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未来

仿佛前三年里导师各种各样的课程到头来几乎就可以归结为一个论点：“语言自有其生命”。而爱尔兰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证明人们可以光复一个国家，但没法光复一门语言。哪怕有辉煌的中古爱尔兰语文库和众多穷据欧洲大陆荒凉一隅的盖尔语岛屿，哪怕有声势浩荡的复国运动和最好的近现代作家支持的文学复兴运动，爱尔兰语还是渐渐告别了它的历史。导师年轻时在芝大录音文档里听到爱尔兰著名民间歌手Joe Heaney的访谈，也深受Paul Friedrich在九十年代符号人类学思潮中进行的文学研究的影响，认为这门语言会以特殊的方式投射在爱尔兰人的心灵中，它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于是他花了十三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其间有五年时间纯粹就在学习爱尔兰语，去了爱尔兰西海岸小岛，用不多的资费跟心爱的爱尔兰姑娘在一门课程中注册一个位置，轮流上爱尔兰语课。还有好些年跟随地下乐队在都柏林和欧洲大陆巡回演出爱尔兰音乐，最后是村庄中快乐又无奈的田野调查，一边教书一边完成论文写作，娶了心爱的姑娘，再没有离开爱尔兰。
 
那么他这些年里可有实现年轻时的想望呢？准确说他花了十三年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结果的论题，但探寻的过程中他触及了一些我认为更加深远的东西。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复兴运动及其催生的机构记录了大量民间口头文学展演和通过资助的方式鼓励保留了一些盖尔语区人们的生活；建国后国家在学校等公共机构设立标准爱尔兰语课程，建立爱尔兰语文档，并立法推行；无论最初的立意如何，这些却渐渐把爱尔兰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放进了一个博物馆式的框架里，封存在“过去”。其中最糟糕的元素是:1标准爱尔兰语的语法系统和短语记录方式是根据英语制订的;2在建立爱尔兰语文档时，保守文学复兴运动者只保留被认为是纯粹盖尔语的语段,剔除所有爱尔兰语在殖民时期与英语交流产生的混合语段，而那些语段往往是正在使用并包括在语言发展进程里的。一批学者文人由此出发，关心如何使这种语言焕发真正的生命，继续其在思想史中的角色。其中有两位导师曾深入研究的文人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他们的角色都是激进文学复兴运动者，但他们准确地看出记录在案的爱尔兰语文档指向一种封闭盖尔语区下层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在英国法律和大饥荒造成的移民潮等多重影响下将近绝迹。如果以爱尔兰语无法进行优秀和可供交流的文学创作并进入欧洲精英文化圈,那么它只能属于消逝的往昔。

剧作家辛格（John M. Synge，1871-1909）曾赴欧洲游学多年，主要在德国学习音乐，也在索邦学习过一段时间文学理论和欧洲语言，并最终定居巴黎。当他渐渐显露写作才华，正在探索铸造自身风格时，叶芝建议他赴阿兰群岛（Aran Islands）作一段时间考察，并嘱语“文学风格诞生于新素材带来的震慑”。阿兰群岛是爱尔兰西海岸自高威城向大西洋散出的一系列小岛屿，荒瘠多岩，终年海风呼啸，维京海盗在探索爱尔兰境域时很自然地掠过—它们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劫掠的。17世纪中叶，大批天主教徒从爱尔兰各地逃向阿兰群岛以逃避新教殖民者，于是这些小岛渐渐变成盖尔语及盖尔农民生活方式的保存地。我曾自高威湾乘渡轮赴辛格曾长期居住的Inishmann (‘middle island’)，小岛有苍凉辽阔的景观。我在向三位长者问路时确认他们确实不说英语，并花了将近两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吃饭喝水的地方，在焦渴饥饿之下往岛内越走越深，长时间不见人影，回望海湾，渡轮已经开走了。这里和高威城之间的渡轮一日只有三次往返，这已是第二趟的来程，想到若我继续迷路下去会错过傍晚的回程渡轮，心里愈发焦急起来。后来终于被路过的一辆运输车载往小岛生活区，车主常年在外地跑货，英语非常流利。我从他那得知今天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嫁到高威城，于是几乎全岛居民都去参加婚礼，留下的老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盖尔语单语使用者，这些人在爱尔兰的数量绝对大大少于熊猫在我国的数量。在车主的帮助下，我在一个酒吧点上了一顿午饭和瓶装水，还和酒吧主人及另外两位老人聊了好一会。我当时赴阿兰群岛的一大目的是为其中一篇学期论文搜集材料，题目是爱尔兰民间哀悼仪式。我从老人处得知爱尔兰主体岛屿上二十世纪初已经消失的丧葬期间‘娱乐守灵’(merry wake)和由职业丧妇唱诵的韵体哀悼歌谣（keening）在阿兰群岛被保留至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时还出现过非常类似的一例；且因为岛民群体规模小，职业丧妇和教士之间在丧葬仪式上的交锋和交互影响要远远更为有趣。出了酒吧后我小心地把通往海湾的路保留在视线之内，在生活区绕行了一个大圈，走上一个四世纪时的军事壁垒远眺岛屿边缘的悬崖，路过无数圣母壁龛、圣泉，最终找到了辛格曾生活了数个夏天的石屋，屋顶的茅草已全部被吹走了。

