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理想主义者的良师益友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举世震惊。此后，在西方知识分子们之间，就流行开来一种指责西方各国政府的思潮。他们认为，如果在当时，西方政府能够决心以武力介入卢旺达的内战，则可以制止那场大屠杀。

后来，在1999年的科索战争期间，美国用兵巴尔干半岛；9•11之后，美国政府又出兵进攻伊拉克，终于实践了那些理想主义的学者们的主张。并且倚仗强大的空中力量，一举全胜。在西方的理想主义学者们看来，这表明了正义的理念得到了伸张，而恶人们遭到了应有的严惩。

但是，2006年， 伊拉克却因为宗教分歧而引发了暴力冲突，其恐怖程度，甚至与以前的萨达姆政府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部分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开始反思。至少，他们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主张是存在缺陷的。

本书的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就在此书中坦承，他自己起初也服膺于理想主义。但是，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亲身的经历促使他开始了更深入的反思。

作者甚至提出，以伊拉克的地理、历史环境而言，一个严厉、专治的政府维持着平静的秩序，也许并不是最糟糕的选择。否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族群之间，必然会陷入腥风血雨的仇杀恶斗之中。在这片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自从远古洪荒时代以来，就浸透了许多不同民族人群的鲜血。

作者以同样做为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尼罗河流域为例，叙述说，埃及地区北抵地中海南岸，四周有沼泽沙漠天险把埃及与周围地区隔离开来，所以在历史上很少遭到外来敌人的入侵，在安全平稳的环境下独立自主地发展着自己的文明。

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这片土地位于人类迁徙旅途的枢纽地区，四周平坦，无险可守，无论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谁，都很难抵挡入侵者的攻击。

所以，如果忽略了地理的历史因素，则无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做出正确的评判。自从古希腊的史学大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迄于近代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麦克尼尔、霍奇森诸人，都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地缘历史学科中最精辟的理论，却使得这门学科遭到了理想主义学者们的极度厌恶。看起来，似乎是因为对地理历史的强调，相形之下，抹杀了人类行为的能动作用。伟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改变世界的强烈信仰……，诸如此类的最为理想主义者们所珍视的人类品质，似乎都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冷酷论述之中，被贬低得无足轻重了。

但是，正如作者所述，观察欧洲的地理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欧洲大陆拥着极为复杂的地理环境。既有肥沃的平原，宽阔的大河，也有绵延高耸的山脉、曲折漫长的海岸。正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地理条件下，欧洲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克服种种不利条件，成为了欧洲大陆的真正主人。

作者在书中引述了希罗多德《历史》的一个故事：波斯大臣阿塔巴努斯劝阻大流士国王不要去进攻斯基泰人。因为斯基泰人是游牧民族，飘忽往来于严寒荒野之地。装备精良的波斯大军深入敌境之后，无所施展其武力。大流士不听劝谏，执意出兵。最后粮草不济，无功而返。

所以，正确地评估地理环境的因素，并不是一种宿命的态度，而是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而适应地理条件所迈出的第一步。

“统治东欧者，必定统治心脏地带。统治心脏地带者，必定统治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必定统治全世界。”

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所谓的‘心脏地带’，就是历史地理的枢纽。因研究对象不同，这‘心脏地带’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如果以西欧为研究对象，则东欧平原是为心脏地带。若以环地中海为研究对象，则希腊土耳其之近东地区是为心脏地带。若以欧亚大陆为研究对象，则中亚高原是为心脏地带。

细读此书中有关于‘心脏地带’的论述之后，感觉似乎与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中原’观念十分接近。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与‘统治心脏地带者，必定统治世界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的作者既然是美国人，那么，他在观察世界形势时，就总是从维护美国的立场来加以考虑，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相对于欧亚大陆，无论是英伦三岛，或是美洲大陆，都仅仅是海外孤岛而已。英国的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上，主张遏制欧陆强权普鲁士、俄罗斯。二战期间的美国人斯皮克曼则更多地主张从海洋方面钳制欧亚大陆，唯如此，才可以长久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

本书的作者深受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影响，所以，在此书的精辟论述之中，也混杂有一些并不怎么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我们在阅读时，对于其中的某些论述，应该是有所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