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焦虑
为什么焦虑？首先，限定下焦虑，是指我们对自身身份的焦虑。那么身份由什么来定义？狭义来说，就是我们在团体、公司、或者社会中的地位；而这些其实就对应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马克思说，人是他社会关系的总和。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其实并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由他人，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我们的职业级别来决定。
因为不是由自己来决定，那么身份就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可能会因为财富的丧失在他人眼里变得一文不值，也可能因为失业下岗退休变成亲戚朋友眼中避之不及的瘟疫；还有可能因为权利地位的一落千丈，从此无人问津。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人势利，但你不能不承认此时，你感觉糟糕透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以及对于恢复名誉地位的焦虑让你几欲发狂。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①对身份的渴求
我们的“自我”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说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而这即是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追索与确定的渴求。
②势利者的围观与离去
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习惯上在普通学生姓名旁注上“sinenobilitate”，简略为“s．nob”。snob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势利眼。势利者包括一切过分强调一定价值观念的人。
这个社会上充满势利者，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势利者通常都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是最容易受到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影响的人。由于我们总是将自我身份的确定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上，因此当我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时，周围的人通常也都会随之势利地改变对我们的态度。
《金瓶梅》中不止有西门庆和“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春梅）”，还有一众势利的小人，是他们让得意时的西门家显得热闹喜庆；也是他们让落败的西门家更见得凄凉冷落。这些势利者不只是生活在明朝，他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因为总有年轻的一代加入，虽然起初他们不见得就喜欢权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去讨权贵者的欢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权利的追逐让我们变得势利，也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更加焦虑。
③期望落差
世界上成功的人并不少，而某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自从平等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后，“势利”这一带有贬抑和歧视色彩的用语才可能出现。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
社会鼓吹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而我们也雄心勃勃，自命不凡，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时，却发现现实的落差很快让我们在失重中醒过来。我们并不能如隔壁张三，邻居王五一样变成张总。我们尽力而为了，并在一开始就告诫自己，这是事关荣辱的事业，只能成功。因此，当我们失败时，羞辱就来得更加猛烈。这种对自己的过分期望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羞辱，还有怀疑与焦虑。
④社会达尔文主义
1870年，英国政府通过考试面向社会招聘政府公务员，这在英国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里程碑。贵族不再世袭，屌丝也可以逆袭。这样的精英崇拜制度伴随着工业革命，推销到了全世界。
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西方最底层社会一直流传着三个故事：
1 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穷人对社会贡献最多；
2 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就像耶稣在人世间时只不过是个木匠；
3 富人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他们的财富来自掠夺穷人。
而之后，西方最底层开始流行三个关于成功的新故事：
1 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富人的挥霍才给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有了得以生存的可能。从曼德维尔，到休谟，再到亚当斯密无不进一步丰满着这个故事。
2 身份与德行相关。——拿破仑的“任人唯贤”得到爱默生的推崇，因此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智识才能出众的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变得富有，而这样的富人则不仅富有，各个方面都比别人优秀。
3 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愚蠢。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眼里，救济寡妇，孤儿是有违生物学规律的，应该任劣者汰灭。因为社会给予大家公平的教育权利，而你依然没有成功，那么就只有一个结论，你天生蠢笨或者就是懒惰不堪。这样的人或者除了浪费社会福利，别无价值。
在18世纪中叶以前，穷人们安于社会等级地位的排序。他们承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阶级的稳定性和社会上下流通的可能性不存在，也让贵族心安理得，进而不那么苛刻（幸福的人总是更加宽容，而那些从小受尽嘲讽，吃尽苦头爬上高层的人总是特别苛刻）。西方贵族阶层即便家中奴仆无数，他们也不会无故奚落仆人，而是对其给予应有的尊重——如《飘》中的斯嘉丽和黑人奶妈的关系。
穷人们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不奢望在有生之年一朝变成上等人，因为知道没有希望改变，也就不存在期望落差，而习惯了天生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会被势利眼所伤害，更不会有邻居一夜之间鸡犬升天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的进步，精英崇拜制度给底层人民带来的痛苦，不只是穷苦本身，还有羞辱感——一种不配活在世上的道德谴责。
⑤现代职场人的焦虑来源
（1）变幻无常的才能
（2）运气
（3）雇主
（4）雇主盈利原则
（5）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当工作变成决定我们所能获得尊敬和关爱的多寡的关键因素时，我们对于身份的焦虑就完全受限于工作的需要。因为工作需要我们的才能，而完成工作也有运气的成分，雇主的喜好，雇主必须要赚钱的原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工作，进而决定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雇主和企业的盈利，也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稳定性。
