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余华的停滞与疲沓

如果说前作《兄弟》是给许多热爱余华的读者以重重一击，或曰“下马威”的话，那《第七天》就是持续的创作信誉透支了。余华是国内作家中地位奇特的一位，先前自《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未有新作问世，若放在别人那里，或许会有世事纷纭、几被遗忘的遭际，但于余华，其潜在的声誉不降反升，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存在。因之，《兄弟》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不过市场虽然成功，但评论口碑却众议纷纷、毁誉参差，为余华前期作品几乎一边倒的赞誉中夹杂进异样的声音。如今，《第七天》的出现，给了观察余华创作进一步走向的实物标本，然而可惜的是，余华这部七年后的作品，并未透露其任何回勇之势，只是表明了他对微博与社会时事的热爱与关注，并付诸实践而已。以前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小说开始的时候；不知余华有无听闻，但他事实上正是以《第七天》验证之。其效果似距离期望甚远，新闻固然止步了，手拿小说之笔的余华却并未多走几步，更不必说真正深入事物的肌理与内脏深处了。

《第七天》“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杨飞，拥有自己的故事，但于整部作品而言，他更像是一个串场人物，由其将散落各处的多个故事连接起来。“第七天”之谓，自然有前六天在先，如此七章结构倒是现成，表面看似有灵巧处，但实质讨巧的成分更多些（另一种样式的《十日谈》罢了，不过时日略少几天）。

余华将这许多故事串连在一起，显然是以苦难意识为灵魂线。苦难与绝望，直至进入余华在书中营造的“死无葬身之地”，一切的一切，均表明了作者的现实关注。且让我们看一下这些故事都包含了什么内容：墓地与殡仪馆火化等级分明，贫富之间有着明确的界线；强制拆迁，导致悲剧不断；商场大火，死亡惨重，官方在死亡人数上大作手脚；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引来舆论哗然；城市中有一个群体以租住地下室生活，被称为鼠族；一杀人犯已被枪毙，被杀者却忽然出现，冤假错案即使纠正也不能使人死而复生了；一青年有冤屈，问题不得解决，怒而杀警察泄愤；打工者为给女友买墓地，甘愿在黑市卖肾换钱，自己亦伤重死去等。如此这般，我们是否似曾相识，或说熟悉之极？一个作家肯于、敢于直面现实，自然是好事，不过既然是文学创作，就要以文学的尺度要求及衡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余华在面对这个难题时，自然是有过深入考虑的，他最终选取了一种超现实的，或说魔幻的手法，即以鬼魂为主角来叙事，如此之多故事的针头线脑纳入这个框架与轨道，转眼间有了某种秩序，获得叙述的自由与合理性。不过这一手段仅只为形式的皮毛而已，重要的是将现实的真切与苦痛转化为文学的真切与苦痛，方是小说家根本性的工作。于此，我遗憾地看到，余华似陷入失措之中，他做了多种尝试，却总是无法自现实的土壤之上升华至文学的空间。这种快火猛烧的方法，能否展示出那残酷、苦难与绝望来，大可质疑。整部作品情绪的调门拉升得很高，欲感染他人的意图历历如在目前，然而这反而露出了不少破绽，让我们感觉出那份急迫的刻意来。如果拿前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来做比较，可以看得更加分明，福贵、许三观的苦难不可谓不深重，但余华的叙述方式是点滴渗入，形象为先，理念潜隐，不急不躁，语调不阴惨反诙谐，那种情绪慢慢汇聚，最终充满我们的胸臆，达到了文学的真实。而《第七天》中的诸多故事都有着现实的真实，但进入文学的文本，却莫名地减色了许多，只能说在走向文学真实的路途中跌跌拌拌，始终无法到达理想的所在。

由于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不能融合交接，使得作者深思选择的超现实（魔幻）叙述手法不免如故作玄虚的烟幕弹，非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有为赋新词强说“鬼”的嫌疑。固然每一个故事中的幽灵均背负着深重的人间苦难，他们的诉说血泪交零、惨切如斯，但奇怪的是，如此的绝望情绪却不能完全地打动我们，虽感知其绝望，意识中反而升起某种“隔”的感觉来。苦难意识自然是作家的创作良心，但其酝酿应该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内倾的，文火炖之方有成功的可能，指望短期奏效只会适得其反。余华以前的创作大致有冷静克制、哀而不伤的特点，而在《第七天》中，煽情的成分令人讶异地处处皆是，这对文学中的苦难而言不能不说有着极大的戕害，使整部作品的基调向着情绪泛滥的一面滑落。因为有着这种基调在，虽然许多故事占的篇幅并不长，但阅读之已有繁冗累赘的感觉，在不高明的手法调度下，他人的哀伤仍只是他人的哀伤，如此多的悲痛仿若雾里看花，并未使读者感同身受，共鸣更是一种奢望了。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余华，那个写少年在细雨中奔跑呼喊、福贵似无止境的苦难、许三观的自得其乐及莫名悲伤的余华，我们为他笔下的人物展颜或唏嘘、默然，为那些作品中的灵光而注目与铭记，再看如今的《第七天》，其疲沓无力、粗糙而不修边幅，不免令人黯然了。

余华曾说过，“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这虽然不是针对《第七天》的宣告言论，但其思路的延续性却是显豁的。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前的作品基本与自己所处的时代隔开一定的距离，自《兄弟》之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大大增加，至《第七天》，几近尽数取材于社会新闻。小说家采撷新闻入作品，本不是什么稀奇事，太多的名作是这个来路，如《包法利夫人》、《高老头》、《罪与罚》、《群魔》、《复活》、《老人与海》等。我们可以发现此类成功作品的共同特征，某条社会新闻触动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以此为起点创作这部小说，一时一地的新闻事件固然是由来，却慢慢进入一个时代病症或典型的深邃轨道中，且有些更是具备了超越时间拘囿的哲学意义。再看《第七天》，火候欠缺未免太多，新闻存在于新闻之中也还罢了，若有了小说家的参与改造，却只是平移三尺开个小灶，加葱加姜加盐加酱加花椒，带来的仅为口味的浓重，质的嬗变未有发生，恐是难以服人的。

在《第七天》中，余华的语言的变化或退化也是严重的。他在早期《活着》等小说中的语言，简洁，轻盈中夹带反讽意味，富有举重若轻的弹性；如今的《第七天》中的语言似乎只剩下简单了，干枯而无味，重复中已然丧失了音乐元素。试比较《活着》与《第七天》的开头：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活着》）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第七天》）

小说的第一句话定下了整部作品的调子，《活着》的灵动之态显然，而《第七天》以阴沉与无谓的重复开端，直至延续到了缺乏感染力的“死无葬身之地”，方告终结。

记得曹禺晚年时，直言不讳的画家黄永玉在给他的一封信里，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重提此事并不是为了证实曹禺的雅量与黄永玉的直率，而是表明一个好作家是存在丧失某些创作特质的可能的。余华的创作历程明显地分为两截，前后作品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作家自然有着调整自己创作的必要，但紊乱的动荡却不太令人乐观，某种特质的恒定并非多余，写出好的作品方是终极的目的。对《第七天》做这许多剖析，并非为了酷评的快意，只是希冀一位好的小说家能够明了自己的长处与局限，早日寻回那一块莹莹有光泽的通灵宝玉。

                                               2013.6.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