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集》编辑手记(本书责任编辑杜永明)
从2012年3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决定由我来编辑《吴敬琏文集》,到8月份基本定稿,这五个月时间里,主要是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副主编刘英老师在做沟通、协调工作,我只是在做准备,主要精力还在编辑自己手头的书稿上。
从8月份开始,将近150万字的《吴敬琏文集》电子文本和待录入文稿陆续到位。首先要做的是文字录入工作,有30万字左右,然后进行校对。其次,把pdf文件转换成可编辑的电子文本,此间的主要工作还是以校对文字为主。与之同时展开的,是对全书的总体设计。
一句话“瘦身”
根据丛书主编和执行主编的规划,入选“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的思想家,每个人收录的文稿字数一般不超过120万字(word字数)。这样,不仅把最精华、最主要的作品和思想能够基本反映出来,而且从规模上讲,书编排出来就已超过150万字,足以编成每本500多页、三本1500多页、接近常人阅读极限的大部头成品书了。当时,吴老这里拿过来的书稿共分九个部分、实际字数150多万。第九部分主要是吴老为他人作品写的序言、书评文章,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只是对吴老改革思想的一个补充和扩展,加之文稿本身的字数已经超过了丛书规划,我们拟删除这部分内容。可是,考虑到吴老的身份、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我们又很担心。担心什么呢?一般说来,大多数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很重视,因为每篇文章都是自己心血的结晶。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删减他们的文章,比较难。更何况,这部分序言和推荐文章,绝大部分是为当时初露头角、当今声名赫赫的人们所写的专著而作,怎么能够删轻易删减?经过反复斟酌,并请示了社领导和执行主编后,我决定与吴老的助手范老师试谈一下。怀揣惴惴之心,手拨陌生的电话号码,即将步入未知的旅途,可耳边传来的却是清脆爽朗的和悦之音。“一切服从社里的统一安排。”11个字,冰释了我万语千言的腹稿。吴老文集的编辑工作,就这样轻松愉快地开始了。
编辑难题
吴老的文章,从1980年到2012年,时间跨度32年,发表载体多种多样。于是,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如下的难题:
(1)同一个人,有不同的称谓和译名(如雷朴实、雷诺兹;柯尔奈、科尔奈);
(2)同一个国家,称谓不同(如南韩、韩国);
(3)同一个词,不同时期用法不同(如叫做、叫作,八十年代、80年代);
(4)同一种注释,不同发表载体格式不同,有相当一部分注释的信息需要查补、核实(如缺译者、发表年份、出版单位等);
(5)同一篇文章,由于创作和发表时间不同,标题名称和标示日期也有所差异;
(6)文章发表时间,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不确定,需要核实;
(7)没有任何索引资料;
(8)部分文章,内容交叉或重复。
恶补功课
在编辑之初,通过收集和阅读相关资料,我了解了吴老的一些情况。同时,赶紧从国家图书馆借来发展经济学的书恶补功课。此外,遇到问题,不断向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范世涛老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刘英副主编求教,以致都闹出了不少笑话。就这样,在第三遍审读书稿时,才基本上弄清楚了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也基本明白了吴老文集中各篇文章的基本思想。
超负荷的工作量与亢奋状态
当时,由于还有《黄枬森文集》三卷本必须赶在2012年11月底出版的编辑出版任务,所以我就把晚上、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时间都用了起来。半年多来,一个月至少有10天左右是在白天黑夜连起来的情况下工作的。直到2013年除夕下午四五点钟,我还在办公室里工作。
虽然很累,但是在编辑过程中,吴老所写文章中散发出来的忧国忧民的情思、睿智深刻的分析、娓娓动听的语言表达,使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忘记了疲累,忘记了纷杂的外部事务。这就是我编辑《吴敬琏文集》时的工作状态和真实心情。
独出心裁的“笨”办法
在编辑方法上,由于需要编辑做的工作比常规图书要多,我在第二遍编辑过程中,想出了一个笨办法:围绕问题来编辑。比如第一次处理错别字(当然,错别字一直在处理中,直到第七遍通读),第二次处理数字表述方式,第三次查核文章发表时间,第四次查核马恩列斯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引文,第五次补全注释信息,第六次核实题注并统一格式,第七次查核且编辑人名索引,第八次编辑专题索引。
总之,每次只处理一个问题,做完一个就放过,不用在编辑其他问题时还有处理不全之处的担心。
这样虽然显得“笨”且慢,但是由于不会发生交叉和混乱,因而编辑结果是确切的放心的、编辑效率也是很高的。到了最后,我在把正文通读时,逐一对照上述各项内容,就能够做到全面准确、忙而不乱了。
全球首创的索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集的索引。在国内,学术出版物的索引很不规范,一方面国家缺少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另一方面,国家和业内也没有硬性的要求和约束。这样,国内学术著作的索引不仅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在市场化的“效率”引导和监管不到位的环境下,即使有索引,也是“琳琅满目”、“花样繁多”,让人感到茫无头绪。真想查找一些东西,必须自己亲自去书中查找,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不少出版社和译者把原来的外文索引甚至引文文献给“忽略”掉了,这样,你想查,到哪里去找呢?