辛格在阿兰群岛曾度过六个夏天，收集民间传说，记录农民的生活，练习爱尔兰语。起初他的想法和欧洲19世纪许多民俗学家一般是探寻天主教管理之下古老的异教信仰残留，和原生的乡村生活方式及道德体系。所不同的是，辛格的关怀似乎不完全在这些所谓的本土思想保存者，而更在一个理念。对于爱尔兰语的命运和所谓本土文化，他的考虑现实而悲观。即便当时在爱尔兰广泛设立盖尔语学校，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古代史诗中英雄库呼兰（Cú Chulainn）的传说和一个在文学复兴时期被改成了国民英雄传说的故事群（The Finn Cycle），同时将西海岸农民生活作为本土文化模板加以固定和传播，辛格仍然认为爱尔兰语随同盖尔农民的生活在短时期内终将消逝。
在阿兰群岛度过的时日带给他至深的哀伤，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殖民者影响下岛上极为古怪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都使当地生活呈现一种沉闷枯竭无望的景象。和大部分文学复兴运动者力图呈现的英勇高贵的农民形象相异甚远，辛格所见的是一种压抑和暴力倾向的人格。在与“The Aran Islands”同时期写作的剧本“骑马下海人”（Riders to the Sea）中，辛格曾重现一个老妇人，她的丈夫和所有的六个儿子都死于大海。当第五个儿子的尸首被捞起时，面目模糊，能够确认他身份的只有衣袋里的物件，除此之外，那身体，那衣物，都和岛上从无个性的无数人一模一样；当最后一个儿子忽略她的建议欣然赴海，老妇人却无法发声，无法对他说出她的愤怒、哀伤和斥责；她对儿子最后的话语让位于某些僵死的语汇，和每个从无个性的盖尔区母亲所说的一模一样，她就像希腊神话中可怜的Echo。在辛格精彩毒辣的剧作“西方世界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中，留着自由放荡的血液的妇人抱怨着在教士处“无可忏悔”。辛格意识到，无论盖尔区的生活如何高贵如何最后保存了属于爱尔兰人的卓尔不群，代价是无法估量的。在他的字句中，有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宗教大法官”的追问。巴赫金用了两部书探索陀式那消失了的声音，有一些话语只属于“宗教大法官”，它们必须脱离著者。辛格拒绝了格雷高里夫人（Lady Gregory）凝练和抽象化角色的建议，拒绝了复兴运动者们打造高贵勇敢盖尔农民形象的要求，拒绝了爱尔兰语，他认为一些属于爱尔兰人的东西是永恒而特别的，他想要展现的是“爱尔兰性”（Irishness）。这种个性以海波尼亚式英语发声，比起都柏林城中用英语思考的同时努力使用“纯正”爱尔兰语的人们，他试图给予其声音的人们说的是英语，却用爱尔兰语思考。“阿兰群岛”一书成了超长的纪实写作，如若要找类比，我心中的首选是海明威的“午后之死”。

