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致命的自负—理性的看待理性与非理性

       这本书的起点是本能到理性的进化，本能是非理性的、而任何制度设计都是经历而且没有一个制度是纯粹理性而能够排除任何本能因素的。用分析的视角去解释本能和理性的道路在哈耶克的眼里根本行不通。因此，哈耶克是反建构主义的，人类并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预言家，所以对某一制度的理性设计无法完美地规划人类的未来。否定纯粹理性，否定全知全能的人，藉由此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揭示了两种功利主义的弊端，在《致命的自负》解释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的确，这就是他与凯恩斯主义论战的主要武器。
       毫无疑问，哈耶克的立场是自由主义，一种在他看来相较凯恩斯主义更为合理的立场，相较社会主义更为实用的立场。然而正如理性脱离不了本能的存在，任何制度设计之中都不可避免的掺杂着这两种因素一样，自由主义本身亦无法避免建构。建构主义源于美国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主张在儿童的认知结构中，如果一个新的事物不能为儿童已有的知识体系所接纳吸收的话，它们便会改造自己的知识体系，以认识这一新事物，这便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诠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论证了前解释阶段的存在，借以说明主体－客体认知结构的不合理性，因为主体对客体进行认知之前，主体内部便存在一个原来的意识了。这样就使每一个读者心中都会有一个哈姆雷特成为必然。因此在认识论中，完全客观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从心理学上将，自由主义者在认知过程中便使用了建构的方法。而根据诠释学，建构主义者也无法得出完全脱离主观地“客观”的结论。所以不能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既说明了绝对理性的非理性，又说明了绝对非理性的非理性。理性这个词从诞生开始便携带了积极的意义，甚至，韦伯还专门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
       哈耶克是反对标签论的，但是自由主义这个名词的产生也使得他们自己难逃“标签身份”的厄运。其实，萨特也是反对“标签论”者的，他认为某些“偷懒的社会主义者”不会运用一种“逆溯”的方法，即把一切切为两大阵营，而否定殊相。
       封锁理性的进路可能带来的就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然而这些“主义们”在产生之处便无法脱离“建构”的程序，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经验层面和先验层面之间偏爱一者呢？
       更为可悲的是，哈耶克的理论被公知巧妙地利用了。其中一些人利用书中的哈耶克书中的阶段性结论来作为自己论证的大前提，接着便是论说社会主义与制度建构的种种不合理性。社会主义在哈耶克的理论中败于自身的那种建构性，而任何客体通往主体到达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过程中亦离不开建构的。他们中的某些用这些不证便想自明的大前提来推导自己的结论在理论层面是正确的，然而对政府权力的过渡限制可能会导致斯图尔特所说的把垄断地位让给市场的后果。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是市场自生之物，它在调控得时侯所依据得标准便是个体自身的优势或者劣势。然而这并不代表其优势一定是正当的。政府的准入至少从形而上学层面带来的是二元调控的均衡。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并不一定像理性一样，从诞生之日起便携带着完全积极的涵义。