在我开始编辑时,本书执行主编邢艳琦译审就明确要求,吴老这个文集很重要,我们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要把索引做出来。为了让“好马(文章)配好鞍(索引)”,我在编辑过程中,就特别留意相关的索引词,并在编辑样稿中做了标识。
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中文人名和外文人名,我请本书的特约编辑刘英副编审予以协助,她找人帮我梳理出来,在做最终版的索引时,剔除了我编辑过程中因修改而造成的“不对号”问题,并把外国人名的外文名称和中译名同时列示,这样就更便于读者查阅了。
关于专有名词,主要是结合自己编辑时的标注进行,先将之单独腾录出来,在最后专门制作索引而通读全稿时,又补充了一些遗漏的条目。这个初步的索引,范围比较大,尺度也比较松,接近3000条,主要是为了范世涛老师在专门审核时方便做“减法”之用。范老师对此审核了6遍,首先把不适合的条目剔除,其次把条目按照逻辑层次展开。这样下来,最后选用的条目仍然接近2000个。我们两人的电子邮件和手机电话,至今仍然记录着范世涛老师夜里甚至凌晨还对我指导修改的情形……
条目确定了,然后就是制作。经过查找和了解,我们选择了目前国内也是全球最好的索引制作公司——贺天作坊(bxlzbtpap@163.com 注:贺老师是国内索引研究领域的专家。目前国内使用的索引软件,主要是上世纪末开发的。而当今国外,最好的索引软件是美国的[虽然对中文支持得不好]。贺天老师借鉴吸收了美国软件的优点,开发出了全球最先进的动态、智能索引软件)。由于初次制作这样庞大的索引,许多问题不懂,我得向贺老师请教,贺老师不厌其烦地指点,我们两人熬到凌晨是经常的事情。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到了第七版的时候,索引终于制作完成。这个索引,不仅层次达到四五级,而且第一次兼容了国际标准和国内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学术图书出版领域,开创了全球索引的先河。国际标准要求全页码显示,国内标准只要把核心页码标示出来即可,我们在最后确定时,把核心页码用正常的字体和颜色标识,而把非核心页码用浅灰色标示,这样,重点、主次突出,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
当这个索引制作完毕后,已经是又一个拂晓了。
窗外的晨光已经照亮了屋内所有的空间。在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和贺老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晨光、这样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信念:用全部心力,为吴老的精品佳作添光增彩!
从8月份开始,将近150万字的《吴敬琏文集》电子文本和待录入文稿陆续到位。首先要做的是文字录入工作,有30万字左右,然后进行校对。其次,把pdf文件转换成可编辑的电子文本,此间的主要工作还是以校对文字为主。与之同时展开的,是对全书的总体设计。
一句话“瘦身”
根据丛书主编和执行主编的规划,入选“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的思想家,每个人收录的文稿字数一般不超过120万字(word字数)。这样,不仅把最精华、最主要的作品和思想能够基本反映出来,而且从规模上讲,书编排出来就已超过150万字,足以编成每本500多页、三本1500多页、接近常人阅读极限的大部头成品书了。当时,吴老这里拿过来的书稿共分九个部分、实际字数150多万。第九部分主要是吴老为他人作品写的序言、书评文章,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只是对吴老改革思想的一个补充和扩展,加之文稿本身的字数已经超过了丛书规划,我们拟删除这部分内容。可是,考虑到吴老的身份、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我们又很担心。担心什么呢?一般说来,大多数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很重视,因为每篇文章都是自己心血的结晶。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删减他们的文章,比较难。更何况,这部分序言和推荐文章,绝大部分是为当时初露头角、当今声名赫赫的人们所写的专著而作,怎么能够删轻易删减?经过反复斟酌,并请示了社领导和执行主编后,我决定与吴老的助手范老师试谈一下。怀揣惴惴之心,手拨陌生的电话号码,即将步入未知的旅途,可耳边传来的却是清脆爽朗的和悦之音。“一切服从社里的统一安排。”11个字,冰释了我万语千言的腹稿。吴老文集的编辑工作,就这样轻松愉快地开始了。
编辑难题
吴老的文章,从1980年到2012年,时间跨度32年,发表载体多种多样。于是,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如下的难题:
(1)同一个人,有不同的称谓和译名(如雷朴实、雷诺兹;柯尔奈、科尔奈);
(2)同一个国家,称谓不同(如南韩、韩国);
(3)同一个词,不同时期用法不同(如叫做、叫作,八十年代、80年代);
(4)同一种注释,不同发表载体格式不同,有相当一部分注释的信息需要查补、核实(如缺译者、发表年份、出版单位等);
(5)同一篇文章,由于创作和发表时间不同,标题名称和标示日期也有所差异;
(6)文章发表时间,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不确定,需要核实;
(7)没有任何索引资料;
(8)部分文章,内容交叉或重复。
恶补功课