辛格在圣三一学习期间初涉古爱尔兰文学和法律，推论古爱尔兰妇女们远远不同于文学复兴者理想中贤淑忠顺的盖尔妇女，因他在记录中看见她们自由地休掉不育、性无能甚至不够勇敢的丈夫。在他的文学想象中，这种被压抑的古老血液必在殖民后苍凉枯竭的西部以暴力寻找一个出处。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替罪羊，一个为这些女人们带来关于暴力的谎言和真实性爱气息的男人，一个西方世界最后的花花公子。在辛格的想象中，Irishness意味着伴随暴力的诗意，甚至自早于基督教化时期的爱尔兰，诗歌的花朵就牢牢扎根于强韧的土壤。他为他的花花公子和因之找到忏悔素材的强悍盖尔女子书写的命运既是暴力诗学的绽放，亦象一则寓言，女子终于会回归到那个从无个性的群体，花花公子终究无法杀戮。然而就像菲茨杰拉德以一个俗套爱情故事为他的年代奉献了最好的文学作品，辛格的“花花公子”亦堪称有此成就，他所做的同样是书写一种特别的“声音”，辅以属于天才的文学想象和伟大的文学语言。海波尼亚式英语是他为光复爱尔兰语给出的答案，而就如他没有发表的剧本一样，这永无可能被爱国主义者和文学复兴者认可，因为他们想要的nation-state需要一种标准语进行管理，需要另一种标准语作为凝练“想象的共同体”的理想。

那么，有没有另一种答案呢？
 
Máirtín Ó Cadhain（1906-1970）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也是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教会人士，但他的终极关怀是爱尔兰语及爱尔兰语文学的命运。即便在最需要表明立场的政治辩争中，他也承认教区运作对爱尔兰语使用的积极影响。他是用现代爱尔兰语进行先锋文学创作最出色的作家。在他的想象中，爱尔兰语的使用是一分为二的，韵体诗可保存所有传统创作元素和语段，叙事文体则可用于进行锐意创新。在他最著名的小说Cré na Cille (Graveyard Clay)中，他使用属于现代欧洲小说的框架，却在人物对话中塞进各种爱尔兰语文段，包括日常对话，民歌，哀悼，方言讽喻等等。Michael Silverstein无疑认为所有现代小说都带着标准化国家语言的意识形态，Ó Cadhain的写作方式或许也和所有爱尔兰近代知识分子一样是英式的，但这不在他的理想之内。于是在英语和没有未来的爱尔兰语方言的夹击之下，他用了一个多重反讽的文学框架。首先他把场景设定在一个不辨时间、空间的坟墓里，并确保所有人物口中的爱尔兰语都是西部方言中的陈词滥调。在这个小说的框架中，他可以通过不同人物进入坟墓时出于生前回忆产生的关于死后地位的争执创造一个所谓的爱尔兰乡村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同时也通过这些人物对生前地理环境的回忆重塑由社会意识形态塑造的moral geography，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跻身具反思性的现代文学之列。他的这番努力却是通过使爱尔兰语方言中的特定词汇参与搭建框架和推动小说情节实现的。那些词语既是流传久远的特定民间短语的一部分，也是使整部小说的语言具有新的生命力和诗意的点睛之笔。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进了坟墓”，这些生动、有力量并深具表演性魅力的语言在“死者口中”。至于爱尔兰语怎样才能有自己的未来，有怎样的未来，作者从没有探索出一个确定的方向，人们也已经在为小说捧腹大笑的同时忘记了。这部小说在爱尔兰语阅读者中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它在电台连载播出后，里面的许多语段成了爱尔兰语区新的陈腔滥调，成了那些“流传久远”的短语的成员。人们都没有特别留意这些陈词滥调只有在尸体口中才如此好笑。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它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不可翻译。Ó Cadhain的努力或许已经是现代爱尔兰语创作的巅峰，却离把爱尔兰语文学带入精英文学殿堂的愿望相差甚远。文学亦自有其生命，Ó Cadhain的创作使爱尔兰语有了一种焕发新生的可能，但作为小说本身，它无法展现一个可在意识中自由延伸的社会全景，也无法在自身中蕴含未来。

如前所述，导师所探寻的答案比他当初所想象的要更为开放，而我在其中看到一种语言如何贴近又远离近代爱尔兰最美亦最哀伤的文学思想，走过曾以它想象的多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