。在此，斯威夫特对人类的道德状况深感 绝望。
斯威夫特在本书里采用的是乌托邦幻想小说的形式，但却与当时流行的类似小说迥然相异。如果我们追溯现代乌托邦的谱系，可以发现它们最早都是千 篇一律的理想国或者说正面乌托邦，从《乌托邦》、《太阳城》到《基督城》，无一例外。培根的《新大西岛》无疑也在这个谱系之内，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把乌托 邦的展望和科学的进展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科学的乌托邦。直到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击碎了人们对进步的幻想，才开始出现反面意义的乌托邦， 《美丽新世界》、《1984》和《我们》皆属于此。斯威夫特的意义在于，早在乌托邦幻想兴起之时，他的作品中就已综合了正面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的双重幻想。小人国、勒皮它岛可以归为反面乌托邦，而大人国和慧骃国则可以算作正面乌托邦。《格列佛游记》全书呈“反面—正面—反面—正面”结构，反面乌托邦与 正面乌托邦相互交织，既对启蒙的未来深感忧虑，又不失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但我们再细加分析又将发现，即使是他的正面乌托邦，也与当时的流俗迥然相异。几乎 所有的乌托邦幻想家都把他们的理想指向了未来或异域——一个在当时地处欧亚西北一隅的人们所未曾经验过的时间或空间，斯威夫特一反潮流，把目光投向了古代 的，在他的大人国与慧骃国的异域旅行中，我们从中轻易地识出了古典时代的高尚与优雅。因此，斯威夫特的乌 托邦并非是幻想的，更非是理性的狂妄设计，相反，它思慕古代崇尚古典，用记忆批判时代，把他的理想和反思投入一个奇异的乌托邦之中。这里有一个曾经存在但 现已不存在的黄金时代，因此它是可以归入正面乌托邦的谱系，同样，这里也有一个渐渐呈现或人们意欲实现的可怕世界，并且在前者的反衬下愈显荒谬和丑陋，因 此它也可以归入反面乌托邦的谱系。正是他对古代的仰慕，让他所创造的乌托邦呈现了正反面的交织与冲突。
这种冲突也就是古代与现代的政治与哲学与冲突。斯威夫特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启蒙运动冷眼相向，在所有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斯威夫特都毫不犹豫地站 在了古人一边。启蒙意图以科学取代习俗，以理性取代迷信，以进步取代蒙昧。根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运动乃是人类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走向成熟的过程， 所谓成熟，也即无需别人的引导而有勇气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的口号正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用理性指引自身，这正是康德对理性的看法。但 康德所表述的乃是一种自我确证的理性，一种内心的道德律令，我们不应忽视它所对应的头顶之上的灿烂星空。启蒙主体并不仅仅满足于为自然界立法，它还意图以 理性的力量征服自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权力”正是这一功利理想的最初表达。在他的《新大西岛》中，培根构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一群所罗门宫的科学家 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管理着整个国家。他们集知识与德行于一身，德高望重而极富权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和谐有序富足安康。历史上第一次，培根把 政治奠基于科学而不是公民与统治者的德性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培根痴迷于科学的功利效果，一方面还因为他认为科学可以促进德行教化。斯威夫特在这两点恰恰 与培根乃至一切启蒙倡导者截然相对。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用勒皮它飞岛来回应培根的新大西岛，用拉格多科学院来回应所罗门宫，用反科学的乌托邦来回应科学的乌托邦。勒皮 它岛上的科学家和统治者们终日痴迷于抽象科学，罔顾人世的习俗与生活，他们拙于行动，凡事都需用人的指引。对话要佣人提醒，妻子当面与人偷情，滑稽可笑而 不通人情。这样的人，注定是只顾仰头观察行星轨道的科学狂人，他们缺乏政治家所必有的现实感。更关键的在于，这样一群专家，即便称不上德性败坏也是毫无德 性可言的。因此，在知识与德性的问题上，斯威夫特是培根的一个反题。不仅如此，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威夫特同样对培根构成了一个反题。培根认为科学知 识作为一种福音，将会带给人类文明以福祉。但斯威夫特在本书却力陈科学统治的恐怖图景，勒皮它岛上的飞岛依据吉尔伯特新兴的物理学原理，悬于岛的上空并可 以调整高度和位置，如果岛上有一方人民反抗它的统治，那么他们的家园变会倾刻间被飞岛压成废墟。现代僭政与古代僭政的不同正在于，现代僭政是建立在理性与 科学的而非愚昧与狂热之上。斯威夫特尤其对科学家的政治统治心存警惕，他认为在科学与政治两门学问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用科学来指引政治必将导致政治的失 序。