人类对爱的需求总是保持稳定不变，成年后也丝毫不亚于孩提时代；因而当我们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确定条件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平衡时，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构成了我们身份焦虑的第五个关键原因。
因为不是由自己来决定，那么身份就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可能会因为财富的丧失在他人眼里变得一文不值，也可能因为失业下岗退休变成亲戚朋友眼中避之不及的瘟疫；还有可能因为权利地位的一落千丈，从此无人问津。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人势利，但你不能不承认此时，你感觉糟糕透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以及对于恢复名誉地位的焦虑让你几欲发狂。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①对身份的渴求
我们的“自我”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说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而这即是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追索与确定的渴求。
②势利者的围观与离去
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习惯上在普通学生姓名旁注上“sinenobilitate”，简略为“s．nob”。snob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势利眼。势利者包括一切过分强调一定价值观念的人。
这个社会上充满势利者，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势利者通常都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是最容易受到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影响的人。由于我们总是将自我身份的确定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上，因此当我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时，周围的人通常也都会随之势利地改变对我们的态度。
《金瓶梅》中不止有西门庆和“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春梅）”，还有一众势利的小人，是他们让得意时的西门家显得热闹喜庆；也是他们让落败的西门家更见得凄凉冷落。这些势利者不只是生活在明朝，他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因为总有年轻的一代加入，虽然起初他们不见得就喜欢权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去讨权贵者的欢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权利的追逐让我们变得势利，也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更加焦虑。
③期望落差
世界上成功的人并不少，而某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自从平等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后，“势利”这一带有贬抑和歧视色彩的用语才可能出现。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
社会鼓吹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而我们也雄心勃勃，自命不凡，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时，却发现现实的落差很快让我们在失重中醒过来。我们并不能如隔壁张三，邻居王五一样变成张总。我们尽力而为了，并在一开始就告诫自己，这是事关荣辱的事业，只能成功。因此，当我们失败时，羞辱就来得更加猛烈。这种对自己的过分期望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羞辱，还有怀疑与焦虑。
④社会达尔文主义
1870年，英国政府通过考试面向社会招聘政府公务员，这在英国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里程碑。贵族不再世袭，屌丝也可以逆袭。这样的精英崇拜制度伴随着工业革命，推销到了全世界。
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西方最底层社会一直流传着三个故事：
1 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穷人对社会贡献最多；
2 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就像耶稣在人世间时只不过是个木匠；
3 富人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他们的财富来自掠夺穷人。
而之后，西方最底层开始流行三个关于成功的新故事：
1 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富人的挥霍才给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有了得以生存的可能。从曼德维尔，到休谟，再到亚当斯密无不进一步丰满着这个故事。
2 身份与德行相关。——拿破仑的“任人唯贤”得到爱默生的推崇，因此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智识才能出众的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变得富有，而这样的富人则不仅富有，各个方面都比别人优秀。
3 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愚蠢。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眼里，救济寡妇，孤儿是有违生物学规律的，应该任劣者汰灭。因为社会给予大家公平的教育权利，而你依然没有成功，那么就只有一个结论，你天生蠢笨或者就是懒惰不堪。这样的人或者除了浪费社会福利，别无价值。
在18世纪中叶以前，穷人们安于社会等级地位的排序。他们承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阶级的稳定性和社会上下流通的可能性不存在，也让贵族心安理得，进而不那么苛刻（幸福的人总是更加宽容，而那些从小受尽嘲讽，吃尽苦头爬上高层的人总是特别苛刻）。西方贵族阶层即便家中奴仆无数，他们也不会无故奚落仆人，而是对其给予应有的尊重——如《飘》中的斯嘉丽和黑人奶妈的关系。
穷人们接受了上帝的安排，不奢望在有生之年一朝变成上等人，因为知道没有希望改变，也就不存在期望落差，而习惯了天生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会被势利眼所伤害，更不会有邻居一夜之间鸡犬升天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的进步，精英崇拜制度给底层人民带来的痛苦，不只是穷苦本身，还有羞辱感——一种不配活在世上的道德谴责。
⑤现代职场人的焦虑来源
（1）变幻无常的才能
（2）运气
（3）雇主
（4）雇主盈利原则
（5）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当工作变成决定我们所能获得尊敬和关爱的多寡的关键因素时，我们对于身份的焦虑就完全受限于工作的需要。因为工作需要我们的才能，而完成工作也有运气的成分，雇主的喜好，雇主必须要赚钱的原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工作，进而决定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雇主和企业的盈利，也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稳定性。
人类对爱的需求总是保持稳定不变，成年后也丝毫不亚于孩提时代；因而当我们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确定条件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平衡时，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构成了我们身份焦虑的第五个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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