在编辑之初,通过收集和阅读相关资料,我了解了吴老的一些情况。同时,赶紧从国家图书馆借来发展经济学的书恶补功课。此外,遇到问题,不断向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范世涛老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刘英副主编求教,以致都闹出了不少笑话。就这样,在第三遍审读书稿时,才基本上弄清楚了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也基本明白了吴老文集中各篇文章的基本思想。
超负荷的工作量与亢奋状态
当时,由于还有《黄枬森文集》三卷本必须赶在2012年11月底出版的编辑出版任务,所以我就把晚上、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时间都用了起来。半年多来,一个月至少有10天左右是在白天黑夜连起来的情况下工作的。直到2013年除夕下午四五点钟,我还在办公室里工作。
虽然很累,但是在编辑过程中,吴老所写文章中散发出来的忧国忧民的情思、睿智深刻的分析、娓娓动听的语言表达,使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忘记了疲累,忘记了纷杂的外部事务。这就是我编辑《吴敬琏文集》时的工作状态和真实心情。
独出心裁的“笨”办法
在编辑方法上,由于需要编辑做的工作比常规图书要多,我在第二遍编辑过程中,想出了一个笨办法:围绕问题来编辑。比如第一次处理错别字(当然,错别字一直在处理中,直到第七遍通读),第二次处理数字表述方式,第三次查核文章发表时间,第四次查核马恩列斯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引文,第五次补全注释信息,第六次核实题注并统一格式,第七次查核且编辑人名索引,第八次编辑专题索引。
总之,每次只处理一个问题,做完一个就放过,不用在编辑其他问题时还有处理不全之处的担心。
这样虽然显得“笨”且慢,但是由于不会发生交叉和混乱,因而编辑结果是确切的放心的、编辑效率也是很高的。到了最后,我在把正文通读时,逐一对照上述各项内容,就能够做到全面准确、忙而不乱了。
全球首创的索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集的索引。在国内,学术出版物的索引很不规范,一方面国家缺少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另一方面,国家和业内也没有硬性的要求和约束。这样,国内学术著作的索引不仅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在市场化的“效率”引导和监管不到位的环境下,即使有索引,也是“琳琅满目”、“花样繁多”,让人感到茫无头绪。真想查找一些东西,必须自己亲自去书中查找,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不少出版社和译者把原来的外文索引甚至引文文献给“忽略”掉了,这样,你想查,到哪里去找呢?
在我开始编辑时,本书执行主编邢艳琦译审就明确要求,吴老这个文集很重要,我们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要把索引做出来。为了让“好马(文章)配好鞍(索引)”,我在编辑过程中,就特别留意相关的索引词,并在编辑样稿中做了标识。
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中文人名和外文人名,我请本书的特约编辑刘英副编审予以协助,她找人帮我梳理出来,在做最终版的索引时,剔除了我编辑过程中因修改而造成的“不对号”问题,并把外国人名的外文名称和中译名同时列示,这样就更便于读者查阅了。
关于专有名词,主要是结合自己编辑时的标注进行,先将之单独腾录出来,在最后专门制作索引而通读全稿时,又补充了一些遗漏的条目。这个初步的索引,范围比较大,尺度也比较松,接近3000条,主要是为了范世涛老师在专门审核时方便做“减法”之用。范老师对此审核了6遍,首先把不适合的条目剔除,其次把条目按照逻辑层次展开。这样下来,最后选用的条目仍然接近2000个。我们两人的电子邮件和手机电话,至今仍然记录着范世涛老师夜里甚至凌晨还对我指导修改的情形……
条目确定了,然后就是制作。经过查找和了解,我们选择了目前国内也是全球最好的索引制作公司——贺天作坊(bxlzbtpap@163.com 注:贺老师是国内索引研究领域的专家。目前国内使用的索引软件,主要是上世纪末开发的。而当今国外,最好的索引软件是美国的[虽然对中文支持得不好]。贺天老师借鉴吸收了美国软件的优点,开发出了全球最先进的动态、智能索引软件)。由于初次制作这样庞大的索引,许多问题不懂,我得向贺老师请教,贺老师不厌其烦地指点,我们两人熬到凌晨是经常的事情。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到了第七版的时候,索引终于制作完成。这个索引,不仅层次达到四五级,而且第一次兼容了国际标准和国内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学术图书出版领域,开创了全球索引的先河。国际标准要求全页码显示,国内标准只要把核心页码标示出来即可,我们在最后确定时,把核心页码用正常的字体和颜色标识,而把非核心页码用浅灰色标示,这样,重点、主次突出,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
当这个索引制作完毕后,已经是又一个拂晓了。
窗外的晨光已经照亮了屋内所有的空间。在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和贺老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晨光、这样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信念:用全部心力,为吴老的精品佳作添光增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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