斯威夫特所开启的这两个关于科学的主题在后世得到了持续的回响和深化。在科学与德性的问题上，卢梭最早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中做出回应，他 认为科学与艺术作为一种普遍性、超地域的东西，必然会败坏公民社会的道德基础。后来康德通过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为道德实践开辟 出一块内在性的空间，客观上把理性和科学从对它们的道德指责中暂时拯救出来。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最终对这种方案给予了批判，认为这种把 道德基础建立在内心的善良意志之上的尝试是无效的，道德最终会在物质利益的算计面前转变为野蛮。而在科学与社会的问题上，对科学导致极权主义的担忧同样表 现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神话已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这便是启蒙辩证法，它向我们揭示了基于算计的工具理性如何异化反过来奴役人本身，今天最大的神 话不是别的，正是旨在祛除神话的科学技术。
启蒙本意是让人免于盲目力量的支配，但越界的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盲目的力量。如果我们还要重申启蒙，那必然需要重思科学技术本身。驯服科学 技术，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是否可能，我们在悲观应对之时都需要一种希望的乌托邦，让我们免于绝望并从中汲取行动的勇气。斯威夫特的双面乌托邦所体现的恰是这种态度，而这正是他的意义所在，也是他比之某些所谓后现代大师的高明之处。
斯威夫特（1667-1745）的幻想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以当时流行的旅行记体裁记述了小人国、大人国、勒皮它岛、慧骃国等四个国度的风土人情，他在作品中折射出当时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并以乌托邦的形式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王国。小人国影射的是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腐败、琐碎的政坛风景， 那里的人民数目村光、贪婪自私，其德行正好和他们的身体尺寸成比例。与之相反，大人国里的人民则是民风淳朴、安逸自足的巨人，他们高尚、正直，一如斯威夫 特所仰慕的古希腊城邦的古代公民。勒皮它岛上有个飞岛，借助磁力装置悬在空中，上面居住的是一群整日思考数学和音乐的国王和臣子们，他们对于其他一切包括 妻子儿女都漠不关心，行事怪诞，性情乏味，斯威夫特用以来讽刺当时的皇家协会。而飞岛上的统治者对飞岛下方的人民的残酷压迫，显然体现了斯威夫特对科学可 能带来的极权统治的不详预感。在慧骃国里，人和马的统治次序被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低贱的畜生，而马则变为高贵的主人。在此，斯威夫特对人类的道德状况深感 绝望。
斯威夫特在本书里采用的是乌托邦幻想小说的形式，但却与当时流行的类似小说迥然相异。如果我们追溯现代乌托邦的谱系，可以发现它们最早都是千 篇一律的理想国或者说正面乌托邦，从《乌托邦》、《太阳城》到《基督城》，无一例外。培根的《新大西岛》无疑也在这个谱系之内，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把乌托 邦的展望和科学的进展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科学的乌托邦。直到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击碎了人们对进步的幻想，才开始出现反面意义的乌托邦， 《美丽新世界》、《1984》和《我们》皆属于此。斯威夫特的意义在于，早在乌托邦幻想兴起之时，他的作品中就已综合了正面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的双重幻想。小人国、勒皮它岛可以归为反面乌托邦，而大人国和慧骃国则可以算作正面乌托邦。《格列佛游记》全书呈“反面—正面—反面—正面”结构，反面乌托邦与 正面乌托邦相互交织，既对启蒙的未来深感忧虑，又不失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但我们再细加分析又将发现，即使是他的正面乌托邦，也与当时的流俗迥然相异。几乎 所有的乌托邦幻想家都把他们的理想指向了未来或异域——一个在当时地处欧亚西北一隅的人们所未曾经验过的时间或空间，斯威夫特一反潮流，把目光投向了古代 的，在他的大人国与慧骃国的异域旅行中，我们从中轻易地识出了古典时代的高尚与优雅。因此，斯威夫特的乌 托邦并非是幻想的，更非是理性的狂妄设计，相反，它思慕古代崇尚古典，用记忆批判时代，把他的理想和反思投入一个奇异的乌托邦之中。这里有一个曾经存在但 现已不存在的黄金时代，因此它是可以归入正面乌托邦的谱系，同样，这里也有一个渐渐呈现或人们意欲实现的可怕世界，并且在前者的反衬下愈显荒谬和丑陋，因 此它也可以归入反面乌托邦的谱系。正是他对古代的仰慕，让他所创造的乌托邦呈现了正反面的交织与冲突。
