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的思维来思考人生

如果将人生的期限定在80年的话，那我现在还有56年可以活呢。
参考了我家族的平均寿命，以及人类预期寿命普遍增加的趋势，80已经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以一生的长度来说，现在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舍本逐末，为了眼前的愉悦，而牺牲未来的享受。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疯狂地熬夜，透支自身的身体。

想想我们已经多长时间没有在11点钟之前上床（我指是躺在床上睡觉，不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想想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在8点钟前起来看到朝阳升起。前段时间去体检，有一项是中医把脉，医生说，正常人应该11点就睡觉了，如果是常年熬夜的话，到了40岁以后，你的身体就会受不了。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非做不可。但是这个非做不可却仅仅限于当时候的小环境，如果我们考虑事情的时候，愿意把目光放远一点，就会明白，非做不可其实只是并非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可以以经济学的思维来思考人生。

首先我们将人的快乐定义为“效用”，从而可以进行动态分析。我们不去探究人的快乐（效用）具体的数量，以免落入无止境的哲学讨论。我们只研究快乐在人一生中的趋势，而成本就在于我们自身的身体机能，因为这是实现快乐的基础。人生总的快乐是一条无差异曲线。因为我们彼此度与快乐的追求不同（物质或者精神享受带来的快乐感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相同），所以不同的人分布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区域。假如我们将精神享受设置为纵轴，将物质享受设置为横轴，那么重精神追求的人无疑是在无差异曲线的上方，而物质享受者则会分布在无差异曲线的下方。

越来越明白，如果任何事情都以一生的长度来衡量的话，我们的情绪波动就不会那么激烈。如果悲伤分配到长期，快乐平摊到长期，那么我们大概心情就能够平和很多。就好像经济学上所说那样子，平滑消费。巴罗模型解决了代际之间传递的困惑，同样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衡量风险的时候要从长远来打算的。我们的努力工作，除了得到自身的价值之外，也是出自于物质上的需要。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成为人类繁殖下一代的条件。现实一点的极端例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买房子，因为只有买了房子才能娶老婆，才能有下一代。

假如以内生性增长模型来看，人体的机能就像储蓄（或者储蓄率）。人生的前半期，体力趋于巅峰，到了35岁过后就开始逐渐下降了。在体力旺盛的时候，我们对于快感或者痛苦的敏感指数更高。因此随着体力机能的下降，我们可以形容为我们体内的“储蓄”正在下降。
内生性增长模型已经告诉我们，储蓄（率）的下降将会导致最终的均衡水平降低。

虽然这个观点有两个理由可以反驳，第一个就是及时行乐。人的精力随着年龄的增大或逐渐谁退，前期身体机能逐步迈向巅峰，到了后期身体机能就会走下坡路，让我们对于快乐的触感变低。（这是一个观察例证，因为我还没亲身体会到老年的衰退，本人身体暂时还好）。所以今天同时间的快感是比将来同一时间段的快感要来得强。另外一个支持，及时行乐的原因是折旧的存在，明天的快感要这就成为今天的乐趣，在价值上就会减少。虽然并不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利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我们的身体退化的速率作为折旧率。

但是这个及时行乐的观点，却因为科技因素的加入而站不住脚。科技进步好无疑问是会提高劳动生生产率，就是说我们未来制造快乐的成本将会降低。每个“行乐”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快乐”成本，而生产资料是有限的（人的体力有限，身体机能会损耗，将我们的身体机能想象成一箱装满的油，渐渐地油就烧光了）。未来我们得到的每份快乐，只需比现在更少的投入和身体消耗。所以，节省体力（等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增加储蓄），我们的在未来的快乐感会更多（等于经济学上的未来收入水平更高）。

另外一个及时行乐的理由在于，我们无法预计我们的生命将会在何时终结。以上所有的定义，都是基于我们拥有整个生命的长度的前提得出来的。世事变幻，人生无常，没有人能够百分之一百肯定自己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虽然这是悲观主义者的论调，但是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只能说的这种可能很小。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平均死亡率大致符合正态分布。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寿命百分之九十等是在正常的区间内，不妨将整个区间设置为60到90岁。这个长度已经足够让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了。如果真的不幸沦为那剩下的百分之十，那真的就是不幸了。
越来越喜欢道家的中庸之道了，我们只是正态分布钟形条形的中部。绝大部分的人生都只是限于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内，太好或者太差都只是个别。而无为而治，也不过是在教育我们，世界上并没有是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