这种冲突也就是古代与现代的政治与哲学与冲突。斯威夫特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启蒙运动冷眼相向，在所有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斯威夫特都毫不犹豫地站 在了古人一边。启蒙意图以科学取代习俗，以理性取代迷信，以进步取代蒙昧。根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运动乃是人类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走向成熟的过程， 所谓成熟，也即无需别人的引导而有勇气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的口号正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用理性指引自身，这正是康德对理性的看法。但 康德所表述的乃是一种自我确证的理性，一种内心的道德律令，我们不应忽视它所对应的头顶之上的灿烂星空。启蒙主体并不仅仅满足于为自然界立法，它还意图以 理性的力量征服自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权力”正是这一功利理想的最初表达。在他的《新大西岛》中，培根构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一群所罗门宫的科学家 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管理着整个国家。他们集知识与德行于一身，德高望重而极富权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和谐有序富足安康。历史上第一次，培根把 政治奠基于科学而不是公民与统治者的德性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培根痴迷于科学的功利效果，一方面还因为他认为科学可以促进德行教化。斯威夫特在这两点恰恰 与培根乃至一切启蒙倡导者截然相对。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用勒皮它飞岛来回应培根的新大西岛，用拉格多科学院来回应所罗门宫，用反科学的乌托邦来回应科学的乌托邦。勒皮 它岛上的科学家和统治者们终日痴迷于抽象科学，罔顾人世的习俗与生活，他们拙于行动，凡事都需用人的指引。对话要佣人提醒，妻子当面与人偷情，滑稽可笑而 不通人情。这样的人，注定是只顾仰头观察行星轨道的科学狂人，他们缺乏政治家所必有的现实感。更关键的在于，这样一群专家，即便称不上德性败坏也是毫无德 性可言的。因此，在知识与德性的问题上，斯威夫特是培根的一个反题。不仅如此，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威夫特同样对培根构成了一个反题。培根认为科学知 识作为一种福音，将会带给人类文明以福祉。但斯威夫特在本书却力陈科学统治的恐怖图景，勒皮它岛上的飞岛依据吉尔伯特新兴的物理学原理，悬于岛的上空并可 以调整高度和位置，如果岛上有一方人民反抗它的统治，那么他们的家园变会倾刻间被飞岛压成废墟。现代僭政与古代僭政的不同正在于，现代僭政是建立在理性与 科学的而非愚昧与狂热之上。斯威夫特尤其对科学家的政治统治心存警惕，他认为在科学与政治两门学问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用科学来指引政治必将导致政治的失 序。
斯威夫特所开启的这两个关于科学的主题在后世得到了持续的回响和深化。在科学与德性的问题上，卢梭最早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中做出回应，他 认为科学与艺术作为一种普遍性、超地域的东西，必然会败坏公民社会的道德基础。后来康德通过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为道德实践开辟 出一块内在性的空间，客观上把理性和科学从对它们的道德指责中暂时拯救出来。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最终对这种方案给予了批判，认为这种把 道德基础建立在内心的善良意志之上的尝试是无效的，道德最终会在物质利益的算计面前转变为野蛮。而在科学与社会的问题上，对科学导致极权主义的担忧同样表 现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神话已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这便是启蒙辩证法，它向我们揭示了基于算计的工具理性如何异化反过来奴役人本身，今天最大的神 话不是别的，正是旨在祛除神话的科学技术。
启蒙本意是让人免于盲目力量的支配，但越界的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盲目的力量。如果我们还要重申启蒙，那必然需要重思科学技术本身。驯服科学 技术，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是否可能，我们在悲观应对之时都需要一种希望的乌托邦，让我们免于绝望并从中汲取行动的勇气。斯威夫特的双面乌托邦所体现的恰是这种态度，而这正是他的意义所在，也是他比之某些所谓后现代大师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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